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后，随着工业革命的不断深入发展，世界海军技术也是突飞猛进，谁是海洋上的强者，谁就是世界的主导者。而在远东地区，随着西方列强的不断东渗，原本闭关锁国的中日两国同样遭到严重挑战，并在西方战舰的炮口下相继打开国门。
此后，中国的洋务新政及日本的明治维新几乎在同时展开，而打造近代意义上的舰队也成为两国共同的追求目标。所谓“一山不容二虎”，加上在琉球等问题上的直接冲突，中日两国争先向西方国家购买军舰，远东的军备竞赛，隐然而生。在这次的竞赛中，尽管日本比中国更早购得铁甲舰，但中国毕竟是大国，财力较之更为雄厚，其后在李鸿章的主持下，北洋舰队急起直追，日本舰队由此被拉开了明显的距离。
1886年7月，北洋舰队提督丁汝昌率领刚从德国回国的“定远”、“镇远”铁甲舰及“济远”、“威远”、“超勇”、“扬威”四舰前往朝鲜东海岸海面巡防操演。操练结束后，“超勇”、“扬威”两舰前往海参崴待命，“定远”、“镇远”等四舰则前往日本长崎进行维修。
“定远”、“镇远”两舰由德国伏尔铿船厂制造，当时号称“全球第一等铁甲舰”。铁甲舰在当时海军中的地位，就像今人眼中的航空母舰，而号称“亚洲第一巨舰”的“定远”、“镇远”也确实非同凡响，二舰长94.5米、宽18米、吃水6米，正常排水量7220吨，其主要武器，4门克虏伯305毫米后膛主炮，更是威力惊人。“定远”、“镇远”两舰回国后，北洋舰队立刻鸟枪换炮，世界排名迅速挤入前八。
由于当时中日两国在琉球、朝鲜乃至台湾问题上多有龉龃，李鸿章此次派出两巨舰前往日本，其中也不乏“震慑吓阻”之意。8月1日，北洋四舰抵达长崎港，在两艘威风凛凛的巨舰面前，前来观看的日本人见所未见，心中的震撼简直无法用言语来表达。可以想象，多数人的心情是复杂的，复杂到可以用“百味杂陈”来形容，那种“羡慕、恐惧、愤懑、嫉妒、仇恨、震惊、自惭形秽、怒火中烧”的滋味，是相当的不是滋味。
常年漂在海上的水手或水兵，上岸后总是喜欢胡闹，北洋水兵们也不例外。8月13日，北洋舰队放假一天，水兵们便借机上岸购物，其中有几个水兵跑到当地妓院玩乐，结果捅下大篓子。
据说，当时因为妓院宾客盈门，生意好得不得了，这几个中国小伙在排队等候时，有个声称是VIP（或是会员）的日本客人不经排队便径直入内，这下惹出事端。一番争执后，水兵们与妓院老板大打出手，砸坏了人家的玻璃和家具，结果把警察给召来，但北洋水兵人多势众，赶来平息事端的日本警察反被打成重伤。
由于情形比较混乱，当时的《长崎快报》是这样报道的：“有一群带有醉意的水兵前往长崎一家妓馆寻乐，因为发生纠纷，馆主前往警察局报告。一日警至，已顺利将纠纷平静，但由於中国水兵不服，不久乃有6人前往派出所论理。非常激动，大吵大闹，引起冲突。日警1人旋被刺伤，而肇事的水兵也被拘捕，其他水兵则皆逃逸。”
当日事件中，一名日本警察重伤、一名中国水兵轻伤，日本人在自己的国土上吃了亏，心中十分憋屈，随后暗中谋划报复。事后，提督丁汝昌也严饬水兵不许滋事，不许上岸，因而14日那天彼此相安无事，事态似乎得到了平息。但就在这看似平静气氛里，15日却发生了一场更大规模的冲突。
15日下午，北洋水兵被许可上岸购物消遣，当天上岸的人数有四五百之多。傍晚时分，早有预谋的数百名日本警察、浪人将各街道两头堵住，突然持刀追杀那些在街上游逛的北洋水兵，而一些当地的日本人也从楼上浇沸水、掷石块，有的甚至也拿着刀棍参与混战。
猝不及防加上没有携带武器，北洋水兵们这次吃了大亏。事后统计，在这次冲突中，北洋水兵当场死亡5名（事后因重伤又死亡两名），40多人受伤；日本警察也被打死1名，受伤者30名，另外当地日本人也有多名负伤。
根据日方制作的《长崎港清舰水兵喧斗事件》的验伤报告，北洋水兵受刀伤的37人，日方为14名，而双方撞伤与打伤的数字基本接近，前者分别为6人，后者北洋水兵7名，日方9民。而据《申报》驻长崎记者的报道分析，日本人吃亏后心存谋害之心，14日就暗中联络并集合了包括士兵和当地浪人在内的一二千人，并由日本警察局配发武器，图谋在次日对中国水手进行报复。北洋水兵的刀伤，大多集中在背后，可见当日被追杀的情形。毫无疑问，这是一起赤裸裸的、有预谋的报复行动。
