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经
蒙元之初，文学有待继往之人，制度尚待重建之士。元好问的弟子郝经和王恽是这一时期的重要人物，二人承前启后，推动了元初赋学的发展。金亡后，郝经在顺天府遇到元好问，“遂相与论作诗作文法，（遗山）复勉公以百世远大之业，公从先生学者盖有年”[66]。郝经继承了祖父郝天挺和元好问对时文律赋的基本看法，批评程文功利，律赋浮侈。他在《原古录序》中感慨道：“呜呼！近世以来，夸毗者不务实学，骫骳芜秽，纤艳浮侈，枵然恣肆，以古为野；侥幸者干禄诡获，只务速售，破碎缀辑，无复统纪，以正为左。”[67]又在《答友人论文法书》说，文人“总为循规蹈矩决科之程文，卑弱日下，又甚齐、梁、五季之际矣”[68]。元正式开科举是在延祐二年（1315），所以郝经所说的“程文”是指金代科举程文律赋。“只务速售，破碎缀辑”正是郝天挺、元好问对律赋的批评。郝经认为近世程文“骫骳芜秽，纤艳浮侈”，以至金文比齐梁、五代更加卑弱，他的批评比元好问更加深刻、激烈。郝经对元代古赋理论贡献之一在于，他将骚、赋归于《诗》类，认为楚骚、汉赋是对《诗经》的传承。这对元后期“以诗衡赋”理论有启发之功。郝经与朱熹私淑弟子赵复有交往，是元初北方较早深入接触理学之人。他的《原古录》（已佚）和《文章总序》将各体文章归入《易》《书》《诗》《春秋》之下，其中骚、赋分列于《诗》类第一、第二。他说：《诗经》三百篇……本然之声音，郁湮喷薄，变而为杂体，为骚赋，为古诗……其体制不可胜穷矣。骚。古所无有，楚屈原始为之……以《离骚》一篇，旨意深远，可以继《诗经》之后，特称为经。赋。《诗》有六义，二曰赋，排比铺陈之体也……其体杂见于《风》、《雅》、《颂》之间而不特名篇。至屈原作《离骚》谓之赋，宋玉乃作《高唐》、《风赋》，荀卿、贾谊、司马相如等相与倡和，拓大缀辑，崒然为辞章之冠，兼《诗》、《骚》之制，为文士杰作，至魏晋极矣。[69]在郝经的文体观念中，骚、赋源于《诗经》。郝经的文学思想崇尚复古，崇尚《诗经》的风雅与性情，他在《一王雅序》中说：“战国而下，逮乎汉魏，国史仍存，其见于词章者，如《离骚》之经传，词赋之绪余，至于郊庙乐章，民谣歌曲，莫不浑厚高古，有三代遗音。”[70]三代遗音是指《诗经》的“正变、大小、风雅”传统。元代后期辞赋理论家提出“以诗衡赋”，祝尧《古赋辨体》称：“骚者，诗之变也。诗无楚风，楚乃有骚……风雅既变，而楚狂'凤兮’之歌，沧浪孺子'清兮浊兮’之歌，莫不发乎情，止乎礼义，而犹有诗人之六义，故动吾夫子之听。但其歌稍变于诗之本体，又以'兮’为读，楚声萌蘖久矣”[71]，推阐以诗“六义”衡赋。杨维桢也提出“诗三百后，一变为骚赋”[72]。纵然祝尧、杨维桢的理论远承《毛诗序》，近接朱熹等人的诗赋论传统，但不能忽视，郝经对骚、赋有三代遗音、风雅传统的认识，正是元代后期“以诗衡赋”理论的基础之一。郝经对元代古赋的理论贡献之二在于，他在《答友人论文法书》中明确提出“骚赋之法，则本屈、宋”。郝经认为“文有大法，无定法。观前人之法而自为之，而自立其法”，则“文自新而法无穷矣”[73]。这一思想是对金代赵秉文的“师古与师心”，王若虚的“定体则无，大体须有”[74]法则的新发展。郝经所谓的“前人之法”，是指三代之文、两汉之赋、东汉之书、唐之韩柳、宋之欧苏的作文之法。郝经在《原古录序》中又提及“战国之庄周、屈原、宋玉”，“汉之邹阳、枚皋、东方朔、司马相如、王褒、刘歆、张衡、崔瑗、蔡邕”等作家的作品皆“鼓吹风雅，铺张篇什，藻饰纶绋”，值得传世。[75]在此基础上，他明确拈出“骚赋之法则本屈宋”说法：骚赋之法则本屈宋，作史之法则本马迁，著述之法则本班扬，金石之法则本蔡邕，古文之法则本韩柳，论议之法则本欧苏。[76]祝尧《古赋辨体》、杨维桢《丽则遗音》皆标榜“祖骚宗汉”“以诗衡赋”。