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语言文学研究》系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主办的学术集刊，每年出版春之卷、秋之卷两卷。原名《燕赵学术》，于二〇〇七年创刊，由四川辞书出版社连续出版八年，计十六卷。自二〇一五年始更名《中国语言文学研究》，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连续出版。主要发表中国语言文学专业各二级学科包括语言文字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文艺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等方面的研究文章，还设有学术名家、京津冀文学研究等栏目。经过十余年不懈探索和努力，本集刊已具有较高的学术质量，并形成自己的运作机制和办刊特色。二〇一七年，本集刊被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评为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集刊。
今选取最新一卷中《清代京畿三位徙疆文人的视域转换与文学呈现》一文，作者：许振东，廊坊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明清文学与京畿学。篇幅所限，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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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处于清代不同时期的三位京畿文人纪昀、徐松、王树楠都以文称胜。此三人分别有一段徙居新疆的经历，多方面地了解那里的山水景物和生活，并由之而促生他们新的发展视域与人生功业。怀着不同的心态，面对有着共同特色的山川风物，他们写下数量不等的文学作品，内中所体现的情感和寄寓是十分复杂而多样的。
关键词：京畿文人；徙疆；视域转换；文学情怀
在清代，有三位著名的京畿文人分别有一段徙居新疆的经历，他们分别是纪昀、徐松、王树楠。这三人所处的时代，从乾嘉盛世直至清亡，几乎贯穿整个清代；尤其是，他们三人都以文称胜，著述等身，冠绝一时，在我国文学及文化发展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在他们长短不等的徙疆经历中，每人又有着怎样的徙疆行迹、情怀及文学呈现，这些均是非常值得考察的问题。
一
文化史上的三座高峰及其远徙之因
同处京畿之地的三位文人，是我国文化发展史上的三座高峰，其中以纪昀产生的影响为最早且最大。
纪昀（1724—1805），字晓岚，一字春帆，晚号石云，道号观弈道人，直隶河间府献县崔尔庄（今河北沧州市沧县）人，人称纪河间，自署亦称“河间纪昀”。纪昀自幼聪颖，文采过人。二十一岁，应河间府科试，拔头名秀才入河间郡庠。二十四岁，应顺天乡试，以第一名解元夺魁。三十一岁，中进士，改庶吉士，与王鸣盛、朱筠、钱大昕等名士同年，曾历雍正、乾隆、嘉庆三朝，官至兵部尚书、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年八十二岁而卒，谥号文达。以主持纂修《四库全书》享名，晚年撰成著名短篇小说集《阅微草堂笔记》。一生所作诗文甚丰，多散佚，后人搜集而成《纪文达公遗集》。生平事迹见《清史稿》卷三百二十列传一百○七，内中评：“昀学问渊通。撰四库全书提要，进退百家，钩深摘隐，各得其要指，始终条理，蔚为巨观。”另，著名文人阮元又赞：“我朝贤俊蔚兴，人文郁茂，鸿才硕学，肩比踵接。至于贯彻儒籍，旁通百家，修率情性，津逮后学，则河间纪文达公足以当之。……公之学在于辨汉宋儒术之是非，析诗文流派之正伪，主持风会，非公不能。”两者之评，均可见纪昀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与影响。
