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刊于《中州学刊》2022年第10期】
作为定都汴京的最后一个王朝，金朝在中原度过了最后二十年。隋堤、龙德宫、西园、临水殿等寓含兴亡的历史文化空间，使文人产生了以古鉴今的现实忧虑。金亡后，梁园、西园、遇仙楼等景观及金朝故宫，成为幸存文人凭吊故国的经典意象。二代文人和北上文人的汴京书写则呈现出诸多新变，体现了文化记忆的传承和变异。作为承载几代人文化记忆的媒介，汴京为金元之际的文学注入了活力，是考察元代文学风格与理论生成的重要窗口。
关键词
文化记忆；金元之际；汴京；重构
贞祐二年（1214年），金王朝迫于军事压力，由中都燕京（今北京）渡过黄河迁往南京汴京（今河南开封）。20年后金朝灭亡，幸存士人于九死一生中渡过黄河回到北方，史称“北渡”，汴京作为国都的历史至此画上句号。在这20年间，黄河成为士人求生的惟一通道，汴京寄寓了他们太多的家国之感，金元之际的汴京书写呈现出极为丰富生动的文化景观。“文化记忆”理论认为，“诗人最原始的作用便是保留群体的记忆”[1]，“集体记忆和因它们相联系的团体一样，存在的形式永远是复数，而构成许多不同的历史整合框架的历史记忆则以单数的形式存在”[2]。几代人的现时感受、理性思考与艺术手法，使汴京在保存历史转关时期集体记忆的同时，呈现出诸多个性化的情感风貌；他们的书写也使汴京由实体空间逐步提升为意义空间，具有了持久的生命力。
01
空间与历史：隋宋遗存与金人的兴亡忧思
“南渡”使金人丢失了燕京、河朔、东北的大片土地，也使文人们家园尽失。除了来自蒙古的军事压力，金人还面临着“夏人侦吾西，宋人侦吾南”[3]的危机。强烈的危机意识使金末文人面对隋炀帝修筑的汴堤和北宋营建的龙德宫、临水殿等景观时，内心投射下浓重的兴亡阴影。与此同时，汴京作为曾经的北宋都城和淮河对岸南宋人的故国，两宋文人对此地也多有书写，因而金人的书写常会在不经意间与两宋作品形成互文。我们不妨从以下三方面加以考察。
1.金人对隋堤的书写不同于宋人，在声调和意象上远绍唐人
《汴京遗迹志》：“隋堤，一名汴堤，在汴河之上。隋炀帝大业元年，命尚书左丞皇甫谊复西通济渠，作石陡门，引河水入汴，汴水入泗，以通于淮。筑堤树柳，御龙舟行，幸以达于江都，人称其堤曰隋堤。”[4]104北宋帝王又相继下诏在汴河两岸植柳。北宋文学中对汴堤风光的书写俯拾即是，林逋、宋祁、梅尧臣、孔平仲、李之仪、贺铸等人都有相关诗作。由于国运昌盛，北宋文人多描绘汴堤的四时风光、朝午晨昏、别离场景等，成为考察北宋士大夫视野中汴京都市意象的一个典型侧面。与宋人不同，金人更多从中看到隋炀帝荒奢亡国的历史，这与唐代的相关书写形成声气上的呼应。
《汴京遗迹志》，李濂撰，程民生点校，中华书局1999年版
唐兴隋后，汴堤及堤上柳树常常成为唐人批判隋炀帝的代表性意象。如李益《汴河曲》：“汴水东流无限春，隋家宫阙已成尘。行人莫上长堤望，风起杨花愁杀人。”[5]又王泠然七古《汴堤柳》铺叙炀帝凿河种柳、彩旌临幸的盛大场面，落脚于“功成力尽人旋亡，代谢年移树空有”[6]的兴亡感叹。
金末文人的书写同样呈现出凭吊、批判相结合的复杂情绪，如王良臣《汴堤怀古》：“迷仙楼观郁连空，一日都归鬼唾中。奢则兆亡天听迩，去而不返水声东。锁烟弱柳愁蛾绿，阁雨幽花泪脸红。总为锦帆归不得，至今啼鸟怨东风。”[7]1292王良臣为承安五年（1200年）进士，潞州人，作诗以敏捷著称，“兴定初自请北行，没于军中”[7]1290，薛瑞兆考订他兴定二年（1218）死于救援故乡潞州之战[8]925，由此诗也可看出南渡文人面对寓含亡国阴影的历史遗迹时的内心沉重。迷仙楼一名迷楼，相传为隋炀帝所筑。《迷楼记》记载：“（迷楼）凡役夫数万，经岁而成。楼阁高下，轩窗掩映，幽房曲室，玉栏朱楯，互相达属。帝大喜，顾左右曰：'使真仙游其中，亦当自迷也。’”[9]《迷楼记》是一部传奇小说，自然是演绎为多，金末文人却宁信其有，因为这样的故事正可寄托他们的兴亡之思。诗中写到，汴堤、迷仙楼曾经葱郁巍峨，随着隋朝的灭亡，一日之内都归于无。诗人批判隋炀帝的荒奢营建已有亡兆，上天不远，自有察鉴。如今烟锁弱柳，绿树都像愁眉不展的宫娥；雨湿殿阁，幽花也像挂着满脸泪痕。“锦帆”典出传奇小说《大业拾遗记》：“至汴，（炀）帝御龙舟，萧妃乘凤轲，锦帆彩缆，穷极侈靡。……每舟择妙丽长白女子千人执雕板镂金楫，号为殿脚女，锦帆过处，香闻十里。”[10]王良臣诗化用唐人张继《金谷园》“彩楼歌管正融融，一骑星飞锦帐空。老尽名花春不管，年年啼鸟怨东风”诗意，末句则近乎袭用。可见在批判隋炀帝的荒奢亡国方面，金人与唐人呈现出一致的情感面向。
