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我读研究生时，先师郭晋稀教授给我们讲授“读书指导”课，“读书求例”是他反复讲授的方法。他经常讲述太老师杨树达先生和曾运乾先生的读书法，尤其强调曾先生的治学方法。他说曾先生之所以在《尚书》和《广韵》研究方面取得卓越成就，就是他求得了《尚书》的“文法”之例和《广韵》的“科学”之例。1988年，我正按照郭师的教导读《古书疑义举例五种》（俞樾、刘师培、杨树达、马叙伦、姚维锐）和《古书句读释例》（杨树达），这些大师之作，虽部头不大，但面对古书中的奥言隐词和各家的不同说法，寻其大例，若提领而振裘，挈纲而举网，疑句难文涣然冰释。也就是这一年吧，我读到了张涌泉先生的论文《敦煌变文校读释例》（分上下篇发表），这篇文章系统总结了敦煌变文校读中的一些规律，使人举一反三，我觉得是和俞樾等大师《古书疑义举例》同类的著作，给我的启发很大。从此，我比较留心张先生的论著，像《汉语俗字研究》和《敦煌俗字研究》等著作以及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和《文史》等刊物的论文，我认真读过一部分，也慢慢体悟张涌泉先生“求其例”的治学方法。
2013年，我受命评审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敦煌写本文献学》，觉得这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于是把原稿通读一遍，写下一些读书笔记，给研究生授课时经常引用。现在，这本大著作为《敦煌讲座书系》中的一种，由甘肃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了。出版社先送我一本，不久我又得到了张涌泉先生的题赠本。再次通读了一遍，真像古人说的一样：由不得掩卷而惊叹者久矣！此书结构宏伟，内容丰富，体系严谨，创建了手写纸本文献学完整的理论体系，是当之无愧的“作”的著作。
宋代之前，中国的书籍主要以抄写的方式保存流传。就其载体来说，今所见最早者为甲骨文，其后金石、绢帛、竹木，或相交替使用。《墨子·兼爱》就说过：“吾非与之并世同时，亲闻其声，见其色也；以其所书于竹帛，镂于金石，琢于盘盂，传遗后世子孙者知之。”甲骨作为占卜所用，并不是重要典籍的载体，所以墨子并未提及。而金石作为载体，其主要意义在于“纪念碑”性质，以期传之不朽。所以，如果说甲骨文、金石文字的主要功能在于沟通人神的话，简帛文字和纸本文字则是世俗文化的载体。因此，可以把中国古代文献分为写本文献和刻本文献两大类，而写本文献又可分为简帛文献和手写纸本文献两类。写本文献记载中华文明的时间最少也在两千年之久（殷商时期就已“有典有册”），其中从东汉到晚唐五代，是继简帛之后手写纸本文献流传的时期。宋代以后，随着印刷术的广泛应用，刻本文献成为传世文献的主体，手写纸本文献逐渐让位于刻本文献。我国传世的古书，宋代以后大多是以刻本的面貌呈现的，由于简帛和手写纸本文献保存下来的极少，因而有关古书的学问也多以刻本为中心生发展开，中国文献学自然以刻本文献为主要研究对象。
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第一部文献学著作，是浙江籍学者郑鹤声（1901-1989）、郑鹤春（1892-1957）弟兄的《中国文献学概要》，193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本书建立了了中国文献学学科的基本体制。之后，张舜微《中国文献学》（1982）、吴枫《中国文献学》（1982）、王欣夫《文献学讲义》（1986）、张君炎《中国文学文献学》（1986）等相继问世。迄今为止，以“文献学”命名的著作无虑数十种。这些著作中支撑“文献学”的基本材料，主要是宋元以来的刻本。现代文献学主要以刻本为主要研究对象，其缺失写本文献（简帛文献和手写纸本文献）是显而易见的。有的著作也有写本文献的专章，但在其观念中，则以刻本文献的标准评判写本文献，对其特殊性关注较少。
