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社会科学战线》2017年第5期
高句丽民族善于骑射，长于鞍马。文献记载：“其马皆小，便登山。国人有气力，习战斗。”“其人性凶急，有气力，习战斗，好寇钞。”古墓壁画中有许多骑马征战与射猎的场景，生动形象，是高句丽人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出土文物中也有许多高句丽马具及各种饰件。1991年《北方文物》第4期上发表了魏存成《高句丽马具的发现与研究》，对桓仁、集安出土的高句丽马具进行分类研究。1995年《文物》第10期刊登了董高《公元3—6世纪慕容鲜卑、高句丽、朝鲜、日本马具之比较研究》，将这些地方出土的马具进行分期比较研究。其中较多的是鞍桥、马镫、衔镳及配饰等，没涉及寄生。2003年《文物》第3期刊登了陈山的《北票新发现的三燕马具研究》，结合征集到的马鞍桥和寄生的残件，进行了比较研究，提供了三燕马具寄生的实物证据和研究思路。现将高句丽壁画中相关寄生资料及实物残件进行整理并做初步研究，或可弥补高句丽马具寄生研究的某些阙失。
一、马具寄生的出现
'寄生”一词，见于《管子·八观》：“有地君国，而不务耕耘，寄生之君也。”是指依附他人而生存。最初应指某些植物的生存习性或生存状态。《诗经·小雅·頍弁》有：“茑与女萝，施于松柏。”《毛传》曰：“茑，寄生也。”诗中虽无寄生字样，而茑与女萝，依附松柏之上，如《毛传》所云，是一种生活、生存的状态。另一种寄生也是指生存状态或生存环境，却与茑不同。如汉东方朔《七谏·初放》：“便娟之修竹兮，寄生乎江潭。”陶潜《读山海经诗》之七：“粲粲三珠树，寄生赤水阴。”修竹和三珠树是生活在水边之地。这种寄生是指寄居生存处，恐非其本意。《汉书·东方朔传》记载：“时有幸倡郭舍人，滑稽不穷，常侍左右，曰：‘朔狂，幸中耳，非至数也。臣愿令朔复射，朔中之，臣榜百，不能中，臣赐帛。’乃覆树上寄生，令朔射之。朔曰：‘是寠薮也。’舍人曰：‘果知朔不能中也。’朔曰：‘生肉为脍，干肉为脯；着树为寄生，盆下为寠数。’上令倡监榜舍人，舍人不胜痛，呼謈。”清王先谦注：“苏林曰：寠音贫寠之寠，薮音数钱之数。寠数，钩灌，四股钩也。师古曰：寠数，戴器也，以盆盛物戴于头者，则以寠数荐之，今卖白团饼人所用者是也。寄生者，芝菌之类，淋潦之日，着树而生，形有周圜象寠数者，今关中俗亦呼为寄生。非为茑之寄生寓木宛童有（林）〔枝〕叶者也。故朔云‘着树为寄生，盆下为寠数’。明其常在盆下。今读书者不晓其意，谓射覆之物覆在盆下，辄改前‘覆守宫盂下’为盆字，失之远矣。杨恽传云：鼠不容穴，衔寠数也。盆下之物有饮食气，故鼠衔之，四股铁钩，非所衔也。”此段记载与注解，将寄生之本意表述得很清楚：“寄生者，芝菌之类，淋潦之日，着树而生，形有周圜象寠数者，今关中俗亦呼为寄生。”马具上的寄生，应该取其本意，一物生在他物之上，以他物为寄托之所也。关于马具寄生，文献中亦有记载。《南史·齐本纪上·高帝》记载，宋明帝初，晋安王刘子勋反叛，萧道成为辅国将军。明帝遣其讨之，“时朝廷器甲皆充南讨，帝军容寡阙，乃编椶皮为马具装，折竹为寄生，夜举火进军。贼望见恐惧，未战而走”。《南齐书·东昏侯纪》：“帝于殿内骑马从凤庄门入徽明门，马被银莲叶具装铠，杂羽孔翠寄生，逐马左右卫从，昼眠夜起如平常。”可知，寄生是古代战马身上的一种装具。用孔雀羽毛或竹枝做成，其形状类似长扇或扫帚，竖立在马臀部具装之上，以遮蔽骑乘者的后背，防止箭弩射杀而起到保护作用。
寄生作为在马臀部上的一种装具，出现稍晚些。马具、马甲在商周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当时使用车战，为了保护驾车的战马，为马制造了铠甲，开始用水牛皮，后来才有了铁马甲。1978年湖北省随县西郊擂鼓墩曾侯乙墓出土了战国初期的髹漆皮马甲，应该是年代最早的马甲实物。秦汉以后，骑兵成为军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极强的战斗力。马甲则成为保护骑兵的重要装备，不断完善。不仅使用牛皮铠甲，还出现了金属铠甲。被称为“具装铠”或“马具装”，包括面帘（护面、当卢）、鸡颈、挡胸、马身甲、搭后、寄生、鞍具、马镫等。（图1、2）