2.金人由龙德宫、西园等想到北宋败亡的历史，寄寓以宋鉴金的忧思
龙德宫一名同乐园，曾是宋徽宗潜邸，宋徽宗即位后增修潜邸，改名龙德宫。刘祁《归潜志》云：“南京同乐园，故宋龙德宫，徽宗所修。其间楼观花石甚盛，每春三月花发，及五六月荷花开，官纵百姓观，虽未尝再增葺，然景物如旧。”[11]69金末文人题咏龙德宫者甚多，如以下三首：
三诗体制不同，或非作于同时，但在前半首写盛世繁华、后半首写亡国悲音方面，思路完全一致。完颜璹诗前半首意象都是宫中事物，刻桷朱楹，裙腰草色，似乎还保留着当年的娇艳姿态；后半首写到被时光风雨剥落下来的亭中石头，说它曾经听过宣和时期的《玉树后庭花》，“宣和”为宋徽宗年号。雷琯前半首用了一系列仙家典故，渲染宋徽宗时期歌舞升平、纸醉金迷的生活，《彩云归》为宋代词曲、杂剧名；后半首则风调骤转，以铜驼、杜宇、危阑、露盘等蕴含着亡国典故的意象，与前四句形成鲜明对比。辛愿诗前半首写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取秦建汉的开国故事及大修宫苑的繁华生活，无疑是以汉写宋；后半首由繁华归于沉寂，流莺无语，只有年年柳条还在墙边飘拂。三诗全都交织着“历史”与“现实”两个维度，眼前的残破沉寂都引发着诗人们的沉思。辛愿“柳条依旧拂墙新”之句，倒让我们想起1170年（金大定十年，宋乾道六年）范成大使金经过汴京时，“过药市桥街，蕃衍宅、龙德宫、撷芳撷景二园楼观俱存……使属官吏望者，皆殒涕不自禁也。”[12]宋人的涕泪与金人的沉思，在不经意间形成互文。
开封北宋皇城北墙遗址
西园是金人书写较多的另一处北宋遗址。南渡后执掌文柄的赵秉文作有《百五日独游西园》诗，看到“楼阁人非空似旧，溪山岁久那成真”“断桥没板横斜艇，古木欹垣碍去轮”[3]193的残败景象，心境沉郁。赵秉文又有《游西园赋》：
据赋中“盖故苑同乐之地”，西园或即同乐园（龙德宫）的一部分。作者独自游园，看到天高气清，风物凄厉，绿草断蔓，红果脱蒂，这是自然界的肃杀之气；而有着飞动造型和华美纹饰的扃阁檐槛被风雨剥蚀摧圮，曾经碧波盈盈的曲水流觞成为飞萤们的家园，曾给园林带来四季风光的绿植灌木成为野鸡们的乐土。但更令作者心忧的，是金王朝的现实危机和不确定的未来,前朝那些华丽明艳的雕栏檐槛的摧折颓圮，无疑承载了文化上的警戒功能。“物无倒影之心，水无涵空之意”二句，我们读到的是作者的无奈与无力感。这是西园给予作者的多维情感空间，其中有诸多限于身份所无法直接表达的含蓄和隐忍。
《赵秉文集》.赵秉文撰，马振君整理，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而到汴京参加科举考试的青年才士元好问顾忌要少得多。兴定四年（1220年）八月，元好问游汴京西园，作《西园》诗云：
诗中暗用了荆轲渡易水时“风萧萧兮易水寒”、杜牧《过华清宫绝句》“梁门回望秀成堆……无人知是荔枝来”、李贺《金铜仙人辞汉赋》“画栏桂树悬秋香”、杜牧《阿房宫赋》等典故，将经典文本中承载的关于诀别、纵乐、亡国、败覆等文化记忆叠加于覆亡后的北宋故基。元好问的书写与诸多历史文本形成互文，并对这些文本进行了吸收和转化，使他的心事迂徐曲折地通过历史文本中的原生故事，获得了意象化的传达。他由西园故址看到的是“百年此地旃车发”，百年前徽、钦二帝从这里被掳北上，一边在漠北黄沙中前行，一边回望繁华的汴京，而汴京已在金人的焚荡中成为灰烬。从“富贵已经春梦后”开始，诗人切入曾经的北宋繁华：三山初成，宫阙如云，春色里的璧月琼枝，雨声中的画栏桂树，都是那一时期的代表性场景。如果说回忆文化中最核心部分是昨天与今天的差异，那么西园空间形态中隐藏的时间指向“今犹昔”“千古是非”，便是模糊了昨天与今天，使今天成为昨天的一种可能。对于《西园》的主题，吴汝纶云：“此诗咏宋事而意感金事，故云'千古是非同一笑’。”[14]缪钺在《元遗山年谱汇纂》中也说：“盖是时金室南渡，国势微弱，先生已预忧其将踏北宋之覆辙，故触物兴感，隐约其词，所谓忧深而思远也。”[15]这些解读都很到位。