清代末叶，敦煌藏经洞被打开，人们从中发现了大批唐代前后的手写纸本文献，震动了国际学术界。民国以后，又有吐鲁番文书、黑水城文献、宋元以来契约文书、明清档案等众多手写纸本文献陆续公诸于世，手写纸本文献的数量一下充盈起来。于是，逐渐形成了敦煌学、吐鲁番学、徽学等一批与手写纸本文献相关的学问，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了中国学术文化的历史。但人们在兴奋忙乱之馀，还来不及对写本文献的风格、特点进行系统全面的研究，仍习惯于用刻本的特点去看待写本，因而整理和研究不免有所隔阂和误解。
随着对写本文献整理研究的逐步加深，学者发现，写本与刻本相比，有较大的特殊性。台湾林聪明先生有《敦煌文书学》（1991年）和《敦煌吐鲁番文书解诂指例》（2001年）两部著作，重点是研究写本文献的外部特征，前者主要描述敦煌文书的形态、装潢与印信、抄写符号、题记、文书的割裂、文书的来源等，后者则主要则对这些外部特征进行功能分析。徐俊先生在《敦煌诗集残卷辑考》一书的前言中，也特别讲到敦煌诗歌写本的性质和特质，一是区别于“刻本时代”的典型“写本时代”文献的特征，二是区别于“经典文献”的以“民间文本”为主的特征。在国外，戴密微、藤枝晃、戴仁等学者也曾关注敦煌写本的抄写特征。但是，以前的敦煌学家更多地关注写本的物质形态，对敦煌写本的语言和抄写特例还没来得及给予足够的重视。
张涌泉先生从近代汉字学入手研读敦煌文献，他对敦煌写本的认识从文字入手，由此进入句子、段落、篇章。比如他的名著《敦煌俗字研究》（1996年）就对敦煌俗字的性质、类型、研究意义、认识俗字的方法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同时把敦煌写本中的俗字与传世字书、碑刻等文献中的俗字相参证，上探其源，下明其变，力图勾勒出每一个俗字的来龙去脉。文字是构成文献的最基本单位，由于张先生对敦煌俗字有如此精深的研究，因此研读敦煌写本文献就慧眼独具，入木三分。他认为，古书一经刊刻，内容、格式即被逐渐定型化。而写本文献出于一个个单独的个体，千人千面，本无定式；即便是那些前人传下来的古书，人们在传抄过程中，也往往会根据当时抄书的惯例和抄手自己的理解加以改造，从而使古书的形制、字体、内容、用词、用字、抄写格式等都会或多或少发生一些变化，都会带上时代和抄者个人的烙印。所以写本文献的形式和内容富有不同于刻本的特色，有必要从“版本学”分化出一门独立的“写本学”进行专门的研究。张先生认为，敦煌写本上起魏晋六朝，下讫北宋初年，正好反映了手写纸本文献从兴起、发展乃至逐渐被刻本取代的完整序列，是研究中国古代“写本学”最为丰富的第一手资料。
《敦煌写本文献学》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坚实的学理和精深研究的基础之上。全书以六万多件敦煌写本暨吐鲁番文献为主要研究对象，在深入调查研读的基础上，把敦煌写本的诸多语言特点和书写特例作为着重考察的对象，进行系统全面的归纳和总结，创建了敦煌写本文献学的完整理论体系，为敦煌写本乃至所有古代手写纸本文献的整理研究提供了系统的理论指导和可以具体操作的校读范例，使敦煌文献的校勘整理从无章无序上升到有章有序的高度，将极大地提高敦煌文献的整理研究水平。
全书共分四编二十章，第一编为绪论编，在对百年敦煌文献整理的成绩进行回顾的基础上，指出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对写本文献在中华文明传承中的地位作了阐述，指出创建写本文献学的重要性，并对敦煌文献的写本特征作了简要的梳理和归纳；第二编为语言编，对敦煌文献的字体、语言、文字、异文等语言文字现象作了全面的介绍，指出敦煌写本篆隶楷行草并存，异体俗字盈纸满目，异本异文丰富多彩，通俗文学作品、社会经济文书、疑伪经等写本有大量“字面普通而义别”的方俗语词，它们既为语言研究提供了大量鲜活的第一手资料，也为敦煌文献的整理设立了一道道障碍，扫除这些障碍是敦煌写本整理研究的最基础的工作；第三编为抄例编，对敦煌写本中的正误方法、补脱方法、卜煞符、钩乙符、重文符、省代符、标识符等符号系统及抄写体例作了全面的归纳，并通过列举大量实例，指出了解这些殊异于刻本的书写特例，是敦煌写本整理研究的重要一环；第四编为校理编，从缀合、定名、断代、辨伪、校勘五个基本环节入手，指出由于种种原因，以往的敦煌文献整理，多是挖宝式的，缺少整体的关照和把握，现在随着资料条件的改善，应该让位于全方位的系统全面的整理，努力推出一批高质量的集大成之作。