晚于纪昀近六十年的徐松，当代并不广为人知。国内对其较深入的研究，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较多出现，如赵俪生《西北学的拓荒者之一：徐松》（《西北史地》1985年第1期）、吴振清《徐松事迹辨正》（《南开学报》1989年第1期）、王燕玉《徐松和〈西域水道记〉》（《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等。进入21世纪后，相关研究论著渐多，尤以著名西域学家朱玉麒先生的系列论文和专著《徐松与〈西域水道记〉研究》成绩最著，使人们对徐松的了解与研究推进了一大步。《清史稿》卷四百八十六列传二百七十三对徐松有较为简略的载录，尚不足四百字；清末民初文人缪荃孙晚年编纂有《徐星伯先生事辑》（下称《事辑》）、《星伯先生小集》，则更为翔实具体。依据这些史料及众多学者的考辨可知，徐松(1781—1848)，字星伯，原籍浙江上虞，幼时随父官居京师，入籍直隶顺天府大兴县（今北京市大兴区）。他才华出众，九岁考中秀才，二十岁中举，二十五岁又中二甲一名进士，朝考一等一名为庶吉士，二十八岁授翰林院编修，入直南书房。嘉庆十四年（1809），被派入全唐文馆任提调官，得遍阅政府藏书。第二年，充文颖馆总纂，成为事实上的文坛领袖，当年又受命视学湖南。四十岁以后，曾选授礼部主事、铸印局员外郎、江西道监察御史、陕西榆林府知府等官。徐松博学多才，尤长于地理之学，曾纂辑《宋会要辑稿》(500卷)、《河南志》、《中兴礼书》等，又撰写《唐两京城坊考》《登科记考》和《西域水道记》(5卷)等。他以广博的学识为时人所尊，如近代著名诗人龚自珍曾撰诗说“夹袋搜罗海内空，人材毕竟恃宗工；笥河(朱筠)寂寂覃豀(翁方纲)死，此席今时定属公”，著名学者缪荃孙亦称“先生学识宏通，撰著精博，负重望者三十年”，均对徐松的学术贡献和地位，给予高度的认可。
王树楠又较徐松晚七十一年，他一生跨越清朝、民国，生平事迹主要见于尚秉和撰《故新疆布政使王公行状》、王会庵撰《王树楠传略》和其自撰的《陶庐老人随年录》。王树楠（1852—1936)，又名树枏，字晋卿，号陶庐老人，直隶保定府新城县（今河北省高碑店市）人。他自幼天资聪颖，十五岁中秀才，二十岁选拔贡，后随同祖父王振纲攻读于莲池书院，与当时著名学者交往问学，文名渐著。同治十三年(1874)，被聘为保定畿辅通志馆修纂。光绪二年(1876)，中举。六年后，被聘为信都书院主讲。光绪十二年(1886)，中进士，任工部主事。后在西南、西北地区为官，在四川、甘肃省内任知县之职，又曾应召入两江总督张之洞、陕甘总督陶模幕。光绪三十一年(1905)，调任兰州道。光绪三十三年(1907)，擢新疆布政使，主管财政、经济和教育。1914年，清史馆成立后，被馆长赵尔巽聘为总纂，撰有《清史稿》中咸丰、同治两朝列传及《食货志》《地理志》《逸民志》等部分。其间，还应民国总统徐世昌之邀，编撰《大清畿辅先哲传》《晚晴簃诗汇》等书。1928年，至沈阳出任萃升书院主讲。1930年后，回北京定居，继续著书修志。王树楠一生著述巨丰，谢道弘撰《陶庐全书书目考》一书，记王树楠生前著作共有53种685卷，总字数达1000万之多。王树楠生前，已有《陶庐丛刻》初集和二集两种传世，其晚年之作后被合入《陶庐全书》刊行。王树楠才高学博，名震一代。近代名士章士钊称其为“北方大儒”，黎庶昌将他与王闿运、王先谦合称为“三王”，还有人尊其为“北方大师”，把他与著名文人陈三立并称为“南陈北王”。著名史家王森然称王树楠“幼承庭训，聪敏嗜学，博闻强记，才高识卓，又能刻苦深造，故得为世通儒。广贯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尤长地志学，诗赋亦有伟才，尽通古今训诂，实近代朴学大师也”。
