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老师这个职业从来不缺关注度。什么“弑师”案件啦、什么“体罚视频”啦,总能引起大家的热烈而短暂的讨论。
作为一名老师,总是劳烦全国网民操心,我的感觉很复杂。
老师最大的职业病就是“好为人师”,但是奇怪的是,在“怎样当老师”这件事上,我却总能受到学校、教育局甚至全中国网民的指导,而且经常受益匪浅。
对于这些关注和指导,除了感恩,我不敢有任何异议。
我突然想起,早在2500多年前的雅典,也有一群老师,他们的学养远在我之上,但他们仍然受到指责和诋毁,甚至到现在都背着恶名。想到这些,我就宽心多了——原来老师自古以来就是这副德行(或者说,人类自古以来就是这幅德行)。
这群混得很惨的老师被称作“智者”,他们形成了一个哲学派别——“智者学派”。我们今天就讲讲智者学派是怎样形成的。首先讲一讲他们作为老师的事情,然后再讲他们作为哲学家的事情。
很久以前,古希腊的城邦国家就建立了民主政治(典型如雅典),只不过是比较粗糙的直接民主,这就意味着每个人都有机会直接参政议政或参与官职竞选。
作为一个雅典人,要想在公民大会的争吵中脱颖而出,就必须具有舌战群儒的辩论术和逻辑清晰的思维;要想当选执政官,就更需要有专业的演说技能。于是雄辩术和修辞学就成为当时雅典的热门专业。
既然社会需求很旺盛,那么当然就会有人瞄准这个市场提供相应的培训服务,于是就出现了一群以教授雄辩术和修辞学为生的老师。这些老师个个才思敏捷、口若悬河,给人一种很博学的印象。这些学术明星迅速收获了一大批粉丝,为表示对偶像的尊崇,粉丝们将当时最博学的尊称——“智者”冠在了他们头上。
树大必然招风,这些名利双收的“智者”们很快就迎来了铺天盖地的批评甚至诋毁。
其中一位重量级的人物就是苏格拉底,他曾尖刻地说智者是一群“批发或零售灵魂食量的掮客”。由于他和智者是同时代人,所以当时很多人误以为苏格拉底也是智者学派的一员。每次遇见这种状况,苏格拉底都要极力澄清,以与后者划清界限,于是自称“爱智者”而非“智者”。作为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尤其痛恨智者,他认为法庭之所以处死他老师,都是因为大家误以为苏格拉底是智者,智者的污名是苏格拉底的重要死因。
总结起来,智者引来脏水的由头无非两个。这第一个确实跟他们自身有关系:他们是一群教授辩论术和修辞学的人,也就是说他们是教人怎么说服大家、煽动大家甚至蛊惑大家的人。总之,他们的职责是教人怎样说话,至于所说的内容是不是真理,甚至说话人自己是否认同,这些是无关紧要的——他们是按照政客的标准而不是按照哲学家的标准去培养人的,苏格拉底不喜欢智者,主要就冲这一点。一个国家如果遍布投机钻营的政客,这绝不是一件好事,所以大家埋怨培养政客的智者也就顺理成章了。
可是冷静想一想,造成政客遍布的罪魁祸首是雅典的民主制度还是智者?如果这些智者始终秉持知识分子的道义底线,不去从事这种工作,是不是就没有这些政客呢?
苏格拉底
第二个由头就是收取学费的问题,哲学本来就属于“不打粮食”的活计,古希腊哲学家们大多是生活优渥的奴隶主,他们从事学术纯粹是出于爱好,本来就不打算凭这个赚钱,反过来,如果有人有偿授课,收取学费,这就是对学术的侮辱,而智者恰恰犯了这个大忌。
这种观点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当然是行不通的。但是现在仍然不乏一些非蠢即坏的人,他们认为老师不应该太纠结工资和奖金的事情,否则就侮辱了“灵魂工程师”的高尚称号,一旦一个老师跟他谈起了钱,他就会很反感。
实在不好意思得很,老师也是凡人,他们就算忙得没有了七情六欲,可是他们还有孩子和老人要养活的,他们的辛勤劳动也需要得到回报和认可。一些不是老师的人都可以名正言顺地搞知识付费,老师却没有权利谈同工同酬。请问这是什么狗屁道理?
