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1964年，我们在京郊怀柔搞“粗线条四清”，在燕山的群峦叠嶂之间，老乡还经常指点当地名胜，如数家珍，说哪里是穆桂英的“点将台”，哪里是杨六郎的“挂甲屯”……
前几年从大同南下五台，车上就有热心人一路介绍“金沙滩”“李陵碑”、杨五郎出家的寺庙，闻名世界的应县木塔，原是辽国的“望敌楼”……
我还曾从承德北上赤峰，一片茫茫草原，有一孤楼高耸，别人告诉我，这就是萧太后当年的“梳妆楼”……
去年到开封，河南的友人自告奋勇充任导游，站在龙亭极目四望，指点着那边是天波门遗址，杨府当年就在附近；这边是“潘杨湖”，潘湖常浊，杨湖长清……
说不完的杨家将。一门忠烈报国事，千古风流说到今。
话说当年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未必没有混一宇内之心，久享太平之志。不料北方强敌环伺，精兵迭出，从辽国、西夏到金、元，使一座“大宋江山”从兴起到衰亡，二百年间竟无宁日。追根溯源，南宋遗民遂以北宋当年不取燕云十六州，视作为祸之始。有宋一朝，素以“勇于私斗而怯于公斗”著称于史，"杯酒释兵权”以后，大概是出于一种文化上的“心理补偿”作用，雕虫小技，无一不斗，如斗鸡、斗茶、斗棋、斗球（即《水浒传》所云高俅得官之途）、斗跤（即相扑）等等，竟相争艳，可谓另出手眼，别创新风，还不必说斗权斗势，倾轧钻谋这些历代朝政的“题中应有之义”，更是斗得有滋有味，较之前代官场花样翻新，可谓“出於蓝而胜于蓝”。唯有疆场驰骋，两军交身一道，则负多胜少，终至灭亡。待至中原沦丧，南渡以后，平话大兴，其中说开国大将，中兴名臣者尤尚奖饰武功，如赵匡胤“千里送京娘”（后演变为《飞龙传》）、狄青的“五虎平西”、韩世忠击鼓战金山，精忠岳飞，以至《宣和遗事》中宋江等三十六人“横行河朔”，无不极尽褒美，我想，这同样也是另一种“文化补偿作用”。
明乎此，则杨业及其子孙戍边抗辽，前仆后继的史实，就更应当是话本戏曲的绝好题材了。比如《宋史》所载杨业“屡立战功，所向克捷，国人号为“无敌”，，“辽人望见旌旗即引去”的威武；“业力战，自午及暮，果至谷口，望见无人（按指预先约定潘美应发之夹击援兵)，即附膺大恸，再率帐下士力战。身被数十创，士卒殆尽，业犹手刃数十百人”的勇猛；“马重伤不能进，遂为契丹所擒，其子延玉亦投焉。业因太息曰：‘上遇我厚，期讨贼捍编以报，而反为奸臣所迫，致王师败绩，何面目求活耶？乃不食三日死”的悲壮；以至“业既殁，朝廷录其子供奉官延朗为崇仪副使，次子殿直延浦、延训并为供奉官，延怀、延贵、延彬并为殿直”，则杨业之七子皆报效朝廷的异数。杨业死后，延昭（即延朗，避宋真宗时赵玄朗讳改此）又“智勇善战，所得奉赐皆犒军，未尝问家事。出入骑从如小校，号令严明，与士卒同甘苦，遇敌必身先。行阵克捷，推功与下，故人乐为之用。在边防二十余年，契丹惮之，目为“杨六郎”’，颇有父风。延昭卒，其三子传永、德政、文广亦录官，其中文广因功“袭衣带马，知泾州镇戎军，为定州路副总管，迁步军都虞侯。辽人争代州地界，文广献阵图，并取幽燕策。未报而卒”，也是秉承祖父遗志，至死犹不瞑目的人。(以上引文俱见《宋史》卷二百七十二《杨业传》）
余嘉锡先生在抗日战争期间有感于此，作《杨家将故事考信录》时说：
“余以为杨业父子之名，在北宋本不甚著，今流俗之所传说，必起于南渡之后。时经丧败，民不聊生，恨金人之侵扰，痛国耻之不复，追惟靖康之祸，始于徽宗之约金攻辽，开门揖盗。因念当太宗之时，国家强盛，倘能重用杨无敌以取燕云，则女真蕞尔小夷，远隔塞外，何敢侵陵上国。由是讴歌思慕，播在人口，而令公六郎父子之名，遂盛传于民间。”(《余嘉锡论学杂著》下册421页）