三位京畿奇才，是因为什么而远徙入疆呢？个中缘由有着很大的不同。纪昀徙疆，是因为获罪于乾隆三十三年（1768）的卢见曾案泄密事。当时，两淮盐运使卢见曾借乾隆帝南巡大典之事，历年就盐商提引，交销冒滥，官商并有侵蚀。至乾隆三十三年事发，自盐政以下多罹大辟。“见曾已去官，逮问论绞，死于狱中。籍没家产，子孙连坐。”此案事发时，纪昀因向卢家通风报信，被察觉而获罪遭遣。《清史列传·纪昀传》载：“（三十三年）六月，前两淮盐运使卢见曾获罪，有旨籍其家，昀与卢为姻，漏言于见曾孙荫恩，革职逮问，戍乌鲁木齐。”
徐松遭遣戍的原因，缪荃孙《事辑》记为在嘉庆十七年（1812），为御史赵慎畛所纠，具体细节未详。著名史家陈垣先生撰《记徐松遣戍事》一文，对清军机处的档案进行专门考证，以为赵慎畛以九种罪名弹劾徐松，经过初彭龄等的查办，真正成立的罪名主要是刻印《经文试帖新编》分派教官令生童购买而得利一事。学者朱玉麒又见嘉庆二十四年（1819）晋昌所上《原任湖南学政徐松获罪缘由清单》，内中所记更为明确具体，原文载：“原任学政徐松，现年三十四岁，直隶大兴县人。嘉庆乙丑科进士，由翰林奉派湖南学政。任内被参，经钦差侍郎初彭龄、湖南巡抚广厚讯拟，以徐松考试出题割裂文义，并违例滥取佾生、不派教官监场、失察家人书役轿夫勒索喜钱，并令优等生员刊刷试卷将书籍发卖等款，其中发卖书籍一款，合依监临官挟势将自己物货散与部下多取价者，计渔利准不枉法论律，杖一百、流三千里。惟该学政种种失察，又复派家人查号、割裂出题等因奏。奉谕旨发往新疆效力赎罪。嘉庆十七年十月内到戍。”
与纪昀、徐松不同，王树楠的徙疆，非因赎罪遭遣，而是加官改任。自光绪七年（1881）以后，王树楠即开始在西南与西北地区的川、陕、甘三地做道、县官员。光绪三十二年（1906）四、五月间，王树楠即收到改授新疆布政使的钦命。随后，经过九十余日，在当年的八月底，他抵达新疆省城乌鲁木齐。从甘肃来至新疆，王树楠有了更大的施展才华和实现远大抱负的空间。
二
西出阳关——因转徙而生的视域转换与扩延
京畿与新疆远隔千山万水，有着差别很大的自然景观和人文风貌。纪昀等三人对那里的了解与认识本仅是停留在前人的诗文和自己的想象中，但是，意外的人生转徙却令他们真正地走进那片多彩的土地，并在那里开始年数不等的生活，多方面地了解那里的山水景物和风土人情，并由之而促生新的发展视域与人生功业。
三人在新疆徙居的年限与地点是不一样的。纪昀乾隆三十三年年底来到乌鲁木齐，乾隆三十五年（1770）十二月，得乾隆帝赐还诏谕，第二年二月治装东归，前后共居疆两年多。徐松的谪戍地要比纪昀远许多，谪戍时间也更长。嘉庆十七年，他于洛阳启程，出嘉峪关，过镇西府，远赴伊犁。至此目的地，嘉庆四年(1799)，洪亮吉八月二十八日从京师出发，第二年二月十日抵达，前后凡历160天；嘉庆十年（1805），祁韵士在《万里行程记》中记载自己二月十八日从京师启行，当年七月十七日抵达，共行175天。徐松七月中旬从较京师更为接近西域的洛阳前行，应该在当年内赶到伊犁。据上文所举《原任湖南学政徐松获罪缘由清单》的末句，可知其在嘉庆十七年的十月到达伊犁戍所。
徐松从遣戍地返回的时间，缪荃孙《事辑》记为嘉庆二十四年。依朱玉麒先生的观点，嘉庆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五日晋昌为徐松的释还上奏了《请旨释回事》的奏折，十一月二十三日获得朱批，其返回到伊犁的时间也当在经过一个月左右的十二月底。所以徐松可能是在年底得到赐还的诏书，而于转年的正月启程。因此，徐松遣戍新疆的时间，依清朝的法律，从到达伊犁之日起，至下诏令赐还，即从嘉庆十七年十月到嘉庆二十四年年底，凡七年有余。有人按照徐松被判遣戍出发之日至回到京师之日来计算，则从嘉庆十七年到嘉庆二十五年，可以放宽算成八九年，也可说通。