图1 马具装各部件示意图
图2 马具装侧视图
关于马具寄生，在古墓壁画和画像石、画像砖中多有发现。1949年以后，四川省发现了一批东汉晚期的画像砖墓，画像内容十分丰富。其中德阳县出土的骑吏图，提供了较早的马具寄生图。很明显，在骑吏与马尾之间有一长条形寄生，顶端还缀一圆环。（图3）从中可以发现，寄生应该是从马尾的束缚演化来的。由于马飞奔起来，马尾向后飘，有保护骑者后背的功效，于是骑乘者仿制一条类似马尾的竹木或金属物，插在骑者的背后，随着战马奔驰不断摆动，既有装饰美化、威武招摇的作用，又可以防御后面射来的箭镞，起保护骑乘者的作用。就成了最初的寄生。随着时间推移，寄生形制不断变化，由竹木翎羽发展成金属、鎏金镂空，对骑乘的美化和保护作用也逐步提高。
图3 德阳画像砖墓壁画
1963年，云南省文物工作队在云南昭通市后海子清理了东晋时期霍承嗣壁画墓，墓室东壁下层绘有一幅铠马交战图。一位铠马武士持枪追赶前面的铠马武士，前面的武士持枪回首接战，并作逃离状，中间有一条猎犬在追逐。（图4）壁画的线条虽然很简洁，但是战马着铠甲，战马臀部的团扇形寄生十分清楚。寄生由一条主干支撑，旁边装饰若干枝丫，形成扇面形。战马奔驰起来，寄生在骑者背后摇动，保护面积增大。
图4 昭通霍承嗣墓东壁下层壁画
1958年，河南省邓县学庄村西南发掘了一座南北朝时期的画像砖墓，墓砖侧面墨书文字“家在吴郡”，可知其为南朝古墓。有一块砖上模印彩色铠马图。前后2人牵2匹马，后面的马匹只配有鞍鞯，前面的马匹则是全副铠甲。战马臀部长扇形（或称扫帚形）的寄生十分明显。（图5）此寄生较为长大，上部扇形展开，也是为了增强保护面积。
图5 邓县彩色画像砖
图6 丹阳南朝画像砖线描图
1965年11月,江苏丹阳胡桥发掘了一座南朝大墓，墓室两壁砌有大小不同的各种砖刻壁画，其中有“竹林七贤”图等。画像中有2幅骑马武士向前行进图。武士和坐骑都披全副铠甲，身上背着弓，后面的武士还挎着宝剑。战马臀部有寄生，2种寄生有所不同。前面的寄生与邓县画像砖上的寄生近似。只是柄部加以装饰，上部有若干片状组成花瓣样式，增加保护面积的同时，增强了美感。后面的寄生很像扫帚，上端是散开的。（图6）
敦煌壁画中有几幅关于寄生的图像。第一幅是敦煌第285窟壁画中的铠马武士征战图，中间的武士及铠马很完整，武士身披铠甲，头戴兜鍪，手持长矛。铠马为全甲，尾部有寄生，类似缨旗形，上部分成两叉。此武士的上方也有一位铠马武士，只有下半身和马的下部，马尾部的寄生形体虽小却很明显，（图7）时间在北魏末年，6世纪初。第二幅是西魏时期的女将军征战图，第三幅是唐初的侍从图。西魏时期的征战图画面上有2位戎装女将，手持兵器槊，向前冲杀。坐下战马披全甲，前面的战马臀部有寄生。寄生呈扇状，筋脉分散各不相连。（图8）唐初的壁画绘在第321窟，线条简洁，人物着袍服，披肩帽。坐骑的臀部有寄生，只画出了较小的环形。从整个画面看，可能是画得简单些，也可能是唐初寄生退化，变得简单灵巧，保护作用减弱，只剩下装饰了。（图9）
图7 敦煌第285窟壁画
图8 敦煌壁画西魏
图9 敦煌壁画唐初
麦积山麦察127窟壁画中也有一幅铠马武士图，武士及铠马很完整，武士身披铠甲，头戴兜鍪，手持长矛，长长的璎珞。铠马披全甲，不见马腿马蹄，武士后部马臀部有寄生，类似扫帚，为长扇形。（图10）一般认为127号窟创建于北魏末期，相当于6世纪初。《文物》1977年第5期刊登了一幅隋初的画像砖，画面上有一骑马武士，手持长矛，骑马行进，后面跟随着手持长矛和盾牌的士兵。骑马武士身披铠甲，坐下战马亦是全副铠甲，臀部有寄生。（图11）此寄生的形状与高句丽马槽墓壁画下部的寄生基本相同。
图10 麦积山麦察127窟壁画
1996年，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陈山在北票市南八家乡四家板村调查时，从村民手中征集到2件铜鎏金马鞍翼形片，又在木匠沟村征集到同时出土的铜鎏金马鞍桥包片和铜鎏金寄生残片，并调查了几件文物出土地点。经了解，几件文物是1993年当地修梯田时推土机推出来的。据当事人介绍同时推出的有较大的石块，估计应是封石墓。寄生为铜质鎏金，镂空，上部扇形体散乱残破，下部茎缺失。（图12）扇形外框槽状，外面鎏金，底边略平直，两侧向外弧曲。底边宽11cm，上端宽27.8cm，高17.5cm，外框槽深1.2cm，宽1cm。其前、后、侧三面皆有两个一组的圆形小穿孔，用以固定其内部扇面和系缀圆形摇叶。底部一侧两组孔之间尚存一段银丝。寄生扇面由前后两片镂空鎏金铜片合成，（图13）凹形鎏金槽包裹底部和两个侧面。中间部分空鼓，美观、坚固、实用。这几件遗物的年代应在4世纪中叶至5世纪前叶。
