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兆丰：文学与历史书写下的宋孝武帝悼亡形象

引言

大明六年（462）四月初，刘宋孝武帝宠妃殷淑仪去世。孝武帝不惜背负“纵情败礼”的骂名，按皇后的规格为殷氏举行葬礼并进行追封。为了抒发自己“痛爱不已”的心情，刘骏又模拟汉武帝《李夫人赋》，作了一篇哀悼殷贵妃的赋。以此为契机，包括谢庄、江智渊、殷琰、丘灵鞠、谢超宗、汤惠休在内的众多知名文人，怀着讨好孝武帝甚至政治投机的心态，以哀悼贵妃之死为题展开了一次大规模的文学同题创作。其中以谢庄《宣贵妃诔》最为出名。贵妃之死波及政治领域，还引发了刘宋皇储之争，深刻影响了孝武帝朝后期甚至刘宋后期的政治走向。然而，如此具有传奇色彩的女性，在史书中的记载却只有寥寥数语，我们甚至无法找到贵妃的一个正面镜头或者一言一行。孝武帝与殷贵妃的情感关系究竟怎样，孝武帝《拟李夫人赋》与谢庄《宣贵妃诔》在创作和文本层面上存在着怎样的互动，史书中如何记载孝武帝与殷贵妃的爱情，这些记载经历了哪些变化，史官通过这些记载想要表达什么意图，上述问题有必要详细考察。本文将以孝武帝《拟李夫人赋》、谢庄《宣贵妃诔》、《宋书·始平孝敬王子鸾传》、《南史·孝武文穆王皇后传》附《宣贵妃传》为中心，结合周边史料，尝试勾勒孝武帝的悼亡形象，并对史书中有关孝武帝与殷贵妃关系的书写加以分析。

一、文学书写中的孝武帝悼亡形象

据《南史》记载，殷淑仪为孝武帝皇叔荆州刺史刘义宣之女，与孝武帝为堂兄妹关系，这一说法为后世文史学家普遍接受。如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文章》中指责孝武帝有负“世议”；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五十九“殷淑仪”条、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十一“宋世闺门无礼”条也沿袭此说；与孝武帝同时代的鲍照有《采桑》诗，中有“采桑淇洧间，还戏上宫阁”两句，借用《诗经·鄘风·桑中》的典故，吴汝纶在《古诗钞》中认为此诗是讽刺“孝武宫闱渎乱，倾惑殷姬”；程章灿通过分析所谓淑仪“生父”殷琰的际遇，也倾向于淑仪为义宣之女的说法。

两人的特殊身份使这段超越伦理的畸形恋情注定不为世俗所容，但在当时，这一真相却被孝武帝保护得极其严密，似乎并未流传出去，至少了解内幕的人极少。史书称孝武帝将淑仪“假姓殷氏，左右宣泄者多死，故当时莫知所出”；大明三年孝武帝伐广陵，刘诞在自辩书中揭露兄长有“宫帷之丑”，刘骏因此“忿诞”，将其“左右腹心同籍期亲并诛之，死者以千数”。凭借强势的皇权和武力威胁，孝武帝为自己和殷淑仪人为制造了一个隐私空间。在这个私密空间里，两人能够仅以皇帝与宠妃的关系经营爱情。殷氏对孝武帝的感情究竟如何，限于史料，无法找到直接证据。但通过殷氏为孝武帝生了五男一女的事实，可以推测她对孝武帝至少是不排斥的。孝武帝对殷氏则给予了无以复加的宠爱，甚至使她超越正宫王皇后，达到“宠倾后宫”的地位。在贵妃死后，孝武帝又通过自己的拟古文学创作，将二人的情感关系用文字固定下来，并期望借此垂之后世。

刘骏的文章虽题为《拟汉武帝李夫人赋》，但拟作和原作在文章结构、字句上并无明显的模拟与被模拟的关系，拟作更多侧重的是对汉武帝赋作题材的承接和所表达情感的认同。题材自然是指帝王对去世宠妃的悼念，情感的认同则不仅体现为孝武帝对前人经历的感同身受，更主要是在于汉武帝和孝武帝在抒发感情时，都有意淡化自己的帝王身份以及哀悼对象的皇妃身份，将对方仅仅作为自己心爱的女人去悼念，将笔力集中在“述悲”“达情”和“怀思”上。

