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明，清华大学中文系2014级在职博士研究生、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善本组副研究馆员，主要从事古籍版本目录校勘学和汉魏六朝集部文献研究。
嵇康集之“录”、“序”和“注”，分别指《目录》、《集序》（或写作“集叙”）和《文集录注》。鲁迅的《嵇康集考》和戴明扬《嵇康集校注》，均据类书、《世说新语》及《文选》等辑出三者数条。然两人皆未加以释解，学界亦鲜有探讨者。三者实与六朝文集的编撰体例密切相关，值得细致辨析。兹不揣谫陋，略陈管见于学界方家以就教焉。
首先谈《目录》。《太平御览》卷一百九十六引《嵇康集目录》云：“孙登字公和，于汲郡北山中为土窟，夏则编草为裳，冬则以发自覆。”按《太平御览》卷首所附《经史图书纲目》著录有《嵇康集》，此即北宋秘阁藏本，则所引当即据自该本。《三国志·魏书·王粲传（附嵇康）》裴松之注亦有引，题“康集目录”，云：“登字公和，不知何许人，无家属，于汲县北山土窟中得之，夏则编草为裳，冬则被发自覆，好读《易》鼓琴，见者皆亲乐之。每所止家，辄给其衣服饮食，得无辞让。”此与《御览》所引文字略有差异。
何谓“目录”？第一层涵义即篇目，《隋书·经籍志》小注称嵇康集“梁十五卷、录一卷”，即南朝梁本（阮孝绪《七录》著录之本）面貌。此处所谓的“录一卷”即指篇目层面的“目录”之义。证以《隋志》著录《殷叔献集》四卷，其下有小注称“并目录”，意即本集四卷中含目录在内。该集另附有小注（据自南朝梁阮孝绪《七录》），恰称“梁三卷、录一卷”，断定“录一卷”即目录一卷。《康集目录》之“目录”显非指篇目。第二层涵义“目录”本身有叙录之义（此“目录”实际包括篇目之“目”和叙录之“录”两种涵义），证以《礼记·月令》孔颖达正义云：“按郑《目录》云：‘名曰《月令》者，以其记十二月政之所行也。本《吕氏春秋·十二月纪》之首章也。’”又《乐记》正义云：“按郑《目录》云：名曰《乐记》者，以其记乐之义，此于《别录》属《乐记》，盖十一篇合为一篇，谓有《乐本》，有《乐论》……今虽合此，略有分焉。”“郑《目录》”即郑玄所撰《礼记》篇目及其旨要的叙录。再者，《文选》王康琚《反招隐诗》李善注引《列子目录》云：“至于《力命篇》，一推分命。”《列子目录》即今本《列子》所载的《列子书录》，则《目录》又主要指叙录义。综上推断《康集目录》实即《嵇康集》之叙录。
裴注所引的《嵇康集》叙录，或据自南朝宋时流传的嵇康集，集子卷首附有《康集目录》；也有可能援据某部有关文集的叙录类著述，尚需辨别。按“魏晋人的文集”的叙录类著述，《隋志》史部目录类著录有西晋荀勖《杂撰文章家集叙》（《旧唐书·经籍志》题《新撰文章家集》，而《新唐书·艺文志》则题《新撰文章家集叙》）和挚虞《文章志》两部。张政烺先生称：“《新撰文章家集叙》一书，唐以后久佚不传，《三国志》注、《世说新语》注等书征引，皆简称《文章叙录》。”（《王逸集牙签考证》，载《文史丛考》，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82页）尽管《隋志》称荀勖撰《新簿》，总括群书“但录题及言”，但仍然产生了《文章叙录》的成果，与仅作为目录专书功能的《晋中经簿》是不同的。张政烺称荀勖《文章叙录》“当即魏晋新撰书录之一部分”，即将《晋中经簿》中属“丁部”书中文人集部分的叙录另行辑出而纂为此书，王重民也称该书“是以别集的叙录做基础的”（《中国目录学史论丛》，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69页）。