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主义哲学作为西方人本主义的代表学说，认为人应该是在存在的基础上进行自我造就的，存在主义哲学视野下，存在意味着以自我、自由的方式展示自己的生命过程，以此显示出生命存在的价值。陶湖明对个体生命生存处境的关注、对死亡意识的醒悟和对诗意人生的追求、构建，与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思想有着惊人的相似，存在主义哲学认为“重视个人差异，把赋予何种意义和选择何种价值的任务交给每个人自己去解决。
对于陶渊明的来说，物质生活的贫穷困顿，动荡的时局与黑暗的政治，儒道思想的影响，反复人仕与归隐的人生经历等等都影响着诗人的个体价值追求与选择。诗人面对物质生存与归居田园的精神困境，努力消除穷达、贫富、得失、生死等所带来的精神困扰，由忧勤走向洒落，肯定自我，实现自己人生的价值。
存在只是一种感觉，人的感觉是存在的基本特征。在存在主义哲学中，个体只有通过个人主观经验才能认识现实，接近真理。陶渊明在动荡黑暗的政治时局中时仕时隐，获得了最真实的人生经历和体验。黑暗的社会政治现实与生存困境否定了许多个体生命的物质存在价值，在面对物质生存困境时，诗人不断地反思自我，自觉地关注自己的生存状态，时刻将自己和历史社会现实联系在一起，坚守心中的价值理念，遵从自己内心的感觉，在物质生存困境中感受自我存在，抒写内心情感。
陶渊明在辞去彭泽县令正式归隐后，本想乐田园清静之趣，享受恬静自然悠闲的村居生活。然而一场大火将他的屋子烧掉。从此，陶渊明生活日益困顿，躬耕劳作成为维持生计的基本方式。自在自然灾害、战乱以及苛税面前，陶渊明的境况更加困顿，其真实地记录抒写了自己的遭遇和感受。
“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
夜间盼着天快亮，白天又盼着天快黑。在生存困境中，陶渊明表达了对自己生活最低限度的要求“岂期过满腹，但愿饱梗粮。御冬足大布，粗以应阳。”只希望有糖米果腹，有粗布衣服御寒，诗人感叹“躬亲未曾替，寒馁常糟糠。”亲身辛勤劳作未从中断，仍陷于生存困境，不由得忿忿不平，表现出激烈的情绪“人皆尽获宜，拙生失其方。理也可奈何！且为陶一觞。”甚至连天道、鬼神也埋怨起来“天道幽且远，鬼神茫昧然。”
陶渊明在面对物质生存困境时，遵从内心的感觉，在情感上表达了真实的痛苦，这种自然真实的情感流露与朴质求实的述写表达不仅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与魅力，也契合存在主义价值理念。
对陶渊明来说，早年身在仕途，形体受役使而不得自由，诗人常用“尘网'“樊笼'等隐喻自己的生存困境，归居田园后诗人在辛勤躬耕劳作中体味到生存艰难，认真耕作花费诸多时间精力维持生计，却仍日益窘困，暮年时生存境况一度到了为饥饿所迫不得不沿门行乞的程度。
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乞食》
诗人暮年年衰体病，常常饥寒困顿，又赶上灾年，为了生存而向人乞食。作《乞食》的时候，陶渊明已经六十二岁，这也是他逝世的前一年，可见，陶渊明暮年所遭遇的饥饿窘迫的生存困境已经危及到他的生命，但是在这种极端的生存境况下，他在得到赠予时欣然忘怀，感愧思报，其情感是自然真率坦荡的。
陶渊明的物质生存困境，不同于真正的农民，因为当时的社会现实注定困苦，而更多的是一种基于个人主观经验和内心感觉的个体人生选择和价值选择。陶渊明可以归隐守拙而困顿，也可以选择出仕受役使而摆脱物质生存困境，直到他五十多岁时朝廷还征他为著作郎。
陶渊明即使面对物质生存困境，甚至危及到生命，他都努力使心理上不为贫穷所困扰，在精神上保持一种自适的状态，这种人生态度对于诗人来说是一种道德价值选择，也是一种个体存在的境界。
存在主义哲学认为人首先是存在着，然后通过自己的选择去决定自己的本质，人的本质是由自己所选择的行动来决定的。对于陶湖明来说，这种自由选择给他带来了人生归属的困惑和精神上的烦扰，使诗人在归居田园后仍然要面对儒与道、穷与达、隐与仕所带来的精神上的困扰。陶湖明少时即有儒家入世情怀。
