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八年前的那一天，二十四辆满载着学生的车队离开了我们熟悉的校园，越开越快。车外，巍峨的群山重峦叠嶂，连绵起伏。天空中的阴云淹没了阳光，风声乍起，细雨蒙蒙。汽车驶出上百里路后，车上渐渐地安静了，再也没有人说话，也没有人唱歌了。风声中夹杂着抽泣，雨珠混合着泪珠开始在腮边滚落。
临行前的那一幕幕犹在眼前：在锣鼓喧天、口号振耳的操场上，老师们挨车找着自己心仪的学生，反复嘱咐和叮咛，不舍地在尽最后的责任；家长们帮着孩子提着箱子，拎着包袱，爸们满脸忧愁，妈们含泪担忧。我们那时还意识不到这将是自己人生道路上的重要时刻，不少人还沉醉在脱离父母和老师管教后的自由与轻松，快活无比。汽车在大喇叭传出的“运动员进行曲”的乐声中，在夹道惜别的人群中，我们雄纠纠、气昂昂地离开了学校，离开了家……
每一个岔路口，车队就开始分流，渐渐地，最后只剩下四台卡车在山路上疾驶了。第三天的中午，汽车终于驶到了目的地。根据安排，我们这些同学就将分散在这一片地区内的几十个生产队里。我们从车上下来，发现广场上除了我们这些新到的知青外，几乎没有本地人，只有几个小孩正围着运送我们的大卡车，好奇的东张西望，想象中欢迎我们的人群没有出现。大家将行李从车上搬下来，都堆放在地上，然后恋恋不舍的与同行三天的驾驶员们一一话别。汽车慢慢的开动了，最终在我们的视野中消失了。至今我还记清楚的记得那几位老师傅眼里饱含着的泪花。
有人通知，生产队的干部们正在开会，我们就在广场上等。差不多半个小时左右，会议散了，生产队的队长们陆续来到广场，各自领走了分到本队的知青。最后，广场上就只剩下我们11名分给7小队的知青了。大家围站在行李旁，像一群迷途后等待父母认领的孩子，内心忐忑不安。好在等了不久，我们也被接回到了队上，并且和房东见了面。
我的房东姓霍，五十多岁，我们叫他霍大伯。霍大伯的儿子收工回来后，我们准备开始吃晚饭。突然，一个衣衫褴褛的中年妇女走到饭桌前，面无表情，双眼呆滞的盯着我看，让我不寒而栗。
霍大伯对她很凶，连骂带推，将她推了出去。饭后，我借口有事离开霍大伯家，来到大院里的刘队长家，向刘队长讲了这件事。刘队长告诉我，那个女人是霍大伯的妻子，是个疯子，虽然有时愿意骂人，但是从来没有做出任何过分的举动。我一听此话，死活都不敢在霍家继续住了。刘队长也没有办法，就叫我和另外一个知青一起住在大院里的冯大哥家。
冯大哥当年也就二十多岁，比我们大了七、八岁。他是个孤儿，小时从狼口逃生，至今脸上留着一道令人生畏的伤疤，因此还得到一个悲壮的绰号“马狗”。“马狗”是当地人对狼的称呼——当然这是我以后才知道的。
冯大哥很贫困，房子很少。房的上部是半间小土楼，他睡在楼下，我和另外一个知青睡在楼上。楼上平时是用来堆粮食或杂物的，也就十平方米左右。这里的居住条件显然要比霍大伯家差远了，但是住在这里，内心相对要安稳踏实一些。
当天傍晚，我们十一个知青不约而同地在广场上碰了面。大家十分关切地互相询问，倾诉着各自的遭遇。有的伤感、有的激愤，那几个女知青说着说着，都情不自禁地哭了起来。后来我们几个男知青只好把她们一个个送回各自的房东家里。
夜深后，旷野里寒气袭人。我们好像还有许多诉不尽的衷肠，讲不完的心里话，谁也不愿离开，这是同窗数年从未有过的。但是总聚在野外也不是办法，最后有人提议，不如今晚大家就都在冯大哥家里睡。当我们把这个意思告诉冯大哥时，他很惊奇，他弄不明白，为什么这间又脏又窄的破屋，平时连鬼都不上门的，今晚会招来这么多知青呢？他始终是闹不明白的。
当晚，在一个离家千里之遥的偏僻山村里。我们五个刚刚走出初中校门的十六七岁的少年，互相依偎着在一个不足十平方米的土楼上，怀着对明天的迷惘与遐想，慢慢地坠入梦乡，从此开始了我们苦涩而又令人回味的知青岁月。
【感谢投稿的 李芳荣（四川） 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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