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清代是竹枝类乐府的泱泱大国，各类竹枝词现存23000余首。其中，“海外竹枝词”数量众多，所涉及的国家主要有日本、朝鲜、法国、德国、英国等。内容上，或记录亚洲各国的风土人情，或介绍欧洲各国的工业文明，不仅拓展了乐府诗的表现领域，而且在乐府诗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于清代的对外文化交流亦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简介：王辉斌，湖北文理学院文学院教授，出版《唐宋词史论稿》、《宋金元诗论》、《唐后乐府诗史》等著作。
文章出处：《阅江学刊》2012年第1期，第107—114页；又载《唐后乐府诗史》第七章第二节，第334—353页。感谢作者授权发布。
清代是竹枝类乐府的泱泱大国，其中，又以各类竹枝词的数量之多而雄视千古。据《历代竹枝词》统计，在由唐至清的25000多首竹枝词中，唐、宋、元、明四朝1036年（618—1644）的竹枝词总共只有2490首，而清代的竹枝词则有23000首左右，其数量之多将近为前者的10倍。这一数据表明，竹枝词的发展之于清代，已呈现出了一种空前繁荣发达的创作局面。而且，清代竹枝词在题材内容的开拓方面，也是前无古人的，如李声振《百戏竹枝枝词》对包括“崑腔”在内的整百种“戏”的演唱形式等所进行的描述，梁启超、郁永河等人的《台湾竹枝词》以连章体组诗对台湾风土人情的记录，卢先辂以《红楼梦竹枝词一百首》的篇幅品评《红楼梦》中的各色人物等，就都属于史无前例的文学史事实。而为诗人们走出国门，于异国他邦所创作的各种各类的“海外竹枝词”，就更是一种对竹枝词题材的开拓。在清代诗人中，最早进行这类竹枝词的创作者，是被清世祖（顺治皇帝）称为“真才子”的尤侗，其《外国竹枝词》即为这方面的产物。尤侗《外国竹枝词》所涉及的国家，主要有今日本、印度、索马里、孟加拉国、埃及、西班牙、阿富汗、肯尼亚、土耳其、沙特、伊朗等，或述其风土，或载其民俗，虽颇资参考，但却均非作者的亲历亲见，而是参考各种文献资料所得的结果。即是说，尤侗的《外国竹枝词》，实际上是一种依据文献资料而补纪各国风土人情的“外国竹枝词”。而潘乃光《海外竹枝词》（100首）、寄所托斋《海外竹枝词》（110首）、陈道华《日本竹枝词》（100首）、潘飞声《柏林竹枝词》（100首）等则不然，因为这些竹枝词之所写，皆为作者在海外诸国的亲历目睹。而在有清一代，类似于潘乃光等人这样的“海外竹枝词”，不仅数量有近2000首之多，并且所涉及的国家由亚洲而欧州，地域相当广阔，题材甚为丰富，实可谓魅力独具。其中，又以描写日本风土民俗之作尤多。这类竹枝词，由于其独特的海外题材与内容，既在乐府诗发展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又于清代的对外文化交流有着非同一般的作用与意义。
关于描写日本的竹枝词
在国门渐开的清代中、晚期，西学东渐不仅成为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而且也促进了一系列新事物的诞生。与中国隔海相望、一衣带水的日本，由于“明治维新”所获得的成功，而吸引着当时大清国的许多有识之士东渡瀛海，前往日本学习或谋求发展等。其中，也包括着一些清廷要员因“奉使随槎”而去“参考新政”的，如曾被任命为驻日本大使的黄遵宪[1]，即为一位具有代表性的官派“东渡客”。这些人到了日本后，一方面考察日本的“新政”与风土民情，一方面游历各地的自然景观，并以“竹枝体”的形式将其进行描述与记录，于是，一批以反映日本山川民俗的竹枝词，即因此而产生。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竹枝词几乎都为大型连章体组诗，如黄遵宪《日本杂事诗》、郁华《东京杂事记》、单大厘《日本竹枝词》、姚鹏图《扶桑百八吟》、陈道华《日京竹枝词》、四明浮槎客《东洋神户日本竹枝词》、郭啸麓《江户竹枝词》、濯足扶桑客（刘珏）《增注东洋诗史》（初名《日本竹枝词》，后改是名）、古樗道人《瀛州竹枝词》等作，即皆属如此。在这些以日本为描写对象的竹枝词中，最具代表性者，即首推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
黄遵宪（1848—1905）是清末最重要的诗人之一，因而被文学史家称为“诗界革命”的“巨匠和旗帜”[2]。黄遵宪自光绪三年（1877）29岁始，便先后被派驻日使馆参赞、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驻英使馆参赞、驻新加坡总领事等，于光绪二十年（1894）奉调回国，因此有机会对日本、美国、英国、新加坡等国的“新政”，进行了较为系统与全面的考察。其《日本杂事诗》即写于任驻日使馆参赞期间（第九次刊行本编辑于伦敦）。《日本杂事诗》分为二卷，卷一诗81首，卷二诗120首，共计201首，前有作者《自序》，详细交待了写作“日本杂事诗”的动机与缘由。并认为，当时的日本“进步之速，为古今万国所未有”，而“中国士夫，闻见狭陋，于外事向不措意。今即闻之矣，即见之矣，犹复缘饰古义，足以自封，且信且疑。