《拟李夫人赋序》称：“朕以亡事弃日，阅览前王词苑，见《李夫人赋》，凄其有怀，亦以嗟咏久之，因感而会焉。”孝武帝因体会到原作者“有怀”而心生凄怆之感，又在反复嗟咏中联想到自身，从而完成拟作。可见，共同的情感体验既是孝武帝与前人沟通的媒介，也是他模拟创作的动力。《李夫人赋》全篇几乎都没有出现明显与皇室身份有关的字词，在赋中汉武帝将自己塑造成了一个苦苦追寻死去女人的亡灵最终却无能为力的丈夫，完全看不到身为皇帝的高高在上与矜持。而在孝武帝的拟作中，虽然通篇出现了很多指示宫廷生活的字眼，比如“凤墀”“鸾阙”“阊阖”“承明”“云鼛”“鸿钟”等，但每到抒情之处，感情之深切凄婉，往往使读者在不知不觉中淡忘了作者的皇帝身份，更难以将这个细腻多情之人与史书上记载的“险虐灭道”、“严暴异常”的形象联系在一起。

其实，当孝武帝在《拟李夫人赋》开头写道“虽媛德之有载，竟滞悲其何遣”时，便已定下了这篇作品的基调，即“遣悲”。而这里所说的记载了贵妃美好德行的文章，很可能是指谢庄的《殷贵妃谥策文》。“谥者，行之迹也；号者，功之表也。”谥号是对死者生前的评价和盖棺定论。殷贵妃死后，孝武帝赐其谥号为“宣”，谢庄的《殷贵妃谥策文》即是将选定的谥号告知殷贵妃亡灵的公文。文中称赞殷淑仪：“含徽挺懋，爰光素里，友琴流荇，实华紫掖。奉轩景以柔明登誉，处椒风以婉变升名。幽闲之范，日蔼层闱。繁祉之庆，方隆蕃世。”但仅仅是对殷贵妃品德的褒赞，显然无法抒发孝武帝郁积在心中的哀痛。而且无论如何，谢庄所作毕竟是公文，其表述是礼仪化的、格式化的，甚至是公式化的，不足以抒发孝武帝深切的个人情感。于是他选择在《拟李夫人赋》中，将私密化的情绪完全倾泻出来。

孝武帝在赋中先是以“物运之荣落”比喻人世之生死。“念桂枝之秋陨，惜瑶华之春翦”两句，类似汉武帝《李夫人赋》中的“秋气憯以凄泪兮，桂枝落而销亡”。但拟作在借物抒情方面，显然手法更成熟，表达的情感也更细腻。原作在上述两句之后，便转入了“求女”的情节，是作者感情的直接抒发。而拟作则续以“桂枝折兮沿岁倾，瑶华碎兮思联情。彤殿闭兮素尘积，翠戺芜兮紫苔生。宝罗暍兮春幌垂，珍簟空兮夏帱扃。秋台恻兮碧烟凝，冬宫冽兮朱火清”八句。其中前两句与“念桂枝之秋陨，惜瑶华之春翦”形成隔句交叉对称的句式，既反复渲染了美好事物消逝给作者带来的心理打击，又在音节上造成回环往复的效果，使孝武帝对殷贵妃的爱恋更显得缠绵悱恻，而“宝罗暍兮春幌垂”以下四句更是将作者对贵妃的思念绵延至一年四季。

除了借物抒情之外，孝武帝在整篇文章的结构设计上也颇费苦心。全文除序外，大致可以分为五个小节：由“巡灵周之残册”到“竟滞悲其何遣”为第一节，承赋序而来，说明作赋缘由，为全文定下“遣悲”的基调；自“访物运之荣落”至“深心无歇”为第二节，以节物变化点出贵妃去世的事实，并借四时之景抒情；自“徙倚云日”至“将何慰于尔灵”为第三节，回忆贵妃在世时二人宴饮游乐的往事，更反衬自己如今孤孑一身；自“存飞荣于景路”至“礼无替于粹图”为第四节，写贵妃出殡时的情景；自“瑶光之密陆”至结尾为第五节，是安葬贵妃后，孝武帝悲痛思念之情的集中抒发。可以看出，全文除第一节交代写作动机、第四节专门写出殡场景之外，第二、三节的后半部分和第五节的全部，或多或少都是“遣悲”的句子。也就是说，孝武帝将自己对贵妃的怀念之情一方面分散到文章各处，另一方面又有第五节的集中抒情，这种安排使得情感的抒发既绵延持久，又有浓烈的高潮。文中又有“俟玉羊之晨照，正金鸡之夕临”二句，玉羊、金鸡分别指代月亮和太阳，梁刘孝绰《望月有所思》有“玉羊东北上，金虎西南昃”一联。月亮本是夜晚才出现，太阳也是白昼的象征，但作者偏偏“俟玉羊之晨照，正金鸡之夕临”，说明作者已经达到了不分昼夜、通宵达旦思念亡人的程度。这种思念之情在一天之内连续不绝的表达，又与文章第二节的思念绵延至一年四季的表达方式相呼应。这样一来，作者的情感表达便实现了时间上的无限延展，全文也在结构上呈现出精巧的前后勾连和抒情时的浓淡相间。

