汉唐两朝作为我国古代极具代表性的朝代，生存在当时的汉唐知识分子为社会繁荣和进步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通过研究汉唐两代的知识分子发现，两个朝代的知识分子表现出来的性格特点可谓是截然不同，借由本文我们从当时的社会环境分析汉唐知识分子形成个性差异的原因有着很多珍贵的收获。
通读《汉书·儒林传》、《后汉书·儒林列传》可知，汉朝知识分子的个性差异不大，他们具有儒家知识分子的典型个性特征———孝顺、廉洁、正直、尊师好学。
（一）孝顺
廉洁孝顺、廉洁是汉朝知识分子的主要个性特征。关于汉朝知识分子“孝顺”的文献记载不多，仅《后汉书·儒林列传》有如下记载：“孙期，家贫，事母至孝，牧豕于大泽中。”“伏恭，性孝，事所继母甚谨，少传黯学，以仕为郎。”文献中关于“举孝廉”的记载很多，孝廉是孝顺亲长、办事廉洁的意思。
礼仪之道
举孝廉是汉朝的一种由下向上推选人才为官的制度，孝廉是察举制的主要科目之一。孝顺、廉洁是官员选拔的衡量标准之一，知识分子凭孝廉举至中央后入郎署为郎官，承担宫廷宿卫，熟悉朝廷行政事务。然后经选拔，根据品第结果被任命不同职位。因此，汉朝知识分子能被举孝廉，说明他们有孝顺、廉洁的个性特征。如“孟喜，举孝廉为郎，曲台署长，病免，为丞相椽”，“周防，经明，举孝廉，拜郎中”，“包咸，举孝廉，除郎中”。
汉朝官员
关于汉朝知识分子廉洁个性特征的具体表现，《汉书·儒林传》和《后汉书·儒林列传》中有诸多记载。
如“欧阳生戒其子曰：‘我死，官属即送汝财物，慎母受。汝九卿儒者子孙，以廉洁著，可以自成。’”欧阳生告诫自己的儿子在他去世后不要接受官署的财物，他认为作为九卿儒者的子孙，以廉洁著称，可以自己取得成就。“孙堪，公正廉洁，俸禄不及妻子，皆以供宾客……”，“后北地太守廖信坐贪秽下狱，没入财产，显宗以信藏物班诸廉吏，唯泽及光禄勋孙堪、大司农常特蒙赐焉”。
孙堪公正廉洁，俸禄不给家用，都供应了宾客。北地太守廖信犯贪污罪被捕入狱，没收他的财产，显宗把廖信的赃物赐给廉洁的官吏，只有周泽及光禄勋孙堪、大司农常冲三人特蒙赏赐。“严彭祖，以高第入为左冯翊，迁太子太傅，廉直不事权贵”。
孝顺、廉洁是一种个性品质，也是一种美德，固然值得人们推崇，然而到了东汉时期，孝、廉却成为诸多知识分子伪装自己的工具，成为其谋求功名的手段。他们注重孝、廉的外在形式，却没有将这些观念落实到真正的行动上，出现虚伪问题。
（二）正直
汉朝知识分子有正义感，勇于直谏，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们凭着良心及对正义、美好的追求，捍卫儒家知识分子的形象和尊严。
汉朝知识分子的正义感在“不仕莽世”的事迹中得到充分体现。儒家知识分子强调忠君、家天下等理念，西汉末期的知识分子多不为王莽效力，可以看出他们对正义的追求，对不正之风的摈弃与远离。“及篆仕王莽为建新大尹，尝劝子建仕。对曰：‘吾有布衣之心，子有衮冕之志，各从所好，不亦善乎！道既乘矣，请从此辞。’”，崔篆出任王莽任建新大尹时，曾经劝孔子建出仕。子建以喜好不同为由，予以拒绝。“高诩，王莽篡位，父子称盲，逃走，不仕莽世”。王莽篡位，高诩父子二人假称眼睛瞎了而逃走，不做王莽的官。
剧照
汉朝知识分子不仅具有正义感，而且勇于直谏，不屈于权贵。据《汉书·儒林传》记载，窦太后崇尚道家学说，而辕固不畏权贵，勇敢地说出见解，否定《老子》，难能可贵。戴凭勇于直谏，光武帝颇为欣赏他，虽然有时他的言论激怒了圣上，但他依然不屈不挠，并认为“不能以尸伏谏，偷生苟活，诚惭圣朝”。
（三）尊师好学
