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王国维词学研究的地位，或主传统词学的终结者，或主现代词学的奠基者。我在拙著《晚清民初词学思想建构》中主张梁启超是传统词学的终结者。此后邓乔彬先生多次谈到：“而他将梁启超的论词思想视做传统词体观的终结，虽作‘体’的限定，而实际上是否定了我将王国维作为传统词学终结与新变的意见，虽说梁之说多在于‘外’，而王说才入于‘内’，但就现代性而言，梁似乎更在王之上，更应具有‘终结与新变’的资格。”这里先交待我对这个问题思考的前提：王、梁两位词学思想都具有传统词学的终结与新变的特点，但诚如邓先生指出的当两人比较时，梁氏论词更具有现代性，也即更宜于称为传统词学的终结者。而王氏论词之“新”并非是背离传统词学，而是恰恰在回归词学传统的用心下展开的，因此他不是传统词学的终结者，反而可以说是一种“发扬”，由此方能更深刻地认识王国维词学研究体现的审美现代性的特点。
王国维雕像
首先，如何客观认识王氏学术新旧结合的特点，是我们分析王氏词学与传统词学关系的前提。“不屈旧以就新，亦不绌新以从旧”，即以客观事实为准的，用科学方法而取舍。这是公认的王氏治学的总体特点。但王氏一生学术趣味始终在变，且呈现出由新趋旧的取向，因此面对王氏，当有一个“治学时期”的观念。此为讨论王氏词学思想性质的一个前提。那么词学研究时期，他对待中西、传统与现代的用心如何？1905年正月上旬，他在《论近年之学术界》中说中国古代学术的发展乃是“外界之势力之影响于学术岂不大哉”，如“自汉以后……儒家唯以抱残守缺为事”，而“佛教之东，适值吾国思想凋敝之后，当此之时学者见之如饥者之得食，渴者之得饮”，至“自宋以后至本朝，思想之停滞略同于两汉，至今日而第二之佛教又见告矣，西洋之思想是也”。
纪念王国维
由此王氏在反对抱残守缺，当破中外之见，毋以为政论之手段，强调外来学术影响的同时，更突出了中国学术自强的用心。他不是西化，而是中国化。因此“（外来之思想）即令一时输入，非与我中国固有之思想相化绝不能保其势力”，这才是王氏学术之独立思想以及中国学术庶可有发达之日的基本前提。王氏正是基于如此心态，由哲学转文学研究的。因此与那些抱残守缺者明显不同，他极为注重新思想、新学语的输入1905年2月下旬在《论新学语之输入》中，特别从“中西国民之性质各有所特长，其思想所造之处各异”角度指出，我国人特质为实际、通俗，所长在于实践方面，以具体的为满足，而西洋人特质在思辨、科学、长于抽象而精于分类等，于是“我中国有辩论而无名学，有文学而无文法”。
王国维和他的朋友
故文学研究当注重吸收西洋人的优点，尤其表现为新思想、新学语的输入因为“言语者思想之代表也，故新思想之输入即新言语输入之意味也。十年以前西洋学术之输入限于形而下之学方面，故虽有新字新语，于文学上尚未有显著之影响也，数年以来形而上之学渐入于中国……处今日而讲学已有不能不增新语之势”由此我们明白了王氏此时期文学研究的中西结合特点，但他仍然是在中国学术传统自身强大的认同感中实践的，他对西洋新思想、新学语的吸收，如同汉代后中国学术对佛教新思想、学语的消化一样，而不是西化，也不是简单地超越中西、新旧之外的所谓的学术独立。因此我们对王氏的有些话就要多一个心眼。《人间词话》发表后的1911年、1914年王氏各有《国学丛刊》序。
王国维纪念展
其第二序说到：“学之义不明于天下久矣。今之言学者，有新、旧之争，有中、西之争，有有用之学与无用之学之争。余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即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事无大小、无远近，苟思之得其真，纪之得其实，极其会归，皆有裨于人类之生存福祉”。此时，氏无论旧学、新学，中学、西学，还是有用、无用之学都做出了一定成就，且在新旧结合、中西融通上也是当时最突出者之一，故而有斯言。同时此说也延续了他治学要探求宇宙之真理的一贯用心，亦始终建立在中国学术传统发展规律的认同心理之上，也是对当时治学视野的一种针对性说法。
王国维和他的朋友
