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楚辞后语》的编选原则与研究特点
谢 君
（中华女子学院文化传播学院，北京 100101 ）
摘 要：《楚辞后语》是朱熹的一部未完稿，体现了朱熹的楚辞学思想。入选《楚辞后语》的作品，须满足三个条件，首先要与屈原作品存在精神情感上的一致性；其次要与屈原作品无心冥会，而非刻意模仿；另外，还须符合义理、指意深切、有补于世。《楚辞后语》在研究体例上，有着自己的特点。编选原则体现出作者重内容轻形式、无明确的文体意识的特点。此外，《楚辞后语》还表现出了明显的道德批评高于文学批评、作家评判重于作品评判的研究特点，是朱熹楚辞研究的现实功用目的的集中体现。
关键词： 朱熹； 《楚辞后语》； 编选原则； 研究特点； 道德批评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639(2017) 02-0021-06
《楚辞后语》是朱熹继《楚辞集注》《楚辞辩证》后的又一部楚辞研究著作，只可惜是部未完稿。朱熹突破“楚辞”即《楚辞》的局限，将研究视野放大至《楚辞》范围外的整个楚辞发展史，较早有意识地对楚辞进行史的观照。《楚辞后语》编选了自先秦至宋代的楚辞作品52篇，代表了朱熹宏观的、历史的楚辞学视野。《楚辞后语》有着朱熹自己的编选原则与研究目的，是朱熹楚辞学思想的重要体现。
一、《楚辞后语》的编选原则
选什么样的作品与不选什么样的作品，这本身就是选家的一种文学批判。《楚辞后语》虽然是在晁补之《续楚辞》《变离骚》的基础上编选而成，但所录作品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体现出朱熹与晁氏不同的研究思想。晁氏的《续楚辞》与《变离骚》今已不存，据《郡斋读书志》载，《续楚辞》录作家26人，作品60篇；《变离骚》录作家38人，作品96篇[1]。这两个集子共录作家不会少于38人，所录作品达156篇。《续楚辞》所收作家作品始于宋玉，止于宋代的王令；《变离骚》所收作家作品始于荀卿，也止于王令。朱熹《楚辞后语》收录52篇作品，作家自荀卿至宋吕大临共29家。在数量上与具体作家作品的取舍上都与晁氏二书有了很大不同。朱熹对晁氏所选篇目有删减也有外增的，并未受到晁氏二书的局限。
朱熹在《楚辞后语》的序文中交代了他在晁氏二书的基础上编选《楚辞后语》的情况。他说：
右《楚辞后语》目録，以晁氏所集录《续》《变》二书刊补定著，凡五十二篇。晁氏之为此书，固主于辞而亦不得不兼于义。今因其旧，则其考于辞也宜益精，而择于义也当益严矣。此余之所以兢兢而不得不致其谨也。盖屈子者，穷而呼天，疾痛而呼父母之词也。故今所欲取而使继之者，必其出于幽忧穷蹙怨慕凄凉之意，乃为得其余韵，而宏衍巨丽之观，欢愉快适之语，宜不得而与焉。至论其等，则又必以无心而冥会者为贵，其或有是，则虽远且贱，犹将汲而进之；一有意于求似，则虽迫真如杨、柳，亦不得已而取之耳。若其义，则首篇所著荀卿子之言，指意深切，词调铿锵，君人者诚能使人朝夕讽诵，不离于其侧，如卫武公之抑戒，则所以入耳而著心者，岂但广厦细旃，明师劝诵之益而已哉！此固余之所为眷眷而不能忘者。若《高唐》、《神女》、《李姬》、《洛神》之属，其词若不可废，而皆弃不录，则以义裁之，而断其为礼法之罪人也。