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年先生
在過去，“做學問”曾經是一個雖讓人感覺到清貧但却不乏榮耀的字眼。因爲學問本身就需要追求真實，這種價值取向注定了研究學問就是要對“真理”負責，對“真理”不熱愛的人也難以做好真正的學問。在傳統中國知識分子身上，學術精神賦予了學者對學問的渴求與執著，這一點始終没有改變過。因此，對於一個真正的學者來説，最重要的收獲不是在專業知識方面，而是他們可貴的學術品格。這一點，業師黄永年先生即給予了我們很大的啓示與觸動。
黄永年先生、周勋初先生与作者
一、畢生追求學術，視學術爲生命
先秦儒家提倡的“立言”思想與司馬遷“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至高目標，成爲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畢生追求的學術精神，他們爲此而將學術研究當作生命。
處於對傳統觀念的繼承及對學術研究的高度興趣，黄先生畢生追求學術，將學術研究當作生命。黄先生從二十一歲撰寫第一篇論文《今本左氏傳成書考索》，到他去世前，一生都没有停止過研究學問，即使是在被打成“右派”的日子裏，也没有放棄。據黄先生自己回憶説，當時在夜深人静的時候他偷偷將書籍上的封條揭下，在昏暗的燈光下閲讀與研究。有一些論文的初稿正是在那個年代完成的。20 世紀 80 年代被摘掉“右派”帽子，自那時起黄先生的學術生涯真正開始，至他去世時只有二十多年的時間，在這短暫的時間裏，他撰寫了一百余篇文章，出版了二十多種著作，無論在數量上還是品質上都很可觀。他的研究涉及文、史、文獻、藝術等多個領域，尤其在古文獻學與唐代文史的研究方面成就最高，如他對目録學、版本學、古籍整理學學科體系的建構，如他對唐代關隴集團的實質、是否存在“永貞革新”、府兵和均田的關係、奚契丹與河北藩鎮的關係、兩税法的根源等問題的見解，在學術界都處於絶對領先的研究地位，得到了國内外學術界的認可甚至贊賞。如業師周勛初先生就曾指出：
以往唐史專家大都把注意力放在西北邊境的軍事設施上，因爲唐王朝與吐蕃、回紇等族關係密切，衝突不斷。人們印象中奚與契丹只是邊防小患，對於唐王朝爲什麽要把最大的一股兵力放在東北？安史之亂何以在東部發生？後來的河北藩鎮到底應該怎麽看？總覺得有些講不清楚。讀了黄先生這篇文章後，這些問題都可豁然了。五代、宋代爲什麽屢受遼、金威脅，也可得到合理的解釋。
這些成就的取得都是黄先生不懈努力、勤奮治學的結果。衆所周知，黄先生一生没有任何業餘愛好，從不運動，也不參加任何娱樂活動，他將除了吃飯、睡覺之外的所有時間都用於工作，在我們當時看來都覺得不可思議，現在從黄先生的治學經歷來看，孟子所謂“天將降大任於斯人”與“勞其筋骨”、“困乏其身”之類原來如此不可分離。
黄先生治學態度十分嚴謹，其論著中，既有理論研究，又有文獻考證，甚至還有古籍整理研究，無論成果形式如何，他研究學問的態度卻是一貫認真、細緻、嚴肅的。如，黄先生在《古籍整理概論》中講古籍標點、注釋時，一再强調不能僅憑字典、詞典，一定要掌握基本的文史知識，要博覽群書，要勤於查考。他舉例中引用了大量當時校點本《藝風堂友朋書劄》中的範例來講解古籍標點的重要性，如，上册董康第四劄：“《慶元條法》已刻數册，《新正兵變》原書失去。”看來好像没錯。其實“新正”是新年歲首，原劄是説在新正兵變中把《慶元條法事類》的原書丢失了，標點者没有讀懂而把“新正兵變”錯當成書名。