这是我们理解王氏治学用心时十分关键的前提。于是我们确实看到了王氏在介绍新思想、新学语上的积极努力。且有一点为大多数人所忽视，即王氏其实是中国近现代一个重要的翻译家。通过翻译介绍外来学术，又通过翻译影响自己的学术思想。这是近现代学术大师治学的普遍现象，在王氏学术研究上的表现亦十分突出。有学者曾对此做过专门的缕述和评论。尽管王氏在文学方面没有译著，但“从他的文论等论著中，可以看到他对西方的文学史、文艺思想是很熟悉的，他的文论所以成就和影响都大，正是因为贯入了西方资产阶级的哲学、美学理论”，王氏“文学上的精力功夫全用在独立的创作、研究上，使得他在文学上的成就、影响超过哲学、伦理学、心理学、教育学等方面”。
王氏文学意境
同时王氏早期研究康德、叔本华除了他“体素羸弱，性复忧郁”，“人生悲观”思想等主观原因外，一个偏向客观的原因即是“王国维治哲学首先受日本学术界影响，而日本学术界流行的就是新康德学派，王国维所译的《哲学概论》等即为新康德派之类的著作，这是王国维攻治哲学重点于康德、叔本华哲学的一个原因”。王氏的翻译工作几乎贯穿其学术一生，然即便如此，也是建立在他对中国传统学术发展规律的认同心理上。他不是要终结中国学术传统，而是要基于中国学术壮大规律而延续其发展。这个心迹突出表现为由新趋旧的运动态势，即由主要介绍西方哲学，经过落实到中国旧文学研究中的中西结合，到专力古史考据的传统治学模式。因此王氏的文学研究时期，其延续中国学术传统的用心正处于越来越明显强化的阶段。
王氏文学意境
王氏文学研究大约集中在1902年至1911年这不到十年时期，其中第一组以《红楼梦评论》为代表的突出西方哲学、美学的论述视野的文章，呈现以新释旧的机械思致；第二组以《人间词话》为代表的逐渐强化旧文学批评特点的文章，呈现旧中出新的消化思致；第三组以《宋元戏曲考》为代表的强调旧学考据特点的文章，理论基本延续词学时期的思想，呈现新减旧涨的回归思致。由此我们知道了王氏词学研究性质的复杂性，以及具有的新旧学者皆乐意阅读的文本特点，但一个显著的发展旧学而非终结的治学用心是十分清楚的。这是我们判断王氏词学不是传统词学终结的有关学术态度的前提。尽管此时王氏在消化西方学术的程度上增强了，但也正反映了随着对新学认识的透彻，更激起旧学研究的自觉性，也印证了王氏关于中国传统学术发展中消化规律的认同。
王氏文学意境
其次，讨论王氏词学研究尤其是《人间词话》与传统学术特别是传统词学的关系，将有助于证明上述观点。我们基本的思想是，王氏词学研究确实体现词学思想的新变，但更反映出他延续、发展传统词学的用心，而不是终结。应该说，王氏针对传统词学的评论思致是十分清楚的。王镇坤说：“夫考先生之严屏南宋者，实有其苦心在。词自明代中衰，以至清而复兴。清初朱（竹垞）厉（樊榭）倡浙派，重清虚骚雅而崇姜、张。嘉庆时张皋文立常州派，以有寄托尊词体而崇碧山。晚清王半塘、朱古微诸老，则又倡学梦窗，推为极则。有清一代，词风盖为南宋所笼罩，卒之学姜、张者流于浮滑学梦窗者流于晦涩。晚近风气注重声律，反以意境为次要往往堆垛故实，装点字面，几如铜墙铁壁，密不透风……先生目击其弊，于是倡境界之说以廓清之。《人间词话》乃对症发药之论也。”
王氏文学意境
如《人间词话删稿》说，“固哉，皋文之为词也”，“介存《词辨》所选词，颇多不当人意”，“近人弃周鼎而宝康瓠”等，皆可看出。对此，像人们所熟知的“词话”写作形式，即王氏在文学研究中由现代阐释性论文向古典感悟式著作方式转变；词学研究中一系列话题虽有西方学理依据，但更是传统文学批评固有命题的特点等，此处不再讨论，而只说些大家很少注意的王氏词学研究中承继传统词学惯性的几个问题。一是王氏境界探本与清代词学研究中的特标一义现象。清代词学复兴的一个特点就是词学研究的学人化现象，而这个现象在学思上突出表现为承继一本万殊思维模式的特标一义。
王氏文学意境
浙西词派主张清空雅正、张惠言以比兴说词、周济力求“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蒋敦复提出“有厚入无间”、刘熙载以“厚而清”论词、谭献强调“折中柔厚”陈廷焯期求“沉郁”、王鹏运与况周颐树起“重拙大”词论旗帜……他们都是想探求词体本质所在，以一本统摄万殊。从这个意义上说，王国维提出“词以境界为最上”，说境界探本，不能不说是清代词学探本思致的惯性延续。尽管他在中国宇宙大化哲学基础上，充实了西方哲学的理念思想、叔本华等人的天才意志及达尔文的进化学说，但词学研究的探本思致没有改变。二是王氏青睐五代北宋词与清代学词门径上的逆归上溯现象。与特标一义相吻合的是清代词家在选择学习对象上的特点，即呈现出由南宋向北宋、五代逆归的整体发展趋势。