《高唐》卒章虽有思万方、忧国害、开圣贤、辅不逮之云，亦屠儿之礼佛，倡家之读《礼》耳，几何其不为献笑之资，而何讽一之有哉？其息夫躬、柳宗元之不弃，则晁氏已言之矣。至于扬雄，则未有议其罪者，而余独以为是其失节，亦蔡琰之俦耳。然琰犹知愧而自讼，若雄则反讪前哲以自文，宜又不得与琰比矣。今皆取之，岂不以夫琰之母子无绝道，而于雄则欲因《反骚》而著苏氏、洪氏之贬词，以明天下之大戒也。陶翁之词，晁氏以为中和之发，于此不类，特以其为古赋之流而取之，是也。抑以其自谓晋臣耻事二姓而言，则其意亦不为不悲矣。序列于此，又何疑焉！至于终篇，特著张夫子、吕与叔之言，盖又以告夫游艺之及此者，使知学之有本而反求之，则文章有不足为者矣。其余微文碎义，又各附见于本篇，此不暇悉著云。[2]9-10
此外，朱熹在他已完成的各篇前的小序中，大多交代了作者的概况、创作缘由、作家作品的是非得失以及入选《后语》的理由。这对我们了解朱熹的编选原则也是十分有帮助的。通过对《后语》的整体把握，我们可以总结出朱熹的几条编选原则：
第一，入选作品要与屈原作品存在精神情感上的一致性，有“幽忧穷蹙怨慕凄凉之意”。这是《楚辞后语》选录作品时的第一条原则，也就是说入选作品首先要像楚辞，而楚辞又以屈原作品为典范，所以写得像屈原作品是最关键的原则。要近似屈原作品不只是词藻的伟丽，更主要的是所表达情感的幽忧穷蹙怨慕凄凉，即强调内在的相似性而非外在形式的相仿。朱熹在《楚辞后语目录序》中言：“必其出于幽忧穷蹙怨慕凄凉之意，乃为得其余韵，而宏衍巨丽之观，欢愉快适之语，宜不得而与焉。”[2]9朱熹在《楚辞后语》中的不少篇目下都强调过这一编选理由。比如评《易水歌》曰：“特以其词之悲壮激烈，非楚而楚，有足观者，于是录之”[2]221。评《垓下歌》曰：“其词慷慨激烈，有千载不平之馀愤，是以著之。”[2]223评《乌孙公主歌》云：“公主词极悲哀，固可录”[2]230。评《胡笳》云：“其哀怨发中，不能自已之言，要为贤于不病而呻吟者也。”[2]255评黄庭坚《毁璧》云：“其词极悲哀，而不暇于为作，乃为贤于它语云。”[2]301《后语》中的作品都是或悲凉或悲壮或悲哀或悲愤，情感都是低沉的，没有欢娱之词，与《楚辞》的整体气氛相一致，这是由朱熹的编选原则所决定的。
第二，入选作品要无心冥会，非刻意模仿。在第一条原则的基础上，朱熹又进一步对所选作品做要求。朱熹说：“至论其等，则又必以无心而冥会者为贵，其或有是，则虽远且贱，犹将汲而进之；一有意于求似，则虽迫真如杨、柳，亦不得已而取之耳。”[2]9《后语》选录作品时，虽然是以屈原作品为标杆，以与屈作接近者为高，但这种接近以无心冥会者为贵，不能是刻意模仿而成。也就是说朱熹看重的是作品的自然天成和情感的自然流露，而非刻意雕琢求似。朱熹认为《易水歌》“非楚而楚”，《越人歌》“自越而楚，不学而得其馀韵”，均属于无心冥会者，所以“不遑深论”，不以其“远且贱而遗之也”[2]221-222。选录苏轼的《服胡麻赋》时，朱熹看中的也是“其词气亦若有冥会者”[2]300。
