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胡大雷，1982年在宁夏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1985年在广西师范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后留校任教，1996年在河北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广西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文选学研究会副会长、广西壮族自治区中国文学学会会长；主要从事汉魏六朝文学、文论、文体学研究，代表性著作有《中古文人集团》《文选诗研究》《诗人·文体·批评》《中古诗人抒情方式的演进》《〈玉台新咏〉编纂研究》等。
摘 要
中国古代的语言表达有“口出以为言，笔书以为文”两种，前者为“言”为“语”或合称“言语”。“言语”以两种形式构成文体：一是以自身“怎么做”构成文体，“言”如《汉书·艺文志》所载录《道家言》《法家言》等，“语”如《论语》《国语》之类以整体的“言”为生存方式。二是以自身的“做什么”构成文体，如诗、歌、谣、讴等天然的“口出以为言”的文体，又如“言为《尚书》”之“六体”（典、谟、训、诰、誓、命），以及《释名》之“释言语”所论述者。大多数文体有着从“口出”到“笔书”的经历，南朝刘勰《文心雕龙》对此有所论述。其注意点有三：一是由“口出”的口语化表达发展为“笔书”的“缘饰”化表达；二是文体在此发展过程中建立了自身规范；三是由“口出”的某一原始意味发展、扩大为新的文体，如赞体即由“唱赞之词”发展而来。但是，文体也有从“笔书以为文”再到“口出以为言”的。例如，先秦时代“辞令”的准备，即有“草创、讨论、修饰、润色”诸程序，然后才作为“口出以为言”表达的；又如，宋代君王的口宣也是事先拟就的，“口出以为言”决定着传播效应。古代总集《文选》称，不录“言”以及“经、史、子”入集；至宋代真德秀《文章正宗》才以篇章形态录《国语》《战国策》入集，即“剪截”《国语》《战国策》的文字成“篇”或成独立篇章的形式，以“辞命”“议论”文体归类入集。随着“言语”的入集，带动着“经、史、子”的文字亦以篇章形态入集。至此，“经、史、子、言（语）集”皆以篇章形态成为“文”。于是，中国古代的“文”，由最初的凡“书契”者皆为“文”，至《文选》把“文”限定在可作为审美对象的、集部的“笔书以为文”，再到宋代的“经、子、史、言语”入集，“泛文学体系”才真正形成。
关键词
口出 笔书 文体 总集 泛文学体系
“口出”与“笔书”是人类两种不同的表达方式。在中国汉代，已有“长安号曰‘谷子云笔札，楼君卿唇舌’”的记载。“笔札”与“唇舌”，是对两种人才的称呼。东汉王充（27—约97）在《论衡》一书中对两者多次作出区分：《定贤》篇称，“口出以为言，笔书以为文”；《自纪》篇称，“口则务在明言，笔则务在露文”；《问孔》篇称，“言出于口，文立于策，俱发于心，其实一也”。这最后一条，是说“笔书以为文”要有物质做载体。东晋葛洪（284—364）亦如是说：“发口为言，着纸为书。”《文心雕龙·总术》在辨析颜延之（384—456）时称：“发口为言，属笔曰翰。”以上均表明，语言的表达有两种，“口出以为言”是口头表达，“笔书以为文”是书面表达。《史通·外篇·杂说下》云：“昔魏史称朱异有口才，挚虞有笔才。故知喉舌翰墨，其辞本异。”“其辞本异”，涉及更深层次的问题，即“喉舌”与“翰墨”的表达在语言运用上是不一样的。赵翼（1727—1814）在《廿二史札记》评述《汉书》的编次体例时称：“蒯通、伍被、江充、息夫躬，或国初人，或中叶末造人，而列为一卷，以其皆利口也。”指出班固（32—92）是把“利口”者作为同类在卷四十五《蒯伍江息传》中叙说，又在篇末“赞曰”中以“仲尼‘恶利口之覆家邦’”概之。但之后的历代《文苑传》所录人物，均是文章撰作者，即“笔书以为文”的擅长者。
一 “口出以为言”成为文体
