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这句话也是集中了钱谷融先生的治学经验和他对文学研究的最重要的要求的——才情横溢，文采斐然，这才是真正能与文学相配的关于文学的文章。这里的关键，自然是“真正能与文学相配”这个短语。在钱谷融先生看来，“文学”之于“人”是有特殊要求的：文学的创作者，固然必须是“才”“情”“文”三者兼备；文学的研究者，也必须“才”“情”“文”三者兼备，否则，就“不相配”，就不叫“文学研究”。钱谷融先生重视“情”是可以理解的。在他看来，文学是一个感情的艺术，唯有研究者拥有丰沛的情感，并且能够包容各种复杂的感情，才能真正进入文学世界，达到生命的体验和感悟。钱谷融先生对“文”的看重，则应特别注意。这不仅表明钱先生对“文学根本上是一种语言艺术”这一特质的深刻理解，而且显示了学术表达和形式在他的文学研究观里的特殊地位，他谆谆教导学生：“为了求得形式的完美，就应舍得花功夫。”也就是说，在钱先生看来，对文学的理解和感悟，只是为文学研究奠定了基础；文字的表达和形式，在某种程度上，是更为重要的。他孜孜以求的，不仅是完美的内容，更是完美的形式：这是一位真正的完美主义者。他执着追求着：美的思想、美的感情、美的文字，由此构成了文学之美、学术之美，归根结底，是生命之美：这是一位彻底的爱美之人。没有谁比钱谷融先生更重“才”的了。这是根植于他对文学与文学研究这类精神劳动的特质的深刻理解和把握的。他深知，文学和文学研究或许有着特别严格的高标准，对创造性，对灵感、直觉……也有着特殊的要求。我们在钱谷融先生身上，可以感觉到一种贵族气质，这在他对文学和文学研究的精美的执着追求上，是表现得格外突出与鲜明的。——当然，对文学和文学研究，完全可以有、事实上也存在，和钱谷融先生不同的另一种理解和要求。钱谷融先生对“才”“情”“文”的追求，集中体现在他对学生的培养上。谈钱先生，而不谈他对人才的培养，是绝对不行的。钱先生曾明确表示，“爱惜人才，为天地多留一些灵秀之气”是他做人行事的基本出发点。钱先生疏于写作，却用大量时间来写信，接待学生和来访者，原因即在于此。他甚至说：“我一生碌碌，毫无建树，性又懒散，除了教过的学生中颇不乏一时之俊彦外，自己实在没有什么可以流传的东西。”“没有什么可以流传”自然不符合实际，但先生确实是将自己的生命意义寄托在学生身上的。钱先生对人才的选择标准，自然是以“才”“情”“文”为主。钱先生在一封信里，谈到一位考生，考试的答卷“完全不合理论文章的规范”，基础也不甚好，但“文字写得很美，很有灵性，显然是很有才情的。人才难得，我也就破格录取了”。这大概不是孤例。学术界早就传说，钱先生招考研究生，总是要求考生写一篇文章，文字功夫如何，对最后的录取，往往是起决定作用的。我饶有兴味地对钱先生如何培养学生作了一番考察，我发现，在研究素质的培养上，钱先生一直抓住两条：一是用“心”去“细”读。所谓用“心”，就是前文所说的“把自己的心摆进去”，“既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所谓“细”读，就是以“闲暇”之心，对作品文字及言外之意、“情味、境界”等，细细“体味”，特别要注重“婉曲细腻处”的体味，以达到真正的理解的同情。其二，要用精当的文字，将这些体味到的情味、境界表达出来。可以看出，钱先生对学生文字表达有严格的要求，一再强调要做到“得心应手地驾驭文字，使之在表情达意上毫无窒碍”，以为这是学术研究的“基本功”，必须严格训练；在此基础上又要求文字表达的进一步“修炼”，同时要防止走上“雕琢”之路，而小心保护原有的灵气或野气。——既要“修炼”，又要保持原气，这是个“两难”。钱先生说，这就只有“效法庄子的'处于才与不才之间’”了。其实，这倒是道出了学术训练、人才培养的内在矛盾及其艺术的。当然，更为重要的，也是钱谷融先生最下功夫的，还是对学生“为人”的精心培育。我们这里无法展开，或许还可以作专文来讨论。可以说，钱谷融先生的“为人之道”与“治学之道”正是在对学生的培养这里，得到了统一、完美的表现。对于钱谷融先生，这一个个个性完全不同的学生，都是需要他去爱护、尊重和欣赏的具体的“人”。——不仅是爱护人，尊重人，还要学会欣赏人，这是钱先生的人性观的极有特色、最让人感动的部分。他的任务，就是发现、培育他们内在的“人”的美质，启发、引导、帮助他们扬善抑恶，积极向上，努力走向真、善、美的“人”的境界。——这也是一种“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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