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老师这个职业从来不缺关注度。什么“弑师”案件啦、什么“体罚视频”啦，总能引起大家的热烈而短暂的讨论。
作为一名老师，总是劳烦全国网民操心，我的感觉很复杂。
老师最大的职业病就是“好为人师”，但是奇怪的是，在“怎样当老师”这件事上，我却总能受到学校、教育局甚至全中国网民的指导，而且经常受益匪浅。
对于这些关注和指导，除了感恩，我不敢有任何异议。
我突然想起，早在2500多年前的雅典，也有一群老师，他们的学养远在我之上，但他们仍然受到指责和诋毁，甚至到现在都背着恶名。想到这些，我就宽心多了——原来老师自古以来就是这副德行（或者说，人类自古以来就是这幅德行）。
这群混得很惨的老师被称作“智者”，他们形成了一个哲学派别——“智者学派”。我们今天就讲讲智者学派是怎样形成的。首先讲一讲他们作为老师的事情，然后再讲他们作为哲学家的事情。
很久以前，古希腊的城邦国家就建立了民主政治（典型如雅典），只不过是比较粗糙的直接民主，这就意味着每个人都有机会直接参政议政或参与官职竞选。
作为一个雅典人，要想在公民大会的争吵中脱颖而出，就必须具有舌战群儒的辩论术和逻辑清晰的思维；要想当选执政官，就更需要有专业的演说技能。于是雄辩术和修辞学就成为当时雅典的热门专业。
既然社会需求很旺盛，那么当然就会有人瞄准这个市场提供相应的培训服务，于是就出现了一群以教授雄辩术和修辞学为生的老师。这些老师个个才思敏捷、口若悬河，给人一种很博学的印象。这些学术明星迅速收获了一大批粉丝，为表示对偶像的尊崇，粉丝们将当时最博学的尊称——“智者”冠在了他们头上。
树大必然招风，这些名利双收的“智者”们很快就迎来了铺天盖地的批评甚至诋毁。
其中一位重量级的人物就是苏格拉底，他曾尖刻地说智者是一群“批发或零售灵魂食量的掮客”。由于他和智者是同时代人，所以当时很多人误以为苏格拉底也是智者学派的一员。每次遇见这种状况，苏格拉底都要极力澄清，以与后者划清界限，于是自称“爱智者”而非“智者”。作为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尤其痛恨智者，他认为法庭之所以处死他老师，都是因为大家误以为苏格拉底是智者，智者的污名是苏格拉底的重要死因。
总结起来，智者引来脏水的由头无非两个。这第一个确实跟他们自身有关系：他们是一群教授辩论术和修辞学的人，也就是说他们是教人怎么说服大家、煽动大家甚至蛊惑大家的人。总之，他们的职责是教人怎样说话，至于所说的内容是不是真理，甚至说话人自己是否认同，这些是无关紧要的——他们是按照政客的标准而不是按照哲学家的标准去培养人的，苏格拉底不喜欢智者，主要就冲这一点。一个国家如果遍布投机钻营的政客，这绝不是一件好事，所以大家埋怨培养政客的智者也就顺理成章了。
可是冷静想一想，造成政客遍布的罪魁祸首是雅典的民主制度还是智者？如果这些智者始终秉持知识分子的道义底线，不去从事这种工作，是不是就没有这些政客呢？
苏格拉底
第二个由头就是收取学费的问题，哲学本来就属于“不打粮食”的活计，古希腊哲学家们大多是生活优渥的奴隶主，他们从事学术纯粹是出于爱好，本来就不打算凭这个赚钱，反过来，如果有人有偿授课，收取学费，这就是对学术的侮辱，而智者恰恰犯了这个大忌。
这种观点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当然是行不通的。但是现在仍然不乏一些非蠢即坏的人，他们认为老师不应该太纠结工资和奖金的事情，否则就侮辱了“灵魂工程师”的高尚称号，一旦一个老师跟他谈起了钱，他就会很反感。
实在不好意思得很，老师也是凡人，他们就算忙得没有了七情六欲，可是他们还有孩子和老人要养活的，他们的辛勤劳动也需要得到回报和认可。一些不是老师的人都可以名正言顺地搞知识付费，老师却没有权利谈同工同酬。请问这是什么狗屁道理？
谁再瞎逼逼就吃我一顿戒尺
聊完了作为老师的事情，我们接下来讲他们作为哲学家的事情。
我先打两个比方。
第一个比方：我们现在刚刚经历了一学期紧张的学习，尤其是经历了地狱般的期末考试。当最后一场考试结束铃响后，走出考场的你是什么感觉？肯定是一种如蒙大赦、重见天日的感觉。那个时候你一定只想回家，舒舒服服地窝在被窝里睡上几天，或者躺在沙发上什么也不干，大脑一片空白。什么思修、什么四级、什么寒假作业，都去他的吧，老子只想安静地做一个废物。