“口出以为言”成为文体有两种情况。其一，“口出以为言”直接成为文体。例如，《左传》引用“某某言曰”，杜预（222—285）注《左传》称“立言”者为“史佚、周任、臧文仲”，并多次引用史佚、周任的“言”：
周任有言曰：“为国家者，见恶如农夫之务去草焉，芟夷蕴崇之，绝其本根，勿使能殖，则善者信矣。”（隐公六年）
史佚有言曰：“无始祸，无怙乱，无重怒。”（僖公十五年）
史佚有言曰：“兄弟致美。”（文公十五年）
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抚之。”（襄公十四年）
史佚有言曰：“非羁何忌？”（昭公元年）
周任有言曰：“为政者不赏私劳，不罚私怨。”（昭公五年）
由此可知，“史佚之言”“周任之言”本应该是成集合体存世的。成集合体存世且以“言”名集者，还有如《老子》所引《建言》、《庄子》所引《法言》等；在《汉书·艺文志》中，录有《道家言》《法家言》《杂家言》《太公言》等；《孔丛子》的《嘉言》篇，记载了孔子（前551—前479）七次与诸人的对话。
“语”不仅成集合体存世，也成集合状态存世，《韩非子》《说苑》《新序》等都曾引用“语曰”，应该是从“语”的集合体摘录而来；而《论语》则是“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国语》则在内容上按照一定顺序分国排列，偏重于记述历史人物的言论。当然，也有像《战国策》不以“语”出之者，但“策”应理解为计谋、谋略，刘向（约前77—前6）的《书录》称之为“游说权谋之徒”“生纵横短长之说”，认为是当时纵横家（即策士）的“口说”之辞。
其二，以“口出以为言”的“做什么”来命名、确定文体。“口出”既有始终保持其本色而天然成为文体者，如与咏、唱有关的诗、歌、谣、讴等，其文体命名大多在字形即表意的偏旁与“口出”相关，有节奏、有韵，以“口出”为最主要的表达方式与传播方式，即以其“口出”本色为文体命名。又见于人们对《尚书》“记言”的文体分析，如伪孔安国《〈尚书〉序》称：“芟夷烦乱，剪截浮辞，举其宏纲，撮其机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凡百篇。”其中所说的“六体”（典、谟、训、诰、誓、命）除“典”外，都是因“言”而生成，以“言”的“做什么”来获得命名的。以“训”为例，《尚书·高宗肜日》载：
高宗肜日，越有雊雉。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乃训于王曰：“惟天监下民，典厥义，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绝命。民有不若德，不听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呜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无丰于昵。”
所谓“训”，是以“言”来训勉、教诲、教导；“训”体，就是以“言”的“训导”这个行为动作所产生之词，就是“训于王曰”的那些文词。这个例子说明，“言”成为文体的命名原则之一，是人们以“言”来“做什么”确定其命名的，而此文体的文本就是行为动作所发出的言词。但在后世，这些以“言”、“语”的“做什么”来命名的文体，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已经都是“笔书以为文”了。
关于“口出以为言”成为文体的两种情况，东汉末年的刘熙在《释名》中有所总结。该书有“释言语”“释书契”“释典艺”，把“言语”与“书契”“典艺”对举。如果“书契”“典艺”是文体的大类，那么，“言语”也为文体的一个大类。该书的“释言语”有一百七十多条，论述与“言语”有关的事物、概念，其与文体有关者如：“言，宣也，宣彼此之意也。”“语，叙也，叙己所欲说也。”“说，述也，宣述人意也。”“序，杼也，拽杼其实也。”“颂，容也，序说其成功之形容也。”“教，效也，下所法效也。”“难，惮也，人所忌惮也。”“祝，属也，以善恶之词相属着也。”“诅，阻也，使人行事阻限于言也。”“盟，明也，告其事于神明也。”“誓，制也，以拘制之也。”当刘熙确定了以“口出以为言”的“言”“语”为文体大类后，他就以“言”“语”的“做什么”来确定文体命名。虽说《释名》“释言语”是概念化的分析文体，也未举出具体作品来支撑其观点，但还是合乎文体发展实际的。
