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湖大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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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文化和文字(一)
說到修正南師講記的書籍,古國治老同學已經加入修訂的工作,並且從他整理的兩本書開始了。
為什麼連老古的書都需要修訂呢?最根本的原因是,在老師帶領同學們奮鬥的過程中,專業人少,多數是業餘熱情效力老師的,連最重要的校對工作,都沒有專人負責,因為沒有錢,請不起。
就拿「人文世界」來說吧,那是四十二年前(一九七一)的事了。雜誌只賣八元一本,可是統一公司的林蒼生先生立刻送來四萬元贊助。這四萬元可以印一萬本了,而我們只印了兩千本。好在無人要稿酬(老師也不要),靠這筆款項才得以繼續出版。林先生後來對老師的文化事業捐助不斷,前幾年看到林懷民的一篇文章,才知道林蒼生早年還是一個文藝青年呢。
五年後(一九七六)古國治奉老師之命成立了老古出版社,當時只有他和李淑君二人,另有三兩個同學,都是外行的年輕人抽空來幫忙,大家都沒有薪水。
又過兩年多(一九七九),古國治結婚了,要找工作賺錢養家,才離開老古,投入職場。此時老師也結束閉關,開始管理老古,又辦了十方書院,在這段時間內,老師曾請過一個專業校對。
老師在六年後(一九八五)赴美,老古公司由陳世志負責,直到一九八八年才離開。在他負責的三年之中,出版了很多書,老古轉虧為盈,是他的功勞。但是有些書,不免有欠缺嚴謹之處,需要仔細訂正。舉例來說,《易經雜說》這本書,原是蔡策整理的,在陳世志離開前匆忙印行,後來只得煩請易學專家閆修篆老友義務幫忙,仔細訂正修改有五六次之多,才在意義方面減少差錯。
再說老師的課程,包羅學問實在太廣,有時必須專業知識才能校對,這也是困難之處,不是文字好就能整理講記的。我整理老師不少講記,常常遇到有費解之處,需再三考量,以免錯解。
所以,我所整理的老師的書,都是經過老師過目的。有一次老師說:「不必看了,你怎麼對自己沒有信心啊?」意思是說,我寫的沒有問題。我回答老師說:「不是沒信心,是不願負責」。我心裏想,老師看過後,如仍有錯誤,那就不是我的問題了。
其實,我是沒有信心的,因為學養不夠,有時很難確定老師講的真正涵意所在。如果是一篇文章,除了字句外,還有字裏行間的深意;如果是整理講話錄音,那就更加麻煩了,常會把意思弄反。
現在有許多人很有自信,又熱心想與大眾分享,就把錄音整理成文字公諸於世,卻不知道大家正在替他捏把冷汗呢。
還沒有說完,下次再說吧。
文化和文字(二)
上次說到整理老師的講記常有錯誤,在早期最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我們這些糊塗學生,都認為老師講的絕對不會錯,所以沒有去查核資料。
其實,由於老師腦海中的資料太多,太複雜了,免不了時有張冠李戴,人事倒置以及口誤的情況發生。又因為大家都是義工,沒有專業訓練的背景,自然會產生誤差。
最可笑的事就是,現在網路上查資料,有些竟然是出自南懷瑾的書,而偏偏就是老師的口誤。
老師講課時常引用古人的話和詩詞,又因為老師對於作詩是優等之中之優,所以也常將古人的詩改一兩個字,認為比較更貼切,所以就變成引用錯誤了。
其實古詩詞的流傳,常有不同版本,費大勁考據出來的,也只能說大概不錯罷了。
大約一兩年前,老師看到一篇文章,其中有一句「助紂為虐」的話。老師立刻說:「不是助桀為虐嗎?什麼時候變成『助紂為虐』了啊?我小時候唸的書都是『助桀為虐』啊」。
我當時就回答老師說:「我小時候唸的可是『助紂為虐』」。
其實夏桀與商紂王都是暴虐的人,不管是助桀或助紂,都是一樣暴虐,意思都一樣嘛!大家習慣不同,言辭有別而已。所以看老師的書,能注重涵義才是重要的。
關於老師書的問題,到了二○○五年開始,就大大的改進了。具體的說,是從《莊子諵譁》這本書開始的。
二○○五年,我秉承老師的意旨,到了廟港,開始整理老師講的《莊子》。從二○○五年,直到二○一二年老師辭世,這七年間,總算把老師所講重要的典籍都完成了整理,大多數已出版。
在這個時期,得力於不少同修同學的助力,才能減少錯誤,完成工作,所以天下許多事不是一個人可以做成的。又因為其中的許多不確定,隨時可以得到老師的解答和教導,工作才得以順利進行。新書在大陸的簡體字版,起先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後來改在北京東方出版社陸續出版,都是老師選定的。
九○年代初期,老師在香港看到「十方」雜誌有關「唯識」方面的文章後,特別打電話給我,老師說,不可以整理他所講的唯識。
老師為什麼這麼說呢?當時我也有點納悶;我猜想,唯識學是一個很嚴重又重要的學問,老師在對大眾講這個課時,大概是方便說法為主,所以,總說是唯識研究,不是講解。這就更說明老師對文字,對學術的慎重和嚴謹了,哪像現在的人那樣自信,那樣自滿。老師常常告誡大家,小心!不要以好心得惡果。因此,我始終沒有整理老師講的唯識,當然主要原因是能力不夠,更重要的是,老師沒有許可將他的錄音變成文字,所以我才會聽到唯識就頭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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