唐朝以后，寄生逐渐消失。北宋成书的《武经总要》中，有整套马甲的图像中，只有面帘或半面帘、鸡颈、当胸、马身甲、搭后等部分，已经不见“寄生”。从上面文献记载的时间看，《南史·齐本纪上·高帝》一条，事情发生在宋明帝泰始元年（465）十一月，萧道成作为刘宋将领之时。他取代刘宋为齐高帝是在479—482年间。《南齐书·东昏侯纪》的内容则是在东昏侯萧宝卷永元二年（500）。邓县画像砖墓中的铠马图的年代在南朝时期，与文献记载很接近。而四川德阳县出土骑吏图中的马具寄生出现得最早，约当东汉献帝（190—220）前后。从以上文献记载，各种壁画、画像石、画像砖上的图像以及出土的三燕寄生实物看，寄生应该是在东汉以后出现，魏晋南北朝时期流行，至唐初开始退化的，是出现在马具铠甲上的一个阶段性的装具。其质料有竹子、羽毛和金属（铜铁鎏金）等。形制则有长扇形、花叶形、树枝形、缨旗形、条形、环形、铲形多种。（图14）
图14 中原马具寄生线描图
1 马具装图 2 马具装图 3 邓县画像砖 4 丹阳画像砖 5 丹阳画像砖 6 麦积山壁画 7 敦煌壁画 8 德阳画像砖 9 隋初画像砖 10 敦煌壁画 11 昭通壁画 12 敦煌壁画 13 北票出土实物复原图
二、高句丽壁画中的寄生图
高句丽民族政权经历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在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北部存在了705年，接受中原王朝册封，向中原朝贡，交通密切。唐总章元年（668）灭国以后，在其故都桓仁、集安、平壤一带留下了大批珍贵的文物遗迹。现在中国的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朝鲜的高句丽壁画墓群都已成为世界文化遗产。高句丽古墓壁画中保存着许多高句丽贵族居家生活、歌舞百戏、车马出行、山林逐猎和战争的场面。其中不乏武士铠马的图像，为我们提供了高句丽马具寄生的诸多图形。
第一幅寄生图，出现在德兴里古墓壁画中。德兴里古墓位于朝鲜南浦市江西区德兴洞，江西大墓东2km处。1976年12月8日发现，12月16日至次年1月20日清理发掘。此墓为封土双室墓，墓道、甬道、前后室及藻井均绘有壁画，内容极为丰富。包括墓主人像，十三郡太守像，车马出行图，狩猎图，牛郎织女图，天马神鸟图等。铠马图在前室东壁车马出行图的上部，一排铠马武士，武士身披铠甲，头盔上插鸡翎，手持长矛，长矛上装饰缨络。坐下战马着全甲，只露着马尾和四蹄。（图15）前面两匹铠马尾部有寄生。（图16）跟在后面的几匹铠马尾部未见寄生。墓道西壁十四行墨书题记，可知墓主人为逃亡到高句丽的辽东刺史慕容镇。他活了77岁，“永乐十八年”去世，当为东晋安帝义熙四年（408），其生于东晋成帝咸和六年（331）。
图15 德兴里古墓壁画车马出行图
第二幅寄生图，出现在双楹冢壁画中。双楹冢位于朝鲜南浦市龙冈郡龙冈邑，亦称安城洞古墓（甲号）或双柱冢。1913年关野贞调查发掘。此墓为封土石室壁画墓，由墓道、前室、甬道、后室构成。墓道长2.70m。前室长2.27m、宽2.32m。墓室长2.95—3.01m、高2.77m。前后室之间甬道两侧置八角石柱。前后室藻井为平行抹角叠涩式。墓道、前室、甬道、八角石柱、墓室及藻井上皆绘有彩色壁画，内容为社会生活，有墓主人夫妻坐像、僧侣像、女人像、侍从像、四神图，藻井绘神鸟、莲花、日月星辰和装饰图案。此铠马图为身着铠甲的武士手持长矛骑在披着铠甲的战马上，马尾上部，骑士的背后有寄生，螺旋形铁柄，与后鞍桥相连，上面有缨旗形寄生，颇具特点。（图17）
第三幅寄生图，出现在铠马冢壁画中。铠马冢位于朝鲜平壤市三石区鲁山洞大城山麓。1916年发掘，是一座封土石室墓。由墓道墓室构成，方向近于正南。墓室及藻井涂抹白灰，上绘壁画，剥落较严重。东壁绘铠马出行图，由于前部、下部损毁严重，只见几个人物的半身或大半身，墓主人在侍从的搀扶下走在铠马一侧，前面有墨书题记“冢主着铠马之像”。马鞍、马镫很清楚，主人并未骑在马上。最为清楚完整的是铠马臀部的寄生，由十根细竹枝扇面形排开，竹叶保留得很好。（图18）铠马冢的年代大约在6世纪中叶。