不惟文集有叙录，按《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附有《诸葛氏集》的目录及进书表，徐绍桢《三国志志疑》云：“承祚撰次《诸葛氏集》，表而上之。其上文已云亮言教书奏多可观，别为一集。则此目录数行，及后进《集》之表，自不必附入之。观裴注屡引《诸葛氏集》，疑此亦为裴氏之注，后人误据作承祚正文耳。”徐氏所疑可从，推测“目录”及“表”本为裴注，裴氏即引自作为诸葛亮集叙录的《诸葛氏集目录》（据称引《康集目录》的体例），流传中窜入正文。这印证《晋中经簿》的甲乙丙丁四部典籍均有叙录，秘阁藏书整理中的一项主要内容即为撰写叙录，承袭的是刘向、歆父子秘阁校书的旧例。只不过史志目录中惟存“丁部”书的《文章叙录》，而遮蔽了对于其它三部典籍撰写叙录情况的认识，张政烺称“中古重文”而致《文章叙录》“流行独久”（《王逸集牙签考证》，第182页）。
王重民称：“随着新文体的不断发生和文学作品的更丰富，东汉末年开始有了‘别集’，三国时期有了‘总集’。在别集和总集的形式广泛使用和流通以后，专门著录和评价集部书的目录也就应运而生了。”（《中国目录学史论丛》，第69页）《文章志》和《文章叙录》皆属此类著述，但有所差异的是《文章叙录》属针对秘阁所藏文人集子的叙录。以嵇康而言，尽管遭祸于司马氏之手，但考虑到其身份和地位，西晋初秘阁中仍然会有嵇康集之编。且秘阁人员所撰嵇康集叙录，亦首先载于集子之中，恰如吴光兴所称：“《文章叙录》所辑录的诸家文集叙录，原本首先是附在文集本身的。”（《荀勖文章叙录·诸家文章志考》，载莫砺锋编《周勋初先生八十寿辰纪念文集》，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02页）故笔者倾向于认为裴注所引嵇康集叙录，源自秘阁藏本嵇康集而非《文章志》，亦即《文章叙录》中载有此条叙录。这就使得《嵇康集》的叙录存在两种文本形态，即《集》本和荀勖《文章叙录》本。两者文本内容按常理应具有一致性，但也会存在差异，即荀勖另行辑编的过程中进行部分的修改（如清乾隆间纂修《四库全书总目》每书与相应《四库》本之提要略有差异）。
那么，裴注引的《康集目录》是援据《集》本还是《文章叙录》呢？按裴注《三国志》引《文章叙录》皆称以此名，而引《康集目录》若出自《文章叙录》理当亦如此，不应独称为“康集目录”。推断裴注引的嵇康集叙录，据自当时流传的嵇康集传本，而该传本中的叙录出自秘阁整理本嵇康集。而同是嵇康集叙录，裴注引和《太平御览》所引《目录》有差异，反映的是作为古本的嵇康集（即六朝旧集）与北宋本嵇康集（属重编本）在所载叙录文本上的差异。
补充说明的是，《三国志·魏书·邴原传》裴注引荀绰《冀州记》，云：“钜鹿张貔，字邵虎。祖父泰，字伯阳，有名于魏。父邈，字叔辽，辽东太守。著名《自然好学论》，在《嵇康集》。”按荀绰《冀州记》未见史志著录，《袁涣传》裴注引有荀绰《九州记》，《杜恕传》又引荀绰《兖州记》，则《冀州记》、《兖州记》均属《九州记》中的两篇。据《十六国春秋》，荀绰乃颍川人，西晋亡任后赵从事中郎，推断东晋初（十六国时期）北方已有《嵇康集》的流传。而此嵇康集当即据秘阁本嵇康集的传抄本（按照秘阁藏书的惯例，有正副本之别，副本即用于传抄之用），佐证裴松之所见的嵇康集祖于秘阁本是可靠的。
再来谈“集序”。嵇康集序最早见于南朝梁刘孝标注《世说新语》有引，印证“集序”至迟出现在此时，如同“目录”一样也是作为《嵇康集》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附在卷首。“集序”最早出现在三国魏时曹丕为自编集而撰写的《文帝集序》。“文帝集序”之称，见于《文选》卷四十《与魏文帝笺》和卷四十一陈琳《为曹洪与魏文帝书》李善注引，据引文断定属曹丕自撰集序。曹丕在世所撰“集序”当然不会称“文帝”，而冠以“文帝”之称，缘于曹丕逝后改题之故。至南朝编集子而撰写集序蔚然为盛，演变为集子故有的编撰体例。