陶渊明不仅熟谙儒家学说，而且也曾有过“大济于苍生”，“猛志逸四海”的壮志豪情，《命子》一诗中陶渊明追述先辈功勋表达自己的景仰，历述陶氏先祖功德，以勉励儿子继承祖辈光荣家风，希望其将来能够有所作为，言辞恳切，表现出他对儿子的希望之情，这亦是他儒家入世思想的体现。
陶渊明虽然自言出仕的原因是为生计所迫，但是陶渊明渴望建功立业有所作为的入世情怀在其诗文中有更多的体现，即使在归居田园后，陶渊明仍屡屡思慕追怀为理想抗争的英雄人物，认为其“猛志固常在”，儒家通过功德圆满实现个体生命价值的思想对陶渊明应是有着很深的影响，陶渊明在不惑之年辞官躬耕之初还“志彼不舍”，在《荣木》中以功德自期表达了自强不息的功业追求。
陶渊明的精神之困更关键还在于，当时社会所倡导的主流价值理念与诗人的个体生命价值理念以及诗人的天性是相悖的，这使得诗人在做人生种种自由选择时，会遇到精神上的困扰。从陶湖明归居田园后将仕宦生活比作“樊笼”、“尘网'，陶渊明自比为被罗网所惊骇的鱼鸟“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可见，经过长年多次人生实践证明，陶渊明自知自己的性格天性是不喜欢不适应仕宦生活的。陶渊明二十九岁出任州祭酒，不久即“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
陶渊明初仕就少日解归，不是因官场黑暗以及人事倾轧，完全是诗自己性格不堪吏职。不久，州里召他做主簿，他辞却后依旧闲居在家。公元400年，陶渊明任框玄的幕僚，以桓玄僚佐的身分奉命使都。陶湖明外祖父孟嘉曾是桓玄之父桓温十分器重的僚佐，而今陶渊明得此重任正是他借此建立功业有所作为之时，可诗人此时竟无锐意进取之意，反而对仕途产生了厌烦：
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兹。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当年讵有几？纵心复何疑。
陶渊明这种出仕亦厌仕，亦仕亦欲隐的心态与精神困扰是契合本性的，此种进退失据的境况诗人亦有自知。陶渊明在诗文中早已明晰自己的性格不适应仕宦生活，自言其个性“孤介”“刚”“拙”，对于自己陶湖明是有清晰认知：
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自量为己，必贻俗患。《与子俨等疏》
陶渊明天性喜爱闲静，亲近自然，所以他的人生志向以及其所认同的个体生命价值理念与自身精神气质个性的内在不协，使得诗人无论出仕还是归隐都承受着精神上的困扰。陶渊明归居田园后的精神之困还在于其自由选择社会归属上的困扰。
陶渊明理想的归居生活应是能够满足其文化交流需要的，但是陶渊明归居田园期间与之交往同饮共欢的友人大多是一些下层官吏或是归隐山林的隐士如庞参军、殷晋安、刘遗民等，官场友人仍需忙于俗事，隐士同好则彻底归隐忘俗，陶渊明的生活方式和精神追求与两者都有差别，这使得诗人无法找到其社会归属，屡屡感叹世无知音，精神上陷于孤独苦闷的困扰中。
陶渊明的精神追求与文化坚持本是源于主流儒仕文化的，但是诗人最终遵循本心归居田园亲近自然的选择使诗人的生活与主流文化图发生了错位，对主流儒仕文化的认同和坚持使诗人与官宦群体仍有所联系，而未能完全忘却尘俗未有社会归属恰恰是诗人精神困扰的缘由。
陶渊明的精神之困不仅在于污浊官场及主流价值理念对诗人精神追求的否定，更在于其自知无力改变黑暗现实，无法实现政治理想，也很难去调适所面对的隐仕矛盾，这使得诗人的个体生命价值追求长期无法落到实处。陶渊明的社会政治理想与儒道思想皆有密切关系，这在他描绘的“桃花源”中有十分详实的展现：
赢氏乱天纪，贤者避其世；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童孺纵行歌，班白欢游诣。