二 刘勰论文体从“口出”到“笔书”的历程
在后世看来，《释名·释言语》中有些解释似乎难以理解，如“铭，名也，记名其功也”，“勒，刻也，刻识之也”，因而便从表意的偏旁下结论，把“铭”“勒”视为“书契”之类。但既然刘熙把“铭”“勒”归入“言语”，或许表明它们原先应该是“言语”，之后经历了一个从“言语”到“书契”的过程。以“铭”为例，《礼记·祭统》云：
夫鼎有铭，铭者，自名也。自名以称扬其先祖之美，而明着之后世者也。为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恶焉，铭之义，称美而不称恶。此孝子孝孙之心也。唯贤者能之。铭者，论譔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勋劳、庆赏、声名，列于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郑玄注：“铭，谓书之刻之以识事者也。”）
当然是先有“言语”的“称扬”“论譔”，之后才有“明着”“酌之祭器”，后世看到的都是物质形态的“铭”，所以有郑玄注云云。而《释名·释典艺》之“铭，名也，述其功美，使可称名也”，才真正是“书契”类的“铭”。又如“勒”，《说文解字·革部》：“勒，马头络衔也。”而《大戴礼记·盛德》称“古者以法为衔勒”，以控制嘴巴的衔勒比拟以法对人们行为的控制。《文选·潘安仁〈西征赋〉》“俾幽死而莫鞠”李善注：“毛苌《诗传注》曰：勒，告也。”《文选·班固〈东都赋〉》“勒三军，誓将士”张铣注：“勒、誓，皆教合。”那么，这些地方的“勒”，就是言语。这些均表明，文体或有自“口出”而“笔书”的过程。
南朝梁时期的刘勰（约465—520）在《文心雕龙》中对此多有关注。总的来说，刘勰称文字、书契“斯乃言语之体貌，而文章之宅宇也”；分开来说，刘勰以作品为例，论述某些文体如何从“口出”发展而来。
其一，“言”已是文体，“笔书”只是对“口出”的记录。例如，《乐府》篇称：“匹夫庶妇，讴吟土风，诗官采言，乐盲被律。”“诗官采言”，即诗已进入到“笔书”阶段；刘师培（1884—1919）所谓“上古之时，先有语言，后有文字。有声音，然后有点画；有谣谚，然后有诗歌。……谣谚之作先于诗歌。厥后诗歌继兴，始着文字于竹帛”，诗是韵语较早实现以文字著录者。
其二，有的文体先是“言”，经过“言”“笔”不分阶段，再到“笔书”。例如，《章表》篇称，章表一开始是“敷奏以言”，尧舜时“并陈辞帝庭，匪假书翰”，到周时章表“言笔未分”，“降及七国，未变古式，言事于主，皆称上书”。所谓“上书”，就是以“笔书”为之。又如，《哀悼》篇称，“吊”为“宾之慰主，以至到为言也”，《礼记·曲礼上》“知生者吊，知死者伤”，孔颖达（574—648）称其区别曰：“吊辞乃使口致命，伤辞当书之于板，使者读之。” “吊”即“言”的文体。而《书记》篇又有“子叔敬叔进吊书于滕君，固知行人挈辞，多被翰墨矣”，“吊”已演化为“笔书”的文体，贾谊（前200—前168）的《吊屈原文》即是“笔书”。又如“谐”，《谐讔》篇称，“齐威酣乐，淳于说甘酒；楚襄宴集，而宋玉赋好色”以及“优旃之讽漆城，优孟之谏葬马”，这是“口出”；又称“魏文因俳说以着笑书”，这是由“口出”而“笔书”；至“潘岳丑妇之属，束皙卖饼之类，尤而效之，盖以百数”，则是纯粹的“笔书”。又如“讔”，《谐讔》篇先举数例均为“口出”，而最后一项是“臧文谬书于羊裘”，见《列女传》的记载，是臧文仲（?—前617）把隐语写在书信中，这自然是“笔书”。又如，《论说》篇曰：
