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为祖父编书立传，30年成七册百万字：汤序波之于汤炳正，如章念驰于章太炎
随着《渊研楼杂忆》、《语言之起源（增补本）》两部书的最新面世，汤序波为祖父汤炳正所编的书、所立的传，已达七部百万字之多。在过去的三十余年，汤序波以祖父为研究对象，著有《汤炳正评传》、《汤炳正传》，编选有《楚辞讲座》、《汤炳正书信集》、《屈赋新探（修订本）》等。他新著述完成的《汤炳正先生编年事辑》有望年内面世。一九八八年九月二十日，成都的汤炳正先生给贵阳的孙子汤序波写了封家信，信中提到了恩师太炎先生的“一憾一幸”：“先生的儿子，章导学土木工程，章奇学原子物理，都没有能继承太炎先生的学术传统。不料他的孙儿章念驰，竟能传祖业，学文化，整理先生遗著，为先生建纪念馆等，这确实是难能可贵的！”这一年，“文字很好，无奈在铝厂工作”的汤序波，开始着手给祖父立传。作传期间，祖孙俩人鸿书往来不断。转眼到了一九九四年十月十二日，汤炳正先生在家书中，将汤序波类比作章念驰先生：“我过去，很羡慕章太炎先生有个好孙儿章念驰；现在你为我的传记操这么大的心，并作出了这么大的成绩，我很自慰。”汤炳正先生，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受业于太炎先生，被许为“承继绝学惟一有望之人”，章夫人国梨先生又有“卅年桑海几侵寻，朴学薪传喜有人”的诗句赠汤先生。汤序波先生从研究祖父、为祖父立传起，从工厂走向学院，在先秦文史和近代学术思想史等学术领域取得了诸多成绩。汤炳正先生固然是文化上的巨大存在，但汤序波先生对祖父的形象与价值有一个“发现”的过程。他对祖父价值的发现，恰是对自我价值的一种挖掘，这促成了他从工厂到高校的“转型”。汤序波先生的经历应了过去的一种说法：“一个人成功与否，就看两条：家世与名师，只要有一条您就有戏。”1936年秋，章氏国学讲习会部分成员摄于苏州。右九为汤炳正汤序波：我对先祖的认识是有个渐进的过程。小时候只知道他是个教授，父母给我讲了不少他勤奋读书的故事；他们的用意，我现在当然清楚，就是为了砥励儿子学习。可惜我那时太不争气，1977年高中毕业，正巧赶上恢复高考，侥幸才考取一所中专。毕业后分到铝厂，先当工人，后作干部。这个过程家庭的影响力就逐渐彰显出来了，开始亲近书本。1982年有三件事情给我触动较大：春节前我二姑来信说，“你爷爷的事迹已列入《中国社会科学家辞典》”；祖父在信中也说，“（《辞典》）把我收进去，本来是一件小事。但就是这点小事，也是我奋斗了一生才得到的结果”。7月25日《中国青年报》“星期刊”发表先祖一篇关于屈原的文章，这是我第一次在主流媒体上见到他的名字，激动莫名。第三件，在书店看到姜亮夫先生的《楚辞今绎讲录》讲先祖的楚辞语法研究，“比过去的人强得多”。这些事对我立志向学颇有促进。翌年春节，我专诚赴蓉看他，亲眼看到人们对他的尊崇。如日本近藤邦康教授的拜访。告别时祖父对我说：“你有中等资质，只要下苦功夫，就能做出成绩。”1988年我着手为他立传，到2000年《汤炳正评传》出版，已是一纪。当然我起意写传，太炎先生那句“为承继绝学惟一有望之人”起了很大作用。当时我就好奇：“是什么样的才华，让阅人无数的老先生这么器重他？”现在看来，当初的选择或判断无疑是正确的。我这些年弄出一点点成绩，主要的就是因研究先祖。因我长年研究祖父，故自然而然地形成这么两个研究方向：一是先秦文史；一是近代学术思想史。02/汤先生同意您为他立传，当有多方面的考虑：“为我写传记，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提高写作能力，丰富文化知识的绝好机会。”“晚年有你为我写传记，是一大安慰。”