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9日，李修生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受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徐永明教授的邀请，在人文学院为在坐的师生关于元代几个重要问题进行了思考和交流。讲座由徐永明教授主持。
以下内容根据李修生教授讲座整理。
李教授认为：每一个进行学术研究的人都有自己的关注点，存在多元的研究思路和方法，每个人的研究工作都是不同的，这是十分正常的状态。但研究工作中多少存在差异，无论进行微观的研究还是宏观的研究，都离不开一些对全局问题的思考。他把学习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提出来。谈一谈对这些问题的认识。
一、如何认识元朝
国内外学者对于元代的起止时间以及元朝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存在不同的认识。
第一，元朝是否属于中华王朝还是一个独立的阶段？如何区分，如何界定？日本学者杉山正明认为:忽必烈帝国的本质是重新改造的蒙古世界帝国，本身绝未成为中华王朝。美国学者墨菲说：中国最大也仅仅是辽阔蒙古帝国的一个部分。这些分裂中国历史和国家版图的观点，我们怎么面对？
第二，元朝的起始时间是1206年，1270年，1276年等多个不同的时间划分，怎么认知？怎么书写？李教授认为：中国的历史是生活在中国版图内的各民族的共同历史，这一点不能动摇。对于蒙元是否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起码要知道我国的版图是我们讲历史的出发点，不仅中国如此，世界各国都是如此。所以不能用现在国家的观念看历史。
当然也存在一些西方文明的等级论，文明的优劣论，文明的冲突论等不同的观点。我们有自己的观点和材料的支撑，如耶律楚材替成吉思汗撰写的《召丘神仙手诏》:七载之中成大业，六合之内为一统。非朕之行有德，盖金之政无恒。是以受天之祐，获承至尊。南连赵宋，北接回纥，东夏西夷，悉称臣佐。……从上可以看出国家的观念，从成吉思汗建国，到忽必烈用大元国号，是逐渐明确建国方略的，整个国家不能分割。
二、如何认识民族问题
民族是十分复杂的问题，目前有各种著作里流行的民族概念，大都是西方的理论，这个问题需要我们认真的思考。我们对民族的认识不能生搬硬套西方的概念，我们在引进吸收和借鉴西方民族理论方法和规范方面，还缺乏立足国情和本土资源的理论鉴别工具和对话能力，还没有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所以我们现在必须承认，在民族概念上要重新思考。
根据史学界朋友的文章介绍，西方对于公元5~6世纪亚欧大陆的蛮族大迁徙研究也有发展变化，我国史学家习惯上将它当作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大冲击，西方则不同，将民族问题和大迁徙重新研究，他们避免使用民族，以文化而非血缘定种族的观点，如德国学者提出日日曼民族是个文化概念而非种族概念，一群蛮族精英通过军事胜利吸引其他人群，同时依据各自己的核心传统进行文化宣传，使得依附者认同他们所宣传的这种文化传统，生成庞大的种族，我们不是照搬人家的理论，但是可以引起我们的重新思考。
三、元代士人道路的分化和移民问题
第一，元代诗人道路的分化。士人阶层的分化，自士人阶层的出现就已经开始，但随着文化的发展，士人数量的增多，特别是隋唐以后，分为科举入仕途和未入仕途的不同出路，随着教育的发展，出路问题更为突出，分化趋势更为明显。宋代文士多积极问世，如范仲淹：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欧阳修《新五代史·冯道传》论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第二，元代文人处境与宋朝不同。元代文人选择的道路发生了较大的不同，如曲作家、诗文作家、小说编者、书籍刊印者、画家、园艺者等，他们的思想从本质上并没有跳出儒家传统观念的拘束。但由于社会地位不同，家族情况差异，性格各异，遭遇也有不同命运。李教授着重讲到了顾瑛这个人物，作为特例说明。
结语
从上世纪末开始，古代文学研究界就开始反思研究路径，元代文学研究存在较多问题，主要是对元王朝和元代文学的认识存在某些偏见，归根结底是近代西方民族观念、文学观念对元代文学研究的负面影响。近年来，随着元代文学文献的整理出版和研究意识的不断更新，元代文学与元代研究，呈现出较好的发展态势，一些研究者已经认识到，作为中国的学者，我们应该有勇气突破以西方理论解释中国历史发展的思维框架，立足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既要继承中国传统的治学方法，又要鉴别的吸收西方相关学科理论，以全球视角和科学的态度重新审视我们的研究对象，逐渐建构我们的学科体系、话语体系。
最后李教授认为，当然理论的建设，学术史的重建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是非常艰巨的任务，现在只是一个起点。讲座结束之后，在坐的师生提出了一些问题，进行了交流和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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