王树楠在光绪三十二年五月间由兰州启程赴疆，行三个月有余而至乌鲁木齐。他在《陶庐老人随年录》中记：“初余在兰州，遣人迎太夫人已至西安五弟树裳寓所，适简授新藩，太夫人以新疆万里，不能远行，余即驰往陕西省亲，五弟亲侍太夫人至咸阳公所相会，恐到省城酬应太繁，母子不能朝夕安静团聚也。住十馀日，叩别太夫人，至甘即启行，九十馀日，至八月底始抵新疆省城。九月初一日接印视事，具折谢恩。”在新疆，王树楠共度过五年有余。宣统三年（1911），袁大化来任新疆巡抚，王树楠始于八月乘火车离开。王树楠《陶庐老人随年录》载：“袁星南大化来抚新疆，始悉余历年所设施及被劾之故……因坚留余在新，谓将具疏奏留，余再三不肯，曰：家有八旬馀老母，藉此回家团聚，稍尽人子之心，是天假之缘也。余由俄国西伯利亚铁路回京，八月适逢国变，遂避乱至山西。”
新疆古称西域，汉武帝反击匈奴后，西汉置西域都护府，将该地正式纳入汉朝版图，成为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17世纪中叶，沙俄开始侵略我国东北、西北边疆，使地方割据势力恶性膨胀，出现不稳定的局面。早在乾隆十九年（1754）纪昀考中进士时，正值清廷开始用兵新疆。官军势如破竹，成功收复伊犁、库车等地。战争持续了五年，以全面胜利而告终。纪昀当时正供职于翰林院，他曾写下《西域入朝大阅礼成恭纪三十首》《平定回部凯歌十二章》等关于新疆的诗作。这些诗作虽无很高的史料和文学价值，但反映出纪昀对新疆统一事业的关注。
乾隆三十三年，纪昀遣戍乌鲁木齐，距清廷统一新疆已有八年，大规模的战事结束之后，清廷立即致力于新疆的军事、经济建设，原为准噶尔游牧草场的乌鲁木齐，迅速变为一繁华之地，时称“繁华富庶，甲于关外”。依清制，废员至戍所，“文职交文员收管，武职交营收管”。纪昀抵乌鲁木齐后以废员身份在地方官府中充任书记，“鞅掌簿书”“草奏草檄”，虽然仅有两年多的生活，却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印象。他一方面深入地观察当地的风土、制度、民俗、物产等方面情况，又在与乌鲁木齐各级军政官员及军士、民户、废员、遣犯等社会各阶层的往来中，获知许多在征战和屯垦时期发生的事件的始末。这一时期纪昀写成的《乌鲁木齐杂诗》，以及以后陆续写成的《阅微草堂笔记》中有关新疆的部分，许多是当时新疆边地生活的真实写照，是研究乾隆中期新疆社会的重要资料，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徐松在新疆的八九年间，足履山川，口访佚闻，又参阅大量档案资料和历史文献，撰成西北史地学巨著《西域三种》，包括《西域水道记》《汉书西域传补注》《新疆赋》三书，世称“徐星伯先生著书三种”“大兴徐氏三种”，从而奠定了他在同时代文人中的卓然地位。依缪荃孙撰《事辑》所载，徐松于嘉庆十八年(1813)抵达伊犁戍所后不久，便撰成《新疆赋》，第二年又在第二次担任伊犁将军的松筠(1752—1835)的委托下，对汪廷楷(1760—1831)、祁韵士(1751—1815)的《伊犁总统事略》进行重修。接受任务后，徐松便不畏天寒路遥，终日在天山南北跋涉，《西域水道记》《汉书西域传补注》两书即成于此间。缪荃孙所撰《事辑》曾记：“（嘉庆二十一年）正月五日，度木素尔岭，由阿克苏、叶尔羌达喀什噶尔，假馆参赞公所。秋，复还伊犁。先生携开方小册，置指南针，记山川道里，下马录之；至邮舍，则进仆夫、驿卒、台弁、通事，一一与之讲求，经年，风土备悉。撰《西域水道记》五卷、《汉书西域传补注》二卷。”《伊犁总统事略》的重修直至嘉庆二十五年（1820）十二月才完成，新登基的道光皇帝见后十分高兴，特赐《新疆识略》之名刊行。该书的纂修者虽署松筠，徐松也因之得到皇帝的召见，被赏授内阁中书之职。重归于京师，徐松“文名益噪，海内通人游都下者，争以一见为荣。泰兴陈潮、乌程沈圭、平定张穆辈，时时就松，烹羊炊饼，置酒大嚼，剧谈西北边外事及汉唐以来地理，订讹纠谬博辨以为乐，若忘乎当日身在患难中者。海内言地学者，群推为巨子”。新疆的一段特殊谪戍生活，为徐松在我国文化史上的地位添加了极为靓丽的一笔。