逮穷年累月，深稽博考，然后乃晓然于是非得失之宜，长短取舍之要”，乃“弗之以诗，即今所行《杂事诗》是也”[3]。《日本杂事诗》之所以又被称之为《日本竹枝词》，是因为其诚如徐兆玮《北松庐诗话》之所言：“采风纪丽，西堂《竹枝》之遗也。”[4]所谓“西堂《竹枝》之遗也”，是指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如尤侗的《外国竹枝词》一般。对于尤侗的《外国竹枝词》，黄遵宪不仅全部读过，而且还于《日本杂事诗》卷二最后一首诗之末进行了评说，认为“尤西堂《外国竹枝词》，日本止二首，然述丰太阁事，已谬不可言。”正因为《日本杂事诗》是黄遵宪在日本亲历亲见的产物，所以当时的同文印书馆、中华印务局，以及香港循环报馆、日本凤文书坊、日本东、西京书肆等“争行翻刻”，一时洛阳纸贵。对此，黄遵宪于《日本杂事诗》第九次刊印本的“后记”中已交待得甚为清楚[5]。
《日本杂事诗》在题材内容方面，主要由五大部分构成，即：“日本建国史”、“日本发展史”、“日本教育史”、“日本宗教史”、“日本民俗史”。每一部分又包括若干小的部分，综而观之，即是一部“日本文化史”，或者“简明日本史”，由于其“网罗二千五百馀年史事” ，而为“日人推为巨制”[6]。每首诗之后都附有作者的注释，材料富赡，考核精严，且文字量大都为诗的10倍左右甚至更多。如卷一第1首：“立国扶桑近日边，外称帝国内称天。纵横八十三州地，上下二千五百年。”这四句诗，主要是对日本立国后的历史、地理的简要描述，但作者于注释之中，却将日本所在地球上的经度与纬度，以及其国土面积、地理概貌、人口总数，与“内称曰天皇，外称曰帝国”的历史渊源等，均进行了具体而翔实之笺释。诗歌本文与注释的互为关联，使日本立国后的基本概貌得以多方位呈现。又如卷二第64首：“花茵重叠有辉光，长跪敷袵客满堂。除却凤衔丹诏至，未容高坐踞胡床。”其中的“长跪敷袵”，为日本的重要礼俗之一，而“胡床”则为日本家庭较为普遍之用具。对于此二者，作者在注释中，不仅以近千字的篇幅进行了具体考述，而且还依序引用了《汉书·贾谊传》、《三国志·管宁传》、《后汉书》、《朱子》、《诗经》、《孟子》、《易经》、《风俗通》、《魏志》、《晋书》、《南史》、《邺中记》、《语林》、《梁书》、《演繁露》、《谈录》、《默记》、《贵耳集》、《桯史》、《曲洧旧闻》等20多种中国典籍，用来作为其立论的依据，以证前者属“仿唐”所致，后者则在“元入中国”后流入日本。又如卷二第75首：“铿锵鼓舞只依稀，守乐伶官记半非。弹到金獐涩河鸟，古音唯塍妃呼豨。”这是对日本音乐的述写。作者在对这首诗进行注释时，则征引了数十种唐代的舞乐与歌乐名目，认为日本“皆有之，然传其谱，不传其辞，而以乐器出之”。凡此种种，均旨在向世人表明，日本在立国后，其典章制度、礼俗、家庭用具、民间音乐等，都与古代中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作者的这种认识，由于是建立在扎实的文献学基础之上的，因而在当时的日本大受欢迎，这从钱仲联《黄公度先生年谱》所引日本源柱阁《葬诗冢碑阴志》一文中，即略可获知。刘珏别号濯足扶桑客，其《日本竹枝词》又名《增注东洋诗史》，凡三卷152首诗，亦附有详注，为其留学日本10年期间仿黄遵宪《日本杂事诗》而作的一份成果。仅此，即可窥见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在当时大清国留学生中的影响之一斑。
陈道华《日京竹枝词》与四明浮槎客《东洋神户日本竹枝词》，都是整百首的大型连章体组诗，且都曾以单行本刊行，因之在当时流传颇广。这两种《竹枝词》，由于都是以描述日本“风土”为主，故为典型的“日本风土竹枝词”。陈道华，字堇堂，今广东番禺人，据《日京竹枝词自叙》所载，其曾在45岁时，“旅匧东游”，因而有机会“瀛岛樱花，瞬看两度”，并“归装重检，就草成编”。诗题中的“日京”，即日本东京。全诗主要是对“东京风物”的描写，并于每首诗后也附有注释，以对诗中所涉及的有关东京民俗进行简要介绍与说明。如：“春旂拂柳马蹄骄，燕尾衣新趁早朝。同祝君王自神武，炮声流水二重桥。”（其一）诗末注云：“二月二日为神武天皇纪元节。宫中燃炮百十响。百官皆燕尾礼服贺于朝。比诸元旦天长节，礼尤隆重。市中人家亦各悬旗志庆。二重桥在曲町区。”[7]据此注，知这首诗所描写的，乃是日本皇宫与东京市民共同庆贺“神武天皇纪元节”的盛况，而其隆重之程度，则超过了中国古代对“元旦节”与“天长节”的庆贺[8]。又如：“招魂春社纸镫明，市上人人拜故兵。一曲讴歌连夜笛，万家欢泣总同声。”（其八）诗末注云：“春祭靖国神社，设坛凡七昼夜。家家悬镫于明，曰参拜英魂，曰万民欢泣。或唱凯还或歌追悼，笙箫达日，各抒感情。民气一致，于此可见。”[9]可见，日本民众祭祀靖国神社，不仅由来已久，而且还极具普遍性。此外，作者还对东京市民的服饰、娱乐、杂耍、婚嫁、饮食、茶道、教育、旅游等，均进行了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描述，并于最后一首诗这样写道：“日东风俗近支那，谐笔零星纪大和。市语未分清浊韵，哑咿随唱竹枝歌。”《竹枝词》这种极具民歌风味的乐府诗，不仅在清代于日本已广为流传，而且还曾为东京市民以“市语”配乐而唱。四明浮槎客的生平事迹不详。其《东洋神户日本竹枝词》，一名《东洋风土竹枝词》，曾在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问世后的六年（1885）刻印单行本，因而也流传甚广。卷首附有“娄东外史”的《序》文一篇，对《东洋神户日本竹枝词》“写西人之爱恶，描东土之悲欢，士女冠裳，行商贸易，间杂以妓馆客邸，土语时装”进行了高度评价，认为其“神情逼肖，无不曲臻其妙”[10]。全诗以神户为主要描写对象，并辅之以大坂等地，但作者无论是在诗中对神户“风土”的描写，抑或是于注释中对神户“风土”所作的说明，都是站在极为“封建正统”的立场上进行的，故对神户这座港口城市因“明治维新”所带来的种种新气象，乃大加讽刺与批评，而成为了其落后愚昧、关闭自守思想的一种具体反映。