简单的两句话，显然隐含着一些心曲。您怎么解读？汤序波：由我来写传，开始他有点耽心是肯定的。一是我彼时的文化水平太低，人又在厂矿谋生；二是他研究的小学（语言文字之学）十分艰深，其中的声韵学被称为“天书”，许多学人“虽至皓首，终不能明”（林尹语）。他晚年以楚辞学名世，但治学的路数还是清代朴学家那一套，从小学入手研究问题。这一套方法现在的人都比较陌生，他怕我无法领会精髓。但同时，他内心又希望有人总结其一生的学术研究，这就如陈寅恪先生当年希望助手黄萱写他一样，当听到黄说写不出来时，竟黯然神伤。这一点恰恰被我看破了。所以当我要为他立传，自然对他“是一大安慰”。祖父的高明之处，就在没有把自己的耽心传递与我，还说“我相信你能写好”。我当年用的是最笨的办法，凡是传主的研究领域，我都从ABC学起。传记从起笔到完稿用了十年，而其中读书的时间占七成。要说我还有什么经验可言，首先是肯下“血本”。如在搜寻资料方面，几乎到了“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程度。凡是和传主生平与学术可能有关的资料，我知道就买，从不放过任何线索。近读韩石山先生的新著《真实背后的真实》，其谓“常有年轻朋友问我为学之道”，他回答“舍得买书”：“真的，几十年经见，好些颇有才华的人，一个舍不得买书，全毁了。”第二条凡祖父呆过的地方，我都设法去看看，以增加传记的现场感。写作过程中，祖父在一封信中对我说：“苏州那章写得极好。我真没想到，有关声韵学方面的东西，你竟能吃得透，讲得明，令我欣喜万分！”又说：“我过去认为你为我写传，只要不出差错就行了，现在看来我对你写的传记很满意，简直没有想到你能写得这么好！”当然对他这些评语，我并没有完全当真，只是看作他惯用的激励“伎俩”而已。后来《汤炳正评传》出版并重版，得到了张闻玉、蒋南华、姚奠中、敏泽、戴明贤、韩石山等诸位先生的充分肯定。不过我心里十分清楚，这更多的只是前辈们的鼓励，或者说是我自己今后努力的方向。03/您为祖父立传，一方面有天然优势，诚如常振国先生在《汤炳正传》序言中所说，您独具“四大条件”。但与此同时，是不是也有一些“为亲隐”、“为贤隐”的“嫌疑”？加之“生不立传”是老一辈的史志传统。所以想向您了解的是，您怎么看自己为祖父立传的“优势”与“劣势”？汤序波：写传之初，我并不知道还有“生不立传”一说，我为祖父写传就是觉得祖父值得一写。西谚有“亲人眼里无伟人”，但是我越读其书越感到他是个了不起的大学者。执笔伊始，祖父就来信要我“不必有什么回避，你据实而书就行了”，所以没有“隐讳”。我想尽力为祖父勾勒出一幅近真的“画像”。写作过程中，我自己犹豫过不止一回，原因是难度太大，有些章节几乎写不动。我在《后记》中说过“有时为一个专题，我要停下来学习三四个月，翻阅上百万字的资料”，“许多章节都是硬写出来的”。我曾戏称为其写传是“甜美的苦役”，因为他研究的领域太生僻，如不是写他，我是不会涉足这些领域的。04/您的许多工作都是围绕汤先生展开的。汤先生作为一位大家，当下对他关注和研究的力度够么？您觉得哪些方面有待加强？汤序波：我这二十多年的读书写作，主要是围绕研究祖父而展开的。先祖是位纯粹的学者，他原先的影响可以说仅限于其专业领域。然而，这些年他的影响已进入公共领域，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如《楚辞讲座》《汤炳正书信集》《渊研楼杂忆》等，引起读书界的兴趣，近年来找我谈他的各色人等都有。至于对先祖的“关注和研究”，可从其楚辞研究与小学研究两块来看。就前者言，先祖是中国屈原学会创会会长，学界对“这一块”始终是热的。