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淵閣春秋類提要》抽換述略
羅毅峰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编辑）
各類型的四庫提要之間存在差異，在《總目》成稿以後就被發現，雖然歷經檢查、抽換，但從現存的提要文獻來看，效果並不令人滿意。這種差異也逐漸成爲“四庫學”研究的重要方面，迄今爲止，既有研究從多方面展開，研究成果數量已然相當可觀。然而導致提要產生差異的重要原因之一——“抽換”，目前來看探討的卻不太多，系統論述的似乎僅見劉遠遊《〈四庫全書〉卷首提要的原文和撤換》一文。[1]文章通過比對分纂稿、書前提要及《總目》等文獻並結合《全書》纂修材料，嘗試總結出鑒定抽換的一般性規律，並對抽換的原因作了推論，具有相當的啟發性。在對經部春秋類所著錄的一百一十五種圖書提要進行彙輯彙校以後發現，相關問題還需細化分類，今在劉文基礎上，再做嘗試。
一、從編纂史角度看《文淵閣提要》的來源
書前提要應該來源於“提要初稿”，劉遠遊已申之，並以乾隆四十年爲限定義“初稿”。但提要的編纂從乾隆三十八年四庫開館纂修官擬就分纂稿開始，到乾隆六十年《總目》刊定，前後二十多年間始終處於一個動態的編修過程中，《四庫全書》的編纂和抄錄在相同的時期內情況也是一樣。所以要想釐清“抽換”問題，不得不結合兩者的編纂史加以分晰。我們首先要弄清楚書前提要據以抄寫的“提要初稿”在這一過程中應該屬於哪個階段，其原有面貌如何。
先看《四庫全書》。北四閣《四庫全書》的抄成時間，文淵閣《四庫全書》於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率先告竣，剩餘三閣在接下來三年內也次第抄完，這已經是學界共識，不必多言。至於開抄時間似乎還需再做探索。乾隆三十八年閏三月十一日軍機處上《辦理四庫全書處奏遵旨酌議排纂四庫全書應行事宜摺》所奏諸事中有如下三條：
一、《永樂大典》內所有各書，現經臣等率同纂修各員逐日檢閲，令其將已經摘出之書迅速繕寫底本，詳細校正後即送臣等復加勘定，分別應刊、應抄、應刪三項。其應刊、應抄各本，均于勘定後即趕繕正本進呈。……
一、遵旨將官刻各種書籍及舊有諸書，先行陸續繕寫。其卷帙甚爲浩繁，臣等酌議，凡應寫各書，俱于每卷首行寫欽定四庫全書卷幾萬、幾千、幾百、幾十，下註經部、史部字樣；次行方寫本書名目卷次。但首行卷數，此時難以預定，謄寫時暫空數目字樣，統俟編輯告成後再行補填，于排纂體制方能井然不紊。謹將篇式繕樣進呈。……
一、謄錄一項，前經臣等奏明酌取六十名在館行走，僅供寫錄《永樂大典》正副本之用。今恭繕《四庫全書》陳設本一樣四分，卷帙浩瀚，字數繁多，必須同時分繕成編，庶不致汗青無日，而其字畫均須端楷，又未能日計有餘，非多派謄錄人員不能如期蕆役。……[2]
這三條材料所反映的信息要點大致有四：其一，應抄之書“勘定後即趕繕正本進呈”，可見抄好的《全書》是陸續進呈御覽的；其二，《全書》抄寫篇式繕樣已擬定；其三，抄寫《永樂大典》正副本的六十名在館行走不足以供同時抄錄《四庫全書》之用，需要另外加派人手；其四，雖然北四閣《全書》是次第抄成的，但應是同時開抄的。綜合來看，這無疑都是開抄前的匯報工作，此時《全書》尚在待抄階段。另外，通檢文淵閣《四庫全書》，現存提要校上時間沒有早於乾隆三十八年四月的，似乎也可作爲旁證。[3]至三十八年五月初一，乾隆皇帝又降一旨命辦《四庫全書薈要》：