而与四明浮槎客《东洋神户日本竹枝词》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被称为“洵《职方》之外史而《乐府》之新声”[11]的姚鹏图《扶桑百八吟》。姚鹏图字柳屏，一字古凤，今江苏太仓人，光绪癸卯年（1903），被派往大坂参加“日本第五届国内博览会”，因闻见所及，而写了“窃比《竹枝》”的《扶桑百八吟》。《扶桑百八吟》也是由诗歌本文与注释两部分构成，整组诗108首，除对博览会的盛况与琳琅满目的各类览品进行了述写外，还由大坂扩展到长崎与东京，于日本的文字、建筑、教育、司法、宗教、交通、兵役、饮食、印刷、历法等，均进行了较全面之描述，且极为具体翔实。如仅教育一项，作者即在第22首、24首、26首、27首、47首等诗中，分别对日本的小学教育、职业教育、女师教育、盲人教育，以及新编教材等，均作了较详尽之介绍。请看第47首：“口编群书六百帙 ，指燃道德五千言。盲人教育西来法，前辈遗书今尚存。”这是写盲人教育的。对于后两句的注释，作者写道：“日人取法德人，创盲哑学校，全国凡十三所（明治三十三年调查之数）。旧以汉文授读，今皆改为和文，别制假名，字体皆累点为之。”[12]这实际上是对日本“明治维新”所获成就的一种称颂，它充分反映了作者对“维新”的渴望与企盼。对此，诗歌本文与注释中的“变法”、“维新”诸词，以及“拥书万卷畔牢愁”等诗句，又可为之佐证。
描写亚洲各国的竹枝词
清代诗人以竹枝词描写其他亚洲国家者，主要有徐振《朝鲜竹枝词》、柏葰《朝鲜竹枝词》、王芝《缅甸竹枝词》、丏香《越南竹枝词》，以及潘乃光《海外竹枝词》中的“西贡”（越南）、“星架坡”（新加坡）、锡兰（斯里兰卡），志锐《张家口至乌里雅苏台竹枝词一百首》中的“蒙古”等。这些竹枝词所涉笔的今朝鲜、缅甸、越南、新加坡、斯里兰卡、蒙古等国，不仅都是中国的近邻，而且与清廷的关系也甚为密切，因之，奉使公干，经商彼国等，便成为了当时一部分诗人的往来之地。尽管这些国家在当时并没有如日本那样实行“维新”，但各国独特的山川地理、风俗民情，却深深地吸引着诗人们的创作冲动，因而也就有了这些特点各具的亚洲竹枝词。而在所有的亚洲竹枝词（含上述各类《日本竹枝词》）中，其写作时间最早者，为徐振的《朝鲜竹枝词》。
徐振字白眉，号沙村，今上海市人。有《山辉堂诗集》行世。综合《朝鲜竹枝词》中的有关诗句与注释，可知徐振的朝鲜之行，系奉使公干，但因何事且为何年等，则皆不可考。作为诗人，徐振颇雅好于竹枝词的创作，除《朝鲜竹枝词》外，其另有《珠江竹枝词》12首、《郴阳竹枝词》12首等。徐振的《朝鲜竹枝词》共40首，以纪游的形式，写从作者在鸭绿江乘船，经义州而到平壤，直至为黄海道所辖的柳黄州，与“州守柳君”互为交往为止，其沿途所见所闻，尽被记录于诗中。其中，对平壤风土民情等方面的描写为其重点。当作者等一行人至平壤后，平壤王宫举行了盛大而又隆重的欢迎仪式，作者对此即以9首诗（第5首—13首）的篇幅，进行了详尽而具体的描述，如：“彩幄连云障国门，千官乌帽若云屯。龙旗前导人声静，方信天朝使者尊”；（其六）“画戟朱幡逐队开，花纹鼍鼓打如雷。一时从吏齐低眉，丞相新陪中使来。”（其十二）[13]既有“千官”相迎，又是“丞相亲陪”，表明当时的朝鲜王国对于徐振等人的这次赴朝之行，乃是相当重视的。至第14首始，作者便依次对平壤的“官妓歌台”、“城外春山”、“班寮礼法”、“官厨肴馔”、“异国词人”、“礼乐流风”等，进行了一一述写。徐振的《朝鲜竹枝词》40首，由于是清代诗人首次以“竹枝体”的形式对朝鲜山川风土所进行的描述，故而在当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如柏葰《朝鲜竹枝词》之“后记”即有云：“华亭徐白眉振《山辉堂诗集》有《朝鲜竹枝词》四十首，摹写工致，间有今昔不同处，参而观之，可以得其大略矣。”即为明证。柏葰的《朝鲜竹枝词》，全称为《朝鲜竹枝词上下平三十首》。柏葰字静涛，蒙古正南旗人，道光六年（1826）进士，曾任文渊阁大学士，《清史稿》、《清史列传》均有传。其《朝鲜竹枝词》首先以10首诗的篇幅，对朝鲜“雄封八道”的“八道”之山川特点，作了一一勾勒，即京畿道、平安道、黄海道、全罗道、庆尚道、江源道、咸镜道；继而则是对“已四百馀年”历史的朝鲜的民俗、服饰、建筑、饮食、交通等，进行了简要介绍。但从总的方面讲，柏葰《朝鲜竹枝词》无论是描写内容，抑或表现技法等，都较徐振《朝鲜竹枝词》要逊色许多。