郝经认为“骚赋之法，则本屈宋”，鲜明地提出了词赋“祖骚”的复古要求，这正是祝尧、杨维桢古赋理论的先声。此外，元代后期古赋理论的繁荣以古赋选本与赋作专集为依托，明代朱睦㮮《万卷堂书目》、焦竑《国史经籍志》、清人钱大昕《元史艺文志》皆著录了郝经《皇朝古赋》一卷。清代光绪年间《顺天府志》所载选本已佚，郝经这一选本亦开创了元代古赋选本之先河。蒙古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即位，派郝经赴南宋和谈，若他能顺利归国，则极有可能参与制定元代科举政策。但郝经却被贾似道拘禁于真州（今江苏仪征）长达十六年，归朝后不久就去世了。他的词赋思想仅保存在著述中，未能在制度上对元代科举与赋学产生更深远、明确的影响。当代孙晓云书郝经《泰山赋》
元好问的另一位弟子王恽，在元世祖、元成宗时居于庙堂之上，他对朝廷科举制度积极建言献策，间接推动了仁宗时期科举考赋制度的建立，促成了科举考律赋到考古赋的制度转变。王恽
关于元代科举、词赋与制度的关系，前辈学者已有探讨。如姚大力的《元朝科举制度的行废及其社会背景》[77]、黄仁生的《论元代科举与词赋》[78]、李新宇的《论元代考赋制度的变迁》[79]，三家所论，各有侧重，但都认为王恽在元代科举制度的确立与程式的选择上有重要推进作用。元代统治者崛起于草原，多尚武轻文，崇尚实用。元代前期关于科举的争论集中在两点：一为是否开科举，二为赋是否作为考试科目。由于各方势力抗衡，其对科举的态度也大相径庭。简而言之，元世祖重实学厌空谈，对科举本身没有太多热情。儒臣内部理学派重视经义，反对科举开设词赋科目，而文士派主张词赋一科的重要性。其中一场著名的辩论发生在至元八年（1271）：侍讲徒单公履欲行贡举，知上于释崇教抑禅，乘是隙言儒亦有是，科书生类教，道学类禅。上怒，已召先少师文献公、司徒许文正公与一左相廷辩。公（董文忠）自外入，上曰：“汝日诵《四书》，亦道学者。”公曰：“陛下每言：士不治经究心孔、孟之道，而为赋诗，何关修身，何益治国！由是海内之士，稍知从事实学……而俗儒守亡国余习，求售己能，欲固其说，恐非陛下上建皇极，下修人纪之赖也。”事为之止。[80]在这场论辩中以徒单公履为代表的文士派显然居于下风，董文忠其实是代王言，代表了忽必烈对科举、诗赋的态度。统治者“俗儒守亡国余习”的观点源于对宋金科举与治国的反思。忽必烈召见张德辉时就曾问到：“辽以释废，金以儒亡，有诸？”[81]“而为赋诗，何关修身，何益治国”是理学派反对词赋设科时最有力的论证。可见当时开科难度之大，词赋设科则更为困难。科举延宕不行，王恽在几十年中坚持上书建言科举当行，如至元四年（1267）、至元五年（1268）、至元三十年（1293）都曾明确上书。另外，其文集中有选士等条目，宣扬设科取才的重要性。在考试科目中，王恽坚持词赋可取文才之士，其《论明经保举等科目状》载：今体访尚书省批送礼部同翰林院官讲议科举事，省拟将词赋罢黜，止用经义、明经等科，其举子须品官保举之人，然后许试。夫如是，恐事出非常，中外失望……且品流之人，若果实人材，虽出一切科目，不害为通使特达之士，何独词赋无益于学者治道哉……以某愚见，其词赋宜公然集议，不可遽去。[82]王恽认为明经仅为记诵之学，“使天下之人舍精就简，去难从易，不出手抄义疏，口诵集解，心熟笺注，其规模不出帖经口试，殆童子答默义之法耳”；甚至有“绝去笺疏，断以己义”者，“返不若赋义之淹贯经史，扣击诸子，辞理文采兼备之为愈也”。[83]王恽所提出的赋“淹贯经史”“扣击诸子”，正是对金代律赋专重格律轻内容的反思与改革，也是对赵秉文、元好问思想的继承与发展。金代以律赋取士，缺少理政之材，而元初统治者最重实用。王恽试图调和实用、经义、词赋三者之间的矛盾。《论科举事宜状》呈现了他的调和构想，一是建言时务策、经义、词赋、博学宏辞科并用，二是经义转经出题，词赋略除苛细：伏见朝廷发明诏，议科举，以取进士。盖欲明公道，广仕途，以革侥竞之风；选人材，收实用，致隆平之化。