著於《全書》中擷其菁華，繕爲《薈要》。其篇式一如《全書》之例，蓋彼極其博，此取其精，不相妨而適相助，庶縹緗羅列，得以隨時流覽，更足資好古敏求之益。[4]
以《薈要》“篇式一如《全書》之例”，可見最遲到乾隆三十八年五月初一，《四庫全書》的謄錄工作已經展開。取此上下限，可以圈定《四庫全書》的開抄時間當在乾隆三十八年閏三月十一日至五月初一之間。那麼文淵閣《四庫全書》的抄寫時間就應該是乾隆三十八年閏三月至五月某天開始，到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結束。這也是文淵閣提要理論上的校上時間範圍。
在這一時間範圍內，我們再看《總目》的編纂進度。《總目》的具體編纂流程，司馬朝軍概括爲“分纂草創——總纂潤色——總裁討論——皇上欽定”，[5]劉浦江總結爲“各位纂修官撰成分纂稿後，將抄好的提要稿黏貼於四庫底本的書前或書後，總纂官據此進行修訂，最後再將改定後的各書提要抄出匯爲一編，並進行分類整理編纂，即形成爲《總目》”，[6]言辭雖異，而大略實同，當無異議。又，陳曉華編有《〈四庫全書總目〉編撰及刊刻過程表》，[7]眉目甚清，現截取相關部分轉列如下：
從表中可知，匯編進呈《總目》之事，最遲到乾隆三十九年即已有之。在這一年的七月二十五日乾隆皇帝下了一道《諭內閣著四庫全書處總裁等將藏書人姓名附載于各書提要末並另編〈簡明書目〉》的聖旨，內開：
辦理四庫全書處進呈《總目》，于經史子集內，分晰應刻、應抄及應存書名三項。各條下俱經撰有提要，將一書原委，撮舉大凡，并詳著書人世次爵里，可以一覽了然。較之《崇文總目》，蒐羅既廣，體例加詳，自應如此辦理。
……至現辦《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多至萬餘種，卷帙甚繁，將其抄刻成書，繙閲己頗爲不易，自應於提要之外，另列《簡明書目》一編，祇載某書若干卷，註某朝某人撰，則篇目不煩而檢查較易。[8]
劉氏就是依據這則材料與于敏中乾隆四十年所作書札，認爲到乾隆四十年提要初稿已大致辦妥，遂劃定“提要初稿”當以乾隆四十年爲限。在此之後，乾隆四十六年二月又有《總目》進呈，是爲《總目》初稿告竣。
綜合這四個關鍵的時間點，總結複述如下：乾隆三十八年三月至五月之間某日文淵閣《四庫全書》開抄，乾隆三十九年七月進呈《總目》，乾隆四十六年二月進呈《總目》並宣告《總目》初稿完竣，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文淵閣《四庫全書》抄完。揆之常理，從乾隆三十九年到乾隆四十六年，提要處於編纂期間，內容不可能一成不變，而某書提要若已有總纂官修訂稿在先，那麼在其後抄寫時自然要以修訂稿爲底本而非原稿。[9]按照這一原則，相對於劉氏提出的以乾隆四十年爲界一刀切的説法，我們認爲還可以進一步提煉爲：1.校上時間在乾隆三十八年三月以後至乾隆三十九年七月的文淵閣提要應以“提要初稿”爲底本；[10]2.校上時間在乾隆三十九年七月以後至乾隆四十六年二月的文淵閣提要應以乾隆三十九年七月進呈的《總目》及其修訂稿爲底本；3.乾隆四十六年二月至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的文淵閣提要應以乾隆四十六年二月進呈的《總目》及其修訂稿爲底本。現行書前提要凡是出离上述各底本範圍者，我們認定其爲“抽換”。
二、現存文淵閣春秋類提要的抽換數量