越南与缅甸，虽然都属于今东南亚国家，但其于清廷而言，却是两个“朝贡国”，故清廷多有使臣与之往来，《越南竹枝词》的作者丏香与《缅甸竹枝词》的作者王芝，即皆为其中往来之使臣。由于二人出使的目的与出使国之不同，因而所写竹枝词也就自然有别。丏香的《越南竹枝词》为整80首，曾有道光刻印本行于世。前有作者所撰“自题”一文，系尾时间为“道光二年正月人日”，其单行本的印行即在是时。其“自题”有云：“……天涯海角，异俗殊风，瘴雨蛮烟，授餐食馆。虽无鼻饮头飞之怪，绝非耳濡目染之常。一路衣冠人物，愈出愈奇。四时草木昆虫，无冬无夏。见闻所及，记载颇繁，慢为《竹枝》、《浪淘》之词，可作牛背牧猪之曲。露宿风餐，此日归途羞涩，聊充郑子空囊。”[14]以此合勘诗中“凤诏丹书下庙堂”（其一）、“夸道今番非辱命”（其八十）等诗句，可知作者此次的越南之行，乃是奉命送达清廷的诏书所致，且是经镇南关（其二）而至越南首府昇隆（其五十七）的。因为作者的此次越南之行为首次，所以其一路行来，对越南的关隘、民居、风俗、语言、礼节、服饰、饮食、植物、气侯等之异于中国者，皆大感惊奇，故而乃发出了“风土人情一任渠”（其二十二）之类的感慨。关于越南题材的《竹枝词》，另有潘乃光《海外竹枝词》中的《西贡》组诗，共12首。西贡即今胡志明市，是法国殖民统治时的首府，由于其“布置皆仿巴黎”，具有浓厚的法兰西文化风格，因而在当时有“东方巴黎”之称。潘乃光的《西贡》组诗，主要描写了西贡这座商业城市的繁荣景象，以及“闽商广客”在西贡的经商之况，整组诗明净而和婉，较之丏香的《越南竹枝词》而言，又自是另一种风格。
王芝的《缅甸竹枝词》为又一种形式的组诗，即其共由4题7诗所组成，具体为：《自云南腾越历诸土司地度野人山至缅甸蒲甘作中全章干厓竹枝词》（1首）、《野人山竹枝词》（2首）、《新街竹枝词》（1首）、《缅甸竹枝词》（3首）。仅就诗题言，可知王芝此次出使缅甸，乃是经云南腾越至野人山，再由新街而至“缅宫”所在地仰光的。当作者到了仰光的“缅宫”之后，即写下了最后的这组《缅甸竹枝词》：
缅宫歌舞号韸奢，竹拍铙琴杂管笳。舞似天魔歌似谑，鼓声和笑落灯花。
胸股鲸文花鸟鲜，分明越俗缅中传。更教黛和成都墨，好绣行诗白乐天。
抄子由披髻一窠，浑身点漆面如茄。却嫌颜色汗脂粉，虢国夫人缅甸多。[15]
这三首诗作为一组，向时人与后人传达了多方面的信息：一是“越俗缅中传”；二是“成都墨”颇受缅甸人的喜爱；三是缅甸人雅好白居易的诗；四是缅甸女子多如“虢国夫人”一般美丽。而于华夏文化而言，其中的第二、第三两条尤显重要。
以新加坡为描写对象的《竹枝词》，主要为潘乃光《海外竹枝词》中的《星加坡》与《有所见》两组诗，前者10首，后者4首，共14首。潘乃光，原名志学，字晟初，今广西荔浦人。先后游历巴黎、柏林、伦敦、马赛、锡兰等地，并任驻俄国、巴黎等使馆参赞。有《乃光原堂诗文》等。其《海外竹枝词》有自序云：“天下之大，何所无有，见闻不及，弗敢议论，岂寡言哉！良以风土人情，未便以耳为目也。予年逾知命，亦已倦游，但奔走三十年，足迹几遍天下，而重洋阻隔，未及为域外之观，非憾事乎？去秋鄂藩王……充俄国唁慰使，以余为老友，念知有壮志爱远游，约同行为参赞。窃念此使为创举，联友邦，通夷情，非第越国过都通商和好如驻使之无负厥职已也。……即采风问俗，卑之无甚高论，亦未可缺而不讲也。有暇则信步游历，所过之境，如在日前，戏为竹枝，以纪一二。久之，得百馀首。”[16]此自序为潘乃光写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的巴黎使馆，可见，其游历新加坡等地，在此之前已是毫无疑义。新加坡是一个四面环海的热带岛国，自然环境优美，所以潘乃光在《星架坡》组诗的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新加坡的赞美之情。如第1首写道：“谁说炎荒地不毛，满山苍翠抱周遭。偏铙野景添生趣，不属中原也自豪。”又第8首云：“院开博物近山椒，金石分罗杂矿苗。刻画虫鱼窥鸟兽，可能一一把名标。”这是清代众多的“海外竹枝词”中，惟一描写亚洲国家的博物院的一首诗。《有所见》组诗共4首，主要选择了 “马戏女”、“银行女”、“东洋女”、“荡班女”四种女性为描写对象，对新加坡闲适而自由的生活进行了充分肯定。两组诗虽然各自独立成篇，但综而观之，实则为作者对新加坡这个美丽岛国的多角度颂扬。
与新加坡一样，锡兰也是一个热带岛国。锡兰是今斯里兰卡的旧称。斯里兰卡是南亚的一个岛国，有“印度洋上的明珠”之美称。潘乃光之于斯里兰卡，尽管是“匆匆过客非三宿，如梦如泡如电光”，但其却在《海外竹枝词》的《锡兰》组诗之中，以整10首诗的篇幅，对这个热带岛国的自然风光、民俗风情等，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描述。如“路平于掌輭戏泥，浅草茸茸远树齐”，（其一）“棕榈杂树更桄榔，冬夏常青化日长”（其二）等，既是描述，也是一种赞美。又如写风土习俗：“男如罗汉女天魔，福地偏行怪相多。跳舞竟成欢喜佛，可邻护法少韦陀”；（其三）“怪道西方有美人，面如满月气涵春。释迦出色群魔丑，坐卧常留自在身”。（其七）在“匆匆过客非三宿”的短暂时间里，能将对锡兰各方面的印象定格在这些诗句中，实则为作者善于“采风问俗”的一种具体反映。