《元好问诗编年校注》.元好问撰，狄宝心校注，中华书局2012年版
3.金人由临水殿批判北宋统治者的荒奢营建，与宋人书写形成互文
金明池本是练习水战的地方，以收复燕云十六州为目的的“雍熙北伐”（986）失败后，渐成为北宋君臣的宴乐之所。宋太宗、真宗、仁宗都有驾幸金明池观水嬉、宴射琼林宴的仪式，神宗、哲宗有所罢废，到徽宗时又兴起了游幸高潮并增建了临水殿。杨弘道《临水殿赋》作于兴定二年（1218年），时年作者32岁，赴汴京参加科举考试，落第。四年前蒙古兵攻入淄州，他的妻子康氏被掳，二子相继夭没。不久续娶，再度遭掳[16]。时代之乱与个人之悲，都直接影响到了他对临水殿的态度。
《临水殿赋》重在批判宋徽宗的营建。杨弘道认为，古代王者营建宫观，“盖以尊国而观四方，俾子孙无复生心于增益也”[17]396；北宋统治者却“以祖宗为不可法，以制度为未尽美，以法宫为隘陋，以内苑为荒圮，于是起假山于大内之东，出奇石于太湖之里。栋负断民之腰膂，椒涂沥民之膏髓”，不顾百姓苦难，竭民力，穷民智，以成其奢欲。他所说的假山即汴京著名的“寿山艮岳”，山上的奇花异石主要从江浙一带运送，时号“花石纲”，给百姓造成了沉重的负担。而金灭北宋时，“大雪盈尺，诏令民任便斫伐为薪。是日百姓奔往，无虑十万人，台榭宫室，悉皆拆毁，官不能禁也”[4]61。金人南渡后，看到假山不复存在，临水殿只有遗址，但宋徽宗荒奢营建的信息却可以通过想象得以还原。杨弘道赋对徽宗“临幸之初”的心态做了生动想象与细致描摹：
作者想象宋徽宗“临幸之初”笑此陋彼、增东饰西，“增糟丘而为山，溢酒池而成川”，如今却荒为茂草。在这“存千万之十一”的痕迹中，作者联想到这里曾经奇美的构造和明艳的色彩，推导出了当初营建的过程和营建者的心态。比较一下宋人汴京赋对汴京宫观的描绘，可知杨弘道赋并非出自凭空想象。今存杨侃《皇畿赋》、杨亿《东西京赋》、周邦彦《汴都赋》、李长民《广汴赋》等，就多有对汴京形势之正、地位之尊、交通之便、市井之盛、物产之富等等的铺陈摛绘。如周邦彦《汴都赋》铺陈汴京宫观之华丽云：“其内则檐橑榱题，杗槛楹栭……球琳琅玕，璠璵瑶琨。流黄丹砂，玳瑁翡翠。垂棘之璧，照夜之蠙。鹄象觷角，剒犀剫玉。锲刻雕镂，其妙无伦。”[18]143宋人赋也总在极力渲染汴京为天下之中，代表着帝都天授和皇权正统，如杨侃《皇畿赋》：“王气之长在，宜万世而作都也。”[18]148这种对皇权天命的渲染和帝都历史万古千秋的期许，在金人看来简直是个冷笑话。
《金明池争标图》，相传为张择端作，现藏天津市博物院
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有一则《驾幸临水殿观争标锡宴》，记载了一次徽宗在临水殿大宴群臣的场面：“殿前出水棚，排立仪卫。近殿水中，横列四彩舟，上有诸军百戏，如大旗、狮豹、棹刀、蛮牌、神鬼、杂剧之类。”[19]场面宏大，名目繁多。但当这样的文本与逸乐亡国、仓皇北迁的结局相映照时，无疑成为一个反面的镜像，或者成为一个结果的原因。杨弘道“千秋万岁长享此乐，俄掩涕而北迁”，正是攻破了北宋汴都书写中的宏大空间和无限时间，对读之下，兴亡自见。学者认为此赋“言宋实是喻今”，结句的“感伤阻恨，豁然一空”，“是对当时之社会现实无如奈何的感叹”[20]，颇有道理。
02
创伤与修复：故国凭吊与空间的虚实转换
天兴元年（1232）三月，蒙古军队包围了汴京，“外援阻絶，危急存亡，朝不及夕”[21]618。五月十一日，“大寒如冬”，瘟疫暴发，“凡五十日，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贫不能葬者不在是数”[22]419。就在这年五月，汴京文人领袖赵秉文与完颜璹在围城中同日去世。刘祁记载了龙德宫的命运：“正大末，北兵入河南，京城作防守计，官尽毁之。其楼亭材大者，则为楼橹用；其湖石，皆凿为炮矣。”㉛围城稍松，城中士民纷纷逃难，曾经繁华的汴京在战火中成为废墟，“百王之制度，九州之壮观，寖以芜替，遂无孑遗”[23]4。