新疆域内，引起徐松浓厚兴趣并可成为他考证材料的风物极为丰富。如他性好钟鼎碑碣文字，因为可资考证经史文字。在出嘉峪关西行进入新疆东界镇西府时，他手拓东汉裴岑记功碑；嘉庆二十五年二月自伊犁归，经库舍图岭，又手拓唐姜行本记功碑；访破城得唐金满县（故址在新疆吉木萨尔）残碑造像碣；过莫高窟得武周圣历李君重修莫高窟佛龛碑。这些材料都是在内陆很难见到的，无疑可使徐松的识见得到很大的提高。
王树楠很早即开始关注新疆问题，如他在《陶庐老人随年录》中所记，光绪七年（1881），俄人交还伊犁，改定相互间的条约与章程、偿还赔款、立约勘界等事；光绪三十一年（1905），他与人论西北大局，建议“宜密与英立约通商，以为制俄之计”，并上疏历陈兴国靖边之策，鲜明地提出：“为今之计，惟有内修政治，以备绸缪未雨之谋，外结强邻，以联休戚相关之谊。新疆之政治既如彼矣，自今厥后，请饬下抚臣改弦更张，选知耻之将，练有用之兵，举不贪之吏，以恩信结土民之心，以诚让弭边人之衅，广开农田水利以及金、铜、铅、铁、盐、皮、棉花，药材固有之物产，次第兴办，以便民用，以裕国储。此虽论治之常谈，而实救时之要务。”以上的这样一些观点，都不乏真知灼见。
王树楠入疆后，除推行许多有利于地方经济发展的新政，还为地方史志的编撰工作所吸引，为之付出很大心血。当时边陲新疆的方志极少，只有残留下的唐朝开元时期所成的《西州图经》。王树楠入疆的第二年，即吸纳人才，主持纂修《新疆图志》，其所撰《陶庐老人随年录》于光绪三十三年下记：“新疆僻处中国西偏，蒙、哈、缠回种类庞杂，通知汉人文字者甚稀，自开辟以来文献寥寥，无可征信。时桐城方绎民希孟、醴泉宗芝洞伯鲁随长庚将军出关，霍邱裴伯谦景福谪戍新疆，皆方闻博雅之士。余于是创修《新疆图志》，设局于藩署之西偏，志例皆余手定，分门纂辑。余无他嗜好，公馀之暇，借此消遣而已。”修撰此志，为王树楠嗜好之所在，其出色的才华、学识、学风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和运用。他高度重视徐松的《新疆识略》，以为“惟徐星伯谪戍伊犁，走遍天山南北两路，记其山川道里，著《新疆识略》，为详确也”。此外，在纂修过程中，纂修者还主要参考了《史记》《汉书》《隋书》《唐书》《元史》《明史》《资治通鉴》《西游录》《三州辑略》，以及纪昀所撰《阅微草堂笔记》等59种典籍。
《新疆图志》是自1886年新疆正式建省以来第一部省志，此志共160卷，200余万字。王树楠除任总纂，还亲自撰写了《新疆国界志》16卷、《新疆藩部志》6卷、《新疆山脉志》6卷、《新疆访古录》1卷、《新疆礼俗志》1卷、《新疆兵事志》2卷、《新疆小正》（又名《新疆物候志》）1卷等十余种。此书体例完备，内容翔实广博，全面反映了清代新疆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自然地理、物产风俗等各个方面的情况，被称为清代新疆的“百科全书”，梁启超誉之为清代方志中“由名儒精心结撰或参订商榷”而“斐然可列著作之林者”。
三
远游与思乡——别样边塞的豪放与悲怆
在清代，相对京畿之地而言，新疆偏处西隅，地广人稀，仅有乌鲁木齐、伊犁等一两地较繁华，更多的地区则人烟稀少，自然条件艰苦。宣统元年（1909），王树楠记当时的状况如下：
新疆地广人稀，种族庞杂，衣服、饮食、语言文字无一与汉人相同，汉人除商贾而外，大半皆流氓游勇，既无恒产，又乏识字之人，一州一县之地，往往广有千里，荒山戈壁，居其大半。其有居人之处，或数十里或百余里，始见三四人家，与内陆成村成聚，群相萃处者，迥不相同。