志锐的《张家口至乌里雅苏台竹枝词一百首》，并非专写蒙古的《竹枝词》，而是有关蒙古的《竹枝词》散见其间。乌里雅苏台，为清代漠北的三大军事重镇之一，其辖境地相当于今蒙古国、俄罗斯联邦的图瓦共和国、哈卡斯共和国，以及中国新疆的阿勒泰北部的广大区域。志锐为满洲镶红旗人，曾官至伊犁将军，《清史稿》有其传。据此诗自序，志锐曾“在滦阳营次奉待罪乌里雅苏台之命，未许回京”，因闻见所及，而“得《竹枝词》百首”。其中在诗题上直接涉笔“蒙古”或“蒙”者，主要有《蒙古包》、《蒙古求食》、《蒙妇应差》、《蒙古婚嫁》、《蒙古女多不嫁》、《蒙古孀妇》、《蒙人移家》等诗；而于注释中标明为“蒙古”、“蒙俗”、“蒙语”、“蒙人”等，则另有数十首之多。综此两类“蒙古竹枝词”之所写，诚如作者在自序中之所言，主要是当地各种各样的民俗风情，而“于山川形势鲜有所关”。如《蒙古求食》一诗：“进门左足跪如蹲，满面春和笑语温。割取蒸羊拼赐与，一家欢喜沐君恩。”作者有自注云：“无论官民男女，进门即跪，侯食罢分甘，则喜形于色，盖谓使臣由天上来，所赐亦天恩也。”[17]又如《蒙古婚嫁》一诗：“牛羊驼马称家私，愿结朱陈聘不辞。侥幸生男可偕老，三年不育是归期。”注云：“男家以牲畜为聘，女家无嫁奁。三年内生子，应得外家财产一半。如三年不育，勒令大归（即离婚—引者注），并追还原聘，听其择人再醮（婚）焉。”[18]其民俗大抵如此。
反映欧洲国家的竹枝词
欧洲在当时是世界上“工业文明”最为繁荣发达的一方热土。由于其与中国距离遥远，且在清朝时轮船又为其唯一的交通工具，因之赴欧经商、旅游或奉命出使公干者，均无以与赴亚洲者并论。而以《竹枝词》对欧洲诸国的描写之作，自然也就较亚洲诸国为少。据《历代竹枝词》[19]可知，清代诗人以欧洲国家为描写对象的竹枝词，主要有潘飞声《柏林竹枝词》、局中门外汉《伦敦竹枝词》，以及潘乃光《海外竹枝词》中的《苏尼士河》、《马赛》、《巴黎》、《柏林》、《俄都比得堡》、《英都伦敦》、《巴黎杂诗》等组诗。此外，还有上举志锐《张家口至乌里雅苏台竹枝词一百首》中关于俄罗斯的部分描写。综而观之，这些竹枝词所述写者，虽然是“自国政以逮民俗”，但却重在“叙述彼都风土”，如局中门外汉的“《竹枝词》百首皆就伦敦一处风景言之”云云，即为其中之最具代表性者。
局中门外汉，姓名与生平事迹均无考。其于《伦敦竹枝词》的写作时间，从檥甫《伦敦竹枝词跋》所署之“光绪戊子”可知，当在光绪十四年（1888）之时或之前，即其较潘乃光《海外竹枝词》中的《英都伦敦》还要早数年。潘乃光《英都伦敦》仅10首诗，主要是对伦敦这座“五百万人增户口”的城市，进行了掠影式的描写，而局中门外汉的《伦敦竹枝词》，则以整百首诗的篇幅，对“自国政以逮民俗”之种种见闻，进行了详细的描述与记录，且“时杂以英语”，“诙谐入妙”[20]，极具个性与风采。同时，作者还以文字量数倍于诗歌本文的注释，对《伦敦竹枝词》所涉地名、习俗、物象等，均进行了或详细的笺注，以利于读者通过《伦敦竹枝词》对伦敦有较为全面之了解。作者首先以说唱艺术的形式开场：“手把花枝唱竹枝，竹枝新谱夜郎词。故人万里如相忆，夜夜中华梦到时。”这种形式的“开场白”，与乐府古辞《陌上桑》开篇的四句（“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有着异殊同工之妙。接下来，作者即从伦敦的市容市貌与消费情况写起：“十丈宽衢百尺楼，并无城廓筑金瓯。但知地上繁华甚，更有飞车地底游”（其二）；“玻璃为屋百千间，珍宝纷陈积似山。遍览不知筋力倦，加非座上又闲谈”（其三十八）；“百尺高楼叠九层，机车上下最轻灵。饭厅浴室皆精美，每日人需镑半金”（其四十八），等等。而写得最多的，则是伦敦的“茶会”、“乐会”、“舞会”，以及男女之间的约会、婚恋等，如第11首至第36首之所写，即全属此类，并辅之以注释进行介绍与说明。此外，作者还重点述写了伦敦的“养病院”、“博物院”、“浴室”、“电报局”、“机器厂”、“礼拜堂”、“加非馆”、“拍卖厂”、“耶苏节”、“大会场”、“油画院”、“天文台”、“蜡人馆”、以及“火车铁路”等，其内容之丰富，涉猎之广泛，实值称道。而所有这一切，皆属当时西方“工业文明”的象征，作者对此予以高度关注者，所表明的是其于“工业文明”的向往之情。但早期的“工业文明”之于欧洲而言，也并非是十全十美的，所以作者在第3首诗中即如实写道：“黄雾迷漫杂黑烟，满城难得见青天。最邻九月重阳后，一直昏昏到过年。”注云：“伦敦居民四百万户，家家烧煤，烟筒如林，一交冬令，闭塞不通，烟凝不散，日色无光，白昼如晦。”[21]由于“四百万户”居民“家家烧煤”的原因，而使得伦敦“满城难得见青天”，其环境污染之严重，藉此即可想见。
位于欧洲心脏的柏林，从十七世纪普鲁士国王开始，就一直以首都的地位称雄于“日耳曼帝国”与“德意志帝国”。当清王朝国门渐开之时，柏林已成为了欧洲最繁华的城市之一。对于这座德国最大的城市，潘飞声《柏林竹枝词》与潘乃光《海外竹枝词》中的《柏林》组诗，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了不同形式的描述。前者诗24首，后者诗9首，共33首。潘飞声，字兰史，号独立山人、水晶庵道士等，今广东佛山人。有《说剑堂集》。其《柏林竹枝词》24首，以较细腻的笔触，对柏林市区民众的日常生活进行了多角度反映，且将描写的重点，放在“祷告”、“兰因”（舞名，此指舞会）、“画船”、“茶肆”、“消夏会”、“入塾”等方面。仅从这些描写的内容看，可知作者当时所关注的，都是一些因“工业文明”而带来的新风尚。