贵妃去世前，并没有向孝武帝托付自己的子女，也没有其他请求。但作为悼亡的文章，《拟李夫人赋》很大程度上也是孝武帝在向爱人倾诉，对死者进行交代是必不可少的仪式性功能。如果说谢庄的《殷贵妃谥策文》是面对大众的礼仪表达，那么，孝武帝的赋则是面对殷贵妃亡灵的深情告白和誓词。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丈夫，刘骏认为自己有义务对爱人作出承诺，包括对子女的责任和对贵妃后事的安排。于是便有了“俛众胤而恸兴，抚藐女而悲生。虽哀终其已切，将何慰于尔灵”。面对殷氏留下的年尚幼小的子女，刘骏更是悲痛难忍，当他吟出“将何慰于尔灵”时，实际上便已决定将对殷氏未尽的爱恋补偿在她留下的子嗣上，以此安慰贵妃亡灵。贵妃下葬后不久，孝武帝便于大明七年正月癸巳（十八日），将富庶的吴郡划归时任南徐州刺史的刘子鸾的辖区。九月庚寅（十八日），刘子鸾兼司徒。大明八年正月戊子（十八日），又进子鸾为抚军将军，加中书令，领司徒、刺史如故，“礼仪并依正公”。同时，孝武帝还安排大批世家大族子弟入子鸾的新安王府。这些都可以看作刘骏对子鸾前程的许诺，其中也自然包含了对亡人的深切怀念和对丈夫责任的履行。“朝有俪于征准，礼无替于粹图”，则是刘骏对殷氏葬礼规格和死后地位的承诺。他安慰爱人说：“朝堂上给你议定的谥号是符合你的品德的，你的葬礼和死后追尊也会按礼而行。”据《宋书》记载，贵妃出殡时“葬给辒辌车，虎贲、班剑，銮辂九旒，黄屋左纛，前后部羽葆、鼓吹”。这一记载与赋中所言“存飞荣于景路，没申藻于服车。垂葆旒于昭术，竦鸾剑于清都”，也大致吻合。不仅如此，孝武帝还为殷氏修建寝庙。这些礼遇已远远超过了贵妃的规格，而达到皇后的水准，当真是“纵情”之举。孝武帝的这些承诺和行动，显然是希望死者的亡灵能够知道的，于是他说“伊鞠报之必至，谅显晦之同深”。鞠，告也，显和晦分别针对生死两隔的自己和殷氏而言。他相信自己的倾诉与承诺必能传达给死者，两人虽然阴阳相隔，但思念对方之情一定同样深刻。为了强调自己对殷氏用情之真与诚，刘骏又在文章接近结尾的地方用了《诗经·郑风·出其东门》的典故。《出其东门》云：“出其东门，有女如云。虽则如云，匪我思存。”刘骏在“略东门之遥衿”一句中借用此典，以示自己一心所系唯有殷氏，同时也是对亡人的宽慰，起到突出强调、强化语气的作用。

刘骏通过精巧设计的文章结构、精心选择的句式和典故，以汉武帝《李夫人赋》为中介，将自己对殷氏的爱情刻画得缠绵悱恻、凄婉动人。如前所述，文中出现了不少可以提示宫廷生活的词语，但刘、殷二人的爱情却已超脱了皇帝与宠妃关系的束缚。刘骏对亡人的深情与专一、对子女的责任与承诺，是文章的核心，也是真正能感动读者的地方，在这一层面，二人的爱情与普通男女的情感体验已没有不同。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超越了身份的情感诉求于文章写作而言，诚然能起到打动人心的效果，但就刘骏与殷氏的现实关系而言，则又在无形中形成了一个矛盾，即刘骏与殷氏的结合原本就是在皇权的强势介入下实现的，甚至很可能掩盖着不可告人的秘密，二人不伦关系的维持，需要强大的皇权做保护墙，强行将二人与世议隔离开来。当孝武帝想暂时放下皇帝的身份，以更纯粹的丈夫身份怀念亡人的时候，他也便同时放弃了皇帝的权威与尊贵，某种程度上保护二人的等级秩序就崩塌了。这时，谢庄奏上的《宣贵妃诔》便及时地承担起了重新建构孝武帝哀悼亡人形象的功能。从这一意义上讲，谢庄的《宣贵妃诔》具有“补阙”的功能。