第三，入选作品要符合义理、指意深切、有补于世。朱熹在选录作品时，还尽量选取那些有指导现实作用的作品，即或起道德教化或起政策参考或起反面教材等作用的作品。朱熹在《楚辞后语序》中所说的：“若其义，则首篇所著荀卿子之言，指意深切，词调铿锵，君人者诚能使人朝夕讽诵，不离于其侧，如卫武公之抑戒，则所以入耳而着心者，岂但广厦细旃，明师劝诵之益而已哉！此固余之所为眷眷而不能忘者。若《高唐》、《神女》、《李姬》、《洛神》之属，其词若不可废，而皆弃不録，则以义裁之，而断其为礼法之罪人也。《高唐》卒章虽有思万方、忧国害、开圣贤、辅不逮之云，亦屠人之礼佛，倡家之读《礼》耳，几何其不为献笑之资，而何讽一之有哉？”[2]9正是对这一编选原则的举例说明。关于首篇《成相》的入选理由，朱熹曰：“今以其词亦讬于楚而作，又颇有补于治道，故录以附焉。”[2]209朱熹看中的就是《成相》杂列古今治乱兴亡之效，对君王治国有讽谏作用，同时又有尊君爱民之意，对现实有指导意义。此外，朱熹选《垓下歌》时云：“若其成败得失，则亦可以为强不义者之深戒云。”[2]223选《乌孙公主歌》时云：“亦以为中国结婚夷狄，自取羞辱之戒云。”[2]230均是强调各篇对现实人生与现实政治的参考意义。朱熹选司马相如的《长门赋》《哀二世赋》而剔除了其更有名的《上林赋》、《子虚赋》及《大人赋》的理由是“《上林》、《子虚》之作既，既以夸丽而不得入于楚词；《大人》之于《远游》，其渔猎又泰甚，然亦终归于谀也。特此二篇，为有讽谏之意，而此篇所为作者，正当时之商监，尤当倾意极言以寤主听。”[2]233看中的乃是《长门赋》与《哀二世赋》的讽谏意义。朱熹还选了扬雄的《反离骚》，关于选录这篇的理由，朱熹云：“至于扬雄，则未有议其罪者，而余独以为是其失节，亦蔡琰之俦耳。然琰犹知愧而自讼，若雄则反讪前哲以自文，宜又不得与琰比矣。今皆取之，岂不以夫琰之母子无绝道，而于雄则欲因《反骚》而著苏氏、洪氏之贬词，以明天下之大戒也。”[2]9可知，朱熹选《反离骚》不是因为此篇本身能起教化作用，而是将之作为反面教材来批判扬雄的“失节”，以此来批判现实，达到教化的作用。
以上三条是朱熹编选《楚辞后语》的主要原则，三条原则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入选作品不是符合其中哪一条就够，而是要三个条件同时具备才能满足要求。而且，朱熹把第三条原则放在十分突出的位置。作品是否符合义、是否具有教化意义成了朱熹取舍作品的最重要的原则，不仅如此，作家的道德水平与学术思想也影响着朱熹对作品本身的选录与评价。这些原则显然要比晁氏编选《续楚辞》、《变离骚》的标准严格得多，所以晁氏二书156篇经过朱熹三原则的筛选，所剩不足三分之一。
二、《楚辞后语》的研究特点
首先，在研究体例上，《楚辞后语》有着自己的特点。《楚辞后语》的研究体例虽受到晁氏二书的影响，但与晁氏的研究体例仍存在区别，同时也与《楚辞集注》《楚辞辩证》的研究体例也有不同。52篇作品基本以时间为顺序编排，每篇作品前均有一题解式的小序，交代作家创作缘由、指出其是非得失，并说明入选的原因等。如朱熹在《楚辞后语》第一篇《成相》前云：
《成相》者，楚兰陵令荀卿子之所作也。荀卿，赵人，名况。学于孔氏门人馯臂子弓者，尤邃于《礼》，著书数万言。少游学于齐，歴威、宣，至襄王时，三为稷下祭酒。后以避谗适楚，春申君以为兰陵令。春申君死，荀卿亦废，遂家兰陵而终焉。此篇在《汉志》号《成相杂辞》，凡三章，杂陈古今治乱兴亡之效，托声诗以风时君，若将以为工师之诵，旅贲之规者，其尊主爱民之意，亦深切矣。相者，助也，举重劝力之歌，史所谓五羖大夫死而舂者不相杵是也。卿非屈原之徒，故刘向、王逸不录其篇。今以其词亦托于楚而作，又颇有补于治道，故录以附焉。然黄歇乱人，卿乃以为托身行道之所，则已误矣。卿学要为不醇粹，其言精神相反为圣人，意乃近于黄老，而复后王、君论五者，或颇出入申、商间，此其所以传不一再，而为督责坑焚之祸也。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可不谨哉！可不谨哉！[2]209-210