然闻礼部所拟，止以经义、词赋两科取人。伏虑浅狭拘窒，于国于士两有未尽……必欲急得人材以收实用，莫若以时务对策，直言极谏，切中利病，有经画之略者为首选……其次，以博学宏词兼试典礼，议一道如禘祫、斋郎之议者为中选。其经义、词赋两科，乞转经出题，先为布告中外，使学者明知所向，谓如今年书，明年诗，限以几时，然后赴试。其格律略除苛细，如故实、景象、明水、干羽、金在镕之类，例皆为命题……其有用实学为圣朝英特之选，一洗辽、金衰薾不振之气，其不盛欤！[84]事实证明，王恽提出的改革方向抓住了元代科举的主要矛盾：“时务策”用以选实用人材，经义、词赋“转经出题”用以强化经史学问，词赋“略除苛细”，避免偏重格律之弊。以上政策的目的，正是为避免金代科举的种种弊病，为能“一洗辽、金衰薾不振之气”。科举从律赋到古赋，仅有一步之遥了。王恽于元成宗大德八年（1304）去世，皇庆二年（1313）元仁宗正式颁诏施行科举。诏曰：“试艺则以经术为先，词章次之。浮华过实，朕所不取”[85]；科举标准“一祖程朱”，词赋“变律为古”。从制度设立过程来看，仁宗朝恢复科举，是多种历史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前期儒家士人坚持不懈地上书、论辩是至关重要的因素之一。他们的坚持使开科取士始终作为朝政热点而被持续关注着。延祐二年（1315），元代停滞数十年的科举终于重启。后来虽有波折，但延祐开科确定的科举赋体“变律为古”却成为定式。开科后数十年，在科举的刺激下，元朝惟古赋是崇，古赋创作勃兴。这次改革对科举史和辞赋史意义都非常重大。从制度史看，“元代考赋'变律为古’（李调元《赋话》），成为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以古赋取士的时代”。从文学史看，这次改变最终促成了元代古赋“祖骚宗汉”写作范式与理论的建立。[86]王恽《秋涧先生文集》
结语
梁启超将学术思潮的发展归为“启蒙期”（生）、“全盛期”（住）、“蜕分期”（异）、“衰落期”（灭）四期，“旧思潮经全盛之后，如果之极熟而致烂，如血之凝固而成瘀，则反动不得不起。反动者，凡以求建设新思潮也；然建设必先之以破坏”。[87]在文学领域，这一规律也同样适用。纵观科举考律赋史，唐代科举由“重经轻赋”演变为“重经兼赋”，宋代科举律赋得到繁荣发展并发生分化，金代重赋轻经所带来的种种弊端终结了科举考律赋的历史，科举律赋由此完成了自身的“生”“住”“异”“灭”。元代科举赋“变律为古”，正源于对宋金科举之弊的反思。但这些反思又不仅仅是元人完成的，金人就已经开始审视自身且试图变革。多年来的科举史、文学史研究往往忽略金代，但是科举考赋史“由律转古”的转捩点就是在金代。忽略了这一环，科举考赋史发展的全貌就难以被窥见。
文学思潮的发展有必然的历史趋势，也会包含偶然的历史事件。金代律赋由于制度积弊和文体限制而走向衰落可能是必然趋势，张行简知贡举这一偶然因素更加速了律赋衰微。赵秉文作为主文者欲改革律赋，终未能成功。元好问等人客观地指出了金代律赋的弊端，又通过批评实践推崇古赋。大风起于青萍之末，元初郝经从文学复古理念出发，明确拈出“屈骚汉赋”为词赋复古的典范，又从“文本于经”观念出发，将骚赋归于《诗经》之变，奠定了元代后期古赋理论的基础。王恽从科举制度层面调和元初各方对科举与词赋的态度，促成了元仁宗时期科举重经义、考古赋制度的建立。三代人在政治、文学等不同领域薪火相续，最终促成元后期古赋“祖骚宗汉”“以诗衡赋”等写作范式的确立与批评理论的繁荣。从金到元，这一律赋衰落、古赋振起的线索逐渐明晰。由此可见，以元好问为中心的士人群体，对金元词赋的发展具有破旧立新的重要意义。
《民族文学研究》2022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