说者，悦也；兑为口舌，故言资悦怿；过悦必伪，故舜惊谗说。说之善者：伊尹以论味隆殷，太公以辨钓兴周，及烛武行而纾郑，端木出而存鲁：亦其美也。暨战国争雄，辨士云涌；从横参谋，长短角势；转丸骋其巧辞，飞钳伏其精术。一人之辨，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六印磊落以佩，五都隐赈而封。至汉定秦楚，辨士弭节。郦君既毙于齐镬，蒯子几入乎汉鼎；虽复陆贾籍甚，张释傅会，杜钦文辨，楼护唇舌，颉颃万乘之阶，抵嘘公卿之席，并顺风以托势，莫能逆波而溯洄矣。
这以上都是“口出”者，以下则专门说到“笔书”，所谓“说贵抚会，弛张相随，不专缓颊，亦在刀笔”。
从“口出”到“笔书”，文体发生了一些变化：（1）先是“口出”的口语化表达，以后才是“笔书”的“缘饰”化表达。即如章太炎（1869—1936）所说：“檄之萌芽，在张仪檄楚相，徒述口语，不见缘饰。及陈琳、钟会以下，专为恣肆。颜竣檄元凶劭，其父延之，览书而知作者，亦无韵之赋也。”（2）文体在从“口出”到“笔书”的发展中，规范性也开始建立。以“赋”为例，《文心雕龙·诠赋》称“郑庄之赋‘大隧’，士蔿之赋‘狐裘’，结言短韵，词自己作，虽合赋体，明而未融”，这是以“口出”为赋阶段。而经屈原（前340—前278）“始广声貌”以及荀况（前313—前238）、宋玉(约前298—约前222年)“爰锡名号，与诗画境”，“遂客主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斯盖别诗之原始，命赋之厥初也”，进入以“笔书”为赋阶段。（3）从“口出”到“笔书”，意义有所转变。例如，《文心雕龙·颂赞》论“赞”：“赞者，明也，助也。昔虞舜之祀，乐正重赞，盖唱发之辞也。及益赞于禹，伊陟赞于巫咸，并风扬言以明事，嗟叹以助辞也。故汉置鸿胪，以唱拜为赞，即古之遗语也。”以上为“口出”之“赞”，以下则为“笔书”之“赞”：“至相如属笔，始赞荆轲。及迁《史》、固《书》，托赞褒贬，约文以总录，颂体以论辞；又纪传后评，亦同其名。”这是两种性质不同的“赞”，但有着相当密切的演变关系。
三 从“笔书”到“口出”及其传播效应
文体在发展过程中，不仅仅只是从“口出以为言”而后“笔书以为文”，还有先是“笔书以为文”而后为“口出以为言”的，尤其是当它出现在现实应用中时。例如，作为祝祷的“祝”。《公羊传》襄公二十九年（前544）：“诸为君者皆轻死为勇，饮食必祝曰：‘天苟有吴国，尚速有悔于予身。’”何休注：“祝，因祭祝也。”《韩诗外传》卷十：“茅父之为医也，以莞为席，以蒭为狗，北面而祝之，发十言耳，诸扶舆而来者皆平复如故。”这些本来都是“口出以为言”的。但“祝”在应用中，又有“笔书以为文”后而“口出以为言”者。例如，《尚书·金縢》“史乃册祝曰”，《史记·鲁世家》作“史策祝曰”，《史记集解》引郑玄曰：“策，周公所作，谓简书也。祝者读此简书，以告三王。”这就是《尚书》“册祝”的意味——此“祝”是书写在“册”上的。那么，周公的时代，祝文，或有先“笔书”后“口出”者；周公之所以要自己事先拟制而让祝者去读，就是为了有依据地表明这是自己的心愿；果然，后来周成王开启金縢，验证了周公的忠诚。
有一种文体为“口宣”，一种慰劳臣下的简短诏令。顾名思义，“口宣”即是口头表达的一种“口出以为言”，但实际上，宋代的“口宣”却是学士们事先拟制好的。杨亿（974—1020）的《杨文公谈苑·学士草文》曰：“学士之职，所草文辞，名目浸广……土木兴建曰上梁文，宣劳赐曰口宣。”徐师曾（1517—1580）曰：“口宣者，君谕臣之词也。古者天子有命于其臣，则使使者传言，若《春秋内外传》所载诰告之词是已，未有撰为俪语使人宣于其第者也。宋人始为之。”宋代欧阳修（1007—1072）、王安石（1021—1086）、苏轼（1037—1101）等人文集中的“内制”皆有为皇帝所拟的“口宣”。
“口出以为言”者并非随口而出，也是需要锤炼的。如尚属于口头的、集体的创作阶段的诗、讴、谣等，就是由众口相应到异口同声的过程；而采诗官所采之诗，要经过乐官的整理，才最终成型。外交场合的“辞令”，表面上是口头表达，实际上也是事先酝酿好的，使其临场时有更准确、更合理的表达。例如，《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前542）载：
