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明达：谈谈“武艺”如何走向了“武术”

武艺”之走向“武术”，是一个逐步完成的漫长过程。实际这一转捩早在明末清初就已见端倪，至清代中后期渐渐演化成为潮流，开始出现义理与技艺互为表里、融会发展的拳派，当时多称之为“门”。“门”的称谓与明代拳种或拳派明显不同，有些“门”的名称具有了儒、释、道的哲理特点，如形意、太极、八卦、通备等；有些则依托民间神秘信仰如白莲教、天地会以及历史悠久、影响深远的少林寺等。传统武艺正是在以“拳”为中心的门派潮流中，一步步走向现代武术。

晚明清初，以“拳”命名的武术门派在南北各地均有所见，乃至于流传海外。门派规模不一，渊源杂乱，在后来的竞争发展中发生消长起落，有的兴旺起来了，甚而走出区域，渐渐风行天下，形意拳、太极拳、洪拳等是其代表。有的始终只局促于某个地区，甚至渐渐销声匿迹了，或是泯灭在历史的长河中，或是汇入其他拳派中去了。“拳派化”是古代武艺走向现代武术的重要途径，是值得深入研究的文化现象，我以为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认识其特点：

第一：主要从清代开始，“拳”字的概念升华了，涵盖面扩大，“打拳”、“练拳”、“耍拳”等成了宋元明以来一直流行的“玩枪舞棒”、“刺枪使棒”的代名词，传承久远的“枪棒武艺”终于被“耍拳舞棒”或“学习拳棒”所取代。

“学习拳棒”曾屡屡出现在康、雍等朝的官方文件中，表明官方对这个流行词语的认同。晚清曾经试图以传统武艺打败洋枪洋炮的义和团运动，史称“庚子拳乱”或“拳变”，其源头可以追溯到康、乾年间的民间拳棒活动，与嘉、道年间的梅花拳有直接关系，梅花拳则由河南、山东的“义和拳”演变而来。“义和拳”由单一拳种走向混合拳种，除去其中的政治因素，也清晰地显现了“拳”的概念的延展变化。

第二，传统武艺自古以兵器为主体，源于“手搏”的拳法地位不高，基本上属于业余民间的次军事技艺，比之兵刃击刺技艺，伤害较小的拳法具有更多的游艺性质，是“初学入艺之门也”。

是故，明清武艺图籍以《耕余剩技》、《手臂录》为代表，都只谈兵器而不谈拳法，唯独戚继光《纪效新书》有《拳经捷要篇》一卷，引人瞩目，影响深远。但戚氏本人晚年重新编订《纪效新书》时，竟将《拳经》删除，显然也是因为拳法是“无预于大战之技”，只有活动手足、惯勤肢体的价值而已。后来，火器崛起，冷兵器日趋衰落，拳法却勃然大兴，兵器不得不逐步让位给拳法而屈居次要地位，二者的主从关系发生转换。同时兵器的群体结构也发生变化，许多早就被历史淘汰了的古兵，以及各式各样的民间杂兵纷纷以“十八般武艺”的名义登场亮相。实际上，其中多数已不再具备兵器特质，只是一种夸示古老与展现新奇的表演性的“武术器械”。新兴的拳派多用“拳”字概括了属于本门派的器械，比如名叫“太极拳”，其中就包含了枪、剑技艺，只有单独演练时才叫太极剑、太极枪。一般来说，拳术的门派特征会明显一些，器械则共性更多，特别是枪、刀、剑、棍四门器械，门派特征并不很明显，有些“特征”只是矫揉造作而已，并无实际意义。我考察过分属不同派的枪法，基本上都出自明清的六合枪法，可谓同源异流、大同小异。

第三，拳法的技术核心也发生了变化。

戚继光《拳经》讲拳法的几个要点中最强调的是“拳打不知”，即“迅雷不及掩耳”的疾速效应。先父也经常提醒我们：“疾上又加疾，打了还嫌迟！”毫无疑问“快”是技术核心，“快打慢、长打短”是中外一切搏击技艺普遍意义上的法则。然而，后来的多种拳派虽然也讲这些法则，讲速度、力量和灵巧的综合发挥，但往往更侧重于“劲道”的掌握和表达，甚至强调以慢制快、以柔制刚的特殊效应，把非普遍的理论提升为普遍原则，本质上是突出门派特点，是突出特殊的“拳理”。“劲道”的要点是对某种特殊力量运行规律的努力追求和成功表达，这种追求和表达让练家意趣盎然，在曲径通幽和无止境的探索中感受“练”的快意和“打”的臆想，对练习者确有很大吸引力。特别对那些早就与强弩劲弓、金戈铁马相去遥远而又念念不忘“书剑精神”、“琴剑情怀”的士大夫而言，这种含蓄高雅的运动方式很合口味，是故龂龂探讨，乐之不疲。总之，“劲道”不以胜败输赢为最高标准，而是以享受演练情趣为主旨，即使是精心设计的对抗性运动，本质上仍然是一种可以点到为止、心领神会的“技击游戏”。各种体质体能的练习者都可以量力而行，或刚或柔，或紧或慢，在拟似较量中品尝“打”的乐趣，又可以以“内家拳”高自标置，似乎比“其法主于搏人”的“外家拳”更显高明。尽管许多练家并不愿意公开承认这一点，总是把特殊的击技功效说得神乎其神，而本质上与真实的搏击毕竟不是一码事，终究不可同日而语。

第四，“拳”的兴起，拉动了“套子武艺”的发展，使套路成为最广泛最受欢迎的武术传习模式，从而大大增加了武术的受众面，武术的健身愉情价值突显出来，套路的结构和风格也趋向多元。

套路的出现应该很早，除了训练、传授等原因外，我相信一开始就有“舞”的因素，有自娱娱人的情趣追求。但，在临战实效是武艺核心价值的古代，“套子武艺”有其显而易见的局限性，生存空间有限，却能绵延不断，一直存在下来，就因为它有一定的生存空间，有生存并发展的社会需要。早在宋代，街巷闹市就有武艺表演活动，如“使棒”、“使拳”之类，所表演的应该就是“只好看，上阵无用”的“套子武艺”。军旅中也会有，只是上不了主位，只能依附存在，直至明代中后期，仍然经常遭到排斥和禁约。

古代的“套子武艺”虽经常遭受虚花之讥，我相信仍然比较质朴，不会完全丧失实用的本色，这从明代拳法资料中可以看见。当冷兵器快步走向衰微，传统的军旅武艺锋芒不再，“拳”登上武坛主位之后，“套子武艺”便正大光明地活跃起来。不但一切武艺都主要用套路形式来表达，最重要的是拳术套路有了理念上的突破，在新兴武学义理的引领下，套路有了许多创新模式。虽然依旧把击技功效摆在第一位，实际上“劲道”成为不同拳派最重要的旨趣所在，这就表明古典武艺已经终结，古老的中华武艺正式进入了“武术”时代。

需要再强调一下，主要在清代，武术家们从不同的社会本位与武学义理出发，推动“武艺”向“武术”转化，也就是将以技击功效作为核心的古典武艺推向以“游艺”价值——即体育娱情价值——为核心的现代武术。我曾经将这一过程称之为古代武艺的“体育化进程”，这不是没有道理，但更恰当的说法还应该是“武术化进程”。如同我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之路漫长曲折一样，武术化进程本质是这门古老文化现代化转型进程，同样也漫长而曲折，一直到今天还不能说已经成功完成，因为还有许多根本性问题没有解决，理论上也是歧议甚多。所以还需要在继承与创新之路上继续探索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