事实上，自从天兴元年（1232年）十二月哀宗出逃，汴京作为帝都的历史就已经结束；天兴二年春，守城四面元帅崔立发动兵变，金宗室五百余人被押到青城杀害，元好问等朝廷官员被押往聊城羁管，这座都城也便成为“故都”，皇家宫阙也就成了“故宫”；到天兴三年春蔡州城破，金哀宗自缢，金源王朝也随之成为“故国”。一个“故”字，包含了无数人的无尽悲怆。金亡后，对汴京的书写成为幸存文人追思故国的重要途径，汴京也在他们的书写中由实体空间上升为家国空间。不妨从以下几个代表性空间加以观照。
1.梁园
梁园一名梁苑，西汉梁孝王刘武被封此地后，修筑了相传为春秋时期师旷吹乐之所的吹台（后有繁氏人居住时改名“繁台”），并在周围增建了殿宇台榭、亭阁楼庑，种植了名贵花木，也培养和成就了如枚乘、邹阳、司马相如等梁园集团文人，成为千古佳话。李白、杜甫、岑参、高适、李商隐、王勃、李贺等人都有题咏梁园之作。迁都汴京后，梁园成为文人聚集之地，不少文人的相识和交游都与梁园有关，如元好问《去岁君远游送仲梁出山》：“忆初识子梁王台，清风入座无纤埃。”[13]456《赠麻信之》：“梁苑同来手重分，洛西情语意尤亲。”[13]575写他与杜仁杰、麻革的梁园相识相聚。杨弘道《鹧鸪天》词追叙与元好问的相识：“邂逅梁园对榻眠，旧游回首一凄然。”[17]477又《送王飞伯》追叙与王郁的结识：“梁园遇飞伯，俊气挟清秋。”[17]424又《酬刘京叔祁》记述他与刘祁在梁园聚会中化解误会：“洧水絮飞倾盖后，梁园冰释赠诗工。”[17]422。侯策也曾和刘祁“唱合梁园”[11]21。金亡后，河东陈庾《答杨焕然二首》回忆他与杨奂的交游，有“梁苑当年记盛游”[24]之句。当然有些“梁园”或并非实指，可能只是“文学汴京”的代名词，但这一能够唤起集体记忆的文学场所，却使文人们在追述交游时增添了一重文学的审美色彩。
开封梁园
梁园作为金末汴京文人同游共览、同题共赋之地，承担了重要的交际功能。赵秉文曾于某年重阳节与友人同登梁园繁台寺，作《九日登繁台寺》诗：“我与二三友，意适同酣醺。南登歌吹台，一吊信陵君。”[3]77汴京是战国魏的都城大梁，这里曾发生过信陵君“窃符救赵”的故事。赵秉文自惭既不能如师旷那样以乐寓志，又不能如信陵君那样亲赴战场解围，只能“怀士抚长剑，怅然日西曛”[3]77。赵秉文还曾召集文友在梁园举行较大规模的诗会。刘祁《归潜志》记载“正大初，赵闲闲长翰苑，同陈正叔、潘仲明、雷希颜、元裕之诸人作诗会”[11]90。金亡后，元好问在家乡忻州回忆这次聚会，指出时间是正大元年（1224年）九月初九重阳节，地点在梁园。元好问诗云：“往年在南都，闲闲主文衡。九日登吹台，追随尽名卿。酒酣公赋诗，挥洒笔不停。……我时最后来，四座颇为倾。今朝念存殁，壮心徒自惊。”[13]1021。那一年，元好问考中宏词科，入史馆为编修。诗中写到赵秉文乘兴创作，笔走龙蛇，引发满堂喝彩。元好问最后到来，在座文士一片欢呼，将诗会气氛推向高潮。这样的盛会或许不止一次，刘祁记载“闲闲同馆阁诸公九日登极目亭，俱有诗”[11]90，并录李献甫、雷渊、赵秉文之诗。赵诗末二句云：“未必龙山如此会，座中三馆尽英才。”[11]90“龙山会”典出《晋书·孟嘉传》：“九月九日，（桓）温燕龙山，僚佐毕集。”[25]
梁园作为公共空间所发挥的交际功能，使汴京文人之间有了更多的精神交会。梁园也是南渡文人表达思乡之情的抒情空间，如完颜璹《梁园》：“一十八里汴堤柳，三十六桥梁苑花。纵使风光都似旧，北人见了也思家。”[7]444又赵秉文《梁园中秋》：今夜梁园月，相逢照一尊。他时千里共，此会几人存。老我追随尽，怜渠笑语温。不眠瞻玉兔，终夕露荷翻。”[3]133这些思乡的伤感既是个人化的，也是时代性的。