如第1首：“阿侬生长柏林城，家近新湖碧玉塍。今日薄寒天罢雪，铁鞵携得去溜冰。”又如第7首：“华筵香露酌葡萄，更擘波罗酿雪糕。几度刀叉齐换席，晶盘五月供樱桃。”前者所写为少年溜冰，后者则为西式餐饮，尽管此二者在欧洲诸国极为普通，但初至柏林的作者却感到分外好奇，因而乃将其以“竹枝体”的形式进行了如是记录。其它各篇所写，亦大抵如此。潘乃光《海外竹枝词》中的《柏林》组诗，却主要是以“国政”为切入点进行述写的，其所体现的是作者对以德国为代表的西方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关注，故而乃时有评论嵌入诗中。如：“庶民不议本同风，议院初开道亦公。只惜国中分数党，教民偏欲压商工”（其二）；“天地为炉百炼钢，忍将利器使人伤。攻坚保险无长策，欲显神通便擅长”（其七）；“拓地仍从合众看，人人尚武学兵官。咙奇已逝毕公在，固国犹同磐石安”（其八）。作者的“洋务”思想，于此已得以基本反映。
在潘乃光的《海外竹枝词》中，以法国为题材的竹枝词，主要有《巴黎》（15首）、《巴黎杂诗》（10首）、《马赛》（9首）三组诗，共34首，为描写欧洲国家之最多者。巴黎与马赛，一为法国首都，一为法国著名的港口城市，二者相距800多公里。作为首都，巴黎不仅曾经是法国大革命的所在地，并且在这里发生过著名的普法战争，而截止于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还曾先后举办过5次世博会（1855、1867、1878、1889、1900） 所以，潘乃光在《巴黎》组诗中，首先选择入诗的即是巴黎与战争有关的一些人和事，以及世博会的遗址等。如：
离城百里远分防，兴废循环一战场。众志成城休自主，那须设险恐金汤。（其一）
劫灰飞尽了无痕，英武空怀拿破仑。贻误皆因王好战，山河如故愧伦敦。（其三）
达克若恩一女流，村民亦自解同仇。至今犹作戎装样，为国损躯铁象留。（其九）
记得当年赛会时，大清公所也争奇。只今小涉都成趣，说与华人尚不知。（其十）
前三首所写，均与昔时战争相关。第1首是对“普法战争”战场的凭吊。作者于诗末有注云：“法都炮台皆在百里外，普法战争犹在昨日。现为民主国。”[22]第3首写拿破仓。拿破仓是一位优秀的政治家与军事家，因“雾月政变”而成为法兰西第一执政者，同时进行着各方面的改革，并推出了著名的《拿破仓法典》。1813年，俄国、普鲁士、奥地利等国组成第六次反法同盟，第二年攻占巴黎，未久拿破仓即被流放，后来虽曾逃还巴黎，组织反抗，但最终仍以失败而辞世，所以作者说“贻误皆因王好战”。第9首是对法国女兵损躯于卫国战争义举的讴歌。第10首写的是清王朝曾派代表参加法国世博会的历史事实，但究竟是在哪一年参加的哪一次则无考。《巴黎杂诗》中的10首诗，所写主要为发生于巴黎的一些生活琐事，所以作者乃以“杂诗”名之。马赛濒临地中海，环境优美，游人如织，《马赛》组诗中的9首诗，即立足于马赛特有的滨海风光，对其怡人景色进行了勾勒。如第1首写来马赛旅游的各国游客：“马丹亚利属方家，风信吹开海上花。乌发不如意大利，多情还数西班牙。”用意大利与西班牙为代表，以表明各国到马赛观光的游客之多。而第2首则紧承第1首：“众香国里有前因，异种何尝不是春。游客自来还自去，楼房幻出镜中人。”直接写大海风光的则有：“后山回面重洋，金碧楼台出上方。风卷市声来海国，沉雄气魄果泱泱。”（其六）而海边的月夜更美：“上元风景绘新春，恰巧天低月近人。扰扰人声车路近，十分钟过即开轮。”凡此种种，都给作者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潘乃光《海外竹枝词》中的《俄都比得堡》组诗，是清代诗人惟一描写俄国“比得堡”的竹枝词。“比得保”，即彼得堡，亦即圣彼得堡，为沙俄帝国的首都，座落于波罗的海沿岸的芬兰湾，与马赛一样，也是一座美丽的海滨城市。《俄都比得堡》以16首诗的篇幅，分别就作者在圣彼得保的亲历亲见进行了述写，亦颇具特点。如写临海的街市建筑：“大海街前纵辔来，仰观金碧起楼台。千门万户分明甚，一任人看了不猜测。”（其十一）街道沿海岸而延伸，各种建筑物鳞次栉比，金碧辉煌，分外壮观。又如写具有俄罗斯风情的文艺演出：“登场一曲演鸿湖，惝恍离奇事有无。痴绝不如德太子，合尖何日见浮图。”所谓“演鸿湖”，即著名的芭蕾舞《天鹅湖》。芭蕾舞源起于意大利，兴盛于法国，十九世纪初，圣彼得堡曾一度成为芭蕾舞的中心，各大剧院纷纷上演柴科夫斯基的名作《天鹅湖》，潘乃光于圣彼得堡所观看者当即此，故乃以“竹枝体”的形式纪述之。在圣彼得堡，作者还见到了一些老子号的华人商店，并将其记录入诗中，如第8首所写：“知否金龙出市茶，多年字号说中华。何期贸易无原主，别类分门有几家。”诗末有注释云：“金龙尚写华字招牌。此外则并无华店。金龙店在俄境者数家，久已无华人矣。”二者合勘，知“金龙店”是华人在俄罗斯开设的茶叶商店，但除了圣彼得堡“别类分门有几家”外，其它各地的商店却均已易主为当地人了。此诗表明，清末华人在俄罗斯的茶叶贸易是甚为萧条的。
清代竹枝词的文化使命