《文心雕龙·诔碑》云：“诔者，累也。累其德行，旌之不朽也。……读诔定谥，其节文大矣。”可见，诔的原始功能是作谥，因此述德便是诔文的主要内容。东汉以来，一些文人逐渐在诔文中增加了抒情与表哀的部分，这一趋势到了魏晋六朝变得更为突出。故刘勰在总结诔文的体制时，综合考虑诔的原始功能与后期变化，认为“详夫诔之为制，盖选言录行，传体而颂文，荣始而哀终。论其人也，暧乎若可觌；道其哀也，凄焉如可伤”。以此标准看，谢庄的《宣贵妃诔》无疑是诔文的代表作之一，但这篇文章的意义，并不仅仅停留在文学层面，同时还可以看作谢庄政治投机的工具。

谢庄是东晋名相谢安之后，家世显赫，虽然入宋以来地位已不能同东晋时相比，但仍然是世家大族的代表，是刘宋皇室极力笼络的对象。而为了维持门第不坠，谢庄也不得不依附皇权，很多时候自愿充当御用文人，主动为皇家歌功颂德。如元嘉二十九年，南平王铄献赤鹦鹉，文帝“普诏群臣为赋”，谢庄奏上《赤鹦鹉赋》；大明二年八月，“河南献舞马，诏群臣为赋”，谢庄作有《舞马赋》和《舞马歌》；此外，还有《烝斋应诏诗》《和元日雪花应诏诗》《八月侍华林曜灵殿八关斋诗》《瑞雪咏》等诗作。这些都不只是文学作品，而是都有一定的政治功能，《宣贵妃诔》也可作如是观。因为孝武帝在《拟李夫人赋》中表露出来的无比哀痛与怀念的感情，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政治信号，如何利用贵妃之死的契机讨好孝武帝，并为孝武帝爱子新安王子鸾造势，是新安王府的僚佐们必须考虑的。这也是当时众多文人以哀悼贵妃为题进行文学同题创作的一个重要背景。在这些文人中，谢庄无疑是最卖力的。

谢庄的《宣贵妃诔》可以以“视朔书氛，观台告祲”两句为界，明确分为两部分，以上为述德，以下（包括“视朔”两句）为表哀，且述德与表哀大致各占全文篇幅的一半。这与两汉时诔文以述德为主的情况大不相同，即便是魏晋时期诔文中抒发哀伤情绪的部分有了逐渐增加的趋势，也几乎没有一篇作品达到述德与表哀篇幅相当的程度。这可以看作谢庄在文学上的一次创新，也可以看作为呼应孝武帝《拟李夫人赋》中浓重的悲痛之情而做出的调整。

在这篇诔文中，谢庄在处理孝武帝对贵妃的哀痛与怀念时，主要采取的是借景抒情、侧面描写的方法。如序中写到“皇帝痛掖殿之既阒，悼泉途之巳宫。巡步檐而临蕙路，集重阳而望椒风”，正文中有“巾见余轴，匣有遗弦”，以贵妃平日所居所游之处的空寂冷清和遗留下的生前之物衬托孝武帝内心的凄凉，与《拟李夫人赋》中“徙倚云日”至“警承明”一段有异曲同工之妙；又如“移气朔兮变罗纨，白露凝兮岁将阑，庭树惊兮中帷响，金暧兮玉座寒”，以节物变换和悲凉肃杀的自然环境营造寂寥凄冷的氛围，类似《拟李夫人赋》的第二节；再如结尾“山庭寝日，隧路抽阴。重扃兮灯已黯，中泉寂兮此夜深”，也是以幽暗的环境营造抑郁的气氛。在以景衬情的各段落之间，谢庄又均用“呜呼哀哉”作结，直接抒发凄楚之情，将各部分串联成一个有机整体。这种既在文章各段分散抒情，又有一条情感主线贯穿全文的文章结构，也与孝武帝《拟李夫人赋》十分相似。李兆洛在《骈体文钞》中说“凄丽之文，江鲍特绝。施之典册，每觉轻儇”，认为抒情成分较多会使诔文、哀文这种悼念死者的文章稍显轻佻。但谢庄《宣贵妃诔》与孝武帝《拟李夫人赋》相比，在处理孝武帝的思念之情时，显然已含蓄、庄重了许多。这固然有谢庄限于臣子身份的原因，但诔文以景衬情、侧面描写为主的手法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除了特定的写作手法外，谢庄在诔文中对典故的选择，也十分注重贴合孝武帝与贵妃的身份、地位。如在“照车去魏，联城辞赵”一句中，以稀世珍宝衬托贵妃之高贵；在“高唐渫雨，巫山郁云”中，以楚襄王与巫山神女之事比拟刘、殷二人关系；在“涉姑繇而环迴，望乐池而顾慕”一句中，以周穆王葬盛姬之事比拟孝武帝安葬殷贵妃。这些典故的使用，使这篇诔文显得更加庄重，同时也时刻提醒着两位当事人不同寻常的身份。

