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唐文学是在浓郁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展开的，从咏史、怀古诗的大量出现，再到时间、生命乃至功名意识的加强等，无一不存有社会历史的印记，加之受当时的文化风气的影响，初唐诗人在创作时极具时代特色，这不仅体现在诗歌题材、声律、辞采方面，而且在用《世说新语》典故方面也有着不一样的风格特征。
纵观整个初唐时期，诗人使用《世说新语》典故有着哪些深刻的因素，本文将对此进行简单分析。
初唐时期，国力逐渐复苏，帝王思想较为开放，这一时期对隋朝的科举制度有了进一步的继承和完善，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皇权的进一步强化与门阀贵族世袭的不良风气，但仍然存在门第观念。
初唐时期的科举制度为想要入仕为官的文人扩展了追求功名、实现理想的途径，增强了入仕信心，激发了他们建功立事、立身扬名的热情。但由于朝廷建立之初期的社会制度还不完善，使得残存的门第观念限制了一部分士人入仕晋升的机会，如初唐四杰，他们始终名大而官小，仕途坎坷，起起落落，但却又不甘心隐居遁世，胸中的不平之气油然而生，以致于他们的部分诗歌流露着悲慨哀痛之情。
这也正是他们偏爱使用《世说新语》中'竹林七贤'、'玉山倾颓'、'习家池'等典故的原因。也可以说，在当时这些名士因社会形势所迫，空负才华，却郁郁不得志。为了逃避现实，他们借酒消愁，以诗咏志，以此来抒发胸中的不快和对当时社会的不满。这些正是初唐诗人对魏晋风度的赞扬与传承，骆宾王就是最鲜明的例子。
唐初，掀起了'修史'大潮，据《唐会要》记载，从高祖开始，大约百年的时间，有 67 人之多参与修史工作，其中还不包括参与修史的帝王与后妃。可见初唐对修史极为重视，尤其唐太宗对历史的重视与兴趣可以说是前无古人。
帝王对历史的重视，增强了初唐诗人的历史意识，这种历史意识侵染着整个初唐时期的文学，表现在诗歌中则是'援史为例'，将历史化作现实的隐喻以此来强化自己对政治的认识和对仕途的渴求，往往带有前瞻性。
帝王强调修史，士人、文人则重视读史、论史，在此过程中必然会掌握大量的名人轶事及其言谈风尚，这些也是典源之所在，文人在创作时会有意无意的将它们运用到诗作当中，咏史、怀古类题材的诗歌多用此类典故。诗人将咏史、怀古与个体生命紧密联系在一起，或是咏叹身世，或是抒写抱负，亦或是感慨遭遇。
如卢照邻的《咏史四首》，分别吟咏了四位汉代的著名历史人物：季布、郭林宗、郑泰、朱云，他们绝非等闲之辈，都是正气凛然永葆生气之人，故而卢照邻有诗句曰：'凛凛千载下，穆然怀清风'，借用《世说新语˙品藻》中的语典，既吟咏历史，又抒写怀抱。
历代文人皆对魏晋南北朝时期仪容、风度尚佳之人有赞扬倾慕之意，初唐也不乏这样的诗人，他们对像乐广那般风神朗澈之人、许询那般善谈玄理之人等赞叹不已，因而在酬唱赠答诗、惜别送别诗中频频使用'披云乐镜'、'芝兰玉树'。
初唐诗人用典《世说新语》等典故，一则赞叹友人风采卓然，二则为有这样的友人而高兴不已，三则为他们的遭遇感慨万分。可见，魏晋风度对初唐诗人的影响之深广。
总之，不完善的社会制度带来的'不公平'以及初唐帝王对'修史'的重视，催促初唐诗人借以用典来抒发自己心中不快，对有相同经历的先贤名士有莫名的'亲切感'。至于魏晋时期寒门出生的文人，他们孜孜以求，以文籍学业为进身之资，他们当中有不少被赏识而成功的，如乐广、张华、山涛等人，他们大多风采卓然，这也正是初唐诗人以他们的风采来要求自己的原因，希企有同样的机遇，以此被赏识。