图18 铠马冢壁画
第四幅寄生图，出现在八清里古墓壁画中。此墓位于朝鲜平安南道大同郡八清里，为封土石室壁画墓，由墓道、前室、甬道、墓室构成。方向南偏东约10度。墓道长约1.50m、宽约1.0m、高约1.52m。前室长1.65m、宽2.25m、高1.70m。甬道长约0.75m、宽约2.0m、高约1.65m，甬道中间竖立方形石柱。墓室平面近于方形，边长2.52m、高2.15m。前、后室皆为平顶，后室有一石棺座。墓内涂抹白灰，绘有彩色壁画，剥落严重。残存壁画中可见铠马武士图局部，马臀部有寄生作柳枝状。从武士与寄生的比例看，高度应在50cm以上。（图19）年代约当6世纪中叶。
图19 八清里墓壁画
第五幅寄生图，出现在集安马槽墓壁画中。马槽墓位于通沟平原中部，禹山南麓平缓的坡地上，南面是通集公路，距五盔坟约460m。当年日本人修铁路时曾将该墓编号为12号，简称通沟12号墓。1937年6月被日本人黑田源次盗掘，壁画疏于保护，遭到一定程度破坏。1962年春，吉林省博物馆集安考古队对此墓进行了清理、实测和保护维修。此墓为封土石室墓，封土周长90余米、高4.6m。分南北二室，各有墓道、龛室和墓室。方向南偏西60度。墓室、龛室及墓道以白灰涂抹，上面绘壁画，漫漶、剥落较严重。剩余部分可以辨出有夫妻对坐、战斗、射猎、舞乐、厩舍、礼辇、作画、炊饮器物等图像。铠马图在北墓室左壁上，由骑士出战和斩俘两部分组成。（图20）画面中部绘一骑马武士，手持长矛，头戴兜鍪，身披铠甲，纵马驰骋。战马亦披铠甲，戴面甲，战马臀部的寄生像一缨球长旗在飘荡。马前有3人，形象莫辨，只残存一马上寄生。或许是前锋将士，也许是逃窜的敌兵。后部绘一武士，身着甲胄，足蹬钉履，神采俊武，形象与骑马武士相同。武士右手高举佩刀，正要斩杀跪伏着的披甲俘虏。武士左手牵一匹战马，此马只保存前半身，配有鞍鞯，未着铠甲，与前面骑士乘坐的铠马不同。举刀斩俘武士的左脚踏着一柄环首刀，右脚下横着一支长矛，应是被斩杀者丢下的兵器。
第六幅寄生图出现在三室墓壁画中。三室墓位于集安通沟平原中部，禹山南麓，通集铁路3号路标南20m。1935年日本人池内宏、梅原末治等进行调查、测绘和著录。1975年8月，集安博物馆对壁画进行化学保护时，将第一室墓底的淤泥进行了清理。出土高句丽釉陶器8件，计有釉陶钵5件，釉耳杯1件，四耳釉陶壶1件，釉陶灶1件，还有一些铁钉和兽骨。1997年，调查测得封土边长30m、高5m。方向南偏西73度。墓室有3个，由甬道曲折相连，均为抹角叠涩藻井，遍涂白灰。第一室壁画有墓主人居家对坐、夫妻出行、观赏歌舞、山林狩猎、攻城等画面。第二室和第三室主要绘有托梁力士、武士、仙人、四神、怪兽、祥云、花草、莲花等图案。第一室北壁绘高句丽军队攻城略地的场面。左侧是一座古城，城外开阔地上，有2个骑着铠马的将军催马激战。两将军头戴兜鍪，身披铠甲。前面的将军右手持枪，左手策马，向城门奔去，侧身回首注视后面追来的将军。后面的将军紧追不舍，跃马抡刀砍杀。战马奔跑相当快，将军背后的缨球长旗随风飘舞。（图21）
第七幅寄生图，出现在麻线一号墓壁画中。麻线1号墓位于麻线沟河谷北部，东距麻线河约百米，南距鸭绿江3km。是一座封土石室壁画墓，封土底边为方形，边长13m，封高5m。1962年秋至1963年8月，吉林省博物馆对此墓进行清理发掘。此墓由墓道、甬道、南北侧室和墓室构成，方向北偏西75°。墓室左右侧室的壁面和甬道壁面涂抹白灰，上面绘有彩色壁画。圆柱和棺座表面也有彩绘。墓室壁画主要为夫妻对坐、歌舞、铠马武士等生活场面。圆柱上残留的壁画为侧视莲花图案。侧室壁画有狩猎图、仓廪图、屋宇图和莲花图案。墓室北壁东端绘一铠马武士，所骑战马只保存下了前半身。武士头戴兜鍪，身披铠甲，领部高高遮挡着后颈，背后有长缨。头盔上部有一双犄角状的装饰，与三室墓第二室西壁所绘武士的披挂相同。马亦披甲，为青色，戴面甲，马耳间戴缨饰。其余部分剥落殆尽，无法知其详。从铠马武士的背后的长缨，与马槽墓寄生的下部相似，应该是寄生的残部（图22左）。另外，长川一号墓前室藻井西侧第二、三重顶石上面残存铠马骑士交战的图可辨识一骑士，乘坐一匹具装骏马，骑士只可见一臂，马头部也已脱落，马腹左边有一支枪尖朝下似拖曳着的长矛。左边还残存一匹具装战马的前蹄部分，后部是否有寄生不得而知，且留作参考(图22右)。