對提要抽換的甄別，劉氏提出最佳辦法是“同初稿比校”，但同時也承認“提要的修訂稿流傳極稀”“分纂稿並不全是初稿”等等，這是必須直面的現實。即使到今天，能夠獲取的提要文獻材料仍遠不足以支撐我們一篇一篇進行比對。但也並非絕無辦法，合理利用時代相近的提要文獻如各種書前提要，同樣可以嘗試解決一些問題。這其中包括編纂於乾隆三十八年五月至四十三年的第一分《四庫全書薈要》，書前同樣抄有提要，[11]其次是《文溯閣提要》與《文津閣提要》，還有則是《聚珍版提要》，這四種提要屬有校上時間，[12]無疑是考察所需要的重要信息之一。
首先，我們有必要對春秋類提要做一個概述。文淵閣春秋類著錄圖書一共一百一十五種，其中蘇轍《春秋經解》與吕本中《春秋經解》同名相混，崔子方《春秋例要》附入《春秋經解》，兩書皆無對應提要，故春秋類的《文淵閣提要》實際只有一百一十三篇。依據校上時間細分的話，乾隆三十九年七月至乾隆四十六年二月的，有七十六篇；乾隆四十六年二月至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的，有三十一篇；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以後的，有六篇。下面我們就照此三部分進行論述。
抄成時間在四十六年二月以前的七十六種書中，有相當一部分與校上時間相近的書前提要迥異，如《春秋穀梁傳註疏》一書的提要就極爲典型：
單從文本體量來講，《文淵閣提要》近千字，遍考傳、註、疏相關人與事，而《文溯閣提要》還不到其三分之一，紹介頗簡，殊乏考證。結合兩者校上時間來看，《文淵閣提要》在乾隆四十二年三月，《文溯閣提要》已晚至五年以後，設若現行《文淵閣提要》爲原始文本，殆無晚出的《文溯閣提要》反倒空疏之理。再將《文淵閣提要》比之殿本《總目》，兩者內容幾近全同。《總目》經紀昀等人反復錘煉，撰寫體例規範統一，又以考據爲優長，這都是明顯異於早期提要稿的地方，此篇《文淵閣提要》卻兼而有之。具體而言，如作者之著錄，《薈要提要》《文溯閣提要》《文津閣提要》均作“晉范甯集解，唐楊士勛疏，宋邢昺等奉詔訂正，令太學傳授”，《文淵閣提要》《總目》則徑題“晉范甯集解，唐楊士勛疏”。嚴格的説，邢昺等人功勞在訂定文本，與原書撰述無關，刪宋人之痕跡，無疑更加簡潔明晰；又如文本內容的考訂，《文淵閣提要》長篇累牘，而《薈要提要》《文溯閣提要》不置一詞，其詳略懸殊一望即知，不必費言。《文淵閣提要》抄錄時間處於《薈要提要》《文溯閣提要》之間，其原始文本理當如前，而今反與《總目》同，若非抽換所致，似不可解。
但也不是所有抽換提要都有這麼大懸殊的，比如《春秋集傳纂例》。此書今存《文淵閣提要》（乾隆四十四年三月）、《文溯閣提要》（乾隆四十七年二月）、《文津閣提要》（乾隆四十九年三月）、《總目》四種，其內容除個別字詞表達略微有些差別外，大致相同。這就包含兩種可能性：其一，此書提要從初擬到定稿改動不大，所以乾隆四十四年抄寫的文淵閣提要與後來的三種提要差別甚微；其二，書前提要俱爲抽換所致。我們認爲可能是後者。雖然從內容上無法做出判斷，但細審文淵閣本的提要與正文書跡，可以看出差別。
儘管均爲端楷所書，但兩者風格區別還是比較明顯的，同出於一人手筆的可能性較低。具體而言，左側提要書跡有魏碑書風，方筆較多，平劃寬結，撇捺舒展，方正峻朗；右邊正文筆跡相對而言則更接近趙孟頫書風，工穩秀美。[14]