竹枝词作为乐府诗的重要品类之一，虽然问世于唐代的刘禹锡、白居易时期，但其真正为诗人们所青睐并发扬光大者，则得力于元末由杨维桢所发起的有“数百家”诗人参与的“西湖竹枝酬唱”。这是一场盛况空前的同题集咏活动，其影响之大波及到了当时的北国南疆。于是，形式短小灵活且又能配乐而唱的竹枝词，便成为了明、清两代诗人们的最爱。不仅如此，竹枝词这种具有“风土诗”特质的文学样式，还曾走出国门，为海外他国的民众所喜爱，如陈道华《日京竹枝词》中记载的“市语未分清浊韵，哑咿随唱竹枝歌”云云，即为其例。用东京的“市语”去“哑咿随唱”中国的竹枝词，表明竹枝词在当时已植根于日本的市民文化之中。而陈道华《日京竹枝词》将此事予以述写者，所体现的则是竹枝词这一乐府诗样式，在清代中晚期已自觉或不自觉地承担起了反映中外文化交流的文化使命。这种文学现象的存在，既是竹枝类乐府因发展而形成新的变化的一种标志，又使得竹枝词这一传统诗歌样式的面目也为之一新，如每首诗所附多则上千、少则近百字的注释，即为其例。至于如刘珏《日本竹枝词》所附之“例言”，古樗道人《瀛洲竹枝词》所附之“述则”等，则更是为前人同类之作所无。
在肩负着文化使命的清代竹枝词中，又以关联中日文化交流的竹枝词最为引人注目。这不仅是因为其作品数量众多，更在于日本民众对清代诗人这类竹枝词的喜爱程度，已达到了几乎是如痴如醉的地步，如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即为方面的典型代表。黄遵宪《日本杂事诗》之所以深受日本民众雅好，关键就在于其以“竹枝体”的形式，为具有“上下二千五百年”的日本书写了一部“日本文化史”，且材料富赡，持论公允，考核精严。同时，《日本杂事诗》还将自秦汉以来的种种形式的中日文化交流活动，进行了极具文献学特点的勾勒与梳理，从而使得中日两国的文化渊源得以源晰展现。如卷一自第69首至第81首，分别写了《论语》、《孝经》等典籍在日本的流传，并在这些诗的注释中，对日本诗人“诗初唐人，于明学李、王，于宋学苏、陆，后学晚唐，变为四灵”，而于清朝则主要学“王、袁、赵、张”四家，且于“白香山、袁随园尤著思慕，学之十八九”的文学史事实，进行了详细介绍。同时，作者还在这些注释中，对日本“三百年来”卓有成就的文学家，也进行了较全面的介绍。这两种介绍，综合起来，就是一部“中日文学交流史”。又如卷二自第83首至96首（含注释），将日本仿学“旧唐列传”以命名、以称郡望的传统作了一一勾勒，并认为“本草之学，以华名证倭产，时有参差”，而以阿部照任在福建生活18年后所写之《本草》一书最为著名，等等，均足资历从事历史学、药物学研究者所参考。凡此种种，均不一而足。正因此，日本著名文学家源桂阁在读了《日本杂事诗》后，即进行了如是之评价：“每七绝一首，括记一事，后系以注，考记详核。上自国俗遗风，下至民情琐事，无不编入歌咏。盖较《江户繁昌志》、《扶桑见闻记》尤将详焉。而出自异邦人之载笔，不更有难哉！”[23]不独如此，源桂阁还其在住宅之院中，为黄遵宪《日本杂事诗》修建了一座“葬诗冢”，并撰写了一篇《葬诗冢碑阴志》以载其事。源桂阁此举，实堪称发生于清末的一段中日文化交流史佳话。而《日本竹枝词》在当时的东京、西京，以及香港、北平等地之所以洛阳纸贵一时，即皆因此而使然。
将异邦他国的山川地貌、民俗风情等，以“竹枝体”的形式介绍于“本朝”以广国民之闻见者，是清代竹枝词所肩负的另一种文化使命。清代中、晚期之际，虽然国门渐开，海禁遂除，符合条件的外国人可自由进出于大清国，但能趁此机会远赴他国经商、求学、旅游与考察的“本朝”人，在当时毕竟只是少数，即在人口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普通民众，对于国门之外的所有一切，都是茫茫然而无所知的。在这种文化背景下，那些以描写海外各国风土民俗为主的竹枝词，特别是以反映欧洲诸国“工业文明”的大型连章体竹枝词，就自然是大受当时人们的欢迎与青睐的。正因此，才出现了诸多“海外竹枝词”被出版商刻印成单行本以售的热闹景观，如陈道华《日本竹枝词》、四明浮槎客《东洋神户日本竹枝词》、局中门外汉《伦敦竹枝词》、丏香《越南竹枝词》等，即皆属如此。更有甚者，则是有些竹枝词还被一版再版，如黄遵宪《日本杂事诗》连续刊行九次的事实，即为其典型的一例。这些“海外竹枝词”的大量刊行于世，从某种程度上讲，不仅开阔了当时人们的眼界，满足了人们的“崇洋”心理，更新了人们的“洋务”观念，而且还与其它类似题材的文学作品一道，共同拉近了大清国与亚、欧各国之间的文化距离，加深了双方之间的了解与认识。而所有这一切，对于提升当时人们的文明程度，激发更多的有识之士走出国门去求学或者经商等，更是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与作用的。
而从文学发展的角度言，“海外竹枝词”从悄然出现到茁壮成长的全过程，首先是对竹枝词传统题材领域的一次大突破，因为其中所描写与反映的，无论是亚洲各国的“国俗遗风”，还是欧洲诸国的“工业文明”，都是清代以前的竹枝词所不曾涉笔的。其次是这类竹枝词在当时的大量问世，对于亚、欧各国民众认识与了解竹枝词这种传统的乐府诗样式，使竹枝词根殖于各国文学之中，也是不无助益的，这从源桂阁为黄遵《日本杂事诗》修建“葬诗冢”，以及“海东龙隐”为刘珏《日本竹枝词》撰写序文的事实中，即足可证实之。这两位属于个案范畴的日本文学家，对于清代诗人竹枝词的如此厚爱，所表明的是以竹枝词为媒介的中日文学互动，在当时已产生了相当令人满意的效果。再次是这些竹枝词的写作地点或编辑地点，大都是在国外，如刘珏《日本竹枝词》、陈道华《日京竹枝词》皆完稿于东京，潘乃光《海外竹枝词》“自识”于巴黎，黄遵宪《日本杂事诗》“自序”于伦敦（指第九次刊行本）等，即皆属如此。这种情况对于竹枝词的海外传播，应该说也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的，如东京民众以“市语”“哑咿随唱”竹枝词者，就是一件极为成功的传播佳例。而此三者，即成为了清代竹枝词所肩负的又一种文化使命。
