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魂》书评：叫魂，叫出的政治闹剧

文/郑渝川

1768年，清乾隆皇帝弘历57岁。此时，“康乾盛世”景象最为炫目，弘历的文治武功成就甚至超过了他的爷爷康熙皇帝玄烨——全国可耕种的土地面积扩大到了700余万顷，大量的水利工程为粮食产量连年创新高创造了条件，江南商业及手工业的发达程度远远高于同时期世界的任何一个地区，在不断降低征税标准的情况下政府财政收入仍保持连年激增，人口恢复并超过了明朝及之前统治中原的历代中央王朝时的水平。弘历即位后，通过不断征战，压制了边疆地区的叛乱，基本维护了中国的疆土完整——在这样一个盛世，帝王敢于频繁用兵，也基本取得了用兵的政治目的，颇能证明当时的武备尚未衰落。

治理成就如此显著，后人们很容易将这一时期的乾隆皇帝，定义为一个有趣的风流君王。1750年才出生的和珅，经常被后世的编剧作家安排得与弘历年岁相当，再搭配一个1724年出生、晚年才受到重用的纪晓岚，就有了不务正业充任侠客的君臣三人组。在《还珠格格》的版本中，弘历成天陷入跟皇太后、皇后、格格、阿哥、亲王、贝勒瞎胡闹的幼稚宫斗中，如此穷极无聊，好像真的无事可做，天下早已太平。

据史书记载，1768年这一年，天下偏偏就很不太平。一种名为“叫魂”的妖术，在弘历治下的华夏大地盘桓。这种妖术被描绘成，是术士们通过作法于受害者的名字、毛发或衣物，便可让后者发病、为前者操控、死去，其灵魂精气也被前者汲取。叫魂，叫出了一场政治闹剧。

从严打到黑打：“叫魂”妖术让皇帝颜面无存

“叫魂”妖术传言如此无稽，被清朝多地的基层官僚识破，但消息汇集到北京，却引起了弘历的高度关注。很快，一场打击叫魂妖术的专项行动席卷全国，十多个省的督抚官员被要求将科举、漕运、水利等工作都要为此行动让步。弘历是这项专项行动的总指挥，亲自审批基层上报的所有相关信息并作出指示，批评督抚及其属下的地方官员重视不够、能力不足、官官相护，甚至还拿下了贯彻特别不力的一名省级官员。

皇帝直接推翻地方对“叫魂”妖术的判断，给督抚及其属下各级官员施加了强大的政治压力，也直接导致“黑打”的出现——基层官员“听风就是雨”，将原本已澄清的一些“叫魂”妖术传闻再度纳入审查范畴，胥吏偷奸取巧，伙同地痞流氓制造冤案。大量和尚、道士、乞丐及其他游民被指控是操作或操控“叫魂”妖术的成员，被一一搜捕并刑讯，有些侥幸活了下来，还被送往北京或承德（清朝皇帝夏天在承德避暑山庄办公并生活）接受皇帝钦定的军机大臣盘问复核。

弘历最信任的王公大臣组成的军机处，通过各省有关严打“叫魂”妖术信息的整合，以及大臣们亲自盘问复核得出的印象，对弘历当初歇斯底里、上纲上线的判断产生了极大怀疑。但军机大臣们十分为难，因为弘历在此事上发出过海量的直接指示，不仅对“叫魂”妖术传闻给予定性，而且多次严词斥责办案不力的地方官员。美国著名中国学家孔飞力在其所著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一书中，这样描述军机大臣两难的处境：“在这个案子上，他（弘历）不仅已押上了个人的威望，甚至也押上了整个王朝的尊严”。

这起政治闹剧的化解，源于傅恒、尹继善、刘统勋等军机大臣的适时建言，以及弘历本人的觉察，事情责任被推卸给地方官员。军机大臣秘密发给地方督抚的廷寄，以及皇帝名义发出的明发上谕，都认为地方官员没有贯彻皇帝的英明指示，既没有积极清剿，也很没有责任心的厘清传言，因而导致冤案错案的发生。

拙劣妖术，为什么会让“十全老人”感到害怕？

弘历曾自我总结一生有“十全武功”，自诩为“十全老人”。为何他会在57岁的关口，相对而言既算是年富力强，又避免了年轻气盛通常导致的盲目冲动这样一个年龄，将无稽传闻当成一项帝国中心工作，发动整个帝国官僚体系警惕应对，最终上演出一出无聊闹剧呢？

“叫魂”妖术及传闻，皆源于浙江。浙江所属的江南地区，在明清时代，已成为中国经济的重心，高度商业化蕴含的经济力量与这里的士绅传统，很可能构成对皇权的威胁。清军入关并横扫中原、南下江南时，性格温和的南方人曾经组织了惨烈的抵抗，这让历任清朝皇帝既离不开江南，也对这个地区感到本能式的恐惧。乾隆皇帝下江南，说白了，不是为了“把妹”或者向南方富豪索取保护费，而是当真是去做“维稳”评估的，撤掉不懂政治的不得力督抚，换上政治上与皇家保持高度一致的忠诚奴才。按照《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书中的说法，弘历感觉到，“被汉化的满人与腐败的汉人官吏正在携手使大清帝国走上王朝没落的下坡路。叫魂危机为弘历同这种焦虑对抗提供了一个内涵丰富的机会与环境。”