金亡后，元好问多次写到梁园。如作于聊城期间的《江城子》上阕：“二更轰饮四更回。宴繁台，尽邹枚。谁念梁园，回首便成灰。今古废兴浑一梦，凭底物，寄悲哀。”[13]216梁园已成灰烬，那些如邹阳、枚乘似的才俊已无处可寻，只留下回首时的无限悲哀。又如作于天兴二年九月的《南冠行》：“梁园三月花如雾，临锦芳华朝复暮。阿京风调阿钦才，晕碧裁红须小杜。”[13]654在历数汴京人物风流的回忆中，梁园春景成为记忆背景，好友刘从益及其二子刘祁、刘郁都在这样的诗意空间中成长，友情也在这里生根发芽。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元好问又常会产生“梁园如梦”的恍惚感。如蒙古太宗七年（1235）作于冠氏的《冠氏赵庄赋杏花四首》其二云：“荒村此日肠堪断，回首梁园是梦中。”[13]708《南乡子》词：“坐上有人持酒听，凄然，梦里梁园又一年。”[26]338写此词的背景，是他在游历济南时听歌伎唱曲，因为她们“皆京国之旧”（21）353，恍惚中时空发生了错位，想到了当年汴京的类似场景。太宗八年，元好问又有一首《点绛唇》词：“梦里梁园，暖风迟日熏罗绮。满城桃李，车马红尘起。 客枕三年，故国云千里。更残未，夜寒如水，茅屋清霜底。”[26]526这里的“梁园”，既指作为实体空间的梁园，也包含着作为文化活动场所的梁园、作为抒情寄托诗思的梁园以及作为故国整体的梁园等多重含义。
2.西园、夷门、遇仙楼
西园同样承载着文人们的交际与抒情记忆。金末汴京诗歌中，“西园”是一个高频词。如刘从益去世后，赵秉文挽诗中有“西园酬唱空陈迹，泪洒南风擘素笺”[3]202之句；冯延登则有《西园得西字》，或为与赵秉文等人同游分韵而作。元好问也多次写到西园，《去岁君远游送仲梁出山》：“西园日晴花满烟，五云楼阁三山颠。”[13]456金亡后他追录旧诗《汴梁除夜》，末句云：“数日西园看车马，一番桃李又春风。”[7]271写出游览西园的车马络绎不绝。元好问又有《西园》诗：“百草千花雨气新，今朝陌上有游尘。皇州春色浓于酒，醉杀西园歌舞人。”[13]275抒发的是对汴京繁华的即时感受。
金亡后，当年可能与元好问同游西园的汴京师友，赵秉文、李献能、冀禹锡、冯延登等人都已去世，杜仁杰、麻革等人虽然在世，但音迹杳然。这时的西园便如同梁园一样，成为回忆中的文学活动空间与友情空间。羁管聊城期间，新居落成，元好问《石州慢》词因新居而怀故都，下阕句云：“梦中身世，只知鸡犬新丰，西园胜赏惊还觉。霜叶晚萧萧，满疏林寒雀。”[26]170在简陋的新居入睡，梦到西园赏景时突然惊醒，看到眼前“霜叶晚萧萧，满疏林寒雀”，与梦中所见形成了强烈反差。西园意象也出现在元好问的怀人诗与题扇诗中，如《追怀友生石裕卿》：“酒酣握手今无复，惆怅西园是旧游。”[13]1525又《题刘才卿湖石扇头》：“扇头唤起西园梦，好似熙春阁下看。”[13]976《郑先觉幽禽照水扇头》：“风流一枕西园梦，惆怅幽禽是故人。”[13]1709西园如同梁园，都只能是梦中的家国空间了。
夷门、遇仙楼则出现在重回汴京的刘祁视野中。刘祁《夷门》：“七国争雄古战场，千年遗迹已销亡。信陵谩有空名在，壮士犹闻侠骨香。霜落大荒秋草白，风生远道暮尘黄。停车且醉夷门酒，莫动悲歌易慨慷。”[8]1578《南京遇仙楼》：“倚天突兀耸高楼，楼上人家白玉钩。落日笙歌迷汴水，春风灯火似扬州。仙人已去名空在，豪客同登醉未休。独倚朱阑望明月，鸾旌依约认重游。”[8]1575夷门是古汴梁城的东门，和以梁园指代汴京一样，都是以人所共知的景观指代一座城市。诗经过零乱重回汴京，看到“霜落大荒”“风生远道”，感到彻骨凄寒。此时他重新思考“窃符救赵”事件，认为此事成就了信陵君的一代声名，其实夷门监侯嬴和勇士朱亥更令人起敬。诗人凭吊的是那些“大人物”背后无数的“小人物”，是他们用牺牲书写了历史。诗末透露出浓重的幻灭情绪，说愿停车醉于夷门之酒，并劝自己不要在饮酒中悲歌慷慨。遇仙楼是北宋建筑，金灭北宋时遭遇焚荡。正大四年（1227年）十月，这里曾发生过异僧噀酒催开冬日牡丹之事，来此参观者“车马阗咽”[26]180，赵秉文、元好问、雷渊等人也来游观题咏，俱有佳篇。刘祁想象当年这里落日笙歌，春风灯火，一派繁华；如今却只能倚栏独望，或许那些酒旗还认得自己是当年旧人。两首诗都写得低回落寞，在凭吊的伤怀中记忆重重叠加，或许只有不随时光改易的秋风明月尚能理解和映照诗人心事。
3.汴京故宫
故宫是文人汴京回望中最能代表故国的实体空间。到达聊城后，元好问写了《俳体雪香亭杂咏十五首》，诗题注云：“亭在故汴宫仁安殿西。”十五首七绝从不同角度对汴京故宫的日常进行了还原化书写。如以下几首：
