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是什么”或者“什么是哲学”，即使比较了解哲学的人，也同样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因为哲学的意义往往是晦暗不明的。表面看起来，“哲学是什么”与“什么是哲学”好像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它们追问的是一回事，也就是哲学的意义或定义，但实际上这两者是可以区别对待的。通常当我们问“哲学是什么”的时候，我们问的是迄今为止哲学“事实上是什么”，而当我们问“什么是哲学”的时候，则很可能问的是究竟什么样的哲学才能被称做哲学，或者说，哲学“应该是什么”。显然，哲学事实上是什么并不意味着哲学就应该是什么，反之，哲学应该是什么也并不意味着哲学已经像它应该是的那样实际上是什么了。哲学史当然要回答前一个问题，它所描述的就是迄今为止哲学思想的历史，但是这还不够，因为哲学史并不是已成过去的死材料的简单堆积，而是活生生的有生命的运动过程。于是，在某种意义上说，哲学史就是通过对“哲学是什么”的考察来回答“什么是哲学”的问题。
毫无疑问，在了解哲学史的含义之前，首先应该了解什么是哲学。然而恰恰在这个问题上，不同的哲学流派，不同的哲学家，各自有其不同的规定，很难达成普遍的共识。一门历史如此悠久的学科竟然在最基本的规定上无法形成统一的意见，难怪人们要对哲学的合法性提出质疑，这实在令研究哲学的人感到无地自容。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从最一般的意义上将哲学规定为“理论化的世界观”，并且通过哲学与其他相关学科之间的关系来确定它的地位。
在人类精神的意识形态领域中，哲学是一门非常特殊的学科，把哲学同科学和宗教作一番比较。就哲学与科学和宗教之间的关系而论，哲学似乎居于这两者之间。一般来说，科学源于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需要，它诉诸理性而以自然为其认识的对象；宗教产生于人类精神“终极关怀”的理想，亦即要求超越自身的有限性而在永恒无限的精神层面上关注人类的来源与归宿，它诉诸情感而以超自然的存在作为其信仰的对象。至于哲学，它像自然科学一样诉诸理性，但又像宗教一样，以人类精神的“终极关怀”作为其希图实现的理想，如果说宗教是信仰的世界观，那么可以说哲学就是理性的或理论化的世界观，这就凸现出了哲学不同寻常的特殊性。哲学的这一特殊地位无疑是它的“长处”:科学只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工具和手段而无法解决人类精神的“终极关怀”、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和目的以及世界观等等问题，而这正是或应该是哲学研究的对象；宗教虽然以人类精神的“终极关怀”为目标，但是由于它以信仰为前提和基础，因而缺少理论上的普遍性。然而，哲学的这一“长处”恰恰也是它的“短处”:哲学以理性为基础，但是却由于其对象的缘故而不具备科学的确定性即所谓的“科学性”；哲学以人类精神的“终极关怀”为对象，但是由于它主要以理性的方法为认识手段，而这种手段难以通达终极关怀的境界，所以又不如宗教信仰那样有其方便的法门。于是，当哲学试图成为像自然科学那样的科学的时候，它就不可避免的陷入了尴尬的境地。
从词源上看，哲学在古希腊语中是philosophia，本义是“对智慧的爱”或“爱智慧”。就此而言，哲学家应该是最谦虚的人，他们主张“爱智慧”而不自诩为“有智慧”，因为他们明白有限的知识与作为人类精神之无限的理想境界的智慧是不同的:知识可以占有，而智慧则只能热爱。然而，在人类求知本性的驱使下，尤其是在自然科学发展的激励下，哲学家们用了2000多年的时间企图将“智慧之爱”变成“智慧之学”，致力于使哲学家成为像自然科学那样的科学，甚至成为比自然科学更科学的科学，并且成为一切科学知识的基础。当然，由于这一理想违背了哲学的本性，因而注定是不可能成功的。
追根寻源，西方哲学之所以会陷入如此尴尬的境地，与它之所以能够繁荣昌盛、蔚然大观一样，都出于希腊哲学的求知本性。对希腊人来说，哲学首先表现为对知识的追求。例如亚里士多德就曾经指出，求知是所有人的本性，人是由于好奇或惊异而开始哲学思考的。他一开始对身边所不懂的东西而感到奇怪，继而逐步进步，对更大的事情产生疑问。一个感到疑难和好奇的人便觉得自己无知，而一个为了摆脱无知进行哲学思考的人不是以某种实用性为目的的，而是为了知识而追求知识。因此也许一切知识都比哲学更有用处，但是唯有哲学是真正自由的学问。显然，求知、知识或科学在希腊人心目中的含义与后世的含义是有所不同的，例如希腊人追求知识并没用实用的目的，科学改造自然的观念则是文艺复兴时期以后才有的。然而，由于随着哲学和科学的发展，“现实意义”越来越成为人们衡量知识的价值的标准，加之哲学对象的根本性使之被看做是人类知识大厦的根基，因此既然自然科学是普遍必然的知识，那么哲学也可以而且更应该成为普遍必然的科学，似乎惟其如此才能与其至高无上的地位相称。