子产之从政也，择能而使之。冯简子能断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公孙挥能知四国之为，而辨于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贵贱、能否，而又善为辞令；裨谌能谋，谋于野则获，谋于邑则否。郑国将有诸侯之事，子产乃问四国之为于子羽，且使多为辞令。与裨谌乘以适野，使谋可否。而告冯简子使断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应对宾客。是以鲜有败事。
“诸侯之事”须“多为辞令”，这些“辞令”是有所准备的，即如孔子说，“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为口头表达的“言”而做准备。《国语·楚语下》王孙圉论观射父为“楚之所宝者”，就在于“能作训辞，以行事于诸侯，使无以寡君为口实”。这里的“训辞”，就是为出使的“行人”准备的辞令。后代还有皇帝背熟了起草好的信件，再口授出之，以此显示自己的才华，《晋书·赫连勃勃载记》载：
刘裕灭泓，入于长安，遣使遗勃勃书，请通和好，约为兄弟。勃勃命其中书侍郎皇甫徽为文而阴诵之，召裕使前，口授舍人为书，封以答裕。裕览其文而奇之，使者又言勃勃容仪瑰伟，英武绝人。裕叹曰：“吾所不如也！”
赫连勃勃（381—425）这一小小的准备，为自己、也为自己的王朝赢得了敬佩。
上述这些均表明，为了“口出以为言”表达得更好、更有规定性，事先须有所准备，甚至是“笔书以为文”的准备，再“口出”之。而“笔书以为文”的存在，也为了日后有所验证有所依据。“口出”比起“笔书”，更利于传播与接受，尤其是本来就具有“口出”本色而天然成为“口出”文体，如在“旗亭画壁”故事中，王昌龄(698—756）、高适（约704—约765）、王之涣（688—742）“笔书”的诗作，要待歌伶所讴的多少，才能定其高下。
四 新文体的创制及“言语”的入集
南朝梁萧统（501—531）编纂《文选》，自称是不录以“言”“语”的，其曰：
若贤人之美辞，忠臣之抗直，谋夫之话，辨士之端，冰释泉涌，金相玉振，所谓坐狙丘，议稷下，仲连之却秦军，食其之下齐国，留侯之发八难，曲逆之吐六奇，盖乃事美一时，语流千载，概见坟籍，旁出子史，若斯之流，又亦繁博。虽传之简牍，而事异篇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
其称不取“美辞”“话”“语”入集的原因，在于其“事异篇章”，即其是以集合体存世而不以单篇存世。《文选》确定了文体的分类模式，把文章按照种类、等级或性质区分成各种文体；由此，《文选》把文体构成一个系统，这就是建立了文体谱系。但《文选》把“言”、“语”排除出总集，“言”“语”与“经”“子”“史”一样，是不在总集形态的文体谱系中的。就“言”“语”来说，《文选》只认可其为总体性存在的文章，是不作为文体的；且在《文选》时代，也没有以“言”或“语”命名的“篇章”。《文选》作为总集对后世影响极大，南朝至唐、北宋的总集都是如此不录总体性存在的“言”“语”文字的，也就是不录“周任之言”之类以及《建言》《道家言》《论语》《国语》之类文字的。
自唐末起，诞生了以“言”“语”为文体名的作为“篇章”的作品。例如，陈黯（约805—877）的《拜岳言》，通篇是回答巫的问话，述说只拜华岳而不拜神。陆龟蒙（？—881）的《冶家子言》，假托武王灭殷后一个世代冶炼家族子弟的“言”，说自家祖上从铸耕田之器到铸工匠之器，到铸兵家之器，现不知从事何种铸造。武王于是醒悟，如今应是“苞干戈，劝农事”的时代，于是“冶家子复祖之旧”。袁皓《齐处士言》，叙写齐祖受宋禅，称“使不十逾载，致黄金与土同价”，齐处士闻而泣“言”：“君王知黄金贵于土，不知百姓视土贵于黄金。”在长篇大论后落脚在“知百姓贵土于黄金，则其民受福于齐矣”。程晏《设毛延寿自解语》，假托毛延寿（？—前33）为自己辩解“言”：“臣以为宫中美者可以乱人之国，臣欲宫中之美者迁于胡庭，是臣使乱国之物不逞于汉而移于胡也。”孙固（1016—1090）的《录野叟语》，作者见到驿站墙壁上有“劝农文”，友人称之为“催科文”，有野叟之“语”对官府“催科”作出详尽描述。上述诸文都是以有人发问开端，以回答的形式展开叙说或论证，通篇是“言”或“语”，故篇题也以“言”或“语”出之。