第四首自注：“醇和，殿名。”醇和殿即皇帝的寝宫，金朝皇帝批帖子，总要将宫女唤至床前轮值。第十首自注：“泥金色，如麝香，宫中所尚。”在元好问的汴京书写中，碧瓦参差，翠竹高梧，麝香金，这些物象及名称中所附着的宫廷日常，都具有了文化意义。第十四首所说的“芜城笔”，用南朝宋鲍照《芜城赋》典故，以前人对残破都城的伤怀对应自己此时的情绪。尤其是“万户千门尽有名”一句最为沉痛，人有名，物有名，“名”一旦产生便有了不同于他人他物的独特性，随着被称指频次的累加而成为具有特殊意义的存在；但在战火炮石下，这些有名字的门窗殿阁连同它们柔雅美好的寓意一并毁损消逝。依托于记忆者的书写存留下来，是这些建筑及其名称能够走入历史的唯一方式。元好问书写故宫的作品还有词作《八声甘州》《浣溪沙》等。《八声甘州》开篇云：“玉京岩、龙香海南来，霓裳月中传。”[26]190“玉京岩”是汴京故宫一块石的名称，龙香是宫中薰香，“霓裳”是宫中乐舞的代称。那些曾经的日常，如今都已成为历史符号，成为汴京书写中家国历史的重要部分，也是这一时代特殊的文化记忆。
金亡前后，李俊民、杜瑛、段克己等人也将故宫作为金源王朝的核心意象。李俊民逃奔南宋后有《秋日有感》诗：“节气先凋一叶桐，人间何处不秋风。梁园胜事随流水，满目愁云锁故宫。”[17]127秋风秋雨和回不去的故乡，不可能再有的梁园胜事，北望时故宫上空满目的阴云，都表达了漂泊异乡的文人对国事的担忧。而当金亡后重回汴京，面对废墟中曾经神秘神圣的故宫，文人内心的苍凉之感更是难以抑制。杜瑛和段克己凭吊故宫的作品，或可代表当时布衣文人的家国之感：
杜瑛是缑氏（今河南堰师）人，金亡后北渡，教授汾晋之间，后被开府彰德的粘合珪召至彰德，《吊故宫》当作于回到河南期间。诗中出现了诸多宫殿意象：椒，后妃居住之所；觚稜，殿堂上最高的地方。杜瑛看到的是清冷的月光下似乎被雨浇透的伤痕累累的故宫残留，冷与湿无疑也是诗人的心理状态。劫灰飞尽后的宫殿，华美的玉石已被饥鸟啄碎，废殿荒台成为野花的家园，使他这位客游汴京的“洛阳书生”一夜愁白了头。段克己与其弟成己曾多次赴汴京参加科举考试，成己中正大七年进士，克己落第。金亡前兄弟俱在汴京围城中，亲历丧乱，对汴京的感受更深。《满江红》词题为“过汴梁故宫”，却并未描写故宫景观，而是对汴京陷落的过程作了文学化的还原，空间上则从陕西到河南，“五陵草树”“百二河山”“九重”“金阙”渐次失陷。末句写到，重来后汴京春色依旧，月光依旧，只是当年人流如织的玉津园和华美精致的雕栏都已陷入沉寂，与重来的诗人一起看流水漫绕城根，空自呜咽。
金亡五年后的蒙古太宗十一年（1239年），54岁的杨奂“惧后世无以考”，作《汴故宫记》，凭着记忆，对汴京故宫中的门、桥、楼、石等大的建构做了图画式的记录：“皇城南外门曰南熏。南熏之北，新城门曰丰宜，桥曰龙津。桥北曰丹凤，而其门三。丹凤北曰州桥，桥少北曰文武楼”云云。文末对金朝故宫作简要评价云：“观其制度简素，比土阶茅茨则过矣；视汉之所谓千门万户、珠璧华丽之室，则无有也。”[17]277他评价金王朝汴京故宫比上古帝王居住的茅草屋自然要好不少，但和汉代宫殿相比则朴质无华。这种客观描述与比较，可以看出杨奂对故国的怀念情深及正面评价。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录《汴故宫记》全文，并认为此文与杨奂所作《录汴梁宫人语》五言绝句十九首“虽一时之所寄兴，亦不无伤感之意”[29]。
《李俊民集·杨奂集·杨弘道集》，.魏崇武等点校，吉林文史出版社2010年版
金元易代文人对汴京有形空间及与之相关的生活日常的书写，饱含着生命深处无法消释的疼痛。尤其让他们感觉疼痛的，应该是那些空间中曾无处不在的“人”，人的消逝构成了城市消逝中最为惨痛的部分。他们的汴京书写，既是寄托家国情感的重要方式，也是传承记忆的必要手段，还是修复创伤的必经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亡金文人的汴京书写经历了由情向史的转变，他们在心理上逐渐认同这座都城已经走入历史，而将金朝纳入与这座都城相关的战国魏、五代、北宋的历史序列之中。
03
阐释与重构：隔代重回与记忆的传承新变
金元之际的汴京书写者还有另外两种身份的人，一是金亡时尚在童年的二代文人，二是南北统一后北上的南方文人。他们的汴京书写，既有与元好问等金元易代文人的相近之处，又因距离和身份的不同而呈现出新的特征。