这段小序中自开头至“遂家兰陵而终焉”一段是介绍作者的基本情况，“此篇在《汉志》号《成相杂辞》……不相杵是也”一段是介绍作品情况，“卿非屈原之徒……故录以附焉”一段是交代该篇入选《后语》的原因。此后至结束是对作者的评判。朱熹对作家作品的批评主要体现在小序之中，且极力挖掘作家及作品的义理价值和讽谏功能。晁氏的《续楚辞》《变离骚》各篇作品前也有小序，但侧重于作品创作背景及主旨的交代，缺少对作家作品的全面批判。
作品的注解分为两种，一种是与《楚辞集注》的体例一致：分章注释，先注字音，再释解字词，疏通文义。注释以简明扼要为特点。如《成相》前两章：
请成相，世之殃，愚闇愚闇堕贤良！人主无贤，如瞽无相何伥伥！相，并息亮反，上叶平声。堕，许规反。伥，丑羊反。○相，助也。成相，助力之歌也。堕，壊也。瞽无相者，瞽者无目，故必使人助之，亦谓之相，不可无也。伥伥，狂惑之貎。请布基，慎圣人，愚而自专事不治。主忌茍胜，羣臣莫諌必逢灾。慎，读作顺。人，叶音儿。治，直吏反，叶平声。灾，叶音滋。○布基，谓陈布基业之事也。忌，猜忌也。茍胜，不顾义理，而茍求胜人，若下文所引商纣之事也。
以上大字为正文，小字为朱熹注文。朱熹将正文大致按韵分章进行注解，先注字音，后释字词之义，中间以○隔开。全章文义疏通一般较少，没有《集注》中的详细。另一种注解方法是，正文一样是按章分开，只是注文更为简略，中间没有○隔开，按字词在正文中出现的先后顺序依次注音注义，字音字义自然混成。如《哀二世赋》的第一章：
登陂陁之长阪兮，坌入曽宫之嵯峨，临曲江之隑州兮，望南山之参差。岩岩深山之谾谾兮，通谷豁乎谽谺。陂，普何反。陁，徒何反。坌，普顿、步顿二反，并也。曽，重也。隑，巨依反，曲岸头也，与碕同。差，叶初歌反。谾谾，音笼，深通貌。豁，呼活反。谽，呼含反，大开貌。谺，呼加反，叶音河。
以上是《楚辞后语》的基本体例，但是由于它是一部未完稿，其中的19篇只存其目，朱熹还未来得及研究，这19篇前的小序是朱熹之子朱在取晁补之的旧说编成，朱熹做过研究的其他33篇，虽然都作了小序，但却未必均有注解。
其次，重内容轻形式，无明确的文体意识。朱熹编选《楚辞后语》的三原则其实都是从作品内容上作的要求。无论是要求作品与屈骚在精神感情上具有一致性还是要求作品无心冥会、自然天成，抑或是要求作品符合义、具有教化意义，都是对作品内容的重视，而少有形式上的考察。就此可以看出，朱熹在选录作品时有重内容而轻形式的倾向。这一倾向还体现在朱熹编选《后语》时并不注重所选作品的体裁形式上。“楚辞”作为一种文体应该是指用楚语写成的诗歌。带“兮”字的文、赋只能算受楚辞影响的作品，不能称之为楚辞。可《后语》中的作品，除了少数的楚辞后，诗歌（非楚辞类）、赋、文等多种体裁并存。如《成相》《佹诗》只能算诗歌而非楚辞，而《长门赋》《哀二世赋》《思玄赋》《复志赋》《闵己赋》《别知赋》等以“赋”名篇的作品只能算作是赋体文学，而不能称之为楚辞。又《吊田横文》《招海贾文》《吊屈原文》《吊苌弘文》《乞巧文》《憎王孙文》等以“文”名篇的作品均只能称为文，也不能说是楚辞。不少作品甚至连楚辞标志性语气词“兮”字都不带，也被录在《后语》中。