而同期的人口爆炸、粮价飙升，也出现了大量的贫民、游民，尤以江南地区突出——游民阶层中的和尚道士不少，这些人几乎没有拿到清朝主管部门要求获得的度牒牌照，就随意四处流浪，自然是非法的。最让官员们感到担忧的是，有别于地痞流氓或者乞丐，“非法”迁徙的和尚道士很可能利用某种蛊惑民众的观点、法力证明，集聚人心和其他物质资源，形成与官府分庭抗礼的势力。另外，在许多地方的城镇和农村，一些和尚、道士不甘寂寞，随意搭讪良家妇女乃至勾搭成奸，有的还做骗钱买卖，由此招致了民众的敌意。以上这些结合起来，当有关“叫魂”妖术操作、操控的嫌疑者指向“非法”迁徙的和尚道士时，部分基层官员实事求是，澄清了牵扯其中的和尚道士的嫌疑，但这不符合政治需要甚至民众的清算愿望。

孔飞力教授在《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书中，还进一步解释了，“叫魂”妖术让弘历感到恐慌的原因。与世界其他文明、王朝大致相同，中国中原王朝都自称获得了儒家定义的“天命”授权，一个没落王朝若是失去了天命，其信号便是民间的动乱；反之，一个王朝若属天命所系，动乱自会绝迹。孔飞力教授解释指出，妖术可被视为帝王（“天子”）上天崇拜的一个“黑色”对立物，并造成国家应对的两难：如果国家对妖术如临大敌，那么会让一些人觉得妖术确实有对抗皇权的效力，变相赋予其合法性；如果国家不闻不问，那么妖术则会悄悄做大。这就是为什么弘历和他的大臣们，在应对“叫魂”妖术传闻、部署专项行动时小心谨慎的原因。

 

叫魂，叫出了老大帝国的虚弱

明清两朝是中国古代专制统治完善，乃至走到摧毁这个国家活力的极端时期。明朝就出现了体系上宏大健全、条款中琐碎细微的官僚制度，甚至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科学管理的可预期性、可标准化。正因为此，才能让明朝屡出昏庸君王、干政宦官的情况下，维系了数百年的统治。对应来看，清朝的历代君王都要比明朝皇帝英明勤政得多，以乾隆皇帝弘历为代表，他们在保留明朝官僚制度基本特征的同时，进一步加大了皇帝直接干预政事、官员考核等的权力。

弘历意识到吏部主管、地方督抚担负连带责任的官员常规控制特别是考评体系，存在重大漏洞，造成考评沦为“一纸空文”，贤员不被举荐、劣员不受纠察，同僚、上官均是好好先生。弘历痛感官官相护已经发展到，普遍化的忽悠皇帝、搪塞考评甚至伪造政绩的程度。为此，他改进了特殊考评制度，要求地方官员加强密报，皇帝本人会见并与新晋官员交谈以核实考评结论；皇帝与督抚等高级官员之间建立起父子式的亲密关系，不按皇帝要求办事的官员很可能在吏部处罚前直接被皇帝下诏议罪。

在应对“叫魂”妖术传闻的事件中，弘历将各省官员们在缉捕妖术首领问题上的失职，归咎于他们的怠惰、迟疑、对无能属下的姑息，以及江南的腐败、官员个人对君父的忘恩负义。这样的性质确定，可能是有意为之，即弘历借此动摇官官相护的基础，打破官僚们用以有效保护自己和利益相关的同僚、下属的习惯。孔飞力教授认为，“1768年的妖术危机不仅对政府来说是一种紧急状况，而且对弘历来说为他对官僚制度的极深猜忌提供了一个出气孔……常规化，汉化，江南文化的毒化——所有这些都在嘲弄君王的权力。”此事件的结局说明，老大帝国维持到康乾盛世的时候，体制惰性等弊端，已经不是开明君王一个人可以破除的。

“叫魂”妖术传闻，也彻底揭开了盛世威名下空洞化、离散化社会的本来面目。首先，从“叫魂”妖术传闻一个个拙劣荒诞的传闻，在多达十几个省份的广阔区域传播时，尽管基层官僚努力“辟谣”，但民众对这个谣言的信任程度，显然高于官僚的喊话。其次，如《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书中所指出的，但官府认真发起对妖术的清剿时，普通人就有了很好的机会来清算宿怨或谋取私利，“在这个权利对普通民众来说向来稀缺的社会里，以‘叫魂’罪名来恶意中伤他人成了普通人的一种突然可得的权力。对任何受到横暴的族人或贪婪的债主逼迫的人来说，这一权力为他们提供了某种解脱；对于害怕受到迫害的人，它提供了一块盾牌；对想得到好处的人，它提供了奖赏；对妒嫉者，它是一种补偿；对恶棍，它是一种力量；对虐待狂，它则是一种乐趣。”

孔飞力教授意味深长的指出，在一个人口过度增长、人均资源比例恶化、社会道德堕落的社会，人们会对自己能否通过工作或学习来改善自身的境遇产生怀疑，当他们再失去对司法制度的信任后，妖术就会成为权力的幻觉，又是对每个人的一种潜在的权力补偿——“即使叫魂这样的事其实从来没有发生过，人们仍然普遍地相信，任何人只要有适当‘技巧’便可通过窃取别人的灵魂而召唤出阴间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