已故的杭州大学郭在贻（1939-1989）教授曾说，“综观是书（《屈赋新探》），在材料和方法的运用上以及所取得的成就上，都无愧为楚辞研究中一座新的里程碑”；赵逵夫先生说，“汤炳正先生留给楚辞学界的《屈赋新探》是不朽的”，是书“今天仍然代表楚辞研究最高水平，汤先生今天仍然是最有成就的楚辞学家”；南通大学副校长周建忠教授在去年的中国屈原学会成立三十周年会上所作的主题报告中说，“汤先生的研究代表了我国那个时代的最高水平，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等等。就后者言，“关注和研究”显然是很不够的。先祖在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读书时，因小学方面的禀赋突出，很受太炎先生青睐，而“尝以戴震高足孔广森比之”。如学员中他在《制言》杂志发表论文最多；没有毕业就被选为“预备班”小学主讲；太炎先生去世，被推为弟子代表在追悼会上发言；以学员代表的身份接受《大公报》记者采访。但是关于他这方面的论述，过去只在友人的著作及信函中留下零星的评说，如姚奠中先生的“其见至为卓特”等。2014年，毫无疑问的是研究先祖小学研究的分水岭。本年，广西师范大学力之教授在《中国文化》《贵州文史丛刊》《广西师范大学学报》与《贵州师范大学学报》上，分别发表了《语言发生的“手势说”：兼论汤炳正先生的贡献》《略论汤炳正先生<原“名”>一文之学术价值》《论汤炳正先生在文字与语言关系领域中所作之贡献》与《略论汤炳正先生对语言起源研究之贡献》四篇各万余字的论文。读了这组极具深度的研究先祖小学方面贡献的论文，我才深切地体会到“伟大也要有人懂”（鲁迅语）。近朱希祖先生曾孙、北京师范大学古汉语博士后朱乐川君的出站报告《章门弟子小学著作提要》有论先祖一章，读之颇受启发。现在传统文化的东西已开始复苏，所以对先祖的某些成果，我想不必刻意去追求“加强”。学习国学是需要小学方面的知识，这已是读书界共识，何况小学也不只是一门工具。太炎先生早在一百年前就说：“文辞的本根，全在文字，唐代以前，文人都通小学，所以文章优美，能动感情。两宋以后，小学渐衰，一切名词术语，都是乱搅乱用，也没有丝毫可以动人之处。”顾久先生在为汤序波整理的《汤炳正书信集》一书写的序中，引用了费孝通先生怀念曾昭抡先生时的一段话说：“下一代人认识上一代人不容易，我上一代人的特点在哪里，不容易看得清楚，……我希望自己能超脱出来我这一代，设身处地去想想上代知识分子的精神特点，领略一代风骚。”汤序波先生的工作，就是理解包括祖父在内的上一代学人。05/除了汤先生，您对蹇先艾、姚奠中、黄源、戴明贤、熊任望、林鹏、李向阳、张闻玉、蒋南华、赵逵夫、力之等先生也有所撰述。就个人的观感，这些先生都是您有所交往的。不知您挑选书写的学人，有何共性？您觉得上一辈的学人，有哪些包括的传统是遗失了的？汤序波：这些先生不仅是各自所在领域的名家，更是品德高尚之士，有长者风范。我素来认为一个人能否胜出，关键时刻比的不是才华而是道德。如人品出了问题，最后你也得功败垂成，甚者身败名裂，为千夫所指。人们常说“道德文章”，但“道德”实比“文章”更为重要。我之心仪于这些先生，是他们身上所体现出的道德风貌令人敬仰。给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先生们对待文化事业的高度负责。如明贤先生恂恂朴茂，淡泊为怀以及奖掖后进，不遗余力之品格，有“点铁成金”的本领；闻玉先生对“声韵”与“音韵”术语辨析的执着所体现的对祖国优秀文化之挚爱；力之先生不为当下浮躁风所动的“纯以学术为依归”之为学态度；姚老义捐100万元，成立“山西省姚奠中国学教育基金会”，以资助学术研究；逵夫先生是西北师大教授，在学界有“西北王”之称，年逾古稀仍孜孜不倦地教书育人……至于说“遗失”什么，这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学术在“上一辈的学人”那里，是目的、是性命。