对二代文人来说，他们童年的经历与成长中父母师长对汴京文化意义的不断阐释，使亡国的创伤记忆得以完整传递并被重新建构。他们亲见颠沛流离的亡金文人对于故国的追忆和伤感，与前辈文人的交往也增强了他们的金源情结。陵川（今山西陵川）人郝经十一岁随父母逃往河北保定，对金朝的兴亡史实有着超越时人的敏感关注。他也亲见如刘百熙一样的前金名士，“飘零竟向梁园死，苦泪空随汴水东”[23]316。刘百熙为宛平（今北京）人，金末在汴京为太学生，曾与杨奂一起堵谏金哀宗以太学生为炮夫之事[11]123，金亡后流寓真定史天泽幕府，往来燕赵间二十余年。一位熟知辽金典故的博学宏儒，在对回不去的汴京家国的想望中生命的终点。
对于曾经的金朝故都汴京，他们的书写是对父辈声调的承续。如卫州汲县（今河南辉县）人王恽“生长汴梁，八岁而北渡河”[30]3052。王恽写有与汴京相关的《梁园对月》《哀故宫》《龙德宫》《登熙春阁》等多首诗歌，又写有《跋樗轩寿安宫赋西园杂诗后》《夷门图后语》等题跋。《梁园对月》有明确的时间线索：“儿时曾住汴梁城，二十年来重此行。一片凤凰池上月，向人还似旧时明。”[30]1171由“二十年”可知诗歌作于宪宗四年（1254年）前后，时年王恽二十七八岁。王恽看到，月光如旧，人事已改。在看似平淡的叙说中，流露着深深的怅惘。《哀故宫》一诗与元好问、段克己、杜瑛等人在情感与造境上都颇为相似：“掖庭依约粉垣丹，行入荒宫重黯然。华表忽惊人世换，昆明重见劫灰寒。石龙委地埋秋草，湖玉临池倚暮烟。满目悲风吹酒醒，东华门外泪阑干。”[30]615“昆明劫灰”典出干宝《搜神记》，说汉武帝凿昆明池，挖出许多黑土，有西域高僧说这黑土是世界将尽时，劫火灼烧所留下的余灰。王恽此句正与元好问“焦土已经三月火”形成互文。“酒”的意象再次出现，但与元好问、刘祁、杜瑛等人借酒忘却兴亡不同，王恽是酒意被风吹醒，在东华门伤心落泪。他的书写正是对元好问等人书写内容与情感的接续。但与易代文人相比，二代文人的汴京书写，“变”的特征更为明显，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王恽全集汇校》，王恽撰，杨亮、钟彦飞汇校，中华书局2013年版
一是历史性增强。宪宗四年郝经游汴，作《哀三都赋》，开篇即盘点了三朝定都汴京又先后亡国的历史，金王朝的亡国只是步了后梁、宋的历史后尘。郝经又有《龙德故宫怀古一十四首》，先以大量篇幅书写北宋历史，批判北宋由于党争、败盟等事件导致的国力减弱，最后将批评的对象转向金朝。如第八首：“万岁山来穷九州，汴堤犹有万人愁。中原自古多亡国，亡宋谁知是石头。”第十四首：“帅府雄开不即真，宋州跃马趣曹门。只将京国为根本，百战能令社稷存。”[23]396正是承接金末文人对隋炀帝、宋徽宗的批判，隋、宋、金形成了连续的历史链条。
王恽的汴京书写同样呈现出多重历史叠加成序的状况。如《登熙春阁》：“封丘门外故宫傍，天阁空余内苑荒。瀛海梦空三岛没，帝城烟惨五云苍。……奇货梁园当日尽，为谁留住阅兴亡。”[30]熙春阁是北宋遗迹，也是蒙金战争中得以幸存的汴京最高阁。元好问《俳体雪香亭杂咏十五首》之三：“若为长得熙春在，时上高层望宋州。”[13]633把汴京最高阁作为瞭望牵挂逃往宋州（今河南商丘）的金哀宗的视点。王恽登上战火后残存的熙春阁，看到的是汴京城所经历的兴亡。“瀛海梦空三岛没”一句是对元好问《西园》“当时三山初奏功，三山宫阙云锦重”的呼应，末二句“奇货梁园当日尽，为谁留住阅兴亡”则至少叠加了北宋与金源的两代兴亡。
二代文人也更多把兴亡看作天意。元好问说“历历兴亡败局棋”[13]1123，认为更多是人为，即由于朝廷决策失误、用人不当等导致了像下棋一样节节败退。郝经也对金朝帝王多有批判，但也多有“况乃天道北，斗极重旋斡”[23]70这样的天命论。另如东平二代文人王旭游历汴京，在《汴梁故宫》诗中说“难将治乱全归数，欲把兴亡细问天”[31]71，《资圣阁》诗中说“岁华来往人空老，天意兴亡物岂知”[31]56，都在感叹金朝亡国是出于“天意”。
二是批判性增强。二代文人由于时间与距离的拉长，对前朝政治的评判也没有了前辈文人的隐约忌讳，而更多呈现出带有史家意味的直接评述。上引郝经《龙德故宫怀古一十四首》第十四首即是如此，他认为金朝当时据有汴京，如果能立足关中回援河朔，仍不失收复中都的机会。又《哀三都赋》在批判唐玄宗“学霓裳于天上，养禄儿于宫中”，北宋党祸内耗、好大喜功、侈靡营建、败盟引祸导致“二帝北虏，一马南渡”之后，对金章宗、卫绍王尤其是金宣宗展开批判：