又如，上册王懿榮第六三劄：“海源閣書，舊本未出國朝，精印本售與人矣。”案楊氏海源閣藏宋元刻舊本書最多，爲清後期四大藏書家之一，怎麽能説所藏“舊本未出國朝”呢？應點作“海源閣書，舊本未出，國朝精印本售與人矣”。所謂“舊本未出”者，是宋元舊本没有賣掉的意思。諸如此類，均是黄先生嚴謹治學的例證，對於從事古籍整理的學者來説閲讀此書會獲益良多。許多筆者認識的學者均坦言初入門便是以黄先生的《古籍整理概論》爲啓蒙讀物的，都是此書的受益者。黄先生不僅在理論上强調學問的嚴謹性，即使是他整理的如《類編長安志》《西遊記》等著作，也是既規範又精審，獲得學術界的一致好評。因爲自己的學問謹嚴而細緻，因此，對於出版的古籍整理著作中的一些失誤，黄先生就不能不聞不問，如臺灣學者王夢鷗爲唐傳奇《東陽夜怪録》所作的箋注，黄先生憑藉其文獻學功底對此一一作糾謬。如“引領修行”條下，王注曰：“此皆作明駝千里足，昂首遠行之意。”黄先生訂正曰：“ ‘引領’止是昂首，别無‘千里足’‘遠行’諸義。”再如，指出汪向榮校注《唐大和上東征傳》中存在的問題，“注釋没有儘量徵引文獻原文，考證上也欠精博，如傳中有‘將輕貨往福州買船’的話，‘輕貨’見《舊唐書》卷四八《食貨志》，日本安藤更生譯本解釋爲絹帛金銀，還是可以的，汪氏却認爲‘不類’，在‘輕貨’下注‘不詳’”。還如，黄先生在其《古籍整理概論》中批評吕澂先生早年所校《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一是未能將“房州刺史”勘正爲“坊州刺史”，另一是把“豳州”誤爲“幽州”，並説：“校勘者雖是佛學專家但對唐代史地尚欠熟悉。” 黄先生《治學淺談》中對於如何治學，有精闢的總結，如“做學問，除了讀書，作劄記，别無他途” 。“研究古代文史必須讀古書”。只有多讀古書才不至於出現“硬傷”。
诚如黄先生所説，古籍校點、注釋是一門嚴肅的學問，從事古籍整理的人需要認真、細緻、審慎的態度，而當前坊間的一些古籍新整理本却存在著很多問題，諸如斷句標點不當、校勘記不規範、妄改底本文字等問題，顯得有些隨意，品質堪憂。有學者甚至認爲古籍整理並非學問，似乎任何人都可以從事這項工作。如此一來，便産出了一些粗製濫造的出版物，不僅浪費了人力與物力，而且在社會上造成不良影響。學問深厚如黄永年、王利器等先生者，在從事古籍整理時都不敢大意，而一般學者就更應嚴肅對待這一工作，絶不可敷衍塞責，馬虎行事。有些人或許覺得對於這樣的餖飣問題，根本不需要大動干戈地去追究，似乎認爲他們過於認真。其實真正做學問的人都是從這些瑣碎的小問題開始的，乾嘉時代的考據學家如此，王國維、陳寅恪也是如此，黄永年先生更是如此。當今社會處於轉型時期，人們的價值觀多元化，學者們做學問的目的也各有其因：在有些人眼裏，學問可以用來爲“稻粱謀”，是獲取物質享受的手段；在另一些奉行“學而優則仕”觀念的人看來，學問是做官的前奏，是進入仕途的敲門磚，甚至是交换名利的工具。而對於像黄先生這樣的真正的學者看來，學問是學人追求的純潔目標，甚至是終極目標。老一輩學者身上都有這樣的優秀品質，他們這種“視學術爲生命”的態度與可貴精神永遠值得當下的學者們敬仰與學習。
二、敢於説真話，力行“學術之真”
處於對學術真理的執著追求以及文人本該秉持的“學術良心”，黄先生善於糾錯，在國内學術界是有名的富有高度批判精神的學者，是一個真性情的學者。黄先生不僅僅是在授課時，即使是在文章中也經常直言不諱地指責某些所謂學者的學術不端行爲以及一些研究中的不確之論。對於不可靠的學術觀點，不管作者名位多高，黄先生都會提出質疑，並與之商榷。據同門曹旅寧《黄永年先生編年事輯》及黄先生自己的著作記載，黄先生指出過不少學者的研究失誤。如：