图22 麻线一号墓（左）长川一号墓（右）壁画铠马线描图
目前发现高句丽壁画中的马具寄生主要有折扇形、竹枝形、柳枝形、缨旗形等，尚未发现如中原那样的长扇形（或扫帚形）、花叶形等寄生（图23）。
1 德兴里壁画 2 铠马墓壁画 3 三室墓壁画 4 双楹墓壁画 5 马槽墓壁画 6 麻线一号墓壁画 7 马槽墓壁画 8 八清里墓壁画
三、高句丽铁质寄生实物的发现
以前，在集安博物馆参加的几次考古发掘中，也曾出土过不知名的铁器，类似马具寄生之类的部件，因为损坏变形严重，加之对于寄生的认识还不够深入，一时难以确定。
2001—2003年，根据吉林省高句丽、渤海“十五”研究规划，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集安博物馆的协助下，对丸都山城进行全面的测绘、调查和试掘，先后清理发掘了宫殿遗址、瞭望台、蓄水池、1号门址（南瓮门）、2号门址、3号门址，获取了大量翔实、科学的数据和一批珍贵的文物。宫殿遗址出土文物较丰富，有铁器、铜器、陶器等。其中有2件铁器，从器物形状上看，应该是高句丽马具寄生的一部分。原报告记为：“不知名铁器2件。标本2001JWGT306—3∶4，完好。鞭形，截面圆形，直径0.7cm。一端管銎，长6.8cm，銎孔直径2cm。另一端卷曲成环状，用以悬挂饰件，内径1.6cm。”（图24）原报告中线描图为倒置，彩色图版为横放，难以看出其用途或作用。将其立起来，可以发现其与寄生立在马鞍后的部分很相似。从报告“一端管銎，长6.8cm，銎孔直径2cm”的记录看，是整个器物长6.8cm，还是管銎部分长6.8cm，没有说清楚。如果全长为6.8cm，作为寄生的一部分似乎短了些。再看线描图及其比例，用比例尺量一下原图，此铁器的长度应在42cm左右（图25）。这一长度就很像是寄生的一部分了。如果我们的推断不错，可以根据韩国出土的“蛇形状铁器”及同出的条形铁片将其进行初步复原，串联成寄生的样子以资参考（图26）。
图24 丸都山城出寄生
图25 寄生线描图
图26 寄生复原线描图
不久前，在《中国考古网》上看到王飞峰写的《考古的日志——韩国涟川无等里2号堡垒发现高句丽铁质寄生》，文中报道，韩国京畿道涟川郡旺津面无等里2号堡垒出土了2件与集安丸都城宫殿遗址同样的铁器，韩国学者称之为“蛇形状铁器”（图27）。据介绍，无等里2号堡垒位于韩国京畿道涟川郡旺津面无等里，中心部坐标北纬38°3′55″，东经127°0′35″，海拔93m。无等里1号堡垒和2号堡垒及其附近堡垒一起构成无等里高句丽堡垒群，均位于临津江西岸，其中无等里2号堡垒平面形状为不规则的多边形。2010年至今首尔大学博物馆先后3次对无等里2号堡垒进行了调查发掘。2012年4月16日起的第三次调查发掘，发现木栅栏遗迹、石筑墙体遗迹、马面一个、排水沟遗迹、炭化米、炼铁炉渣、炼铁炉残壁、铁矛1件、铁锔钉1件和铁质寄生2件。此次较为重要的发现是在南城墙附近和北城墙马面附近各发现铁质寄生各1件，这是迄今为止韩国高句丽堡垒首次发现高句丽铁质寄生。寄生大体为长柄形铁器，由于目前遗物还在清理和保护阶段，具体形制仍有待进一步确认，其中较粗的一端有銎，另一端较细。
从出土情况看，一件是在南城墙附近发现，另一件是在北城墙马面附近发现。形状与丸都山城出土的2件相同，而且附件更完整。上部连接十字形长条形铁片，这种铁片有四五条，可能平行连接。其长度、宽度不明。王飞峰讲可能有80cm左右，他也认为应该是高句丽铠马装具上的寄生。根据同出的长条形铁片，有的铁片上还有3个铆钉，从铆钉的位置和铁片相连接的关系，可以进行初步复原成如下两种形状（图28）。
1990—1991年，沈阳市文物考古工作队对沈阳市东北郊30km的石台子山城进行了试掘。1997—2006年，对山城进行了3次考古发掘。确认了石台子山城城墙、马面、门址、涵洞、排水设施等遗迹的基本状况，对山城的形式、结构有了全新的认识。其中出土高句丽时期的铜器、铁器、陶器、石器等近万件。在城内SI区房址2出土了一件铁饰件。鞍桥形，片状，一端弯折。外缘上部半圆形，下部呈对称连弧形，末端圆弧，内缘圆形拱。内缘边部有5处等距双钉孔，外缘中上部有长方孔洞。宽24cm、高8.5cm、厚0.1cm（图29）。这件半圆形的薄铁饰件，内缘五处等距离双钉孔，系连接铁片或铁条支撑起来作扇形，很可能是寄生的上部。大体上也可以进行复原（图30）。