与此相反，今天的学人在很大程度上，却将学术当作商品，著述则往往是为评职称、为收入，而以量统计“研究成果”。再就“遗失”的原因说，我认为更多的恐怕是社会诱导的“给力”，而学人个体每每难以自持。06/您觉得了解上一代知识人难么？在突破这难关上有何经验与心得？汤序波：肯定是比较难的，要做到知人论世是不容易的，更何况又是“了解上一代知识人”。我想主要是把他们“还原”到当时的环境中去考察，我们对待历史人物，要具有陈寅恪的“了解之同情”与钱穆的“温情和敬意”情怀。07/上一代学人有很多的“绝学”，其知识境界、人生境界，在当下似乎都日渐稀少，虽然他们的治学处境远不如当下。您觉得原因何在？汤序波：1949年以还的一段时间，干扰与要求太多；现在好像稍好些。做学问搞创作是需要充分的自由，“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赵丹语）。另一方面，由于种种原因，近二十年的学术界，又过于急功近利而导致不少学人十分浮躁。显而易见，“当下”学人所以难臻于“上一代学人”那样的知识境界与人生境界，这无疑也是一大潜因。08/比如说，汤先生为一代大家，但他的研究领域很“小众”很“精英”。在一个世俗化、扁平化的社会，需要这些“绝学”么？老一辈的“绝学”怎么能走出书斋走向社会，且让人感受得到呢？汤序波：任何一个时代或一个国家都需要一小部分社会精英做尖端性的研究，如科学上的两弹一星。其实“绝学”也不必非要都走出书斋，得有个互动的基础。比如大家认为小学很难，其实在先秦以前它只是儿童识字课程。现在国内提倡“百姓家史”，以为记住一国之历史，不如从了解一家的家史开始，不管是“大家”还是“小家”。一如汤序波先生和其夫人孟骞女士所作的工作。09/您和您夫人都在从事您祖父的研究整理工作。对此，您的子女怎么看待？汤序波：内子孟骞自打认识我起，就特别支持我的“事业”（也参与书稿的整理），我在传记的《后记》中说，“她餍足我那近似疯狂的购书欲”，我买书确有点“任性”，没有家里的支持哪怎么行？我们有一女儿，她大学读的就是中文专业，教材里就提到她曾祖父的成果，老师讲课时也说到她曾祖父，我想当她看到或听到曾祖父的名字，或许会有点自豪感吧？对曾祖父的人生与学术她已耳熟能详。汤序波：去年7月29日家父汤世洪先生不幸故世，今天我还没有能走出哀伤的阴影。我曾说：“父母是我今生今世最重要的老师。”父母的勤劳、善良、坚韧、谦让、责任等性格对我人生观的形成起到很大的作用。我现每做一事，耳畔总会响起“不要影响人家、不要给人家添麻烦”，“人家会不会说什么”之类的话。父母总是考虑别人，很少想到自己。祖父对我影响当然也大，他易箦前，与我最后一次通话，十多分钟只讲了个“礼”字。具体到写信时如何称呼对方这类事。英国谚语有“三代出一个贵族”，我们老话有“吃穿三代”（即“吃穿”的品相须三代养成），这些都反映家庭的潜移默化作用。关于“吃”，小时候拣菜，父母总是要我们拣到就吃，不允许筷子在盘子里挑来挑去；以致成人后我在外面应酬，都只拣自己眼前的菜吃，不会“造次”去人家面前拣菜。近陪闻玉先生去贵州警官职业学院中专部考察，见学生就餐时知礼数，进办公室时喊报告，给我们留下良好印象。百善孝为先。在孔门“谨身节用，以养父母”是孝的初级阶段；而高级阶段则是“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完成先祖传记后，我一直都在构思写一部关于父母的书。这是我今生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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