陶渊明崇尚儒家仁德希望为政主德，把伯夷叔齐当作理想人格来称颂，然而晋宋之交统治者早已无德可言，所以诗人宁可将理想中的“桃花源”描绘作为无君王之地，寄望道家无为而治返朴归真的政治理想，使民不受扰，怡然自乐。但是面对动荡的时局，政治理想与社会现实巨大的矛盾与反差，诗人找不到实现其政治理想的途径与方法，也无力去呼吁并身体力行地去实践自己的政治理想。
陶渊明在感慨不已的同时，只能一味在隐仕中纠结，甚至想在现世找一处避世隐居的“桃花源”尚且不可得，这使得他不得不承受政治理想无法落到实处的精神困扰。政治理想的遥不可及无法实现，让他在隐仕矛盾中既喟然感叹自己无功无过，当他仍在内心深处崇尚儒家个体生命价值追求，以“如彼稷契”自期渴望有所作为时，政治理想无法实现的境况与诗人崇尚自然的天性也无法调语，使得诗人在归居田园后仍受着精神之困。
存在主义哲学认为人的价值高于一切，个体自我生命价值的实现最终还是要满足对自我的实现“对自我发挥和完成的欲望'，这种自我实现既包含了对自我准确的了解认知，自我接纳，也需要个人克服现实物质困境和精神困扰实现对自我的肯定。
陶渊明的自我实现源自于诗人对生命的深度体验，不拘于世俗功名，心不为形体所役使，超然于物外，他宁可坚守贫困，也不委屈求全来降低自己的人格。
陶渊明的自我实现与自我肯定首先是对其面对的物质生存困境时的调适和纤解。陶渊明在归居田园暮年年衰体病饱受饥寒的境况下，以儒家道德价值理念去纾解孤独寂寞悲凉的情感，坚持身体力行地躬耕劳作，在优勤中超脱世俗物质羁绊，克服“贫富常交战”选择困惑，以道德力量充实心灵忽略身体上因饥寒带来的不适，从而纾解物质生存困境。陶渊明以道德力量纤解物质困境的固穷守道是基于诗人坚持身体力行躬耕劳作这一深度的生命体验的。不同于儒家传统轻视躬耕劳作，陶湖明对躬耕农居生活是亲近和肯定的，表现出超越时代的道德精神品质。
陶渊明将对生活的寄望与踏实的生命感融入到身体力行地躬耕劳作中，《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一诗就表露了诗人奇望于躬耕后内心的喜乐与安宁。躬耕生活虽然不免四体之疲，饥寒之困，甚至诗人常常勤于劳作及时耕耘，仍难免“旧谷既没，新谷未登”的饥乏困境，但是陶渊明对自己躬耕的人生选择豪无怨悔。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诗人毫不间断田耕劳作，即使常受饥寒之苦仍怡然自得。
《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即是抒写躬耕之乐：
“鸟瞬欢新节，冷风送余善。'“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
鸟儿欢快地迎接新节，嫩苗也满怀喜悦苗壮成长。将躬耕视为乐事，视为生命中的慰藉和欢愉，不仅自已如此还劝勉农耕人，认为躬耕过程本身就是欢欣之事。陶渊明之所以能够以躬耕为乐，不仅是因为诗人将躬耕作为自己踏实的安身立命之本，而且在躬耕的优勤中远离仕途功名，不役于形，格守道德信念，使自己能够保持人格独立自由以及尊严，更因为诗人从亲近自然的躬耕生命中体味到生命的本真“此中有真意”与自然之道。
陶渊明超脱物质困境的躬耕之乐以及踏实的生命感，源自于诗人在四时轮转日常劳作中所领悟的自然之道和生命之理。在维持生计的劳作中，诗人种豆、获稻、织席、，从开星、播种到收割、脱粒无一不要契合时节，遵循自然规律，不仅有辛苦，还得时常为自然灾害而忧心，在这种躬耕实践的优勤中，陶渊明慢慢理解了生命延续与流转自然之道，在辛勤的劳作实践中诗人知晓了农作物的生长规律，也领悟到自己生命存在的本质：以生产劳动，自营衣食为根本。陶渊明虽深知儒家以士人之道为济世关怀“忧道不忧贫”，但是更加肯定认同自己躬耕所领悟到的自然之道与生命之理。
陶渊明对物质生存困境的超脱还在于诗人对死亡忧惧的超越。诗人平静坦然面对死亡的态度与其对生命热爱和珍惜的价值理念同存在主义哲学有着很多相似相通之处。存在主义哲学认为人是一种有死的存在，人从出生就在走向死亡，死是个体生命必然的结局，陶渊明也早对生死有“天地赋命，生必有死”的清晰认识。
面对浩瀚宇宙和短暂人生诗人对死之将近也曾有过优惧和恐慌，但如同海德格尔认为的智者会清醒勇敢地面对死亡“使此在个别化为其最本己的在世的存在”，陶渊明也超脱了对死亡的优惧从而使自己进入自由的，本己的状态，实现了对物质生存困境甚至是精神困境的超脱。
