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反对称“万岁”
1912年4月20日，孙中山从上海乘“联鲸号”军舰抵达福州。该舰停泊于马尾港后，当时福建省都督孙道仁上舰迎接，请孙中山换坐小船到市区南台登岸。
不料，孙中山拒绝下船，并生气地说：“刚才江面小船有‘欢迎大总统’、‘孙大总统万岁’的纸旗，这太不像话了！共和国总统一经御任即是平民，怎么还可称‘总统’？至于所谓‘万岁’，本是历代封建专制帝王硬要臣民称颂他的。你们现在如不取消那些纸旗，我就不下船！”
孙道仁惊惶不已，连声谢罪，并立即叫人把小旗改成“欢迎孙中山先生”。这样，孙中山才出舱换乘甲板船上岸。
“孙大总统也是人”
一天，孙中山到同盟会总部去讲演，不坐汽车，步行前往。走到总部门口的时候，被卫兵拦住，不让进门。卫兵说：“今天孙大总统要来，闲人不得入内。”
孙中山微笑着对他说：“大总统也是人，是人民的公仆，怎么他一来，就不许别人进去了呢？”接着，他慢慢地拿出名片来。卫兵一看“孙文”两字，惊惶万状。孙中山和蔼地点点头，走进门去。
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后，护卫队长郭汉章请求终身跟随孙中山。孙中山说：“我从四月一日起已是老百姓，不能再有什么侍从队长，你是国家军官，就该服从政府调配，跟黄兴同志一首工作。1913年3月25日孙中山决定倒袁，与黄兴、陈其美、居正、戴季陶等合影
我的“八字”
1913年9月初，由袁世凯控制的北洋军攻陷了黄兴镇守的南京，孙中山领导的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了。袁世凯立即下令通缉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孙中山不得不避居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继续奋斗。
当时，两位曾经追随过宋教仁(宋于1912年3月在上海被袁世凯派人刺死)的上海朋友也抵达日本，专程到东京拜谒孙中山。据说，他们善研相术、命理，曾卜算过宋教仁将有厄难。因担心孙中山也会遭遇不测，故此想为孙中山推算“八字”。
孙中山知道他们的来意后，慨然地说：“毋须烦劳两位操神，我已算明自己的‘八字’啦。那就是：打倒军阀，革命到底!”
孙中山见他俩一时回不过神，就哈哈大笑道：“朋友，难得千里迢迢而来。今天我也送给你们一个‘八字’：百折不挠，挽救中华!”
这两位来自上海的同胞，深深地为孙中山在困境中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所折服，表示回国后一定遵循孙中山的“八字”教导，继续从事革命工作。
另有一种说法是：
当时，追随孙中山革命的一些同志，对革命前途感到迷惘，其中有几个自称会推算“八字”的人，很想知道孙中山出生的年、月、日、时，以便推算出孙中山什么时候才能否极泰来，打倒袁世凯。于是他们委托和孙中山一向交情甚好的马世伯去问孙中山。
孙中山听了原委，又气又好笑，他严肃地对马世伯说：“你们年轻人，为什么也迷信‘八字’这一套。难道我的‘八字’不好，你们就不想革命了？你回去告诉他们，我的‘八字’就是‘打倒军阀，继续革命’！”
“我爱亲人，更爱真理”
孙中山和宋庆龄结婚8年后的一天，孙中山在他上海的住所第一次接待了他的岳父宋耀如。宋庆龄无比激动地迎接了父亲，父女两人高兴极了。在孙中山的礼让下，宋耀如落座沙发，可他开口却说：“密斯特孙，我不是来认亲的，我是老同盟会员，也算是国民党的元老，是来向本党总理进谏的。”孙中山听了感到莫名其妙。
原来宋耀如是受国民党一些元老之托，前来询问孙中山是否真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并进行劝阻的。孙中山立即给了他肯定的回答。宋耀如听后反感地问道：“你把自己新倡导的三民主义置于何地?”
孙中山解释说：“这是从过去拜欧美为师的教训中总结出来的经验，民族主义就是不受异族统治，苏俄革命后，列宁立刻废除了沙皇强加的各种不平等条约，待我平等。实际上列宁主张共产主义的初期目标社会主义，和我的三民主义天下为公极为相似。”
听了这些解释，宋耀如不但没有接受，反而吃惊地问道：“这么说，你是决心要联合苏俄、联合共产党罗?”
孙中山答道：“是的，国策既定，泰山难移。”
宋耀如发火了，他腾地从沙发上跳了起来，用手指着孙中山说：“孙文，你变了，真没想到你变到如此地步!”