这些作品，或许就是为了回应《文选》所谓“言”“语”命名者“事异篇章”，而特地以“篇章”出之的；其实，这些以“言”或“语”出之者，也就是《文选》所谓“对问”体。这从元末刘基（1311—1375）的《诚意伯文集》卷七“问答语”类可以看得很清楚：其录文四篇，《卖柑者言》《愁鬼言》的以“言”命篇，与《樵渔子对》《答郑子享问齿》的以“对”“问”命篇，性质是一样的，都是以“言”或“语”的规律、规则来规范文体。
总集不录以整体形态出现的“周任之言”之类以及《建言》《道家言》《论语》《国语》之类，真正改变这种情况的是在南宋时期。真德秀（1178—1235）编纂总集《文章正宗》，其目凡四：曰辞命，曰议论，曰叙事，曰诗赋。彭时（1416—1475）《文章辨体序》称：“天下之文，诚无出此四者，可谓备且精矣。”“辞命、议论”二者所录，有《国语》、《战国策》中的“言”“语”。《文章正宗·纲要》称，“辞命以下皆王言也，太祝以下掌为之辞，则所谓代言者也”，“独取《春秋内外传》所载周天子谕告诸侯之辞，列国往来应对之辞”，此为“辞命”；又称，“今独取《春秋内外传》所载谏争论说之辞”，此为“议论”；录《国语》的文字，称之为“春秋诸贤论说之辞”；录《战国策》的文字，称之为“战国策士谈说之辞”。
本是以整体性的“言”“语”生存的《国语》《战国策》，其文字先以国别为单位相分，国别下又以“篇”相分，这是一种以其人其言其事的自然相分。历来人们或概括其义为题或以首句为题，《文章正宗》却直接“剪截”其“篇”为独立篇章的形式、以“辞命”“议论”文体入集。议、论，先前为“笔书”的文体名，现合二为一。《文章正宗·议论》所录汉前的文章，更多的是从《左传》“剪截”其“言语”而来，也有从《国语》《战国策》“剪截”而来的。
其做法有四：一是改变总集不录“言”“语”之类文字的观念，把此类文字重新命名为“辞命”、议论”入总集。二是以追寻其发源、原初时的状态为“辞命、议论”的文体正名。《文章正宗·纲要》称：“议论之文，初无定体，都俞吁咈，发于君臣会聚之间；语言问答，见于师友切磋之际。”揭示其“言”“语”的性质。三是把《国语》《战国策》的文字改造成篇章，解决了“概见坟籍，旁出子史”的“言、语”以何种形式进入总集的问题。四是重新为“篇章”取题目。本来，《国语》《战国策》都是有篇题的，但有些篇题看不出此文与“言语”的关系，在入集时，《文章正宗》又给它们起了新的篇题。例如，《国语》有原篇题为“厉王弭谤”者，改变为“召公谏监谤”，一来突出其“言语”性质，此为“谏”；二来突出“谏”的实施者，此为召公。又如，《战国策·齐策》之“先生王斗造门而欲见齐宣王”，原题显不出其“言语”性质，而录入总集时改变成“王斗对齐宣王”，篇题中就构成了一种对话关系。
宋人陈师道（1053—1102）云：“余以古文为三等：周为上，七国次之，汉为下。”南宋时，学习《左传》古文以应科试成为时尚，而殿试有策问，“口出以为言”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于是，记载先秦士人之“言”的《国语》《战国策》进入时人的视野，进入总集，是自然而然的——社会需求把其“言”变为“作文之式”，即《文章正宗·纲要》所称“故今所辑，以明义理、切世用为主”。
“言”的入集并非孤立现象，“经、子、史”文字也经过篇章化而以“古文”典范名义而入集，《文章正宗》就有《左传》《史记》的“史”的入集；曾为真德秀宾客的汤汉《妙绝古今》，其录诸子之文，从《孙子》《列子》《庄子》《荀子》《淮南子》选摘文章；明贺复征《文章辨体汇选》收录《周礼·考工记》的文字，是“经”的入集。
五 “泛文学体系”的形成