在生存困境中，精神往往让位于物质，个体生命存在被压抑、扭曲、异化，甚至存在本身都被否定。在生存困境对物质存在的否定中，陶渊明仍能通过自我调适和纾解，以儒家道德价值理念固穷守道，在躬耕的优勤中恪守信念，保持自我人格独立；在面对死这一存在时，诗人以道家顺应自然的豁达与洒落，超脱了个体生命面对死亡的忧惧，更加坦然的面对生死，面对物质生存困境。正因为此，诗人才能够在物质存在方面达到了自我肯定和自我实现。
陶渊明的自我实现与自我肯定还在于其面对精神困境时的自我调适与超越。污浊官场及社会主流价值理念对陶湖明精神价值追求的否定，诗人长期无法落到实处的个体生命价值追求，使得陶湖明在归居田园后仍面对着自由选择下儒与道、穷与达、隐与仕等所带来的精神之困。陶渊明在归居田园后日常的生命体验中不断的自我调适和反思，领会自然之道与生命真谛，在田居生活中发现“真意”提升精神境界，超然物外保持澄明心境，在对生命本真的追求中努力地实践着“诗意地栖居”，超脱精神之困使其个体生命存在得以自足、自适和自得，最终达到自我肯定和自我实现。
陶渊明认识到役于功名才是人生之失，要赢得人生就应不拘于外物，不计较个人得失，如果仍是被穷达役使，使心所累不是太可惜了吗？陶渊明领悟功德荣名外在于生命后，就更坚定了诗人做出符合其自然本性的选择，将求取功名的仕途生命历程视为“迷途'，自叹心为形役，而坚定不移地选择了寄情田园躬耕劳作的诗酒人生。
陶湖明这种顺应其自然天性的自由选择，使其超脱受儒家个体生命价值追求的精神之困，达成和自己个体生命的和解，实现了内心的充实和安乐。
陶渊明的这份安宁、欢欣、恬淡、自足正是超脱了精神困境后才达到的自在洒落的人生境界。
陶渊明超脱精神之困，还在于诗人以天地境界超越道德境界时仍以道德力量去进行人格的自我完善，选择性地接受儒道价值理念使之与诗人个体生命价值追求以及诗人的自然天性相契合，在内心矛盾冲突的消融和解中达到自我实现的精神的自由和心灵的解放。将个体生命融入到生生不息的宇宙自然变化中，与天地万物为一体，陶湖明所神往并追求的就是这种人生态度和精神境界。
陶渊明以超然物外的人生态度和自然洒落的人生境界找到了个体在社会和自然中的归属，超越了儒道出仕与入仕带来的精神困扰，将其升华到平凡自然的诗意栖居中，诗人轩居啸歌，黄昏把酒，东篱采菊，斜川嬉游，作为一种个体生命存在自得其乐，诗人兼融儒道，其生命意识既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又富有独特的生命个性。
他虽有无力实现其政治理想，无法创造自己理想社会图景的精神苦闷，但是其最终选择不违本心，身体力行地践行着自己此生的价值追求，保有自我生命本真，诗人自言“聊复得此生'，将生命的意义与价值都放置于今生。陶渊明更关注的是生命存在保有本真的过程，而不是以生命为代价去追逐物欲名利等的结果。
在陶渊明寄寓政治理想描绘的桃花源里，个体生命存在不是沉溺于物欲追求，为名利营营碌碌，而是顺应自然，怡然自得，享受自由自在游乐的生命过程的，甚至连历法也不用，随着季节自然变化调节生活和劳作。
童孺纵行歌，班白欢游诣。草荣识节和，木衰知风厉。虽无纪历志，四时自成岁。怡然有余乐，于何劳智慧。《桃花源诗》
这种顺其自然的生命状态个体无须思虑劳神，自然也没有精神之困。陶渊明遵循“爱丘山”的天性，在自由选择下“复得返自然”时，才能够超脱种种物质精神困境，从对外在事物的追逐中回到了个体生命的自在之处，从异己存在复归于本真的状态。
陶渊明在饥寒之困，躬耕之劳，穷达之忧，生死之惧等人生束缚中超脱出来，实现了精神的自由和自我的超越，在诗意的栖居中安顿此生，超然物外。人生才可以如此洒脱自在。在陶渊明的生命意识中，生命存在本身就具有价值和意义，存在本身自有其目的，诗人在超脱物质精神困境后所营造的归居田园的心灵家园，使诗人的个体生命得以自在、自适与自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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