这样的情景，使人们很容易将之与古代的边关、边塞相连。
我国古代一直不乏歌咏边塞的文士。唐朝文士投笔从戎、随军从征者较多，因而他们的诗文中所展现的西域风情具有亲历色彩，如王昌龄、高适、岑参等，其中岑参两次从军西域，最远处到达天山轮台；高适亲赴河西战场，对安西大都护府治下的西域多有关注；王昌龄登第之前，也曾赴西北边塞。至元明两朝，西域边塞诗文随着中央政权重新获得西部地区行政管理权而复兴，元朝契丹诗人耶律楚材随军西征，留下一批描写西域风土人情的诗歌；而明朝在新疆留下较有影响力诗文的，则是陈诚、克新等外交使者。他们因奉朝廷之命出使西域，在留下《西域行程记》《西域番国志》等游记资料外，也留下不少描述新疆风土的诗歌。
前朝这些入疆文人可归纳为从军征型与使臣型，他们或宦游，或从军，或考察，留写下不少风格奇崛、特色鲜明的诗文。然而，这两种类型的文士都有因本职身份造成的缺陷，缺少与本地人员的深度接触，入疆行迹难以广泛，描述风情较为单一。而清朝，入疆贬谪型文士颇多，这一类型的文士多有良好的文学素养，在贬谪、流放新疆的过程中善用文字抒发自己的所见所想，并以实录的精神记载下西域见闻，纪昀、徐松都是这样的人物；王树楠虽非贬谪、流放，但其在新疆长达五年多，较之贬谪、流放的文人，他生活条件更为优越、活动更为自由，对这里了解的深度和广度也更非昔日文人所能比。
此三位京畿才子怀着不同的心态，来到一个共同的地域，面对有着共同特色的山川风物，都写下数量不等的文学作品，内中所体现的情感和寄寓也是复杂而多样的。
徐松被谪入疆时，年仅三十一岁，是三人中入疆年龄最小的；他谪戍的地方在伊犁，是三人中被徙最远的；他在疆八九年，还是三人中时间最长的。但是，年轻使他内心更多阳光而少畏惧和忧愁，并且在那里他连续遇到了对他十分赏识的伊犁将军晋昌、松筠和长龄。徐松早年即有志于撰写地理书籍，受松筠所托重修《伊犁总统事略》，使他早年的志向找到了新的发展根基和路径，这使他的徙疆生活变得十分充实而不乏愉快。如此的感受和心情时时溢于他的笔端。《西域水道记》是他最有代表性的著作，这虽是一部翔实精严的地理书，却也不失为一部优美的散文集，正如日本学者榎一雄《关于徐松的西域调查》一文所评：“《西域水道记》并不是像它的名字那样令人感到枯燥无味的书籍，它随处记述了打动文人徐松那纤细的感触的西域风光，是一本文学味很浓的书。”在这部书中，有两段分别记徐松与晋昌、长龄一起围猎出游的情景，内中写道：
己卯（嘉庆二十四年)之秋，余随将军晋公昌字晋斋，校猎于此，营合围会，离散别追，径峻赴险，越壑厉水，箭不苟害，弓不虚发，长杨羽猎，未足为侈。迨乎弭节，返次旃庐，和门所向，临乎哈什。……层嶂衔日，晚照薄林，余复与布君褰衣蹑磴，徙倚山腹。晋斋将军篮舆相就，料数茶枪，指挥谈麈，清言毕景，无负溪山矣。
清流瀫瀫，交覆浓阴。余于役回城，暮春三月，新畴方罫，稊柳缘塍，柴扉映溪，红杏成雨，每日与武进刘曙、休宁许心田联辔纵游。彼土耆老，来饷果饵，枕流藉草，吟咏忘归。长公龄或款段来就，并坐小桥，使童子杂收花片，自上游放之，为御沟红叶之戏。斯亦域外稀踪、征人佳话矣。
此两段文字简洁流畅，生动自然，在如诗如画的风景中，满含与晋昌、长龄等人的真挚情感。此外，他还写了著名的《新疆赋》，用韵文体记叙乾隆以来在新疆平定战乱、开疆拓土的功绩，对新疆统一于祖国的历史及其沿革、新疆的南北二路山川地理、民族风情、物产资源进行了宏丽的铺排与歌咏，文字优美，想象丰富，深得时人喜爱。
纪昀入疆时是四十四岁，风华正茂，正值春风得意之时。事发前他本拟被授贵州都匀府知府，而乾隆帝爱其才，破例命加四品衔，留任为左春坊左庶子，不久后又擢翰林院侍读学士。意外地被谪戍，丝毫没有打破他对未来的憧憬，被别人视为寒冷曲折的征程在他眼内却是阳光充盈的坦途。在刚入疆后不久写给儿子的信中，他说：
