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网西安讯（记者陆航 实习记者 杨非非）12月10日，中国唐代文学第二十一届年会暨唐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陕西师范大学通过线上形式举行。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地区的学者和美国、日本等国的高校的唐代文学研究专家200余人，共提交论文近160余篇，主要聚焦唐代文学之文人、文本、文献和文体等问题，进行深入的学术交流与探讨，有力推动了中国唐代文学研究的学术繁荣。
陕西师范大学副校长党怀兴，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李浩，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名誉会长、复旦大学教授陈尚君，国家图书馆原馆长、首都师范大学特聘教授詹福瑞，台湾成功大学教授廖美玉参加会议开幕式并致辞。据介绍，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于1982年成立于西安，是目前国内古代文学研究界规格最高、影响最大、成就最突出的学会之一。受改革开放以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精神的影响，学会始终坚守以“学术为本”的理念，会风自由、开放、严谨，培育了一批又一批唐代文学研究的中坚力量，受到海内外学界高度认可。
唐代园林与园林文学的意涵承载着一种独特的“文化记忆”。李浩借用德国学者扬·阿斯曼的见解认为，包括唐园在内的古代遗物扮演了“文化记忆”的角色，起到了承载过去的作用，而且为人预示了永恒的未来。通过环境讯息和空间方位的记忆，唐代园林转化为诗、文与绘画，转化为名胜，创造了独特的“时空记忆”。通过名胜的文本化与景观的符号化，以及从凭吊遗址到阐释文本的转化，唐代园林实现了从历史记忆到文化阐释的转化。正是借助这种“文化记忆”，古人建构了无限宽广的时空视域。
唐诗流传之初，就已有许多名家名篇的故事，后代更多牵强附会，不加摧陷廓清，学者也不免会陷在其间。学界对此应尽可能地科学分析、客观论证，尽可能地接近真相，还原诗人真实的生命历程和独特的性格禀赋。陈尚君认为，还原诗人真实的生命历程，首先要重视经典，重视文本，但也不能囿于文本；其次要坚持文史结合融通的立场；最后要坚持现代传记文学的立场。
李白《行路难》三首究竟为何时所作，学界尚无定论。无论是定为一入长安作品，还是二入长安之作，都无文献作为确证，而是通过对作品的理解而来。詹福瑞认为，关于《行路难》三首的系年问题，应对此一组诗再做细读。而欲明其义，关键在李白此三首诗用典的解读。此三首诗无论情感、语气风格皆相同，应是一个时期内所作，似不宜拆开，它们都是李白去朝前后所作，细读之，抒写长安之遭际及心路历程，脉络极为清晰。
“范碑”全称《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写于元和十二年（817）正月、李白辞世 55 年后，是了解李白生平的重要文献。新疆师范大学薛天纬教授指出，出自唐人之手记叙李白生平家世的文献，传世有五种，按写成的先后为序，“范碑”之外，另四种依次是：李阳冰《草堂集序》、魏颢《李翰林集序》、刘全白《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裴敬《翰林学士李公墓碑》。“范碑”关于李白生平家世的记载，与上列另四种唐人写成的文献相比较，最为详尽。而“范碑”之题应依《李太白文集》作《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铭并序》。
唐诗之路研究是近年兴起的新的学术增长点。唐代诗人游走于各地，形成多条唐诗之路。深入研究这些诗路，有助于我们从新的角度进一步弄清唐代文学发展的面貌。南开大学中文系教授卢盛江指出，初唐浙东诗路是东晋南朝诗路向唐代诗路高潮的一个过渡。东晋南朝，浙东名山文化逐渐形成，和名士文化一起，伴随着诗人们游历的行踪，诗路已初具雏形，诗路文化已初具特色。到初唐，浙东诗更多。但是盛唐以及中唐前期浙东诗路，诗人诗歌数量更多，漫游诗人、隐逸诗人更多，还有不少诗人群体，都远超过初唐，说明初唐只是浙东诗路发展的初期阶段。
李白在思想上，无论是政治的、历史的、还是哲学的、宗教的，都表现为一种天才式的体验、思索与领悟。他对道家、神仙道教的接受与体验、实行，应该从一个天才诗人角度去理解。关于李白与佛教关系的研究，有待探讨的空间更大。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志熙认为，李白对道家、道教及佛教的追求，形成了他的生命本体论，也就是我们要讨论的李白融合道释的生命哲学，因其核心在于解决及解释生死观问题，所以传统也常常比较直接、简单地表述为“生死观”。就李白在儒家伦理观之外的生命体验与行为方式而言，李白自由地出入道、佛、仙、隐的各种意识之中，这些都为了解决其现实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尤其是生命本身的问题。