匡亞明的《孔子評傳》不知怎樣，但批評他的某人却是不學無術的，在復旦人很討厭，老了一部書還像書嗎？
又如：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挖除古人的注，我實在不懂有啥好處。
黄先生的這一直率性格，在當今學術界是比較有名的，張旭東也説：
黄永年先生月旦人物，口無遮攔，于來新夏、胡厚宣、郭沫若、王永興、謝國楨、范祥雍諸名人，皆有不足之語。譏岑仲勉爲高級資料員。《事輯》作者亦有春秋筆法，如“一九八四年四月”條：“史念海在西安主持召開了《中國通史》隋唐史卷的具體編纂研討會。總主編白壽彝親來主持，分卷主編史念海與陳光崇及部分編寫人員參加了會議。先生因故未參加編寫工作。”在頁下作注云：“周勛初説：‘上海人民出版社陸續出版了全二十二册的《中國通史》。這部分大概是目前篇幅分量最大的中國歷史著作。因編纂人員太多，又分散編寫，體例較難統一，水準參差不齊。主編白壽彝也是顧頡剛的學生。因系回族，少數民族學者不多，身份較突出。與國内同行專家相比，他的研究成果不能算是最高的。’”（第 145頁）讀後令人莞爾，黄永年先生“未參加編寫”之原因不言而言之。
曹旅寧《黄永年編年事輯》“閑談”記録了黄先生的一些批評語録：
來先生學問平平。胡先生精于甲骨，惜其範圍太窄，爲人乃是所謂君子……
韓先生跳不出教科書的框框，所爲也多教科書一類，學生超過他，如楊際平。岑先生，小考證，大了便出錯，如對兩税法的研究就錯得一塌糊塗。
又如：
謝先生人很好，但他的學問有其先師梁任公的遺風，不深。周先生的文言文做得不純，《魏晋南北朝史劄記》。賀先生的考證，童先生講是不行的…。
諸如此類無非是些有趣的《世説新語》式的評論，不能視作出語刻薄。先生《茭蒲青果集》中不僅有就其岳丈童書業先生的補證之作，更有對錢穆、陳寅恪、徐中舒、羅振玉等諸大家的辯駁之文，考訂細密，啓人思路。
學界還有人説黄先生喜與陳寅恪先生商榷，對於這一點其實黄先生有自己的説法：
由於我這一段的研究和陳寅恪先生異同處甚多，引起了北京某大學研究生們的議論。大意是：“黄永年先生的文章邏輯性極强，……大凡陳寅恪先生寫什麽，黄先生必有相同文章，題目都一樣，而内容正相反，不知陳先生要建立的是整個文化體系，又何必拘於細處！”這説得自有些過頭，並非寅恪先生有什麽文章我必寫相同文章與之立異，而且有的文章還很支持寅恪先生之説，如《論北齊的文化》。”
黄先生與陳先生的商榷，始於 20 世紀 40 年代。黄先生在復旦大學讀書時所寫《讀陳寅恪先生〈狐臭與胡臭〉兼論狐與胡之關係》，發表于上海《東南日報》。黄先生將剪報寄給寅恪先生，寅恪先生因患眼疾，請夫人代筆給黄先生回信。黄先生回憶説：“頭一封他就回了，我一看，是他夫人寫的，字比他寫得好。按現在做法，他本來可以置之不理，但是他回信，還送給我他在《清華學報》上發表的《長恨歌箋證》。”可見，黄先生的研究也得到陳寅恪先生的賞識。
學術乃天下之公器，學術問題愈辨愈明，黄先生與學術前輩的商榷只能説明他對待學問的認真與嚴謹的態度。筆者是黄先生 1985 級文獻學專業的研究生，甫一入校，先生就命我們閲讀陳寅恪先生的論著，我書櫃裏的一套《陳寅恪文集》就是在那時所購買，也陸續做了細緻閲讀，從中獲益頗豐。黄先生對寅恪先生的爲人與學問其實是很佩服的，並且“先生的唐史研究深受陳寅恪先生著作的啓發。如果説唐長孺先生、田余慶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史發展了陳先生的學説。先生則在北朝齊周楊隋史事、唐代史事研究上推進了陳先生的論點”。應該説黄先生的研究有功于寅恪先生。汪榮祖先生在《唐代史事考釋》“前言”之“黄永年及其唐史研究”陳述更爲詳細貼切：