通過彙輯這七十六部圖書的提要，並對內容到版式進行詳細比勘，我們發現與上述兩書提要類似的情況極爲普遍，可定爲抽換之作的共計有五十六篇之多，佔比高達百分之七十三。
再看抄成時間在乾隆四十六年二月至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的三十一篇提要。這部分提要仍然可以根據與其他書前提要的比對結果分爲兩類：一是兩者差異巨大的，如魏了翁《春秋左傳要義》、趙汸《春秋屬辭》等；一是兩者幾無差異的，如鄭玄《箴膏肓》《起廢疾》《發墨守》、劉敞《春秋傳》等。對於前者，分辨難度不大；而對於後者，就需要結合版式、字體等做具體探討。最終可以確認爲抽換的提要有二十五篇，佔比百分之八十。另外一點值得注意的是，這部分書前提要與《總目》的同一性遠比上一部分要高，應該與《總目》初稿告竣有關。
至於時間在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以後的六篇提要，已經在文淵閣《全書》辦峻以後了，全爲抽換之作當無異議，鑒別起來也最爲簡單。除此以外，其改署的校上時間將對考察抽換時間大有裨益。
三、《文淵閣提要》抽換的鑒別及相關問題
結合劉文已經總結出來的規律，在以春秋類爲主的情況下，我們又分別擇取易類、書類、詩類、五經總義類、四書類同一時間段的提要各十篇作爲參考，試圖對這些規律進行總結。經整理歸納，大致如下：
1.抄寫格式。劉遠遊稱：“按語應敘於各書目錄之後，按語所在的書版，版心仍題‘目錄’。如果書原來沒有目錄，則按語大都冠序文之前，首題‘提要’二字。”今按：劉氏所言不誤，但其中原書沒有目錄的情況需與抽換提要撤去目錄相區分，同時也有未經抽換的提要冠於目錄前，詳下文。
2.印記鈐蓋位置。文淵閣《四庫全書》書前皆有“文淵閣寶”印記，其鈐蓋位置本在每種書第一冊的目錄首頁，而經抽換者目錄被悉數抽去，則蓋在卷首卷端。
3.書寫筆跡。抽換內容的謄錄與原書抄手並非一人，筆跡自然前後有別，取提要文字與原書正文比對，即可分辨。正文需要選取與提要同一冊的文本，因有多人合抄一書的情況存在。
4.校上時間。文淵閣《四庫全書》的告竣時間在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提要的校上時間自然應該早於該時間點。但需要注意抽換提要時照錄原校上時間的情況。
5.提要內容。如若同書的文淵閣提要相比文溯閣提要、文津閣提要，內容更加豐富，那麼極有可能就是抽換之作，畢竟文淵閣提要一般謄抄在前。
以上述五點繩之現行各部類的文淵閣提要，應該可以甄別出大部分抽換之作，但還需多作説明的是，鑒別需從多角度入手，單一標準有時未必可靠。如“校上時間”，經過抽換的八十六種春秋類提要中僅有六種時間在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以後，換言之，有八十種提要雖經抽換但校上時間仍照錄原本，或改署早於庫書辦峻的時間，若僅憑這一點尚不足以定論。再如“抄寫格式”“印記鈐蓋位置”，經過抽換的《春秋公羊傳註疏》提要即是特例，其現行提要通過挖補進行抽換，目錄頁尚存，印記鈐蓋一仍其舊，故需結合抄寫筆跡以及內容之分析，方能作出準確判定。
還有兩個問題需要額外探討一下。