因此，比较而言，孝武帝的《拟李夫人赋》感情更充沛也更感人，谢庄的《宣贵妃诔》则相对更庄重含蓄。如果说孝武帝在《拟李夫人赋》中，是与汉武帝一样在君王的位置上却不恰当地分享了普通人的情感的话，那么谢庄的《宣贵妃诔》则恰到好处地从臣子的角度，模拟了君王在面对宠妃去世时应有的节制却又不失真情的姿态。

谢庄对抒情浓淡程度的合理把握，还可以与颜延之《宋文帝元皇后哀策文》作对比。这篇文章是宋文帝在袁皇后死后，命颜延之所作。限于哀策文的体制，无论作者是否为皇帝本人，都必须以皇帝的口吻说话，写皇帝之哀情。颜文全篇以述德为主，仅“象物方臻，眡祲告沴”以下至结尾不到三分之一的篇幅是写皇后去世、出殡、下葬以及众人的哀伤。其中最打动人心的却又并非颜氏原文，而是文帝自己加上的“抚存悼亡，感今怀昔”八字。但这八字又与上下文脉不接，与全文风格不符。黄侃在《文选平点》中便说：“此文实不悟其佳处，意窘辞枝，总由无情耳。……'抚存悼亡，感今怀昔’二句，此八字固缠绵凄怆，而与上文不接，盖斯言惟文帝自述可耳，不可施于储嗣列辟也。”黄先生观察甚敏锐。何焯“一篇体要”之说固然不错，但其实此八字略同全文中心主旨之概括，太过浮泛，不够具体。出于文帝之口，作为对此文的评语则可，掺入文章，则不佳。可见，实际上颜延之也没有处理好皇帝身份与情感表达之间的平衡，这便更凸显了谢庄《宣贵妃诔》之不易。如前所述，孝武帝与殷贵妃的爱情需要强势的皇权做保护墙，但当孝武帝在《拟李夫人赋》中像普通人一样抒发自己的感情时，秩序和等级就崩塌毁坏了，他也失去了皇帝的威严，而更像是一个多情的丈夫。这时便需要谢庄在《宣贵妃诔》中，通过更含蓄的抒情和特意选择的典故对孝武帝的形象进行弥补和重新建构，塑造一个既不失皇帝身份，又能较好地表达哀情的孝武帝形象。据《南史·宣贵妃传》记载，孝武帝在看过《宣贵妃诔》后，“起坐流涕曰：'不谓当今复有此才’”。如此看来，孝武帝的话除了对《宣贵妃诔》文学层面的称赞外，也许还可以做出另一个维度的解读。

二、有关孝武帝与殷贵妃关系的历史书写

扑朔的身世经历、与孝武帝的缠绵爱情、对刘宋后期政治的深刻影响，这些因素都造就了殷贵妃的传奇色彩。但正史中关于这个女性的记载却少得可怜，仅见于《宋书·始平孝敬王子鸾传》、《南史·孝武文穆王皇后传》附《宣贵妃传》这两篇传记。在《魏书》《建康实录》《资治通鉴》中也保存了少数几条材料，但几乎都源自《宋书》和《南史》。这给我们勾勒殷贵妃的生平带来很大困难。即便如此，通过仔细考辨《宋书·始平孝敬王子鸾传》和《南史·宣贵妃传》的叙事，仍然可以发现，作为历史叙述者的史官，借助对史料的有意剪裁和移接，在极其有限的篇幅里，成功地导入了自己对殷贵妃的评判和对孝武帝的间接批评。

按照《宋书·始平孝敬王子鸾传》的记载，“贵妃”的称号来自殷淑仪死后孝武帝对她的追封。《宋书》与《南史》的目录虽记作“宣贵妃”，但在《南史》本传开头，李延寿仍然直呼“殷淑仪”，说明孝武帝对殷氏的追封并没有得到初唐史官的承认。史官本着“正名”的态度与责任感，仍然沿用了殷氏生前最初的封号，而随着这一称呼而来的传记本身，就是史官对刘、殷二人爱情关系的道德评判，以及为适应自己的道德评判而进行的史料剪裁。