如荀子的《成相》《佹诗》、陶潜的《归去来兮辞》、韩愈的《别知赋》《吊田横文》、柳宗元的《乞巧文》等作品不带楚语标志，在形式上与楚辞关系不大。可见，《后语》所选非局限于楚辞类作品，朱熹还没有明确的文体意识，未从形式上来区分作品。朱熹编选《后语》主要是从内容上或者说精神情感上来考察作品与《楚辞》的相通性，而并未考虑作品在形式和体裁上是否与《楚辞》一致。凡只注重辞藻的夸丽和形式上与《楚辞》相仿而内容有违礼义或无病呻吟者均被剔除在《后语》之外。如《高唐》《神女》《李姬》《洛神》等篇都被朱熹所舍弃，就是因为形式上虽然其词不可废，但“以义裁之，而断其为礼法之罪人。”又《子虚》《上林》因辞藻之夸丽而不得入选，《大人》因其“终归于谀”而遭弃，都是因为在内容上不符合朱熹的要求。
第三，道德批评高于文学批评，作家评判重于作品评判。朱熹的整个楚辞研究不只是为了文学研究，更重要的是为了现实批判。朱熹之所以在晚年开始研究楚辞，原因就在于现实政治的刺激与现实批判的需要。换言之，朱熹的楚辞研究是有其强烈的现实功用目的的。朱熹通过注解《楚辞》来颂扬屈原的忠君爱国，鞭挞现实奸佞小人，批判现实政治，讽刺时局。但朱熹仍觉意犹未尽，又编《楚辞后语》，通过对所选作家作品的是非得失的批判来树立一种礼法的、道德的、义理的标准，以此来教化世人，达到有补治道的目的。朱熹的这种目的和用意在《后语》中明显比在《楚辞集注》中表现得更强烈。朱熹的现实功用目的主要是通过作品前的小序来实现的。《后语》中朱熹对作家作品的批判基本都体现在小序中，文中的注解只是简略的字音字义的解释，不是朱熹关注的重点。
有人将朱熹编定《楚辞》与孔子删《诗》作《春秋》等同起来。如明成化十一年吴原明刊本序中评朱熹楚辞研究道：
然尝闻之，孔子删《诗》、朱熹之定《骚》，其意一也。《诗》之为言，可以感发善心，惩创逸志，其有裨于风化大矣！《骚》之为辞，皆出于忠爱之诚心，而所谓“善不由外来，名不可以虚作”者，又皆圣贤之格言。使放臣屏子呻吟咏叹于寂寞之滨，则所以自处者必有其道矣。而所天者幸而听之，宁不凄然兴感而迪其伦纪之常哉！此圣贤删定之大意也。读此书者，因其辞以求其义，得其义而反诸身焉，庶几乎朱熹之意，而不流于雕虫篆刻之末矣。[4]315
在明正德十四年（1519）沈圻刊本序中，张旭亦云：
窃惟朱熹因《离骚》以删定《楚辞》，与孔子之假鲁史以修《春秋》同一心也。《春秋》既作，乱臣贼子知所惧。《楚辞》既行于世，忠臣义士其不知有所奋发哉！[3]317
他们说的都是朱熹的整个楚辞研究，自然也包括了朱熹编选《楚辞后语》，并且朱熹编选《楚辞后语》比集注《楚辞》具有更大的灵活性，更能充分体现出朱熹的现实功用目的。孔子删《诗》，取其合乎礼法者305篇以教化弟子。孔子作《春秋》更是一字寓褒贬、微言大义，乱臣贼子知所惧。朱熹的楚辞研究被认为具有同样的用意和作用，虽然有点刻意拔高之嫌，但确实看出了朱熹研究楚辞的真正目的。朱熹正是以一种为社会重立秩序的姿态从事楚辞研究的，在朱熹眼里，楚辞文本的义理价值远远重于其文学价值。朱熹视屈作，“不敢直以词人之赋视之”。朱熹编选《后语》也并非将之作为简单的文学作品来选编，而是以之为载体，进行自己的道德批判与义理阐发。朱熹编选《后语》时，文学性显然不是其评价作品的最高标准，而是将道德批评置于文学批评之上。