[1]黄遵宪法虽然被清廷任命为驻日本大使，但并未就任，其奉使日本者，主要是任驻日本使馆参赞，并写了《日本杂事诗》二卷，共202首诗。《日本杂事诗》，皆七言体式，实为《竹枝词》之属，对此，徐兆琦《北松庐诗话》已有所载。具体参见《历代竹枝词》第3151页。
[2]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四卷第九编第三章，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478页。
[3]黄遵宪《日本杂事诗自序》，《历代竹枝词·庚编》，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091页—3092页。
[4]徐兆玮《北松庐诗话》，《历代竹枝词·庚编》，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151页。
[5]王利器等《历代竹枝词·庚编》，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151页。
[6]王利器等《历代竹枝词·庚编》，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750页。
[7]王利器等《历代竹枝词·庚编》，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624页—3625页。
[8]中国古代的“元旦”，即农历正月初一，古人认为这一天为“三元之日”，也就是三元之始，具体参见《荆楚岁时记》之“正月一日”条；“天长节”即千秋节，为农历八月十五日，因唐玄宗生于此日，故其于天宝七载八月己亥下诏令改千秋节为天长节，事见《旧唐书·玄宗纪》。
[9]王利器等《历代竹枝词·庚编》，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625页。
[10]王利器等《历代竹枝词·庚编，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197页。
[11]杨寿枬《扶桑百八吟序》，《历代竹枝词·庚编》，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726页。
[12]王利器等《历代竹枝词·庚编》，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737页。
[13]王利器等《历代竹枝词·乙编》，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42页—743页。
[14]王利器等《历代竹枝词·戊编》，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104页。
[15]王利器等《历代竹枝词·辛编》，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007页。
[16]王利器等《历代竹枝词·庚编》，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217页。
[17]王利器等《历代竹枝词·庚编》，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163页。
[18]王利器等《历代竹枝词·庚编》，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171页。
[19]以下所引关于欧洲国家《竹枝词》中的潘飞声《柏林竹枝词》、局中门外汉《伦敦竹枝词》、潘乃光《海外竹枝词》之具体诗作者，皆出自《历代竹枝词》，为省篇幅，不再一一出注，特此说明。
[20]王利器等《历代竹枝词·庚编》，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245页。
[21]王利器等《历代竹枝词·庚编》，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237页。
[22]王利器等《历代竹枝词·庚编》，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221页。
[23]王利器等《历代竹枝词·庚编》，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1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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