郝经由金源开国时的武功谈到中期的文治，认为全盛时的典章制度可以直追唐、宋而超出北魏。“驭失其道，潜朽其索”批判的是金章宗；“北陆翻沙”指卫绍王被胡沙虎所弑；“公孙于邾”指宣宗迁汴。“虽日窘而日蹙，犹夭矫以磐礴”一句，批判了金末帝王对迁汴后形势的认识不足，如果能早作规划，也不至于亡国。郝经的看法也得到元朝史臣的认同，《金史》批判宣宗云：“迁汴之后……狃于余威，牵制群议。南开宋衅，西启夏侮。兵力既分，功不补患。曾未数年，昔也日辟国百里，今也日蹙百里，其能济乎？”[22]245“日蹙百里”正与郝经“日窘而日蹙”之说同调，元朝史臣的这一声调或正来自元初郝经们痛心疾首的声讨。
《郝经集编年校笺》，郝经撰，张进德、田同旭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
至元十三年（1276年），随着南北统一，文人们开始南上北下。对于北上文人来说，汴京是北宋旧都，是父辈们心心念念的故国，也是他们精神上的故乡。在被金源王朝占领百余年后，汴京成为大一统格局下的元朝属地，他们也得以亲至这座都城，他们的汴京书写也往往隔过金源直寻北宋。如陈孚写有《汴梁龙德故基》：“书来海上劝连兵，已见金轮逐火精。醮绝绛楼无鹤唳，朝空丹扆有狐鸣。羽袍士尚传三洞，介帻人谁报六更。一代兴亡真大梦，陈桥驿畔见青城。”（90）诗人从宋金“海上之盟”写起，盘点北宋败亡的历史。末二句从宋太祖陈桥兵变到徽、钦二帝在青城被掳，龙德故宫只是他记忆的触发点，他的书写也与完颜璹、雷琯、辛愿等人诗作形成互文。
与元好问等易代文人不同，二代文人的汴京书写，无论是对汴京的历史文化空间，还是对金源王朝的历史，都有着他们自己的理解，他们的书写既是对历史的重新阐释，也是对汴京空间所承载的文化意义的重构。北上文人的汴京书写，在声伤悼故国的声调上与亡金文人类似，但又因时间久远而呈现出隔代的苍茫之感，其中所渗透的历史感和批判性，又与亡金二代文人有些相似。
结 语
汴京先后成为北宋和金朝故都，都城中诸如隋堤、临水殿、梁园、西园、故宫等具有特殊意义的历史景观自然成为最能唤醒文人记忆的特殊空间；而文人饱含情感的书写又使这些特殊空间的意义被不断阐释和重构，完成着由实体空间向意义空间的转换。金元易代文人对隋朝、北宋历史空间的文化记忆，不久后便叠加了金源王朝的兴亡历史；金源二代文人的汴京记忆，则由于心理距离的拉长而使历史感和批判性有所增强。由亲历者的当下性书写到重回者的沧桑回望，到隔代书写者的重新阐释，再到北上文人的去金怀宋，金元之际的汴京书写正折射着文化记忆传承演变的规律。金朝灭亡后，汴京作为帝都的历史宣告结束，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再没有回到黄河以南。作为最后的“核心区”，汴京承载了金朝的兴亡，也成为中国历史转关的见证。从文学史的角度考察，汴京深厚的历史文化为金元之际的文学注入了源泉与活力，它的沧桑巨变又对作家的书写内容和风格形成了影响，并在代际文学承变中发挥着作用，因而它也是考察元代文学风格与理论生成的重要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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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勇耀，文学博士，编审，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诗学研究》副主编。出版有《孔天胤评传》等专著五部，在《文学评论》《民族文学研究》《中州学刊》《学术界》等发表论文20余篇。
编辑：杨洁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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