“殷淑仪，南郡王义宣女也。丽色巧笑。义宣败后，帝密取之，宠冠后宫。假姓殷氏，左右宣泄者多死，故当时莫知所出。”坐实义宣女的身份，这是李延寿对贵妃身世的说明。儒家史官历来有秉笔直书的传统，这样的介绍对于孝武帝与殷淑仪的关系无疑是极具破坏性的。它不仅告诉读者二人在伦理上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道德界限，还将孝武帝想方设法掩盖丑行的举动和盘托出，使得孝武帝与殷淑仪表面看来真挚深沉的爱情关系顿时充满了欲望、权势、暴力、诡诈这些因素。有意思的是，这短短的几句话竟是李延寿对殷淑仪生平事迹的所有记载，在这里，我们无法搜索到淑仪的一言一行，这也呼应了传记中的“密”字。淑仪既没有辅佐君主的功德，也没有暴露出迷惑帝王的恶行，我们甚至都不知道孝武帝最初对她的宠幸是真的出于爱恋，还是仅仅出于欲望的发泄。但是这些都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李延寿在传记开头便按捺不住心中的道德判断和史官的职责，他以十分肯定的语气向读者揭秘殷氏的真实身份，以及二人关系背后存在着的欲望与权力的交织，这些已足够消解二人爱情存在的正当性。在伦理道德这一绝对标准面前，李延寿不允许后世人对他们的关系做出更多的想象、同情或浪漫化处理。

在寥寥数笔介绍完殷氏的身世后，史官将传记的重心放在了传主死后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上。孝武帝对殷氏念念不忘，始终有着想要再次见到她的强烈愿望。这个愿望先是通过将贵妃遗体保存在通替棺中的方式得以实现。但遗体总有下葬的一天，无法看到爱妃面容的痛苦，使孝武帝每天晚上都要到殷氏的灵床前，将祭奠的酒倒出来喝，边喝边恸哭不已。据现有史料看，“为通替棺”的情节在《南史·宣贵妃传》之前并没有出现，“饮酒恸哭”的情节则在《魏书》中就已出现。对“见面”的执着，最终使孝武帝转向求助巫术：“时有巫者能见鬼，说帝言贵妃可致。帝大喜，令召之。有少顷，果于帷中见形如平生。帝欲与之言，默然不对。将执手，奄然便歇，帝尤哽恨，于是拟《李夫人赋》以寄意焉。”这篇赋现存于《宋书·始平孝敬王子鸾传》中，清代学者牛运震曾在《读史纠谬》中质疑：“此宜附入《后妃传》，不宜特叙入诸子传中。”《南史·宣贵妃传》说孝武帝“拟《李夫人赋》以寄意焉”，按照史书笔法，将这篇作品附在这句话下，显然更符合史书体例。笔者推测，《拟李夫人赋》原本应该是在《宋书·宣贵妃传》中的，后传文亡佚，仅以残篇流传，在书籍传抄过程中出现错页，而被移接到与宣贵妃关系最密切的《始平孝敬王子鸾传》中。今本《南史·宣贵妃传》和《始平孝敬王子鸾传》均未收此赋，有可能是出自李延寿对《宋书》的删减。

孝武帝企图借巫术实现重会亡人的愿望，在幻想破灭后又作赋寄意，这很容易让读者联想起《汉书·李夫人传》的情节。实际上，不仅是这个情节，仔细分析，《南史·宣贵妃传》整篇结构都与《汉书·李夫人传》惊人地相似。为方便比较，现将两篇传记的文章结构罗列于下。

两篇传记的写作顺序和主要情节几乎一模一样。更有趣的是，将巫师作法招魂的故事从汉武帝与李夫人身上移接到孝武帝与殷贵妃身上，最早也仅见于《南史·宣贵妃传》。魏晋南北朝时期，汉武帝为李夫人招魂一事流传较广，并多为小说所记录。如《搜神记·神化篇》记载：“汉武帝幸李夫人，夫人后卒，帝哀思不已。方士少翁言能致其神，乃施帷帐，明灯烛。帝遥望，见美女居帐中，如李夫人之状，而不得就视之。”《汉武故事》记载：“李夫人死，少翁云能致其神；乃夜张帐，明烛，令上居他帐中，遥见李夫人，不得就视也。”《拾遗记》记载：“初，帝深嬖李夫人，死后常或梦之，思欲见夫人。……诏李少君与之语曰：'朕思李夫人，其可得乎？’少君曰：'可遥见，不可同于帷幄。’帝曰：'一见足矣，可致之。’……得此石，即命工人依先图刻作夫人形。刻成，置于轻纱幕里，宛若生时。”李延寿对故事人物的置换，很可能是受了汉武帝招魂题材的影响。