谁再瞎逼逼就吃我一顿戒尺
聊完了作为老师的事情,我们接下来讲他们作为哲学家的事情。
我先打两个比方。
第一个比方:我们现在刚刚经历了一学期紧张的学习,尤其是经历了地狱般的期末考试。当最后一场考试结束铃响后,走出考场的你是什么感觉?肯定是一种如蒙大赦、重见天日的感觉。那个时候你一定只想回家,舒舒服服地窝在被窝里睡上几天,或者躺在沙发上什么也不干,大脑一片空白。什么思修、什么四级、什么寒假作业,都去他的吧,老子只想安静地做一个废物。
第二个比方:当我们围绕着一个问题众说纷纭,但却谁都说不服别人,每一个人的答案都看似有道理但都或多或少存在漏洞。大家被这个问题折磨得精疲力尽,终于开始厌烦了。这个时候总会有人开始怀疑这个问题本身是不是出了问题。于是我们的任务就会由“给这个问题找答案”变成“给这个问题挑毛病”。
这两个情境就是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哲学的状况。而智者就是长时间高强度思考的一次休息,也是对哲学问题另一个角度的尝试。
至少从公元前7世纪开始,古希腊哲学家们就开始思考一个非常深奥而且几乎无解的问题——“世界从哪里来?”(即世界的本原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到智者的时代为止,哲学家们争论了两百多年。这些哲学家们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思路:一种叫自然哲学,他们试图找到宇宙在时间上的开端,即万物形成之初的基本构成元素(就像我国的“五行学说”);另一种叫形而上学,他们试图找到宇宙在逻辑上的开端,即所有事物背后的共同本质或原则。虽然思路不同,但这两派都不容置疑地公认世界有一个客观的、唯一的本原,等着我们去发现它。
可是正如上文所说,这个问题争论了一百多年,还是没有丝毫的进展,很多学说被提出来,旋即又被彻底推翻,人们不得不一次又一次从零开始思考它。
到最后哲学家们终于烦了:去他的!老子不玩了!世界的本原关我什么事,人生苦短,我只想舒舒服服过完这一生。
这是作者
请注意,以上这句话可不是一句简单的牢骚,它隐含着一个巨大的哲学转向。它预示着人类关注世界的眼光开始收回,逐渐将注意力转移到自己的身上。我们开始发现:相比于世界的真相,自己的感受或许更值得关注。这种态度对应我刚才打的第一个比方。
如果我们先不着急回答这个世界本原的问题,而是重新审视它自身的话,我们会很容易发现它的毛病。
我们刚才也说了不管是自然哲学还是形而上学,这两个思路的哲学家们都公认世界是有一个客观本原的。可问题是,世界凭什么就必须有一个客观的、唯一的本原呢?就算有,凭什么人类就一定有能力认识到它呢?这是哲学家们理论的前提,可是他们从来没有想过,这个前提是需要论证的!如果回答不了这两个灵魂拷问,那么世界本原的问题本身就是有问题的,或者说它是个伪问题!既然是个伪问题,我们就没必要费尽心思找答案了,这个问题迎刃而解啦啦啦……这对应的是我刚才打的第二个比方。
智者学派就这样很“机智”地解决了困扰哲学家们两百多年的问题。同时变相的宣告以前的哲学家都白活了:他们为了一个问题忙碌了一生甚至骄傲了一生,可是到头来,有人说这个问题是个伪问题,它没有意义!
或许这才是智者学派被攻击的根本原因。
他们这种敢于质疑传统的思想被称为“怀疑主义”,这就人类哲学史上迎来的第一次(当然不是最后一次)怀疑主义浪潮。
纵观人类思想史,每次怀疑主义席卷知识界,都会带来一场大灾难:传统的知识体系面临学科危机,甚至被彻底推翻;很多以前奉为圭臬的原理和常识被质疑。对此,人们的第一反应当然是迁怒于这些不速之客,所以怀疑主义者们的命运就必然很悲惨了。
但是,就像尼罗河的洪水一样,周期性的爆发固然会给沿岸带来破坏——冲毁人们苦心经营的庄稼地和生活多年的家园。不过等到洪水退去,它却给我们留下了再次繁荣的沃土。
每次怀疑主义的冲击都无一例外地引起学术界的恐慌,但同样无一例外的是,它给我们的启发往往不少于它带来的破坏。而且为了对抗怀疑主义,人们不得不将自己的思想重新打理一番,这样一来就会产生很多更深刻的创造。智者学派以后,古希腊迎来了哲学发展的黄金时期: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第欧根尼等人接踵而至,这绝不是巧合。
智者学派就是这样一群老师,他们为哲学的发展作了巨大的贡献,但却不得不忍受同行的排挤;他们只是想凭自己的能力挣点辛苦钱,但却不得不背负人们的道德绑架。
人类的历史大抵如此。
综上所述,请善待身边的老师,特别是有思想的老师,比如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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