图30 寄生复原线描图
2014年夏，辽宁省营口市文物工作者李迟、张瀚、林泉三人发现了一批高句丽时期铁器，计有属于甲骑具装的铁质寄生一套（包括曲柄、弓形附件），属于马具的铁衔镳3件（形制不同）、铁马镫两套（4件）、铁带扣1件；属于武器的铁矛3件（形制不同）、铁尊2件；属于农具的铁锄板2件、铁镰3件、铁铧3件（1件残）；属于生活用具及工具的铁釜2件（均残）、大型三足有耳有流铁器1件（残）、大型环形铁器1件、铁铲4件（形制不同）等。另有可能属于马具的连环铁器1件、可能属于武器的铁双孔双刃斧1件，可能是盔顶的圆形铁器1件。据介绍，几年前农民在凤城市凤凰山山城北部坡地上清理土石，挖到的一处高句丽时代铁器窖藏。阎海将其中的曲柄和弓形附件断定为马具，但具体名称尚未确定。将照片传给我之后，我告诉他们应该是高句丽铁寄生的一部分。寄生曲柄呈弓状，长66cm。弓背中段向内凹起，直径1.2cm。銎端自銎口逐渐内收变细，銎口为侈口，直径2.5cm。卡口端呈S状，上沿向外卷曲，卡口宽8cm（图31）。2015年夏天，又在位于马圈山城的村民家偶遇另一件寄生，当场获物主赠予。此寄生是当地村民在马圈山山城谷口修筑鱼塘和护坡时出土的。此件寄生曲柄呈弓状，长63cm。弓背中段向外凸起，直径1.9cm。銎端自銎口逐渐内收变细，銎口为侈口，直径2.7cm。卡口端呈S状，卡口宽10cm（图32）。凤凰山城和马圈山城出土的寄生构件已经离开出土地较长时间，凤凰山城窖藏铁器照片上，旁边还有一件弓形器，张瀚、阎海文中认为是寄生的一部分。是农民搬运回来后放在一起的，还是原来就在一起，还很难断定。如果是原来就在一起，那么和韩国出土的寄生柄部与类似弓形器物同出倒是很相似。2件寄生柄部与丸都山城出土的同类器物很相近，只是上部不是环而是S形钩，都是连接寄生尾部饰件。同出的铁器中也有长条形铁片，如果同丸都山城的寄生相近，那么可以复原成长圆形铁片寄生（图33）。
图32 马圈山城出土寄生与线描图
四、高句丽寄生的类型与年代
我们对丸都山城、凤凰山城、马圈山城和韩国无等里2号堡垒出土的几件高句丽铁器做了认真的比较和研究，认定为高句丽时期的马具寄生。将同时出土的铁片进行复原，绘出高句丽寄生的实物图形。加上高句丽壁画中出现的寄生图像，我们掌握的高句丽寄生大体上有如下几种类型：
A型——折扇形。见于德兴里壁画墓出行图上部，前面2匹铠马都有寄生。后面的铠马寄生完整、清楚，前面的铠马寄生有部分残损。此种类型的寄生形体不大，是由8—9根薄铁条或薄铁片组成折扇形。与霍承嗣墓壁画中的寄生相似，不过霍承嗣墓壁画中的寄生更像团扇的骨架，而德兴里壁画墓的寄生则像折扇的骨架。
B型——竹枝形。见于铠马冢壁画的墓主人着铠马之像。这里的寄生是高句丽壁画中所见到最大的寄生，从图中人马与寄生的比例推测，此寄生大约有150cm高，50cm宽。从画面上看，由10根细竹竿组成，上面还有竹叶。与《南史·齐本纪上·高帝》“编椶皮为马具装，折竹为寄生”的记载相符。壁画与文献相互印证，说明确实存在竹枝形寄生。
C型——缨旗形。寄生的样式大体相同，只是旗形部分略有不同。可以分为四式：（1）C型I式以马槽墓壁画中前面的骑马武士坐骑上的寄生为代表，寄生在后鞍桥后面，下部为弯曲的铁丝，铁丝稍粗，有弹性，中间系一团缨络，上部为旗形，尾部为三角形，有3个长圆形镂空。（2）C型II式以双楹冢壁画中的铠马武士坐骑上的寄生为代表，与I式马槽墓骑马武士坐骑上的寄生很接近，不同的是寄生下部为螺旋形状，好像一段弹簧，没有缨珞。上部旗形较为宽大，镂空部分为3个卷云形，三角形的尾部与C型I式有些相同。（3）C型Ⅲ式以三室墓壁画中交战的骑马武士坐骑上的寄生为代表，2位纵马交战的武士，追赶者的马上有寄生，形似C型I式，也是下部弯曲的铁丝，中间系一团缨络，上部为旗形。只是旗形是多根铁线或条状物组成的马尾状。（4）C型Ⅳ式以麻线一号墓壁画为代表，下部应是弯曲的铁丝，上部为旗形。（5）C型Ⅴ式以马槽墓中间跪在地上的战俘头上也有一寄生，或是从马上掉下来。形制与C型Ⅳ式相似，下部是直的铁柱，上部为旗形，旗上似有镂空。
D型——柳枝形，以八清里壁画中的寄生为代表，像一条柳枝插在马甲的臀部。虽然枝杈少，颇有特点，可归为一类。