一個是抄寫格式，前引《纂修檔案》有提到乾隆三十八年閏三月十一日進呈過“繕樣”，同年五月一日令辦《薈要》時詔令悉依《全書》格式。檢《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我們發現至少兩種抄寫體例，一種是目錄書首而提要以“臣等謹案”繫於目錄末尾，全書無“提要”字樣，這類占絕大部分，劉遠遊認爲這應該是原本抄寫格式；一種是提要單獨抄出置於書首，書名次行與版心題“提要”，如乾隆四十年二月校上的趙汸《春秋屬辭》，雖抄寫格式與上一種不同，但無論其文本內容抑或抄寫筆跡均無抽換跡象。另外，乾隆五十二年十二月十一日紀昀上奏：“伏查《欽定四庫全書》，雖以經史子集爲大綱，實分爲四十四類，中又分六十二子目，皆區別甚明，原應于提要前二行下逐類註寫，以清條理。”[15]這裏提到的“原應于提要前二行下逐類註寫”，只能是上述兩種格式中的第二種，即提要單獨抄出置於書首的。以此觀之，似乎《全書》抄寫格式也是有不止一種的，所以我們提出在觀察提要抄寫格式時，“也有未經抽換的提要冠於目錄前”。同時，我們又發現文淵閣提要在抽換時，有將目錄一併撤去的情況，如《春秋穀梁傳註疏》即是如此，因爲此書文津閣本提要未經抽換，且書於全書目錄之後，能藉以判定文淵閣本原書目錄是因抽換所沒，所以“原書沒有目錄的情況需與抽換提要撤去目錄相區分”。
另一個問題是關於提要內容。儘管大部分文淵閣的抽換提要相較其餘書前提要文獻內容更爲豐富，但也存在少數特殊案例，比如劉敞《春秋意林》、葉夢得《春秋考》。其原因肯定是多方面造成的，但有一點是相通的，此二人均有同類著作多種，撤換提要內容減少的部分多見於其人名下的他書提要，簡言之，就是將部分內容移到作者別的著作提要中去了。這部分內容一般是作者的生平履歷或者考辨作者著作情況的文字，多因後來排序，不便重複，故舍此取彼。
四、對抽換提要的來源及時間的一點思考
在總結歸納過程中，我們發現抽換的提要多是來自《總目》，但往往又與通行的浙本《總目》、殿本《總目》互有異同，這些《總目》稿應該是修訂過程中的文本顯而易見。近年來，一批與《總目》編纂相關的提要稿陸續被發現，爲我們提供了可藉以比對的樣本。例如臺北“國家圖書館”藏《四庫全書初次進呈存目》，學者普遍認爲與乾隆三十九年七月進呈的《總目》相關；[16]又如上海圖書館藏《四庫全書總目》稿本（殘），學者普遍認爲與乾隆四十六年二月進呈的《總目》相關；[17]再如天津圖書館藏《紀曉嵐刪定〈四庫全書總目〉稿本》（殘），應該與乾隆四十七年七月進呈的《總目》相關等等。[18]今結合《四庫全書初次進呈存目》、《紀曉嵐刪定〈四庫全書總目〉稿本》、殿本《四庫全書總目》，嘗試劃分出四個文本系統，對抽換的提要作出相應的分類。
1.據《初目》修訂系統抽換
如崔子方《春秋本例》，《文淵閣提要》與《初目》思想一脈相承。例如對於用“例”，各提要對《公羊傳》《穀梁傳》是不持褒貶的，但以啖、趙爲廢例濫觴，僅《初目》《文淵閣提要》《文津閣提要》提出了明確批評，謂“舉漢晉以來相傳師説一概斥之，亦不免於憑臆自用”比《文淵閣提要》更早的提要稿只有《初目》與《薈要提要》，而《薈要提要》的態度明顯與之不同。
2.據《紀曉嵐刪定〈四庫全書總目〉稿本》底本系統抽換
如《春秋公羊傳註疏》，《文淵閣提要》“彦《疏》，《文獻通考》作三十卷，今本乃止二十八卷”。“止”，同於《紀曉嵐刪定〈四庫全書總目〉稿本》，殿本《總目》作“作”。又如《春秋釋例》，《文淵閣提要》“謹隨篇掇拾，取孔穎達《正義》及諸書所引《釋例》之文補之，校其訛謬，釐爲二十七篇，仍分十五卷”。“二十七”，同於《紀曉嵐刪定〈四庫全書總目〉稿本》、殿本《總目》，浙本《總目》作“四十七”，覈原書當爲“四十七”。又如《春秋意林》，《文淵閣提要》“今觀其書，或僅標經文數字，不置一詞”。“詞”，同於《紀曉嵐刪定〈四庫全書總目〉稿本》，浙本《總目》作“辭”，殿本《總目》作“字”。又如《春秋五禮例宗》，《文淵閣提要》全同《紀曉嵐刪定〈四庫全書總目〉稿本》底本。