1979 年以後，黄永年先生發表了一系列有關唐史的論文，考釋細密，饒有見解，引起了國内外學者的注目。永年先生告訴我，他研究唐史頗得陳寅恪先生著作的啓發……但他並不迷信學術權威，他受陳先生的啓發之後，也看出陳先生論點未盡妥適之處，並爲文商榷。據永年先生説，有些師友因而有所誤會。此令我感到，不敢或不願碰學術權威與“文革”時一筆抹殺學術權威，同樣是一種極端，並不足取。黄先生亦因此經常鼓勵他的研究生儘量提出異議，他認爲學生一定要能超過老師，才能後來居上，學術才有進步。我讀黄氏與陳氏商榷的文章，絲毫覺察不到有不尊敬的地方，大都是對陳氏説法的補充與修正，可説是陳氏的功臣。如果陳氏地下有知，必會欣賞這位受他啓發的後學及其所作的貢獻。
汪榮祖先生是海外學術界公認的史學名家，他的看法應該是有代表性的。學界似乎一提起黄先生就説此先生喜罵人，其實這完全是片面的、以訛傳訛的看法。“正常的學術評論”，本來就包括“贊賞”與“批評”兩個層面，黄先生的批評實屬正常的學術評論，且“黄先生評論學術對事不對人”，他當然也不會無緣無故批評人，有時感到某些學者在社會上名氣很大，但盛名之下，其實難副，因此在寫文章時有針對性地加以批評；有時感到受不良社會風氣的影響，學界實質存在著虚假、空泛的學術研究，他處於知識人的良知，對此提出自己的意見，稍加糾謬；有時是看到前輩學者的著述中偶有失誤與硬傷，便加以糾正。這樣做的目的是爲指導青年學者治學時少走彎路，告訴我們治學不僅要態度嚴肅認真，而且要有獨特的學術眼光與良好的學術修養，不要一不小心被人當成反面教材。更何况黄先生對一些學者學術水準的看法現在看來還較準確。正如辛德勇所説：
先生對學術的嚴厲，形諸文字，有目共睹。這裏有對欺世盜名者的斥責，有對不良學風的批判，有對不同學術觀點的商榷，也有對他人學術論著瑕疵的匡正，性質並不相同，目的却只有一個，這就是切實推進學術研究。先生是以學術爲天下公器，其間不摻有絲毫個人意氣，一切都出自對學術的真摯追求。
黄先生這種“較真”的、富有使命感的學術批判精神，力求還原學術“本真”的執著態度，在逐步建立學術規範、擯棄虚假學術、推動學術良性發展的今天，是十分值得珍惜與借鑒的，並且有必要大加提倡並發揚光大。
其實，先生也有贊賞他人學術的時候，對於學問扎實的學者及其論著，黄先生肯定是不吝口舌地加以贊揚。如，黄先生對陳垣《元西域人華化考》一書，就贊不絶口，認爲此書是“成名作，也是一部名著，無論搞不搞元史，都要讀一過”。再如《周勛初文集》出版的時候，黄先生還爲此撰寫書評《讀〈周勛初文集〉》，認爲此書體現了作者深厚的文史功底。黄先生指出：“勛初兄最初治先秦文史，《韓非子劄記》一出便馳譽中外，其後廣及漢魏六朝唐宋，所校證《唐語林》一一考得出處，尤爲我久思試作而未敢措手者，《唐人筆記小説考索》《唐代筆記小説叙録》亦是傳世之作。”有學者也注意到此點：
黄永年先生才高學博，一些學者難入其法眼，是情理中事，况且私下裏一時興到之語，亦不必吹求，雖然在我看來，他的評斷常常是切中要害的。不過，我們須注意一點：他對學者的稱許其實也並不少，比如優劣並舉的：“周祖謨《洛陽伽藍記校釋》是處理對校的範例。同時有人作了一册《洛陽伽藍記校注》就不如了。”（第 169 頁）後者指范祥雍先生。又如在致學生龔祖培的信中提到：“前得華東師大劉永翔君寄贈所撰《清波雜志校注》，中華書局版，即極精彩。”（第 246頁）可謂盛贊。《清波雜志校注》的水準在學界也的確是有口皆碑的。