王氏文学意境
浙西词派主张学习南宋姜夔、张炎，周济提出“问途碧山，历梦窗、稼轩，以还清真之浑化”，蒋敦复把周济的意思申说得更为清楚，要“力追南唐北宋诸家”，陈廷焯说作艳词要“植根于温、韦至王国维则视五代北宋词为有境界的最典型的代表。清代学词门径的逆归规律，明显体现一种复古情结，是由万殊而一本学思的反映。当然这个复古，一则寻觅中国古代艺术精神。对词体而言，抑或可称为寻觅“他性”的原则。对大多数传统词家而言，是在寻觅传统士大夫的文化情结，即以儒家学说为根基的艺术态度。王国维的境界学说，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个“他性”原则，只不过他承继中国古代学术得以发展的吸收消化外来思想的内在规律。
王氏文学意境
二则寻觅传统歌词的本色性质，对词体而言，就是“自性”原则。因此王国维说“要宜修”，“以境界为最上”的词体，更倾向于一种本色的歌词这样大家才易于理解他说的“诗有题而诗亡，词有题而词亡”，为何不喜欢过分突出词语技巧的南宋词，主张“不隔”才有可能有境界，而“隔”就不可能有境界等相关学说。当然，王氏认同的歌词也不是所谓的伶工之词，而是有句有篇，践诺其探索精神的本色歌词。至于清代词家所追寻的词体自性是否合乎历史本然，则是另外一回事情，但逆归的发展趋势告诉我们，他们试图在揭示歌词的本色性。三是王国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与清代尊词意识的发展。一部中国传统词学发展史，从一定程度上说就是一部尊词观念的流变史。综观这段历史，尊词观念的一个核心层面就是以诗（含文等，下同）为参照，以雅为旨归。
王氏文学意境
而从尊词思致的逻辑发展走向上，呈现出唐五代两宋时期的“自诗观词，以雅为目”、元明及清前期的“诗词互观，以雅为尚”、及清后期的“自词观诗，以雅为本”的总体特点。至此，晚清词坛尊词思想的一个突出特点是词体固尊，这是对早期以词为小道观念的一大突破。郑文焯言：“唐五代两宋词人，皆文章尔雅……可征词体固尊，非近世所鄙为淫曲造弄可同日而语也。（《郑大鹤先生论词手简》）况周颐说词：“自有元音，上通雅乐。别黑白而定一尊，亘古今而不敝矣。”这里，“固尊”、“定一尊”、“亘古今”等词语，充分说明了词体不必附庸诗文而尊，也不必因与诗文同源同理同工而尊，说明词体之尊的讨论至此可以告一段落。而王国维论词几乎不直接讨论“词为小道”的问题，不能不说是这个尊词思致的一个逻辑结果。因为他借助新的文学发展史，有了“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理性判断，故而词体之尊的问题是不要过多讨论的。
王氏文学意境
这不是背离清代词学的话题，而是深层的延续。对此，我们可以通过检查王氏在对待词与曲态度上的不同，进一步回答这个问题。在他看来，词与戏曲很不一样，《静安文集续编自序二》曾说：“因词之成功而有志于戏曲，此亦近日之奢愿也。然词之于戏曲，一抒情，一叙事，其性质既异，其难易又殊，又何敢因前者之成功而遽冀后者乎？但予所以有志于戏曲者，又自有故。”这个缘故就是“吾中国文学之最不振者莫戏曲若”，得出这个“不振”的结论既有戏曲的现实状况也有西洋文化的参照。《文学小言》十四则说：“叙事的文学（自注：谓叙事传、史诗、戏曲等，非指散文也）则我国尚在幼稚之时代，元人杂剧辞则美矣，然不知描写人格为何事，至国朝之《桃花扇》则有人格矣，然他戏曲则不称是…以东方古文学之国，而最高之文学无一足以与西欧匹者，此则后此文学家之责矣。”
王氏文学意境
与对待戏曲的态度不同，王国维很少谈论词学不振，想必因为是抒情文学，而这又是中国古代文学的长项；词体以描绘人格为能事，而这也是王氏文学观的精髓所在。鉴于上述理由，我们认为王国维词学不宜于为传统词学的终结，而与此相对的梁启超词学思想却有显豁的反思、超越特点。对此，我已有过专论故这里不再赘说。总之，通过上述诸多析，我们对王氏词学研究中的审美现代性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这乃是在延续中国学术自身发扬的初衷下的现代性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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