此外，《后语》虽然是一部作品选，但其中的作家评判明显重于作品评判。一般意义上的作品选只需对作品进行批评就成，最多交代一下作家基本情况和创作背景。比如晁补之的《续楚辞》《变离骚》就是如此。可朱熹《后语》却将很大的精力放在对作家的评判上，且这些评判与所选作品有时并没有多大关联。朱熹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所选作品本身，或褒奖或贬斥作家，以此树立一个道德标尺，来实现对现实社会的积极影响。比如，朱熹在《成相》前小序中，本应该只需介绍完作者荀子的基本情况及《成相》篇的基本情况与入选理由就可以了。但朱熹紧接着又说：“然黄歇乱人，卿乃以为托身行道之所，则已误矣。卿学要为不醇粹，其言精神相反为圣人，意乃近于黄老，而复后王、君论五者，或颇出入申、商间，此其所以传不一再，而为督责坑焚之祸也。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可不谨哉！可不谨哉！”[2]209-210朱熹在此对荀子来了一个全面的评判，认为他所学不醇，有违圣人，近于黄老而出入申商，以致所教弟子惹出焚书坑儒之祸。朱熹选录荀子的《成相》《佹诗》入《后语》，并称其“有补治道”，但朱熹并未因这两篇作品合乎其编选标准而放过对荀子的不足之处的批判。可见对作家的评判是朱熹的重点所在。朱熹不会孤零零地评判作品，在很大程度上，对作家的态度决定了其对作品的态度，作品评判其实只是作家评判的一部分而已。比如对扬雄《反离骚》的评判，真正针对作品本身的评判并不多，朱熹不仅在篇前的小序中强烈地指责扬雄的“失节”，而且还破例地在篇后动用了很长篇幅批判扬雄，维护屈原，以明屈原之忠而斥扬雄之罪。又如关于《归去来兮辞》，晁氏以为是“中和之发”，与屈作不类，朱熹也赞成这一认识，但他却又说：“抑以其自谓晋臣耻事二姓而言，则其意亦不为不悲矣。”[2]9-10显然不是出于对作品的本身的认识，而是从作家出发来评价作品的。可知，朱熹评判作品，往往不是从作品本身出发，而是以作家评判来代替作品评判，重在评判人而非文，道德批评高于文学批评。只有如此，方能更好地实现批判现实、教化世人的目的。
总之，《楚辞后语》是在晁补之《变离骚》《续楚辞》的基础上构建起来的，对晁补之楚辞学有继承也有批判。《楚辞后语》虽是未完稿，但仍是朱熹的一部重要的楚辞学著作。《楚辞后语》的编选作品时注重作品与屈原作品精神情感的一致性，看重作品的无心冥会，反对刻意求似者，重视作品的义理与教化意义。除了研究体例上的特点外，重内容轻形式，无明确的文体意识；道德批评高于文学批评，作家评判重于作品评判，是《楚辞后语》的主要研究特点。
参考文献：
[1] （宋）晁公武，编，孙猛，校．郡斋读书志校证[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2] （宋）朱熹，撰，李庆甲，校点．楚辞集[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3]（宋）朱熹．朱子全书（第十九册）[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 白俊骞）（责任校对 印有家）（英文编辑 何历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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