如果此言不差，那么，杨家将故事所以起于宋元平话杂剧，而后在晚明形成长篇讲史遗义，后来又在清末民初戏剧舞台大放异彩，汉民族的民族思想感情作为大的思想文化背景是有相似相通之处的。尤其宋明理学倡“尊王攘夷”之正统，则有所谓“夷夏之大防”的观念横亘胸中，到了本世纪五十年代，《四郎探母》还被以“宣扬投降主义”之罪名。而《四郎探母》毕竟是清代出现的剧目，实际上还是表明“身在曹营心在汉”的。
山西电视台曾两次将杨家将故事搬上银屏，这一次由张绍林导演的三十二集连续剧明显地灌注进了历史精神和现代意识。全剧结构宏大，场面壮观，美工讲究，在把握悲剧气氛和传奇色彩方面，也体察得出总体美学追求，是一次很有意义的努力。
首先在主题提炼上，这部连续剧突出了”忠烈忠义“，又力图对此作出新的理解和解释。据说过去戏剧舞台有副对联：“薛家将，杨家将，每每女将擒男将；唐朝臣，宋朝臣，往往奸臣害忠臣”。“忠”的观念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伦理之一。古人说：“忠者”，中也。至公无私。天无私，四时行；地无私，万物生；人无私，大亨贞。忠也者，一其心之谓也。"（《忠经·天地神明章第一》)可知“大公无私”才是“忠”的本意，而所谓“固君臣，安社稷”的“忠君”思想，不过是这一观念在当时时代社会条件下的逻辑延伸。杨家将的传说故事突出地表现出杨门一家“为大公而舍私忿”的美德，“忠奸”之分，实基于此。如作为全剧前半部(3—— 15集）结构性故事“潘杨讼”的起因发展，就是由潘仁美为子争应州主帅而设擂，继而因七郎打死潘豹而结恨，以至不顾大局，按兵不救两狼山，逼死杨业，挟嫌公报私仇，射死七郎，并进一步利用权势迫害杨家。而后半部的线索则围绕谢金吾小人得志，王钦若居心叵测，而佘太君、杨六郎等深明大义，不计前怨，一再忍辱负重，慷慨赴敌展开的，最终以“十二寡妇征西”作为悲壮结束。这就突出了以“忠公”和“奸私”之间的矛盾，并在实际上构成了全剧思想内涵的核心，而“视死如归”的壮烈以及“前仆后继”的义勇，自然是只能与“忠公”联系在一起的观念。本剧《导演阐述》中“忠臣良将尽管屡遭嫉妒、陷害，但最终青史留名，丰碑不倒，一切权奸、昏君虽狂妄一时，称王称霸，但最终要被绑到历史的耻辱柱上”的意图，也由此在总体构思上得到了实现。
尽管中国历史上忠义人物极多，但杨家将故事传说的最大特色，是“一门忠烈”，这和前述史籍所载杨业“七子皆封”有着直接关系。杨氏家族子孙众多，在重视血缘关系的传统社会里，最易调动母子兄弟夫妻感情，是很能“出戏”的。杨门女将的故事虽然主要是明代演义中依次添加出来的，但在后世戏剧传说中却大放异彩，成为“巾帼英雄”的代表。
传统戏剧中有所谓“间色”的说法，如孔尚任在《桃花扇纲领》中在各个角色后面注明“正色”、“间色”、“合色”、“润色”的不同，以标明“男有其俦，女有其伍”，以造成人物性格和彼此关系配置方面的错综和过渡，这本是传统绘画中造成色彩错综过渡的术语，也是”角色”之谓“色”的缘由。三十二集电视连续剧《杨家将》一方可注意运用类似方式区别身份、地位相近人物的性格，如导演设定杨家八子中大郎老练，二郎拘谨，三郎寡言，四郎优柔，五郎沉雄，六郎干练，七郎暴烈，八郎机灵，就是在原有戏剧性格“间色”基础上作出的“再诠释”。围绕家族环境，又突出表现了佘太君做为母亲及家族代表的复杂感情和崇高胸襟。对母亲的系念是六郎私下三关，四郎心怀故国这两段重要情节的感情依托，同时又为浓墨重彩刻画佘太君这个家喻户晓人物拓展了较为充分的空间。应该说，张登桥塑造的老年佘太君之雍容大度，深明大义，是得到大多数观众的认可的。