如前所述，李延寿对孝武帝怀念贵妃的细节描写，仅有“饮酒恸哭”的情节与《魏书》类同，“为通替棺”和“巫师作法”两个情节最早都见于《南史》。而在《魏书》中，“饮酒恸哭”的情节虽然很好地表现了孝武帝动情之深，但并没有出现像《南史》中“帝常思见之”这样的关键词。李延寿在“饮酒恸哭”的情节前后分别加入“为通替棺”和“巫师作法”两个新情节，并不仅仅是出于猎奇的心理，更主要的是给传记叙事确定了一个核心，即“思见之”。而通过李延寿对史料的剪裁和布局，原本并非李延寿首创的“饮酒恸哭”情节也获得了新的叙事功能：为通替棺是入殓后、下葬前孝武帝见贵妃的方法，巫师作法是下葬后为求一见的选择，在灵床前饮酒恸哭则是下葬后、作法前想见却不知所由的表现，前后勾连起了“为通替棺”和“巫师作法”两个情节，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巫师作法的出现做了铺垫。反过来看，如果删去“为通替棺”和“巫师作法”两个情节，即便保留“饮酒恸哭”，《宣贵妃传》的叙事结构也会与《李夫人传》相差很大。也就是说，对这三个情节的选择与位置安排，是李延寿精心设计的，是在有意模仿《汉书·李夫人传》的套路和笔法。

值得一提的是，李延寿在编撰《南史》之时，曾有意识地取材于小说、异事。他在《北史·序传》中阐述自己撰《南北史》的体例时说，鉴于“小说短书，易为湮落，脱或残灭，求勘无所”的情况，因此要“鸠聚遗逸，以广异闻”，“八代正史外，更勘杂史于正史所无者一千余卷，皆以编入”。这就使得《南史》一书以喜采轶闻入传著称。后世史家对此也颇有微词。如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十一“《南史》增《梁书》琐言碎事”条：“李延寿修史，专以博采异闻，资人谈助为能事，故凡稍涉新奇者，必罗列不遗，即记载相同者，亦必稍异其词，以骇观听”；钱大昕批评李延寿“好采它书，而不察事理之有无”；四库馆臣也说：“延寿采杂史为实录，又岂可尽信哉？”考虑到上述情况，因此，不能排除李延寿在《宣贵妃传》中加入的“贵妃身世”“为通替棺”和“巫师作法”三个情节，是取材于民间传闻的可能性。

在《李夫人传》中，班固以揭破幻象的方式向武帝劝谏，提醒他李夫人临死前的言行包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帝王的激情会导致君权的误用。而在宣贵妃身上，因为特殊的身份，她与孝武帝关系的维持需要强势的皇权将她与外界隔离开，这也使得史官无法掌握她的言行，故只能将笔锋转向孝武帝本人。在《宋书·后妃传论》中，沈约便已提出“大明之沦溺殷姬，并后匹嫡，至使多难起于肌肤，并命行于同产”的观点，认为正是孝武帝宠溺殷贵妃，才导致皇储之争和刘宋后期皇室成员相互残杀。这是中国古代历史叙事中流传已久的“红颜祸水”观点。如果说《宋书·刘子鸾传》中所记载的孝武帝破坏丧葬制度的行为尚且可以归结到刘殷二人内部关系的范畴的话，那么《魏书》则将孝武帝放纵私情的后果明确指向了他对自身皇帝职能的主动放弃。魏收写道：“骏自殷死，常怀悲恻，神情罔罔，废弃政事”，又在“饮酒恸哭”的情节后，批评刘骏“耽昏若此”。《魏书》的叙事代表敌国的立场。到了李延寿笔下，他已不满足于《宋书》与《魏书》的简单评论，而是选择在《南史·宣贵妃传》中增加更多细节与行动，并试图在这些细节、行动与孝武帝荒废政事的判断之间建立起一种因果关系，使前代史官的评论能显得更有据可依。《南史》的叙事代表后人（唐人）的观点。虽然贵妃直至去世都没有露面，但从史官的表述中，我们可以感觉到，史官试图使读者相信，自从贵妃死后，孝武帝一举一动的背后便都有了贵妃的影子做驱动力，无论是为通替棺，还是请巫师作法招魂。这个影子强烈且持续地唤起孝武帝的私情，以至于让刘骏放弃了对政事的关注，忘记了自己天子的身份。李延寿甚至让这种私情的宣泄贯穿了孝武帝的整个末年，他在《南史》中写道：“帝末年为长夜之饮，每旦寝兴，盥漱毕，仍复命饮，俄顷数斗，凭几昏睡，若大醉者。”而与孝武帝纵酒沉醉、纵情不能自拔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招魂后幻象的破灭，这种落差使孝武帝的举动更增添了荒唐与讽刺的意味。史官之所以如此处理，是因为他们在撰写正统史书时，往往都会抱着劝谏天子能够以史为鉴的书写目的。通过构建贵妃之死与刘宋王朝衰败之间的因果关系，史官们意在强调皇帝私情对国家秩序的影响，告诫君主不可贪恋女色，要控制好自己的情欲，否则会有亡国丧亲之痛。只是史官们对于历史教训的刻意追求，却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孝武帝在历史上的荒淫形象。