如果对“口出以为言”到“笔书以为文”作文体学考察，既可以看到某些文体的起始状态乃至原生态状态，也可以看到文体的进化、发展历程。当对文体作“笔书以为文”到“口出以为言”的考察，还可以看到，很多文体的传播实际上重新回到文体的最初起源阶段“口出以为言”之时。文体从“口出”起步，以“笔书”成型，又回到以“口出”传播、应用，文体的“形成—成型—应用”构成了某种循环，非但有所谓螺旋式上升的意味，而且还提醒人们，文体学研究必定要对文体的表达问题有所关注。
“言”与“经、子、史”都是经过篇章化后以文体的形式进入总集的。“左史记言”与“右史记事”一路走来，其所生成的文章发展成为各自界域明晰的文体，打破了自《文选》以来单一的集部文字所构成的文体谱系，其格局已经由文体谱系向着文章谱系迈进。这也意味着，中国古代的“文”观念又一次翻天覆地的变化。
最早的“文”如《文选序》所述之“文”，首先是“逮乎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之“文”。所谓“文籍”之“文”，是泛指所有的语言文字作品，即章太炎所说：“文学者，以有文字着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但此后，“文”的概念有所缩小，至南朝梁《文选》，其序对什么是“文”而可录入总集说得很明确，除“赋、骚、诗”外，还有颂、箴、戒、论、铭、诔、赞、诏诰教令、表奏笺记、书誓符檄、吊祭悲哀、答客指事、篇辞引序、碑碣志状等等；最后归之为“譬陶匏异器，并为入耳之娱；黼黻不同，俱为悦目之玩”，把“文”限定在可作为审美对象的、集部的“笔书以为文”；于是，《文选》不录“经、子、史、言”，即把其排除在“文”之外；于是，“经、子、史、言”的文字也就不再成为“文”而成为著述。到了《文章正宗》的时代，伴随着“经、子、史、言”的文字都经过“剪截”一类的再造，以适合于入集，“经、子、史、言”的文字在入集的状态下又重新成为“文”；于是，无论在观念还是实践中，“笔书以为文”者都成为了“文”。到清代，又有曾国藩（1811—1872）的《经史百家杂钞》，经、史、子三类的文章约占全书四分之一的分量，这是超越传统集部的总集，涵括经、史、子、集四部，把中国古代全部具有魅力的文章乃至片段文字笼括进来。其影响直至当代，具有现代意义的作品集朱东润（1896—1988）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就是“经、子、史、集、言”的文章皆录。这也就是说，在“经、子、史、言”都通过篇章化的方式进入总集之时，中国的“文”已不再只是集部的文字，还包含经部、子部、史部的文字，以及含在经部、子部、史部之中的“言”。这又与刘勰《文心雕龙》的论述有所不同，刘勰虽然是把经、史、子、集的文章都当作文体来论述的，但他是以文章出于《五经》的观念来展开其论述的；而此处的泛文学体系，是建立在诸种文章平起平坐的基础上的。
因此，中国的泛文学体系真正开始形成，是自宋代《文章正宗》以“辞命、议论”二者为文体“归类”而录有《国语》、《战国策》中的“言”“语”起步的。从文体学上讲，诸种文章从走出自己的诸如经、史、子、集、言之类的集合体而融入新的集合体——泛文学体系。在这个过程中，文体或改变着自身，或丰富并发展着自身，文体学也在如此的过程中前进着。
编者注：该文是作者承担的由吴承学教授主持的中国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文体学发展史”（10&ZD102）的阶段性成果，也是“广西特聘专家”专项经费成果，发表于《南国学术》2016年第1期第131—139页。为方便手机阅读，微信版删除了注释，如果您想了解全貌，可到本公众号界面下端的“全部论文”栏目点击、浏览。
责任编辑：田卫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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