8月17日，驻日公使徐承祖向日本外务省发了一份照会，称“昨日我水手登岸，八点钟有日本巡查多人，近前挑衅；又有数百名，将各街巷之两头堵塞，逢兵便砍；并有日民千余，各持兵刃乱杀……日本人预存害心，千数百人以刀砍，又于沿街楼上，泼滚水，掷石块，我兵无预防，散于各街头，购物者皆徒手，故吃大亏……”
李鸿章在得知“长崎事件”后，大为愤怒的召见了日本驻天津领事，其中不无威胁的说：“如今开启战端，并非难事。我兵船泊于贵国，舰体、枪炮坚不可摧，随时可以投入战斗”。而在之前，北洋舰队总教习琅威理也建议立刻对日本宣战，炮轰长崎作为报复。
当时的日本，虽说已经开始变法维新，但一个国家不可能在十来年间便完全改变，何况日本还是一个资源贫乏的国家。尽管日本人对“顽固保守”的中国报以蔑视，但当时日本只有3 艘3000吨级的铁甲舰， 而北洋舰队光7000吨级的铁甲舰就有两艘，其他巡洋舰、炮舰、运输舰等，其数量和质量也远在日本之上。
但到最后，李鸿章和总理衙门还是冷静了下来，因为当时中法战争刚结束不到一年，国家财政困难，一下也拿不出那么多钱来动员军队。如果因为“长崎事件”而向日本宣战，势必引发更大的国际冲突，而英法美德等国此时正虎视眈眈，中日两国毕竟一衣带水，当时的关系也没有后来的那样极端对立，开战于人于己都未必是一件好事。在这个前提下，中日双方最后还是决定以外交和法律的形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在各国调停和外交折冲下，中日双方在半年后达成协议，称“争斗事件原为语言不通，彼此误解，遂致互斗死伤”；根据中日之前签订的天津条约，“两国司法部门根据本国法律，各自斟酌处办，互不干预”；最后，就各自的死伤者互给抚恤，日本赔付中国52500元，中国赔给日本15500元，这事算是和平了解，双方互让一步，彼此体面下台。
从赔款上来看，看似中国赢得了这场外交谈判，但如此重大的事件，只赔款不惩凶，也不追究背后的阴谋，显然日本占了便宜。事后，李鸿章也颇有些悻悻然的说：“长崎之哄，发端甚微。初因小争，而倭遂潜谋报复，我兵不备，致陷机牙。观其未晚闭市，海岸藏艇，巡捕带刀，皆非向日所有，谓为挟嫌寻衅，彼复何辞？”
李鸿章派北洋四舰去长崎，确实有的“炫耀武力”的意思，但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北洋舰队的两艘巨舰对日本人民族心理产生了极大的刺激。经过这次事件，日本的反华仇华情绪反而进一步高涨，从军国主义分子到普通老百姓，都对北洋舰队充满了敌意。在他们看来，外国水兵喝醉了酒来本国滋事，最后竟然要本国赔款，这种愤恨和受辱感，自然很容易便被煽动了起来。
在这种情绪的感染下，“大力发展海军”成为日本国内的共识，“一定要打败‘定远’”也成为了日本海军的目标和口号。就连日本的小孩子，他们当时最流行的游戏，就是分成两组，一组扮成中国舰队，另一组扮成日本舰队，进行捕捉“定远”、“镇远”的战斗游戏。
日本的反华情绪在日本政府的鼓动下，很快变成了赶超北洋舰队的动力。“长崎事件”结案不过一月，明治天皇便颁发敕令:“立国之务在海防，一日不可缓”，随后拨出内帑30 万日元，作为海军的补助金。
之后，明治天皇又发布敕谕，决定在其后6年中每年拨出30万日元，并从文武员的薪金中抽出1/10作为造舰费缴纳国库。首相伊藤博文也发表演说，呼吁国民捐款捐物，缩衣节食，为日本打造一支更为强大的海军。在这场献金热潮中，日本在半年之间便筹集了两百多万日元，连天皇的老妈阿巴桑，也捐出了她仅有的两件首饰。
尔后，日本政府更是不顾财政困难，逐年增加海军经费并发行巨额公债，其数量几乎超过其财政收入的三成。如1886年，日本发行了1700万日元的海军公债，而在1889年，日本的海军军费已接近1000万日元。1888 年后，日本开始了的大规模购舰、造舰进程，六年间便添置军舰12 艘，总计新添海军吨位近18000吨。
到甲午战争前夕，日本海军主力舰总吨位已达到37000吨，大大超过了北洋舰队主力舰总吨位（不到30000吨）。而就在这关键的六年间，北洋舰队原地踏步，竟未购一舰一炮，“排名前八”的辉煌，早已是昨日黄花，甲午战败之因，尽在其中矣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