于是，希腊哲学的求知本性便逐渐演变成了西方哲学的“科学情节”。
然而，哲学的对象毕竟不同于科学的对象，因而哲学的问题也不同于科学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说，它们不是“问题”而是“难题”。通常一个问题总有答案而且有相对一致的答案，或者说，一般一个问题只有一个答案，自然科学的问题就类似于这样的问题。但是还有一类问题并没有统一的答案，或者说它们没有一致的答案，只有各式各样不同的解答方法，哲学问题就是这样的问题，我们可以称这类问题为“难题”。哲学问题都是一些永恒无解、万古常新的难题，哲学家们只能不断地探索、寻求通达智慧境界的道路，但是却注定了不可能获得终极的答案。
哲学问题为什么是没有终极答案的难题？既然哲学问题是没有终极答案的难题，我们为什么还要追问这样的难题，并且企图为之找到一条可能的出路呢？
简而言之，原因就在于人类精神的“终极关怀”。当人类从自然界中脱颖而出的时候，他的生存活动不再仅仅依靠自然本能，而是更多地依靠理性，于是在人的面前就出现了有限与无限、相对与绝对、暂时与永恒、现实与理想、此岸与彼岸之间的巨大矛盾，哲学问题便油然而生。因为他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有理性的存在，这就使他形成了超越自身有限性而通达无限的自由境界的理想，哲学和宗教就是这一理想的集中体现。显然，这个无限的自由境界在一个人的有生之年是不可能现实地通达的，即使人类可以无限地延续下去也仍然解决不了问题，因为它是且只能是至高无上的终极的理想。也就是说，哲学问题是没有也不可能有终极的答案的，尽管如此，人类却又不可能不关心这些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对人类来说性命攸关。所以，哲学问题大多是一些永恒无解但人类又不得不追问的难题。
当然，哲学问题并不都是与“终极关怀”有关的问题。在哲学中，尤其是古典哲学中，后来逐渐从哲学中分离出来的许多部门，它们的问题就是比较具体的，例如认识论的问题、逻辑学的问题、逻辑学的问题、美学的问题、历史哲学的问题、政治哲学的问题等等就是如此。不过，虽然这些问题虽然不像本体论或形而上学的问题那样抽象、普遍乃至于超越经验，但是它们作为一些基础性的或根本性的问题，同样也难以获得终极的答案。在某种意义上说，能否找到问题的答案几乎成了一种衡量的标准:哲学的各个部门其主要的问题只要能够找到某种相对统一的答案，它们就会从哲学中分离出去自立门户，而留给哲学的都是一些永恒无解的难题。
哲学问题不仅有历史性，而且有时代的特点。一方面就哲学这门学科而论，有一些一般性的基本问题是任何一位哲学家都必然会关注的，例如哲学的性质、方法和它的各个部门的主要问题等等，尽管他们对这些问题可以采取不同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甚至有时这些问题还会发生形态上的改变。另一方面，由于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时代产生了不同的问题，因而就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而言，它不可避免地要面对这些富于时代特色的、具有特殊性的哲学问题。例如晚期希腊哲学以伦理学为主要问题，中世纪经院哲学以调和理性与信仰为主要的哲学问题，而18世纪法国哲学最关注的是启蒙问题等。哲学具有理想性的特点，它不仅关注终极关怀的最好理想，同时也关注社会生活的现实理想，例如在一种历史现实尚未过去的时候，哲学就从理想性的角度对之采取批判的态度，而当这一现实行将过去的时候，哲学则以其理想性而参与塑造新的时代精神。既然社会历史始终处在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中，那么哲学所关注的问题亦同样处在变化之中。不仅如此，哲学问题本身也会产生新的问题。如果一个哲学问题无法得到解决，那么肯定是在某些方面存在着问题。而当一个哲学问题获得了某种解决的方式之后，这种解决方式本身又会引出新的问题。由此可见，当一个人开始哲学思考的时候，他不仅要从历史上继承一些普遍的哲学问题，而且要对他所生活的时代的主要问题，同时他的哲学思考、他对哲学问题的解决又会产生新的问题。
总而言之，可以把哲学史看做是哲学家们代表人类精神对于永恒无解的哲学问题进行不断地探索的记录，换而言之，所谓哲学并不存在在于某一位哲学家的思想里，并不存在于某一个哲学流派中，并不存在于某一本教科书里，而是存在于过去、现在乃至将来所有哲学运思的道路之中。
就此而论，我们可以把哲学史看做问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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