今幸叨祖宗福庇，一路惠风和畅，好鸟呼名，看山不厌马行迟，洵可乐焉。出关改乘骆驼，长行戈壁径一百二十里，满目黄沙，绝无寸土，宛然别一世界。……孰知行抵乌鲁木齐，直令我喜极欲狂，其地泉甘土沃，市肆林列，较之天生墩，直有天堂地穴之差。余得蒙将军温公优待，留居署中，襄办案牍，馆舍在署园中。花草繁盛，有江西蜡，五色毕备，朵若白杯，葳蕤如洋菊，余家别墅中，殊少此佳种，拟收其子，得便寄归，来春栽种，待余归来，与尔共赏之。余在口外，反较居京华畅适，尔毋须为我憔悴也。
文中虽含有作者安慰劝解亲人的善意，但在很大程度上应是真实感受。
《阅微草堂笔记》是纪昀最有影响力的代表性巨著，写作于他离疆十八年之后，前后断断续续共历九年而写成。全书共含有关新疆题材的作品近百则，其中《滦阳消夏录》28则、《如是我闻》24则、《槐西杂志》15则、《姑妄听之》16则、《滦阳续录》12则。①作品内那些涉及新疆的材料，大多源于纪昀的直接回忆，这在书内各部分的小序中屡有言及。如《滦阳消夏录》序言：“昼长无事，追录见闻，忆及即书，都无体例。”《如是我闻》序言：“因补缀旧闻，又成四卷。”《槐西杂志》序言：“因置一册于是地，遇轮直则忆而杂书之，非轮直之日则已，其不能尽忆则亦已。”《姑妄听之》序言：“今老矣，无复当年之意兴，惟时拈纸墨，追录旧闻，姑以消遣岁月而已。”《滦阳续录》序言：“或忽忆旧闻，拟补前编。”这些说明昔日新疆的生活及山水风物是一直刻印于他的记忆之中。
纪昀谪戍新疆时的诗歌作品见收于《乌鲁木齐杂诗》，共160首，这些诗作被认为是“真实而全面地展现了18世纪中后期西域边塞地区的生活画面，是绝妙的边陲风俗画卷，甚至可称之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以诗歌形式写就的有关西域风情之微型百科全书”。集内的作品，虽均为纪昀谪戍边塞时所写，但绝少感伤怨艾、孤寂凄苦之情。他眼中的乌鲁木齐是“耕凿弦诵之乡，歌舞游冶之地”，这里龙沙葱雪，烟平草翠，别有动人的景致和诗意，使人流连忘返。如他写沟屯内的村居：
鳞鳞小屋似蜂衙，都是新屯遣户家。
斜照衔山门半掩，晚风时袅一枝花。
春天撒种之景：
十里春畴雪作泥，不须分陇不须畦。
珠玑信手纷纷落，一样新秧出水齐。
鲜花的姣好可爱：
千瓣玲珑绿叶疏，花头无力倩人扶。
因循错唤江西蜡，持较东篱恐未输。
这些诗句都准确把握到日常生活中的自然之美，并将闲适旷达与热爱之情融会于内，让人真切感受到诗人对谪居之地的情感。
和徐松、纪昀相比，王树楠入疆之时的年龄是最大的，已经是五十四岁。在这个不能算年轻的年龄，能入疆做一省主管财政、赋税、经济的重要官员，对于一直胸怀大志、心思报国的王树楠来说，不啻为一个可大展宏图的良机。因而，他的心内并没有任何落魄失意，而有着较徐松、纪昀更为鲜明突出的豪迈自适与激昂慷慨之气。
《新疆图志》为王树楠所总纂，其中有十余种为他所亲自撰写。在那些浩繁的文字之内，对新疆山川风物的叙写，也不乏徐松、纪昀作品般的精彩段落。如《山脉志》对果子沟的几处描写：
果子沟，谷长七十公里。……谷中跨水架桥四十有二，峭壁夹道，苍松据崖，山鸟飞鸣，林木阴翳。入伊犁者，驿程经此，塞沙眯目，顿觉清凉。迨乎初冬，雨雪填谷，行踪断绝，又以是为险隘也。
奇绝仙境，如入万花谷中。值冬，浓碧嫣红，不可得见，而沿山松树，重叠不可计数。雪后岩白松苍，天然图画。古径幽折，泉溜清冷，二十里中，步步引人入胜。果子沟，四月间，百花竞放，异鸟成群，鸣声上下。过其下者，遇风日清华，辄有出尘之想。
果子沟，两山矗立，松树参天，中有涧溪一道，迤逦盘区，小桥四十二道，石壁巉岩，青绿相间，人在画中行，山景之佳，甲于关外。……但见松林茂密，野兽奔驰，冰塞长沙，雪满群山，为平生所仅见。
在这样的文字之中，透露出他对新疆这片土地的热爱，有着与徐松、纪昀同样的情怀。
王树楠入疆还写下大量诗作，悉见于《陶庐诗续集》卷三至卷九中的《出塞集》《北庭集》《休否集》三部分。在这些诗作中，为徐松、纪昀诗文作品中所少见的那种激昂慷慨的燕赵之气甚显浓郁，凸现出与前代边塞诗人相近的风格。如《出塞集》第一首《寄别十二弟》：