在《宣贵妃传》结尾，史官有意无意地又为读者提供了有关宣贵妃身世的一则材料：“或云，贵妃是殷琰家人入义宣家，义宣败入宫云。”这种在传记结尾增添传闻类逸事的手法，在《史记》《汉书》中就已出现，通过追叙和补叙增加文章波澜。无论从“或云”这样的措辞，还是这则材料被摆放的位置来看，这句话在李延寿的话语系统中并不被重视，仅仅发挥着趣闻的作用，与传记开头以严谨笔法交代出来的贵妃身份相比，这个传闻的可信度小得可怜，反倒故意给读者一种欲盖弥彰的感觉。这种首尾严肃与轻松、郑重与狡黠相对比的叙事结构，本身就告诉读者，在贵妃“真实”身份的问题上，史官是倾向于义宣之女的说法的。这种说法也有利于加重孝武帝的“罪名”，深化整篇传记的劝谏效果。

三、结论

殷贵妃的身世之谜以及死后对刘宋政治的影响，造就了她与孝武帝独特的爱情。限于史料，我们已无法详细考索二人的爱情经历，只能借贵妃死后，孝武帝创作的《拟李夫人赋》想象二人缠绵悱恻的感情。

在《拟李夫人赋》中，刘骏对亡人的深情与专一、对子女的责任与承诺，是文章的核心。为了充分抒发自己的悲痛与怀思之情，刘骏选用了隔句交叉对称的句式和精心选择的典故，在抒情时注重分散抒情与集中抒情相结合、借景抒情与直抒胸臆相结合，全文在结构上呈现出精巧地前后勾连和抒情时的浓淡相间，作者的情感表达也实现了时间上的无限延展。文中表现出来的情感体验突出了爱情的缠绵与凄婉，成功地淡化了作者的皇帝身份和哀悼对象的皇妃身份，但也由此消解了皇权对于殷贵妃真实身份以及二人关系的保护。这时，谢庄主动奏上的《宣贵妃诔》及时与《拟李夫人赋》形成了互动。谢庄通过更含蓄的抒情和特意选择能够突出刘殷二人身份的典故，塑造了一个既不失皇帝身份，又能较好地表达哀情的孝武帝形象，对孝武帝的形象进行了弥补和重新建构。

现存史书中对殷贵妃的专门记载，仅有《南史·宣贵妃传》一篇传记。作为历史的叙述者，史官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形象会如何出现在历史上，并被后人认知。在《宣贵妃传》中，李延寿仅以寥寥数笔介绍了自己认定的贵妃真实身份，随后便将重心转向贵妃死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并通过对史料的精心选择与安排来表达自己的道德判断。在继承《魏书》孝武帝“饮酒恸哭”情节的基础上，李延寿在传文中首次增加了“为通替棺”和“巫师作法”两个新情节，为传记确立了“帝常思见之”的主题，也使传记结构与《汉书·李夫人传》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这是李延寿对《李夫人传》的书写套路与笔法的有意模仿。由班固到李延寿，通过故事的移接，特别是揭破招魂幻象，不同时代的两位史官巧妙地完成了对君王的道德批判，只不过班固对李夫人和汉武帝都有批评，而李延寿则将笔锋更多地指向了孝武帝本人。李延寿秉承以史为鉴、劝谏君王的修史目的，与《宋书》和《魏书》相比，在《宣贵妃传》中增加了更多细节与行动，并小心翼翼地控制着文本的意义走向，始终在强调宣贵妃去世与孝武帝荒废政事之间的因果关联，以此说明皇帝一旦放纵私情便会给国家带来巨大危险。

本文原载《文学研究》2020年第1期，此处删去注释，引用请据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