3.據《紀曉嵐刪定〈四庫全書總目〉稿本》修訂系統抽換
如《春秋辨疑》，《文淵閣提要》“書之大旨主于以統制歸天王”，《紀曉嵐刪定〈四庫全書總目〉稿本》底本作“書之大旨主于宗經，而不肯如註疏之遷就傳文。如譏杜預之信野史而疑《尚書》，從《公》《穀》之論輸平而駁《左氏》，辨‘地不繫國’以明統制必歸于王”，《稿本》內以墨筆刪“宗經，而不肯如註疏之遷就傳文。如譏杜預之信野史而疑《尚書》，從《公》《穀》之論輸平而駁《左氏》，辨‘地不繫國’以明”，又圈“統制”後“必”“于”二字，而於“主于”下添“以”，“王”上增“天”，乃成此貌。
4.據殿本《總目》系統抽換
如《春秋穀梁傳註疏》，《文淵閣提要》“又自序有‘商略名例’之句，疏稱甯別有《略例》十餘條，此本不載”。“十”，同於殿本《總目》，《紀曉嵐刪定〈四庫全書總目〉稿本》、浙本《總目》作“百”，覈原疏文亦作“百”。又如劉敞《春秋傳》，《文淵閣提要》“宋代改經之弊，敞導其先”。“弊”，同於殿本《總目》，《文溯閣提要》《文津閣提要》《紀曉嵐刪定〈四庫全書總目〉稿本》、浙本《總目》作“例”。又如葉夢得《春秋考》，《文淵閣提要》“今排比綴輯，復勒成書”。“書”，同於殿本《總目》，《紀曉嵐刪定〈四庫全書總目〉稿本》、浙本《總目》作“編”。又如陳傅良《春秋後傳》，《文淵閣提要》“以其所書推其所不書”，同於殿本《總目》，《紀曉嵐刪定〈四庫全書總目〉稿本》、浙本《總目》以及原書“推”下有“見”字。
至於抽換時間，劉氏曾結合《晉書》等特殊的個案與相關材料推定開始於乾隆四十一、二年，也就是説在抄寫《全書》過程中，抽換工作也同時在進行。這其實不難理解，如前所述，編修《四庫全書》與編纂提要是兩個並列同行的動態過程，《全書》抄好部分需陸續進呈“欽定”，乾隆皇帝翻閲如發現問題即下旨令改，提要抽換雖乏材料可稽，但是《全書》內容的刪改撤換卻有豐富的例證，因此提要遭遇同樣的境況也就不足爲奇了。儘管因爲缺乏足夠的材料，無法對提要抽換的時間進行詳細考論，然而仍有部分方法可以進行嘗試。
其一，個別特殊提要的發現，比如劉氏所舉《晉書》的兩篇提要，校上時間晚的一篇即是抽換提要，其校上時間也就是抽換時間。
其二，校上時間在《全書》辦竣以後的提要，抽換時間應該就是所署的校上時間。如校上時間題署乾隆四十九年十月的葉夢得《春秋考提要》、乾隆五十三年七月校上的《春秋集傳釋義大成提要》等等。
其三，利用抽換提要的來源可以做適當推論。如蕭楚《春秋辨疑》的現行《文渊阁提要》據《紀曉嵐刪定〈四庫全書總目〉稿本》修訂系統抽換，據相關考述《紀曉嵐刪定〈四庫全書總目〉稿本》的編纂時間在乾隆四十八年二月前後，那麼蕭書提要的抽換時間只能晚於這個時間點。
五、餘論：簡單談談研究提要抽換的價值
提要抽換是一個動態的過程，抽換前後留下的又是至少兩份靜態的文本，因此我們可以認爲前後兩者分屬《四庫全書》與四庫提要的編修範疇，對於探討其價值也應該分而論之，以期全面。