本书作为“写本文献学”的开创之作，起点很高。首先，由于对敦煌文献等写本文献有系统全面的了解，所以，在作者看来，手写纸本文献既有纵向的时序，又有横向可互补的内容，是一有机整体。尤其是敦煌写本因其内容涵盖广、时间跨度大，正好纵贯写本从兴起到被刻本取代这一历史时期，价值和影响超过其他几种。因此，亟待建立的敦煌写本文献学无疑是“构建写本文献学理论体系的重要基石”。这就清晰地体现了本书以敦煌写本为基点构建写本文献学理论体系的高远立意。
其次，敦煌学长期被不少圈外学者视为“碎片之学”——多是补正性质的琐碎之功、饾饤之作，还面临着材料发掘殆尽的困局。究其内部原因，无疑是部分学者划地为牢，将路子越走越窄所致。所以近若干年来，敦煌学界对学科的发展忧虑者不少，一些学者呼吁“要超出个案研究的整体性思考”、“要加强敦煌学学科理论建设”、“敦煌学要回归各学科”。《敦煌写本文献学》非就敦煌谈敦煌，而是回归整个写本文献发展史乃至古书发展演变史，重估中古敦煌写本于中华学术文化传承之意义，促使敦煌学的路越走越宽。所以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也能从学术史高度着眼。比如第15章对敦煌写本双行小注齐整化的系统研究，揭示了经典注疏体例的确立方式，有助于还原儒、释等中华文明最主要思想文化资源的经典文本及其阐释系统在中古写本中得以逐步确立，并最终在刻本时代成为“定本”的历史过程，反映了作者为东晋至五代700年间的学术文化寻找依托的用心。
再次，本书虽是新著，但实为作者经营近30年的成果。张涌泉先生是敦煌语言文字研究权威，又有多年主持大规模敦煌写本校理的丰富实践经验，面对分卷、符号、字词不定，文多疏误、丛脞杂芜且卷帙浩繁的敦煌写本，最能从中挖掘第一手材料并予以精准辨析。这一点，海量的例证和数百幅精美配图（特别是大量缀合图片）便是明证。同时，凭着对敦煌材料的熟稔，作者往往能将学界已有成果进一步扩充并使之系统化。如敦煌写本中数以百计的各色符号，前人只依今例统称为“标点符号”并予以简单介绍。本书却用数章篇幅，佐以大量例证和彩图，对其作出系统梳理、有效分类和科学定名。“校理编”中，作者于缀合、定名、断代、辨伪等敦煌写本基本校理环节，均有新见。如第十六章对已有的缀合研究成果做了总结，指出前人对如何具体做缀合工作“往往语焉不详，没有现成的条例”，因此在学术界首次提出了缀合敦煌写本的程式：大致分类汇聚、排比内容相近或相邻的写本、比较抄写特点体例及正背面内容等，并结合玄应《一切经音义》等写本残片的缀合实例予以说明。
近人黄季刚说：“夫所谓学者，有系统条理，而可以因简驭繁之法也。明其理而得其法，虽字不能遍识，义不能遍晓，亦得谓之学。不得其理与法，虽字书罗胸，亦不得名学。”本书立意高远，结构宏伟，论述全面，富有创见，正属于季刚先生所谓“有系统条理”、“明其理而得其法”而可以名“学”的力作。
当然，由于敦煌写本数量浩博，作者以一人之力，很难做到周遍和穷尽。另外，正如同作者所说，除敦煌写本外，手写纸本文献还有吐鲁番文书、黑水城文献、宋元以来契约文书、明清档案等，本书所论主要限于敦煌写本及吐鲁番文书，假如能拓而展之，撰写一部更为系统全面的“手写纸本文献学”，那是很有必要的。根据作者在几次国际学术会议上的发言，他已在进行这些方面资料的准备，我们期待在不久的将来作者推出更为全面系统的“手写纸本文献学”。
《敦煌写本文献学》是张先生数十年如一日坚守写本研究领域的丰厚回报，在构建敦煌乃至整个手写纸本文献学理论体系的过程中，本书又是一部发凡起例的开创之作，它在敦煌学界和中国古典文献学界的重要性和影响力，应当给予充分的估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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