第二个比方：当我们围绕着一个问题众说纷纭，但却谁都说不服别人，每一个人的答案都看似有道理但都或多或少存在漏洞。大家被这个问题折磨得精疲力尽，终于开始厌烦了。这个时候总会有人开始怀疑这个问题本身是不是出了问题。于是我们的任务就会由“给这个问题找答案”变成“给这个问题挑毛病”。
这两个情境就是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哲学的状况。而智者就是长时间高强度思考的一次休息，也是对哲学问题另一个角度的尝试。
至少从公元前7世纪开始，古希腊哲学家们就开始思考一个非常深奥而且几乎无解的问题——“世界从哪里来？”（即世界的本原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到智者的时代为止，哲学家们争论了两百多年。这些哲学家们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思路：一种叫自然哲学，他们试图找到宇宙在时间上的开端，即万物形成之初的基本构成元素（就像我国的“五行学说”）；另一种叫形而上学，他们试图找到宇宙在逻辑上的开端，即所有事物背后的共同本质或原则。虽然思路不同，但这两派都不容置疑地公认世界有一个客观的、唯一的本原，等着我们去发现它。
可是正如上文所说，这个问题争论了一百多年，还是没有丝毫的进展，很多学说被提出来，旋即又被彻底推翻，人们不得不一次又一次从零开始思考它。
到最后哲学家们终于烦了：去他的！老子不玩了！世界的本原关我什么事，人生苦短，我只想舒舒服服过完这一生。
这是作者
请注意，以上这句话可不是一句简单的牢骚，它隐含着一个巨大的哲学转向。它预示着人类关注世界的眼光开始收回，逐渐将注意力转移到自己的身上。我们开始发现：相比于世界的真相，自己的感受或许更值得关注。这种态度对应我刚才打的第一个比方。
如果我们先不着急回答这个世界本原的问题，而是重新审视它自身的话，我们会很容易发现它的毛病。
我们刚才也说了不管是自然哲学还是形而上学，这两个思路的哲学家们都公认世界是有一个客观本原的。可问题是，世界凭什么就必须有一个客观的、唯一的本原呢？就算有，凭什么人类就一定有能力认识到它呢？这是哲学家们理论的前提，可是他们从来没有想过，这个前提是需要论证的！如果回答不了这两个灵魂拷问，那么世界本原的问题本身就是有问题的，或者说它是个伪问题！既然是个伪问题，我们就没必要费尽心思找答案了，这个问题迎刃而解啦啦啦……这对应的是我刚才打的第二个比方。
智者学派就这样很“机智”地解决了困扰哲学家们两百多年的问题。同时变相的宣告以前的哲学家都白活了：他们为了一个问题忙碌了一生甚至骄傲了一生，可是到头来，有人说这个问题是个伪问题，它没有意义！
或许这才是智者学派被攻击的根本原因。
他们这种敢于质疑传统的思想被称为“怀疑主义”，这就人类哲学史上迎来的第一次（当然不是最后一次）怀疑主义浪潮。
纵观人类思想史，每次怀疑主义席卷知识界，都会带来一场大灾难：传统的知识体系面临学科危机，甚至被彻底推翻；很多以前奉为圭臬的原理和常识被质疑。对此，人们的第一反应当然是迁怒于这些不速之客，所以怀疑主义者们的命运就必然很悲惨了。
但是，就像尼罗河的洪水一样，周期性的爆发固然会给沿岸带来破坏——冲毁人们苦心经营的庄稼地和生活多年的家园。不过等到洪水退去，它却给我们留下了再次繁荣的沃土。
每次怀疑主义的冲击都无一例外地引起学术界的恐慌，但同样无一例外的是，它给我们的启发往往不少于它带来的破坏。而且为了对抗怀疑主义，人们不得不将自己的思想重新打理一番，这样一来就会产生很多更深刻的创造。智者学派以后，古希腊迎来了哲学发展的黄金时期：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第欧根尼等人接踵而至，这绝不是巧合。
智者学派就是这样一群老师，他们为哲学的发展作了巨大的贡献，但却不得不忍受同行的排挤；他们只是想凭自己的能力挣点辛苦钱，但却不得不背负人们的道德绑架。
人类的历史大抵如此。
综上所述，请善待身边的老师，特别是有思想的老师，比如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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