E型——串片形，下部都是带銎的铁弯钩，上部应该是铁片穿成的“丰”字形或“田”字形。大体可分为三式。I式为丸都山城出土的寄生。II式为凤凰山城和马圈山城出土的寄生。Ⅲ式为韩国无等里2号堡垒出土的“无名铁器”和“蛇形状铁器”为代表的寄生。
F型——半圆形。石台子山城出土的半圆形铁片。内缘有5组双孔，铆接铁筋或铁条连在一起而成。（表1）
表1 高句丽寄生的类型与中原寄生比较表
关于高句丽寄生的年代，可以根据壁画墓的年代、出土器物的遗址年代进行推测。
A型——折扇形寄生，绘在德兴里墓壁画出行图上部，墓道西壁十四行墨书题记中记载了墓主人慕容镇的情况。他生于东晋成帝咸和六年（331），死于东晋安帝义熙四年（408）。壁画表现的是其生前活动的场面，因此，这种寄生的使用应该在东晋时期，年代大约在4世纪中叶至5世纪初。
B型——竹枝形寄生，见于铠马冢内的“冢主人着铠马之像”。那么，铠马冢的年代，应该是这类寄生的下限。铠马墓的年代在6世纪初至6世纪中叶。《南史·齐本纪上·高帝》记载，宋明帝初，“乃编椶皮为马具装，折竹为寄生”，年代在465—467年前后。中原使用竹枝寄生的年代或许还要早些。
C型I式寄生，在马槽墓壁画中前面的骑马武士的铠马上，年代应与墓葬相同，大约在5世纪中叶；C型II式寄生以双楹冢铠马武士为代表，其年代为5世纪末；C型Ⅲ式寄生，以三室墓壁画中交战的骑马武士为代表，年代应与三室墓的年代相同，大约在5世纪末；C型Ⅳ式寄生，出现在麻线一号墓壁画中，麻线一号墓的年代大约在4世纪末；C型Ⅴ式寄生，出现在马槽墓中，年代大约在5世纪中叶。此类寄生的年代大体在4世纪中叶至5世纪中叶。
D型——柳枝形，在朝鲜八清里古墓壁画中，年代约当6世纪中叶。
E型——串片形寄生，在丸都山宫殿城遗址、无等里2号堡垒出土。丸都山城格局的形成不会早于3世纪中叶，宫殿遗址的年代也大体相当。由于丸都山城宫殿在东晋成帝咸康八年（342）毁于慕容皝军队，从此废弃。D型I式寄生的年代应该在丸都城被毁前后。约当4世纪前后。D型II式寄生出土于凤凰山城和马圈山城，凤凰山城又名乌骨城，是高句丽著名山城，1985年以来，辽宁省文物工作者多次进行调查，当时推断，“应建于高句丽极盛时期即4至5世纪”。马圈山城的年代可能要晚些，此类寄生应该在5世纪为宜。无等里2号堡垒的年代资料尚未见到，从出土铁器看，D型Ⅲ式寄生不应晚于5世纪中叶。
F型——半圆形寄生，出土于沈阳石台子山城。关于石台子山城的年代，《石台子山城》一书“有关山城年代”一节谈到了文化的分期，其概括为高句丽早期、第一期、第二期，却没能给出分期的年代。认为“石台子山城的建筑时间或许不会晚于新城筑城时间太久”。李晓钟、刘长江、佡俊岩认为：“试掘中无确切文字资料出土，其绝对年代尚难确指。房址中所出陶钵为高句丽中期遗物，或为居住址的相对年代提供了参考，即当为高句丽中期遗迹，时间为4世纪末到5世纪。”此寄生的年代放在5世纪还是比较合适的。
以上高句丽马具，从壁画中的形象，到出土实物的部分残件，年代大体上在4世纪中叶到6世纪中叶，跨度在200多年。
表2 高句丽寄生年代表
五、余论
古代马具，在中国殷商时期就已出现。安阳殷墟五官村大墓北墓道出土的马骨架上还保留着辔头铜饰的原来位置，可以复原。东周以后，马辔头及衔镳各部分已经逐渐完善。秦始皇陵兵马俑、徐州汉代兵马俑以及出土的大量马具遗物证明，秦汉以后的马具已经相当完备。是由辔头（包括络头、衔镳、缰绳）、鞍具（包括前后桥、鞍鞯、障泥）、马镫、胸带、鞧带及各种饰件构成。战马还配有面帘、铁甲、寄生等。1973年冬至1974年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在安阳殷墟西区的孝民屯南地，配合安阳钢铁厂的基建工程，先后发掘了一批殷墓、隋墓和晋墓。在154号晋墓中出土了一套鎏金铜马具，主要包括鞍具、辔具及前后鞧銮饰，共123件。其中鞍桥、鞍板的木质部分及辔具和鞧銮饰的皮革部分虽均朽毁无存，但所有鎏金铜饰还保持着原来的位置，排列有序。154号墓出土的这套完整的马具，是我国目前考古发现的年代最早又最完整的实物资料。其年代约在4世纪初到4世纪中叶以前。此墓出土的马镫，其形制和冯素弗墓、集安七星山96号高句丽墓出的铜马镫相似。墓葬的葬俗与鲜卑人的墓葬及葬俗相同，或可以说是和鲜卑族有密切的关系。那么，孝民屯出土的马具，则与我国东北地区马具出现和发展的关系十分密切。