作爲《四庫全書》的一部分，書前提要的變化也是《全書》變化的一種反映。比如修改內容所使用的方法，像換頁、挖補等手段，在提要抽換過程中也有使用。典型的如《春秋公羊傳註疏》，其抄寫格式一如原版，但目錄下的兩行內容是通過挖改補上去的，單行字數遠超規定字數，剩下的部分則通過換頁抄寫達到目的。還有如吕祖謙《春秋左氏傳説》則與《公羊傳註疏》不同，直接將繫有提要的目錄頁撤去，然後另紙換寫部分目錄與新提要，再將換寫的新提要冠於目錄之前，手法可謂多樣。再比如可以反映底本的抽換。典型的如孫覺《春秋經解》一書，《文淵閣提要》記其“十三卷”，《聚珍版提要》記其“十五卷”，《總目》註其來源爲“兵部侍郎紀昀藏本”，而紀昀自述“乾隆癸巳詔求海内遺書以充四庫，中外獻書及格者凡十三家，皆擇其珍祕之本御製詩章弁於首，俾世守以示褒異。臣昀幸與其數，賜題孫覺《春秋經解》七言律詩六韻寶墨，既而命以是書付武英殿剞劂，户部尚書臣王際華宣示定本”云云，[19]可見此書的確曾送往武英殿印制。然而取兩本互核，可以發現收入《武英殿聚珍版叢書》的本子與抄入文淵閣的版本迥異，其底本已經抽換不言而喻。
書前提要本身的價值，已經有不少學者重視並研究，但多從分析靜態差異入手，如果能結合抽換來看，或許又是一個新的切入角度。前揭崔子方《春秋本例》即是一例。此書《初目》最簡，《薈要提要》《文溯閣提要》作了大量豐富，抽換後的《文淵閣提要》校上時間處於《薈要提要》《文溯閣提要》之間，而內容與《文津閣提要》同，在《薈要提要》之後又做了修改，至《總目》而定型。其中論及唐人啖助、趙匡廢例言經，《初目》是持批評態度的，謂“舉漢晉以來相傳師説一概斥之，亦不免於憑臆自用”；《薈要提要》《文溯閣提要》刪之，改稱“執例、廢例皆偏見也”，調和意味明顯；至《文淵閣提要》《文津閣提要》則又回改《初目》批判之意；到了《總目》，雖言辭有所改換，但批判之意猶在，當是承《初目》、抽換後的《文淵閣提要》而來。《薈要提要》主要是由陸費墀負責的，由此展現出來的學術觀念分歧，可窺一斑。兹再舉一例。劉浦江《四庫提要源流管窺——以〈小字錄〉爲例》一文是一篇極爲精審的以個案討論提要纂修過程的文章，文中已經發現了幾篇書前提要內容上的不同之處，尤其《文淵閣提要》相較《文津閣提要》《文溯閣提要》更爲準確，並以其功歸於校對官葉蘭。其實不然，細審《文淵閣提要》與正文字跡，兩者風格有別，現行提要當爲後來抽換之作，已不可視爲原本。除了未辨提要抽換，造成判斷失誤外，劉氏對天圖藏《總目》稿本編纂時間的認識不準確，該稿本應該是乾隆四十八年前後的《總目》文本，已有學者提出商榷。兩因相加，致使最終結論出現偏差，可謂白玉微瑕。
上述蜻蜓點水式的簡述是遠不足以概括其全部價值所在的，但如能結合諸多提要文獻與纂修材料對抽換提要作出全面的、細緻的考察，對於《四庫全書》及四庫提要的編纂研究應該是大有裨益的。
注釋：
*本文係2015年度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四庫提要彙輯彙校彙考”（項目編號15ZDB075）的階段性成果。
[1]文載《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991年02期）。按：下文引劉遠遊之説皆來源於本文，不再出注。
[2]中國歷史第一檔案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74-77頁。
[3]因爲抽換提要時有改署校上時間的情況存在，所以現存書前提要的校上時間僅可作爲旁證。
[4]《纂修四庫全書檔案》，第107頁。
[5]司馬朝軍撰：《〈四庫全書總目〉編纂考》，武漢大學出版社，2005年11月，第722-723頁。
[6]劉浦江：《四庫提要源流管窺——以〈小字錄〉爲例》，《文獻》2014年05期，第11-12頁。