從黄先生對周祖謨《洛陽伽藍記校釋》、劉永翔《清波雜志校注》的盛贊可以説明黄先生的學術評價態度是公正的。對自己的學生，黄先生很注意培養方法，態度更不會“刻薄”，就連張旭東也説：“黄永年爲學生改文章，删掉開頭兩段，不忘説‘當然，這只是我個人的看法，最後定稿，當然由您自己酌定’（316 頁），又挺客氣。”
當下很多學者提倡“回歸學術之真”，發揚求實、求是的學術精神。學術風氣的澄净，學術品格的高潔，必然要來自知識分子堅守“學術之真”的信念。其實先生已經給我們做出了很好的榜樣。當然當今學術界具有批判精神的學者還不止黄先生一人，説明學術批判精神是值得提倡的，這對於净化學術風氣、樹立良好的學術規範具有積極意義。
三、學術興趣廣泛，學術視野宏闊
黄先生治學興趣廣泛，他不僅研究傳統文史學問，也研究版本、碑刻、書法、篆刻等“旁門左道”的學問。他既具有知識分子的良好學術修養，學問深厚，且學術視野開闊，同時又具備傳統中國文人的人文素養，十分擅長鑒定版本，精通書法、篆刻，書法與篆刻作品享譽海内。另外，黄先生不僅研究古代的詩、詞、文、小説，而且他的舊體詩也寫得很好，雅致古樸，頗有清詩的味道。可見其身上濃厚的文人氣質。
考察宋代以來文人學者，凡是學術影響力較大的人必然是在多個領域博通的學者。黄先生一生不斷開拓研究領域，成果豐碩，據統計，出版著作 20 餘種，主要有：《古籍整理概論》（陝西人民出版社 1985 年）、《文獻學四講》（鷺江出版社 2003 年出版，再版時改爲《古文獻學講義》，中西書局 2014 年出版）、《古籍版本學》（江蘇教育出版社 2005 年、2009 年版）、《唐史史料學》（上海書店出版社 2002 年第二版，中華書局2015 年第三版）、《文史探微》（中華書局 2000 年）、《六至九世紀中國政治史》（上海書店出版社 2004 年）、《學苑零拾》（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1 年）、《唐史十二講》（中華書局 2007 年）、《黄永年古籍序跋述論集》（中華書局 2007 年）、《史部要籍概述》（江蘇教育出版社 2008 年）、《茭蒲青果集》（中華書局 2012 年）等。尚有許多文獻校點整理的成果，如《北齊書選譯》《周書選譯》《顔氏家訓選譯》《韓愈詩文選譯》《吴偉業詩選譯》（五書均爲巴蜀書社 1991 年初版、鳳凰出版社 2011 年再版）、《天妃娘媽傳》校點（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年）、（巴蜀書社 1990 年）、《西遊記——黄周星定本西遊證道書》校點（中華書局 1993 年）、《類編長安志》校點（中華書局 1990年）等，體現了先生廣闊的學術研究視域。黄先生從没有把自己限制在一個狹小的專業圈子裏，畫地爲牢。他説：“環顧當世，治學者往往從事專門而忽略通博，如治文學者不甚談史，治史者又多講斷代而於先後因革轉欠通貫。”因此，黄先生力圖以其博學打通文史界限，打通時代界限，其研究泛涉文獻學、歷史學、文學、碑刻學、書法學等諸多領域，且能進行綜合研究，而且卓有成就。這一點僅讀其學術隨筆《學苑零拾》與《茭蒲青果集》，就能有所感受，其中内容就已涉及先秦史、六朝史、唐宋史、明清史、古代文學、文獻版本、目録學、校勘學、書法、碑刻、文物等領域。