“嵇康集序”如下所引：
《世说新语·德行》注引《康集叙》称：“康字叔夜，谯国铚人。”
《世说新语·棲逸》注引《康集序》称：“孙登者，不知何许人，无家，于汲郡北山土窟住，夏则编草为裳，冬则被发自覆。好读《易》，鼓一弦琴，见者皆亲乐之。”
《太平御览》卷二十七引《嵇康集序》云：“孙登于汲郡北山土窟中住，夏则编草为裳，冬则被发自覆。”
《太平御览》卷九百九十九引《嵇康集序》云：“孙登夏尝编蒲为裳，冬被发自覆。”
据《经史图书纲目》著录有《嵇康集》，则北宋秘阁藏本嵇康集除载有《目录》外，亦载《集序》一篇（而同是《太平御览》所引却略有差异，可能缘于编者截取节引的不同所致，至于与刘孝标所引者不尽相同，也是秘阁藏嵇康集与古本旧集已非同本所致，集子在流传过程中文本的某些细节发生变异）。按“孙登”本事与《康集目录》基本相同，但有些细节却不见于《目录》中，推测《集序》的撰写晚于《目录》，盖出自南朝人之手，又据当时所见典籍中有关孙登的描述而稍有增益。
《晋书》本传称嵇康“至汲郡山中见孙登，康遂从之游。登沉默自守，无所言说，康临去，登曰：君性烈而才隽，岂能免乎！”与嵇康集之《目录》、《集序》相较无个人描述性的文字。按《三国志·魏书·王粲传》裴注引《嵇康别传》云：“孙登谓康曰：君性烈而才俊，其能免乎？”推知《晋书》“孙登”的记述本自《嵇康别传》，不如《目录》和《集序》所述孙登为详，而《集序》增益“一弦琴”情节，较《目录》又更显丰富。按《水经注》“清水”条引袁宏《竹林名士传》云：“嵇叔夜尝采药山泽，遇孙登于共北山，冬以被发自覆，夏则编草为裳，弹一弦琴而五声和。”又《太平御览》卷五百七十九引《晋纪》云：“孙登字公和，不知何许人，散发宛地，行吟乐天，居白鹿、苏门二山，谈一弦琴，善啸，每感风雷。嵇康师事之，三年不言。”《竹林名士传》和《晋纪》均有孙登“一弦琴”情节，印证此即为《集序》所本。《晋书·文苑传》称袁宏“撰《竹林名士传》三卷”，袁宏为东晋时人，曾任谢安参军。《晋纪》亦大致属东晋人撰述。推断《集序》至早成于东晋，而以南朝人所撰最具可能性。
总之，“目录”和“集序”存在文本内容相近的现象，体例亦有相类之处，某种意义上没有本质差异。但两者的存在形态不同，“目录”即叙录属秘阁人员整理文集撰写的“总叙”性文字；而“集序”则出自集子的编者（包括作者和非作者的重编者）撰写。
最后谈《文集录注》。《文选》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注引《嵇康文集录注》云：“河内山嵚守颍川，山公族父”，“阿都、吕仲悌，东平人也”，此处的“文集录”即裴注和《太平御览》所引的嵇康集《目录》，亦即叙录。所谓“注”，即叙录自身的小注，为叙录撰者的随文附注。也有可能是《目录》在流传过程中附入的旁注，起到注释说明的作用。李善所见之嵇康集写本的叙录抄有小注，而李善又将此小注视为注《与山巨源绝交书》的依据，遂称为“文集录注”，实则并不存在“文集录注”这样的著述。故《嵇康文集录注》应以标点为“《嵇康文集录》注”为宜。
六朝文人集的研究，除研究集子本身的编撰和流传外，还需考察六朝时期编集子的一些体例性问题。通过当时存在的与集子密切相关的一些固定术语，依据材料界定其内涵，辨析其关系，庶几可得其实。藉此亦可明晰隋唐之后编集体例的“源”，从而有助于描述集子自产生至渐次成熟的动态化过程，为构建“集部学”奠定基础。
注：本文原载《文学遗产》2018年第2期，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刘明先生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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