汉朝知识分子多从事儒家经典的学习和研究，以《五经》为主要研习对象。《汉书·儒林传》、《后汉书·儒林列传》中反复出现“门徒数百人”，“教授数千人”，“著录千余人”，“门徒亦盛”等词汇，足见汉朝知识分子对经学的热爱及汉朝经学研究之发达。汉朝的经学研究门派甚多，由于汉朝知识分子注重师法和家法，各门各派都有自己的学术思想和门第要求。学有所成的大儒者们广收学子，乐于施教，在师生的共同努力下，各门各派的学说多发展和壮大起来。
后汉书
唐朝是一个开明、包容、开放的国度，唐朝知识分子个个生龙活虎、个性鲜明、敢作敢当，真实、鲜活。初唐时期的知识分子更是壮志满怀、积极向上，富有创造力、自信、豪放、高傲是唐朝知识分子的普遍个性特征。
（一）富有创造力
通读《新唐书·文艺传》，我们发现唐朝是一个诗的国度，唐朝知识分子喜欢并擅长吟诗作赋，他们的思维和眼界不再停留在儒家经典的学习、研究上，他们博采众长，充分吸收儒、道、佛思想的精华，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施展创作才华。
唐朝文学家
“畅饮甚欢”，“才思泉涌”，“奋笔疾书”、“画思入神”是唐朝知识分子的典型创作状态。《新唐书·文艺传》介绍了袁郎、谢偃、张昌宗、骆宾王、王勃、颜真卿、李观、王维、郑虔、李邕等唐朝知识分子的诸多创作成果，可谓硕果累累。例如，“谢偃，作赋，尝为《尘》、《影赋》二篇……偃缘帝指，名篇曰《述圣》……偃又献《惟皇诚德赋》，又撰《玉谍真纪》以劝封禅。时李百药工诗，而偃善赋，时人称‘李诗谢赋’”。
（二）自信
唐朝知识分子大多很自信，他们对自己的才能充满信心。据《新唐书·文艺传》记载，杜审言自认为才智高过苏味道，凭借自己的文章可以胜任衙官，并且认为自己的书法水平居王羲之之上，这无不表现了杜审言的超强自信。
杜甫
杜甫对自己的才能充满信心，他极力向圣上推荐自己，自称自己的才能比得上扬雄、枚皋。
“初，华（李华）作《含元殿赋》成，以示萧颖士，颖士曰：‘《景福》之上，《灵光》之下。’华文辞绵丽，少宏杰气，颖士健爽自肆，时谓不及颖士，而华自疑过之”。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李华也很自信，他认为自己作的赋要优于萧颖士。
杨炯像
“炯（杨炯）尝曰：‘吾愧在卢前，耻居王后’”，崔融与张说对杨炯的这句话进行了评论，崔融认为王勃的文章宏放，常人难以达到他的水平，而杨炯和卢照邻是可以和他媲美的。张说认为杨炯的文章优于卢照邻而不逊色于王勃，并猜测杨炯说自己耻居王勃之后是自信的表现，愧在卢照邻的前面是谦虚的表现。笔者认为，杨炯的这句话更体现了他的自信。《新唐书·文艺传》中关于唐朝知识分子自信的记载很多，限于篇幅，在此不一一陈述。
（三）豪放，高傲
唐朝知识分子普遍存在高傲、豪放的个性特征。这些知识分子多才华横溢，具有独立的知识和思想体系、价值标准和精神追求，他们不受既定思想或言论的禁锢和约束。以下是唐朝知识分子高傲、豪放个性特征的具体体现。“杜审言，恃才高，以傲世见疾”。
杜审言
杜审言的高傲在于他拥有出众的才华和异于常人的看待世界的眼光，他的世界观超出常人所能理解的范围。“甫（杜甫）旷放不自检，好论天下大事，高而不切……甫见之，或时不巾，而性褊傲诞”。杜甫的高傲和豪放是建立在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基础之上的，他胸怀天下，关心时事，希望施展自己的政治才能，建功立业，可他始终没有得到统治阶级的肯定。“万顷敏文辞，然放达不治细检，无儒者风”。
元万顷性格豪放、豁达，不拘小节，没有典型儒者的风范，然而他这样的性格反而更显真实和自然。“邕（李邕）少习文章，疾恶如仇，不容于众，邪佞切齿，诸儒侧目……邕资豪放，不能治细行……”李邕同样是豪放、不拘小节之人，他的言行举止令众多儒者所不容，他也因为这样的性格而被人陷害。