學界有人稱先生是唐史專家，其實他在唐代文學、民俗學、清代文史方面也有創獲。唐史研究是黄先生的“自得之學”，主要集中在《六至九世紀中國政治史》一書中，此外，黄先生《唐史史料學》中有對唐人總集、别集的專門叙録，《韓愈詩文選譯》《吴梅村詩選譯》通過對唐代文學家韓愈、明末清初詩人吴偉業詩歌的選録與注譯，説明唐代與清代的文學發展與歷史環境，對王安石《唐百家詩選》的校點整理，對四大名著之一《西遊記》的校注，對白居易詩《長恨歌》的新解，從韋莊的《秦婦吟》《浣花集》入手，對韋莊行跡的研究，對王國維《頤和園詞》的箋證以糾正鄧雲鄉的研究錯誤，對元刻《新編紅白蜘蛛小説》殘頁的研究，等等，這些都是黄先生以文史互證的方法研究文學問題的很好例證。黄先生在古典文學研究方面還有《釋〈天問〉——兼及戰國時楚人的歷史觀念》、《〈吴梅村詩集箋注〉前言》、《〈西昆酬唱集〉前言》、《説陶淵明的愛酒》、《李商隱的〈利州江潭作〉究竟在説什麽》（載《學苑零拾》）、《説〈醉翁談録〉及其撰人金盈之〉》（載《學苑零拾》）等論文，可見其學術興趣之廣泛，學術視野之宏闊，研究範圍之博大。
在民俗學與古代民間信仰研究方面，黄先生則有對《太平廣記》的深入探究。同門曹旅寧的《黄永年文史五講》中“《太平廣記》講義”記録最詳，計分“導言”、“道教與佛教”、“神——五嶽中祀”、“泰山府君與閻羅之興替”、“唐以前（含唐）人心目中的鬼”、“狐與胡的關係”六部分。黄先生另撰有《佛教爲什麽會戰勝道教——讀〈太平廣記〉的一點心得》（載《文史知識》）一文，通過對《太平廣記》中佛教與道教故事的綜合分析，指出中古時期民間對佛教的信仰要超過道教，原因何在？黄先生認爲與二者本身的教義與信仰形式有關。這個研究爲後來《西遊記》中崇佛抑道情形作了很好的注脚。受到黄先生學術研究的啓發，同門中後來以《太平廣記》爲文獻依據研究唐五代民間信仰以及狐狸、動物故事者不絶如縷，至今學界對於《太平廣記》與神仙道教、佛教、民間信仰的研究，仍然是受到黄先生的影響，從這一點來説黄先生無疑是開學術先河之人。
因爲有《古文獻學四講》《古籍版本學》《古籍整理概論》等著作的影響力，學界又普遍認爲黄先生是版本學家，其實黄先生在目録學、碑刻學，古代文史理論方面同樣有研究發明。筆者以前撰寫過《求真探微——黄永年先生的文史研究》《黄永年先生的古典文學研究》兩篇文章，已經專門探討過先生融通文史的研究方法與成就。此處再略作贅述。
先生的目録學研究成果，除《文獻學四講》中對目録學方法與理論的總結探討外，還有《唐史史料學》《清代版刻圖録》《陝西師範大學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該书1978 年由陝西師範大學圖書館内部印行，啓功題簽）三部目録著作。《唐史史料學》著録研治唐史的各類著作 247 種，並每書撰有較詳細的解題，内容包括書名、篇目、作者、内容、存佚、版本、學術評價及利用價值。版本部分，以常見版本和與研究相關的版本介紹爲主，並指明版本優劣。每類之前有類序，介紹該類内容及相關知識，並指出其中提供唐史史料的文獻，如“紀傳類”指出“認真閲讀紀傳史，打好研究歷史的堅實基礎，這是過去我國史學家的老傳統”，最後説明該類中提供唐史史料的主要是“二十四史”中的《舊唐書》和《新唐書》，《隋書》《舊五代史》《新五代史》等也包含部分唐史史料，後人對《兩唐書》的箋注、校勘、考訂、補缺等也有參考價值。《唐史史料學》作爲一部專科性質的目録著作，更多的是從研究方法方面爲讀者提供史料信息，對於研究唐代文史具有極其重要的參考價值，是研治唐代文史者的必讀書目。