时至今日，中国早已是由五十六个民族组成的和睦家庭，即便契丹作为民族不其内，但历史留下的各民族之间的恩恩怨怨如何看待，如何表现，却是当代文艺工作者处理历史题材时需要慎重对待的问题。从前戏剧舞台上的“杨家将”系列，都是单本戏，没有也不可能从总体上把握这个故事传说的“大结局”。这部连续剧以宋、辽之战作为历史大背景和故事情节的“载体”，反映出这个特定时期连年战争给以杨氏家族和萧氏家族为代表的两个民族带来的惨重伤亡和苦难，最后在“罢干戈，养生息”上达成了共识作为收煞，应该说是既符合历史大真实，又切合现代民族观念的一种新理解。在萧太后的形象塑造上，这部剧用了较多的篇幅进行新的创造，既突出了她的心雄才智谋略，又表现出她复杂矛盾的感情，也给人留下较深的印象。
但是这部戏也有明显不足，比如它是以“在创作走向上我们突出两个字——传奇”和“带悲剧色彩的历史正剧”（导演阐述）作为整体风格样式的。当然，杨家将故事的悲剧因素本来极浓，在传统剧目中《李陵碑》等即以苍凉悲壮见长，尤其是在新编历史剧《穆桂英挂帅》、《百岁挂帅》中又发挥尽致。但不可忽见的是在另一方面，杨家将戏剧中出现了大批喜剧剧目，如《寇准背靴》、《打焦赞》、《穆柯寨》、《三岔口》、《杨八姐游春》等，包括新编綦》、《三岔口》、《杨八姐游春》等，包括新编将系列戏曲中，寇准、焦赞、孟良、杨排风、穆瓜等角色，基本上都是以喜剧人物的面目出现的。这里面自有耐人寻味的地方。《红楼梦》是一出公认的悲剧，可是其中不少情节却充满着喜剧色彩，如凤姐捉弄贾瑞，象王善保的在抄捡大观园结束时却自打耳光，都令人宛尔而笑，却依然不掩其悲剧本质和批判锋芒。悲喜剧因素的穿插运用，不仅造成情节跌宕起伏，在观众的观赏心理上具有重要的调剂功用，而且在塑造人物形象的多样化和多面性上也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清代戏曲家李渔深谙此中奥妙，曾有“重机趣”之论，以为“机者，传奇之精神；趣者，传奇之风致。少此二物，则如泥人土马．，有生形而无生气”，又论“科诨”说：“插科打诨填词之末技也。然欲雅俗同欢，智愚共赏，则当在此处留神文字佳，情节佳，而科诨不佳，非特俗人怕看，即雅人韵士，亦有瞌睡之时。”(《闲情偶记》）电视剧尤其是家庭大众艺术之翘楚，此中道理更应注意。我觉得，喜剧因素在这部剧中被大大削弱了，即使个别地方有所表现，但也未能上升为总体构思的组成部分，是一遗憾。此外，宋代特有的民风民俗如能稍加穿插点染，亦能使全剧避免“一线到底”，加厚文化背景，增添一些机趣。有些情节有断续之痕，如穆瓜突报杨六郎、杨宗保尽亡，佘太君百岁挂帅的结尾，由于缺少“临去秋波那一转”，达到全部情节高潮后的一些铺垫，略嫌突兀。
话说回来，电视剧和电影同样都是：“遗憾的艺术”，但山西电视台既然已有一个好的开头，相信今后必能更进一步，为观众拍出思想艺术水准更高的好作品来。
作者介紹：胡小伟(1945年8月-2014年1月20日)，四川成都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曾任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副会长，2005年退休。担任过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员、文化学者、中国文联民间文艺家协会关公文化专业委员会主任。致力研究小说史及中国文化史以及中国传统与现代化关系研究，涉猎广泛。在海内外文学术刊物发表出版论著近400万字。多年来与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上海东方卫视等多家媒体历史文化类栏目合作，担任策划、撰稿、嘉宾、特邀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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