北美以英文撰写的第一部中国文学史，通常以 1901 年翟理思《中国文学史》为准。对此，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吴琦幸先生则认为，从严谨的学术标准来衡量，该部文学史仅是由作者选译一些中国著名文学作品进行翻译排列，以便修学中文的学生了解中国文学的概貌。对于中国文学在三千年发展历史中的文学源流，并没有进行系统的论述，因此也并不具备“史”的要求。真正具有完备的“史”概念的中国文学史，应该是 1961 年由华裔学者陈受颐编著出版的《中国文学史略》。
唐诗域外英译的百年历程中，孟浩然虽然早就和其他诗人一起进入了英语世界，但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得到足够重视。美国圣·彼得大学副教授江岚指出，21世纪以后，文学界译家赋予孟浩然“禅意诗人”的形象，学者译家们对他的兴趣也随之大大增强。英译孟诗先与汉传佛教在英美的发展同步，再与当代盛行的生态整体主义相呼应，迅速成为世界文学的“汉风”小传统的经典之一。其过程体现了孟诗解读的多元化、时代性视角，也凸显了中国自然山水文化精神的当代意义。对于受母语文化局限的本土孟浩然研究而言，西方译者的阐释方法和角度，也是突破并超越单一文化思维框架的有益补充和借鉴。
离别与聚合、酬赠与题壁，分开来看，不过是唐人生活和创作中习以为常的几种事件和行为，但把它们集合起来，表现得如此频繁、深切、生动，无疑当首推中唐诗人元稹、白居易。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尚永亮认为，离别与聚合、酬赠与题壁并非表现在元、白在朝为官的正常生活中，而是表现于二人被贬之后的跋涉旅途和逆境生涯，这就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贬谪给元、白二人提供了贬时救助、贬后送别、别后相聚、跨时空酬赠以及题壁留言、题诗互勉的机遇，使他们得以超越凡俗、日常，既获得一种生命沉沦的深刻体验，又在创作中展示出多层面的内容和情感。元、白长达十年的贬途往还不啻为“互动”提供了新的诠释，使其在见证二人深挚友谊的同时，也为其诗路书写增添了丰富的色彩，为唐代诗史树立了一个不可忽视的经典样本。
“五代文学”“十国文学”的概念形成受“正统观”的影响，对之应进行必要的概念史研究。苏州大学文学院罗时进教授认为，“正统观”是一种具有极大争议性的国家观、民族观，其中有可以丰富文明史观、文化史观的精神和内容，自不必完全否定。但论正统是否存在应以道统的存续为根本，以文化的质态为基础，同时既要看到阶段性分裂割据，更要看到发展后的接续合龙。故宋初正统“三绝三续”说应该得到重新审视，注意分裂时期政治文化的过渡性质和战争形式的文化碰撞意义；中华文化版图的长期一体存在应该得到认知，注意文学史的客观性与完整性；史学话语与文学话语的区分应当成为学术自觉，注意文学史发展的内生性与相沿规律。如此才能客观看待和深入研究“五代文学”和“十国文学”。
倡言“大中”，是柳宗元思想的核心，而《非国语》则是较为集中地反映其“大中”思想的作品。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李芳民认为，在《非国语》中，柳宗元借助历史批评，掘发圣人思想之本义，就传统儒学的一些重要命题，提出了许多新颖的见解，不仅较为全面地展示了其“大中”思想的内涵，而且突出地显示了其思想的独特性。其所阐发的“大中之道”，不惟深化丰富了唐代的儒学思想，同时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也具有重要意义。具体而言，一是其藉阐发“大中”所展开的深度思考，对于儒学由汉学向宋学的转变颇有推动之功，二是其富于质疑与批判的理性精神，以及强调“辅时及物”、注重政治实践的品性，对后世一些具有经世致用倾向的思想家，都有或显或隐的影响。
韩愈的碑志文对蔡邕碑文所树立并深刻影响中古碑志创作的人物才性品评笔法，表现出明显的疏离，提供了审思韩愈碑志艺术创变的视角。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刘宁认为，蔡邕碑文深受才性品评思想影响，追求对碑主德行、政事、学问、才能、气质等的全面叙述，体现了才性品评对兼材通人的崇尚；蔡碑的语言“清词转而不穷”，以丰富的品评词汇以及类比、排比等灵活多样的品评表达，对碑主做全面的记叙与刻画。韩愈的碑志文不追求对碑主做面面俱到的通人刻画，而是着重突出其忠义仁爱的品性、奇倔的性情；在语言上也极大地摆脱了蔡碑所树立的品评语言传统。蔡邕碑文对唐代碑文创作有显著影响，韩愈之前及同代的古文作家，基本没有完全摆脱蔡碑的影响，由此更体现出韩愈碑志文的巨大创新性。
本次会议会期两天，大会发言后，会议又分四组，共十六场次，重点围绕“经典作家、作品与文体”“传世文献、新出文献与文化”“文人心态、制度建构与题材书写”“宗教习俗、接受传播与域外交流”等主题进行交流探讨。
本次会议由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主办，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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