《清代版刻圖録》（與賈二强師兄合作）著録清代版本圖録 350 種。不僅只注重善本、孤本，也著録常見通行的甚至是坊刻版本，基本上達到反映清代版本全貌的目的。所收各圖還撰有簡要的説明文字。此書集中了清代各個時期各種樣式的版本代表，是研究清刻本與清代版本史的重要版本目録。《陝西師範大學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雖未署名，其實也是黄先生所編，是他對館藏善本書目的貢獻。
在碑刻學方面，先生的研究獨樹一幟，《文獻學四講》中就專設一章“碑刻學”，内容包括對碑刻形式與内容的介紹説明，碑刻的文學、史學及書法價值的探討總結等。此種知識非常專業，一般的文獻學著作中絶不講，但黄先生認爲它對於文史研究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性，因此，對此作了詳細講解。如書中介紹古今重要的碑志目録，一一介紹其中特點，尤其是揭示其利用價值，如《金石萃編》《八瓊室金石補正》之於研治唐代文史的價值，如勞經原《唐折衝府考》利用墓志解决唐代職官問題，等等，從方法論方面給予讀者大量啓示。另外，在一一介紹古代重要碑志的基礎上，舉例説明墓志的史料價值。雖然内容仍分“緒論”、“分類”、“拓片”（影印本、裝潢、藏印題跋）、“史料”、“書法”五個部分，但是筆者感覺黄先生爲我們當年開設的“碑刻學”課程較其《文獻學四講》中的“碑刻學”内容要豐富一些。黄先生不僅研究碑刻學，而且在研究中也充分利用墓志解决了許多學界尚有争議的學術問題，如《〈全唐文〉楊妃碑記僞證》《敦煌寫本常和墓碑和唐前期宫廷政變中的玄武門》《記話雨樓舊藏馬天祥造像記》《讀〈唐劉濬墓志〉》《迷信釀成的悲劇——讀〈曹輔墓志〉》等，都是這一研究方法的結晶。
先生不僅學問深厚，而且其書法、篆刻造詣也很高。《黄永年印存》（中華書局2001 年版）一書早已飲譽海内外。中華書局 2014 年又出版《黄永年談藝録》，收入其《書法源流雜論》《唐人楷書述論》《篆刻藝術》以及《碑刻學》等相關著述，集中體現了黄先生在碑刻學以及書法、篆刻方面的綜合研究成就。
古人治學講究“文史不分家”，許多學者甚至身兼數科，如宋代的歐陽修、蘇軾、黄庭堅等，都既是大文學家、史學家，同時又精通書法，反映了古代文人的綜合人文素養。其實各門學科之間本就有著必然的聯繫，作爲研究人文學科的學者，打通文、史、哲、藝，本應該是最基本的要求。但是近代以來，受到外國學術研究方法與思路的影響，學科分類越來越細密，學者所從事的研究越來越專。其實，就文史研究而言，長時間（或終身）從事“不知有漢、無論魏晋式”的一段、一時、一人的研究，看似很專，其實容易固步自封，不知不覺將自己限於一個狹小的研究視野，既不能拓展，也不能融通，更難以創新，難以產生豐碩成果。
近現代學者王國維、陳寅恪、顧頡剛等具有極高學養的大師們在學問之路上不斷開拓、相互融通的研究方法，已經爲我們積累了寶貴的經驗，黄先生是在他們之後的爲數不多的繼承這一優秀傳統而又有所超越的当代學者之一。黄先生治學，“主業”的傳統文史之學與“副業”的版本、碑刻、書法其實是相輔相成的，他能將二者有機地結合在一起，並能融通、匯通、博通地解决問題，因此，才達到了“合則雙美”的效果。從這一點來說，黃先生是真正的學術“通人”，是我等弟子們永遠學習的榜樣。
（本文載《長安學術》第二輯，作者爲西北大學文學院教授）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