[7]陳曉華撰：《“四庫總目學”史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年，第39-41頁。
[8]《纂修四庫全書檔案》，第228-229頁。
[9]今《總目》卷前《凡例》有稱：“今於所列諸書，各撰爲提要，分之則散弁諸編，合之則共爲總目。”是“散弁諸編”的提要無疑均應與“總目”同，方能達到目的。所以我們認爲當提要有修訂稿時，若其書未抄，當以修訂稿爲底本；若其書已抄，當以修訂稿爲底本進行抽換。
[10]此“提要初稿”的定義仍取諸劉氏。
[11]下文簡稱“薈要提要”。
[12]有部分《聚珍版提要》闕校上時間。
[13]此書《文津閣提要》與《文溯閣提要》除校上時間外，內容全同，爲減少佔用篇幅，僅舉《文溯閣提要》。
[14]書跡分析得友人李靈力君襄助，志此感謝。
[15]《纂修四庫全書檔案》，第2107頁。
[16]此稿編纂時間，夏長樸《〈四庫全書初次進呈存目〉初探——編纂時間與文獻價值》（《漢學研究》2012年02期）認爲“乾隆四十年五月至乾隆四十一年正月”，劉浦江《〈四庫全書初次進呈存目〉再探——兼談〈四庫全書總目〉的早期編纂史》（《中華文史論叢》2014年03期）認爲“乾隆三十九年七月之前”，趙永磊《〈四庫全書初次進呈存目〉編纂性質考略》（《中國典籍與文化》2016年01期）認爲“乾隆四十年五月至十月之間”。諸家最終結論雖不甚一致，但均是圍繞乾隆三十九年七月進呈的《總目》稿而發。
[17]此稿編纂時間，沈津《校理〈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殘稿的一點新發現》（《中華文史論叢》1982年01期）認爲“此稿非最初的稿本，也非後來之定本，而是不斷修改中的一部分稿本”，崔富章《〈四庫全書總目〉考辨》（《文史》第35輯，1992年）認爲是“乾隆四十六年二月”，劉浦江《四庫提要源流管窺——以〈小字錄〉爲例》（《文獻》2014年05期）、苗潤博《臺北“國家圖書館”藏〈四庫全書總目〉殘稿考略》均認同崔氏説法，夏長樸《上海圖書館藏〈四庫全書總目〉殘稿編纂時間蠡探》認爲“乾隆四十四年四月至乾隆四十六年五月之間”。與《初目》情況相似，諸家結論均是圍繞著乾隆四十六年二月進呈的《總目》稿。
[18]天圖藏本的編纂時間學界分歧較大，劉浦江《天津圖書館藏〈四庫全書總目〉殘稿研究》推測是“乾隆五十一年爲刊刻《總目》而抄繕的一個清本”，修改文字則晚至“乾隆五十五年七月”。又，夏長樸《重論〈天津圖書館藏紀曉嵐刪定四庫全書總目稿本〉的編纂時間》（《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6期）對此進行了商榷，認爲不應晚於“乾隆四十八年二月”。我們這裏從夏氏之説。
[19]（清）紀昀著孫致中校點：《紀曉嵐文集》（第一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227頁。
注：本文发表
注：本文发表于《版本目录学研究》第十一辑，此据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罗毅峰老师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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