一般认为，孝民屯马具4世纪中叶以后传入辽西三燕地区，然后再传向辽东的高句丽地区。高句丽马具大都出土于墓葬中，桓仁M15、M19曾经出土过马具的铁衔、铁带卡。这类马具饰件，集安一些高句丽古墓中都出过。较为完整的成套马具出土于集安万宝汀M1078和七星山M1196之中。M1078出土的鎏金铜马具包括马鞍桥4件、马镫4件、马衔2件、桃形片8件、带卡15件、缀管叶的泡饰34件、鎏金铜片多件。这批鎏金器工艺精湛，技术娴熟，与高句丽5世纪乃至6世纪古墓中出土的鎏金器相比，几乎难分上下。原报告将墓葬的年代定在4世纪前叶。M1196出土的鎏金铜马具包括马鞍桥2件、马镫2件、马衔1件、桃形马饰9件、杏叶带饰3件、五瓣梅花马饰1件、方形马饰4件、弧形马饰1件、带卡6件、（管）箍1件。年代可能在4世纪中叶，上限可早到4世纪的初期。马具的年代上略晚于安阳孝民屯晋墓出土的马具。通过比较研究，魏存成先生认为：“高句丽出土的（衔镳、镫、鞍桥和杏叶、銮铃、步摇活叶带饰），大都可以在比其稍早的中原、辽西地区首先发现，然后再由高句丽传入朝鲜半岛南部和日本，与此同时，马具也就变得越加复杂和多样化。在这个传播过程中，高句丽起到了中介和承前启后的作用，同时也有自己的创造和贡献。”可以肯定，高句丽马具是经过辽西三燕从中原传过来的，寄生作为马具的一部分，其发展和传播的轨迹应该与马具相同或稍晚些。
无论文献记载还是画像砖、画像石、壁画中出现的寄生，目前见到最早的寄生应该是四川德阳出土东汉时期的寄生，呈长条倒三角形，前面有环形饰物。最晚的是敦煌壁画中唐代初期的寄生，较小的环状寄生。时间跨度从2—7世纪初，500多年的时间。样式如图14所示，种类各异，质料不同。高句丽的寄生最早为4世纪中叶，晚的到6世纪中叶，期间200余年，正好处在中原寄生的中晚期。从年代上看，寄生是中原传过来的完全合适。从样式上看，《南史·齐本纪上·高帝》所记“折竹为寄生”是5世纪中叶，高句丽壁画中的竹枝寄生是6世纪初至6世纪中叶，也可以作为佐证。再从出土遗物看，辽宁北票出土的鎏金铜寄生上部，是属于三燕的器物，原报告确定的年代在4世纪中叶至5世纪前叶，石台子山城出土的高句丽半圆形寄生上部，原报告确定的年代在4世纪末到5世纪，说明高句丽此类寄生稍晚于三燕。高句丽寄生从辽西三燕传来也是很有根据的。另外，寄生连同马具从高句丽传入朝鲜半岛南部，再传入日本也有实物可以证明。与三燕寄生、高句丽寄生相类似的寄生，在韩国新罗天马冢也有出土。将3件寄生一比较，便可以得到很好的证明（图34）。
图34 三燕、高句丽、新罗寄生比较
另外丸都山城、凤凰山城、马圈山城、无等里2号堡垒出土的寄生下部，都是铁质有銎弯钩形，有的还与弓形器同出。在韩国庆尚南道晋州水精峰2号坟、玉峰7号坟、梁山夫妇冢里，也都出土过寄生下部金属构件。有的称为“弯钩形铁器”，有的称为“蛇形状铁器”。其形制与凤凰山城、无等里2号堡垒出土的寄生下部颇为相似，而且同出的都有弓形器或类似弓形器。很明显，凤凰山城出土的高句丽寄生下部及同出的弓形器与梁山夫妇冢出土的新罗寄生很相似。也许，弓形器是此类寄生的上半部分构件。从中也可以看出高句丽寄生对新罗寄生的影响。
1 凤凰山城高句丽寄生 2 马圈山城高句丽寄生 3 韩国无等里高句丽寄生 4 韩国水精峰2号坟寄生 5 韩国玉峰7号坟寄生 6 韩国梁山夫妇冢寄生
当然，还应该注意到，寄生从中原向三燕、高句丽、新罗和日本传播过程中的变化与发展。三燕地区出土寄生不多，但是很有特点。高句丽寄生集有中原寄生的特点，也增加了许多新的样式，也就是高句丽的民族特点。同样，传入新罗、日本也会增加一些新罗的特点。由于篇幅所限，新罗和日本马具上的寄生不能进一步介绍和讨论，只是将中原马具寄生的传播路线以及高句丽的中介地位略作说明。最后还要说明一点，部分高句丽寄生以及寄生复原线描图是通过壁画和文物照片绘制的，没能标明比例，只是示意图。在高句丽考古学习与实践中，我的绘图始终没过关，线条不够流畅、器形不够准确，仅供参考，并致歉意。
（耿铁华，通化师范学院高句丽研究院教授，东北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尚永琪
网络编辑：陈家威
微信编辑器 构思编辑器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