李白
“然喜纵横术，击剑，为任侠，轻财重施……白（李白）自知不为亲近所容，益骜放不自脩，与知章、李适之、汝阳王璡、崔宗之、苏晋、张旭、焦遂为‘酒八仙人’。恳求还山，帝赐金放还。白浮游四方，尝乘舟与崔宗之自采石至金陵，著宫锦袍坐舟中，旁若无人”。这段关于李白的描述，将他豪放、高傲、追求逍遥自在的个性特征表现得淋漓尽致。“张旭，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笔，或以头濡墨而书，既醒自视，以为神，不可复得也，世呼‘张颠’”。张旭豪放的个性特征在他嗜酒醉、酒后展露无遗。
张旭
二、汉唐知识分子个性差异形成的原因
性格是十分复杂的心理结构，它的任何特征都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也不只是受一种因素影响形成的。影响性格形成的因素很多，诸如遗传因素、家庭因素、学校教育、社会环境、自身成熟等。通读《汉书·儒林传》、《后汉书·儒林列传》和《新唐书·文艺传》，所以 我认为汉唐知识分子各自所处的社会环境是造成他们个性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
汉初在政治上实行“无为而治”、“休养生息”的政策；在文化教育方面，解除了各种学派的钳制，各家学说重新得到了自由发展的机会，儒学从仅存的一线生机中慢慢复苏过来。实行“无为而治”，使汉初的经济从战乱中得以复苏，人民得到“休养生息”。
董仲舒
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统一意志和思想，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三大文教政策，以儒学作为政治指导思想，专立五经博士，开设太学并完善察举制度。与此同时，汉朝的地方官学和私学蓬勃发展起来了。自此以后，对儒家经典的研究和学习便开始兴盛，学习儒经成为入仕的重要途径。
汉朝知识分子从小接受儒家思想的教育，受各种经书的熏陶和师父的教导，逐渐将儒家思想、学说内化为内在的品德与修养，他们读经读出了汉朝知识分子的气象———孝顺、廉洁、正直、尊师爱师是他们的共同个性特征。
从东汉末经魏晋南北朝到隋唐统一之前，中国长期分裂动荡，各民族大迁徙、大融合。就在这个时期，江南地区的开发、中原文化和长江流域文化的融合，各民族间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使唐朝人的精神文化建立在一个较秦汉时期内涵要繁富得多的背景之上。
魏晋南北朝
唐朝儒、道并存，唐朝统治阶级对儒、道及其他各派采取兼包并容的政策，思想文化领域没有以谁独尊的情况，这就形成了当时儒道互补的精神构架，使唐朝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活处在相对自由活跃的状态下，可以多方面吸收，自由发展，因而唐朝知识分子精神活动的天地是广阔的，精神生活内容空前丰富。在这样相对宽松、自由的社会环境下，唐朝知识分子能施展自己的才华，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释放自己的情感。
参考文献：
《汉书》
《后汉书》
《新唐书》
《秦汉官制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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