相去日以远，长途休自嗟。
天山五月雪，瀚海万年沙。
有弟能将母，生儿傥克家。
攀条一回首，关柳绿初芽。
（卷三）
又，《出嘉峪关二首》其一：
长佩剑嵯峨，凄凉出塞歌。
雪添红水阔，风入白杨多。
汉使乘槎去，胡儿牧马过。
秦城尽头处，落日望交河。
（卷三）
又，《哈密道中七首》其一：
倚天剑气冷如冰，四顾山河感废兴。
拓地已通西域马，搏天休笑北溟鹏。
（卷三）
此类诗作气韵沉雄，意境阔远，有前代边塞诗那种苍劲挺拔，又少他们那种“春风不度玉门关”的悲怨，可令读者深切感受到从作品深层所迸发出的英雄豪气与磅礴之力。
在王树楠的这类作品中，还常萦绕着诗人对时光易逝、功业难就的慨叹。如他曾于诗内咏道：“人生草草几春秋，死思裹革生封侯”（《中秋夜月天山放歌行》）、“落叶秋风水不波，树临边塞受霜多”（《迪化道中》）、“何年凿天险，南北通阻绝”（《过天山峡》）、“六十光阴若掷梭，客中赢得鬓霜多”（《庚戌除夕》）等等。从而更增强了此类诗歌的沉郁苍劲特色，兼具韩愈的雄恣、孟郊的凄苦、李贺的警丽。
思乡是人类特有的情感，并成为文学反复吟咏的一大母题。远在万里之遥，对家乡产生思念是自然而正常的，纪昀身处康乾盛世，文禁严酷，且在疆时间不长，因而他的思乡之情表现不多，即使偶有表现，也是在小说中通过谈异说怪故事曲折地表达，在诗歌则消解在美好欢愉的吟咏之中。如他在《乌鲁木齐杂诗》中有两首诗写道：
到处歌楼到处花，塞垣此地擅繁华。
军邮岁岁飞官牒，只为游人不忆家。
万里携家出塞行，男婚女嫁总边城。
多年无复还乡梦，官家犹题旧里名。
诗内的“游人不忆家”“无复还乡梦”，都是诗人思乡情感的显明淡化。
徙疆八九年的徐松，虽然对新疆有许多美好的描写与回忆，但其思乡之情还是涂抹不去的，如《西域水道记》卷四在叙及巴勒喀什淖尔（今巴尔喀什湖）的沙图阿璃军台时有一段描写：“余乙亥岁除，宿于兹台。台倚水侧，隔岸葱郁，谷口东眺，远见格登。雪气不寒，柽桦萌茁，毡庐烛灺，残杯不干。涧声淙淙，胡歌四面，岁暮峥嵘，泣数行下。异乡之悲，至斯已极。”这是徐松遣戍伊犁第三年（嘉庆二十年，即1815年）时所记，寥寥数语，情景交融，思乡之苦，溢于言表，很能窥察其内在心态。
王树楠所处的时代，与纪昀和徐松已有很大不同，当时的清朝政府已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内忧外患叠加，身处西陲的王树楠很难心安于此一隅的平定和安乐，他时时思虑着国家和民族的安危，那正是他的乡愁所系。因此，在他的诗作中，浓浓的思乡之情就比徐松、纪昀表现得更为炽热与深厚。如他的《暮春》诗说：“杨柳春风正无赖，桃花流水忽思归。家书万里知何处，望断胡天雁到稀。”《送裴伯谦南归》写：“一夜销魂大刀曲，五城回首暮山苍。遥知一样胡天月，才入阳关似故乡。”《北望》道：“大泽孤臣泪，中原万马尘。乾坤成袖手，北望一沾巾。”《哈密道中》说：“汉家明月入胡天，塞外中秋一样圆。立马天山看北斗，故乡回首独凄然。”思乡，应该说是王树楠入疆诗作中一个十分重要的主题，这也是其能与纪昀、徐松的诗文相区别开来，并深深打动读者的重要方面。
总体而言，纪昀、徐松、王树楠三位京畿文人，因不同的原因而入疆，在那里的所见所闻与独特感受有力促成了他们日后在文化史上的显著成就和影响。在他们的文学作品里，均有对新疆美丽地域风光和安乐融洽生活的描写，而在晚清时局动荡中的王树楠的作品，更具有古代边塞诗那种激昂慷慨、气韵沉雄的特色，尤其是他不少表达思乡主题的作品，情感自然真挚，爱国情怀浓烈，在文学史上具有不容忽视的地位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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