初唐时期，用典成为普遍现象，崇尚用典已经成为初唐时期的文坛风气，尤其贞观时期，出现了大批围绕在唐太宗身边的宫廷诗人，他们共同追求诗歌的华丽典雅，多作应制奉和、咏物之作，这些诗歌典故堆砌、辞藻华丽。
加之初唐时期帝王强调编纂儒家典籍及类书，如《艺文类聚》、《文思博要》等，使得初唐时期的类书形式也发生了变化，它们不仅征事，而且博采诗文，以类相从，并且每一事类都有'事对'和辞赋作品，方便了诗人检索典故事类，也方便诗人仿写优美词句，进一步的影响了当时文人的创作，众多以类分咏的咏物诗出现在初唐诗坛。
诗人所吟咏的对象，皆在《艺文类聚》等类书的范围之内，可见类书的编修深刻的影响着文人的创作。但咏物题材的诗作大多内容单一，发挥空间有限，若想引人注目，必然会在使用典故方面下功夫，甚至有部分诗将典故堆砌在诗歌中，甚是繁缛。
可见，很多咏物诗并不是以物咏物，而是相关典故的组合诗，李峤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他的咏物诗大量的使用了《世说新语》中的典故，以隶事用典的方式切题。
另外，初唐时期帝王要求修史，让初唐的文化氛围发生了变化，初唐人笃好历史的热情前所有，'史'在初唐文人心中有着神圣不可动摇的地位，强烈的历史意识侵染着初唐文学，使得大量咏史怀古题材的文学作品相继问世。
就诗词而言，不管是歌颂新王朝的诗歌，还是讽喻政治，亦或是忧愁慨叹，都将政治与个人经历糅合在一起，加之使用典故，使得咏史怀古题材的诗歌进一步增强了'以史为鉴'的意识。
《世说新语》主要记载了汉末魏晋名人隐士的逸闻轶事、举止行为、言谈风尚，内容涵盖社会、政治、经济、文学、思想等诸多方面，因包罗万象，涉及广泛，故也被初唐文人所引用。
这一时期的散文创作与其后的盛唐、中唐、晚唐之散文创作相比，也自有其成就及特色。不管是文学性散文、还是非文学性散文，都乐于使用《世说新语》典故，就最为著名的王勃《滕王阁序》来说，大量隶事用典使其集聚叙事、议论、抒情于一身。它不仅用典数量极大，而且用典类型相当丰富。
如'台隍枕夷夏之交，宾主尽东南之美'，其中'东南之美'即是出自《世说新语˙言语》：'会稽贺生，体识清远，言行以礼，不徒东南之美，实为海内之秀'，此典专指东南地区的杰出人才；'望长安于日下，目吴会于云间'此句连用两个《世说新语》典故'长安日下'、'云间陆生'；'阮籍猖狂，岂效穷途之哭！'句则反用'阮籍途穷'典故，来说明自己绝对不会像阮籍那样疯疯癫癫地穷途痛哭；'非谢家之宝树'所用'芝兰玉树'出典与《世说新语˙言语》，以此来比喻优秀的子弟。王勃用'望长安于日下，目吴会于云间'句，表达自己仕途困顿、远离朝堂，但仍然希望自己能被朝廷重新启用，后用'阮籍猖狂，岂效穷途之哭！'来表现自己仍然怀着一颗积极进取之心。
这 5 条《世说新语》典故足以表明王勃的人生理想及个人品格。可见《世说新语》典故不仅运用在诗歌中，散文中也不少。
初唐时期文人用典成风，且他们的历史意识增强，形成其独特的文化风气，加之前文提及的初唐社会历史情状与文人的遭遇，进一步催促着初唐诗人使用《世说新语》典故。从他们偏爱使用的赞美人物风情、赞颂容貌神情娇好、表现纵情适性精神类典故，进一步体现出了初唐诗人对魏晋名士的思慕和追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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