孙中山平静地说：“我惭愧变得太迟了。我们从青年时代就为民族、民生、民权三民主义而并肩奋斗，但时至今日，民国还只徒具虚名。”
宋耀如又用谣言来质问孙中山：“外面盛传你要加入共产党，难道真的?”
孙中山说：“如果代表大会不赞成我的三大政策，我就解散国民党，自己去加入共产党。”
宋耀如见孙中山坚持三大政策那样坚决，知道劝说无望，只得悻悻而去。
难得团聚的亲人就这样不欢而散，宋庆龄有些不好受。孙中山喃喃自语道：“我是否太不近人情?”
宋庆龄含泪道：“先生，我永远和您在一起。”
孙中山说：“我爱亲人，更爱真理。”
青少年叶剑英
叶剑英，1897年4月28日出生于广东梅县雁洋下虎村的一个贫苦人家。父亲叶钻祥和母亲陈秀云先后生下8个孩子，有4个未及成年就被病魔夺去了生命，叶剑英勉强活了下来。父母按家谱给他取名叫叶宜伟。
在叶剑英7岁时展现了两条路：是继续在家当父亲的小帮工，还是走出家门读书？为此，父母很犯难：叶家三代没有读书发迹的，宜伟天资好，想送他读书闯出来，但是拿什么交学金呢？母亲说，再难，也得让阿伟读书。
1904年，叶剑英进了雁洋堡古玉泉私塾，一年后转入怀新学堂读新学。贫家出秀才，他知道求学机会来之不易，学习更加用功。
叶剑英11岁时，家境稍微好转，父母就送他到离家5公里路的三堡学堂读书。1912年，他以“最优等”成绩毕业，考入东山中学读书。
1915年，18岁的叶剑英离开东山中学，边帮父母料理小店铺的杂事，边坚持自学。之后，他到新群小学教书，很快成为最受欢迎的教师之一。
日子一天天过去，但填补不了心中难言的空寥他想到省城甚至京城深造，掌握救国救民的本事，可艰辛的家境成了他实现理想的羁绊。母亲看出他的心思，就劝他莫担心家里事，继续读书，学有所成。
叶剑英想到四个伯父都在南洋，便提笔给在马来丁亚的伯父们写信。三伯父之子叶宣桐从南洋回了信，同意他出洋谋生。
叶剑英在南洋伯父家住了一年多，并在那里考取了云南讲武堂，他将小名“宜伟”改为“剑英”。经过两年半紧张的军校生活，叶剑英在1919年底结束了学业，回到故乡。
阔别四载，母子相逢，激情满怀。母亲搂住儿子左右端详。此时的阿伟已是体格魁梧、英俊威严的军官了。
“阿伟，你再不走了吧？”母亲说。 叶剑英
“不走了，在家服侍阿姆、阿爸。”他说。
“阿伟怎能留下来呢？他已经是国家的人，军务在身，不能不走的呀！”卧病在床的父亲咳嗽着，向妻子数落着。
家里实在太需要人照顾了，可是国难当头，一个有为的青年又怎能在家过安生日子？夜深人静时，叶剑英坐在母亲身边，回忆儿时往事：“我记得好多故事，您讲的岳母刺字的故事，印象最深了......”
母亲更想听儿子在外闯荡的故事。于是，他从南洋华人挨阔佬的白眼，讲到外国人如何欺负中国人，中国的官僚军阀又如何欺骗老百姓，孙中山又如何发起辛亥革命，又领导二次革命，救国救民，振兴中华。眼下国家有难，每一个热血男儿都要像岳飞那样精忠报国......
听儿子谈着，母亲开通了，说：“你走吧，好在我苦惯了。”
没有多久，叶剑英到福建漳州投奔孙中山组建的建国粤军，后随军收复广州。1921年春，父亲未见到儿子就病故了。
叶剑英护卫孙中山
1922年4月，孙中山从桂林回师广东，以韶关为大本营，准备改道北伐。
这时，孙中山开始想到组建海军陆战队。谁来领导这支装备精良的部队呢？孙中山想到了他的随员叶剑英，决定由这位英武果敢、年轻干练的军官担任海军陆战队营长一职。
叶剑英被任命为海军陆战队营长时年方25岁，当时陆战队粮饷、煤水都没保障，时局复杂，矛盾重重。叶剑英临危受命，沉毅果敢，到任不久即率部乘“宝壁”舰，随江防舰队护卫孙中山。
孙中山从韶关前线回到广州不久，陈炯明便伙同叛军4000人，于1922年6月16日凌晨3时左右，发动了蓄谋已久的武装叛乱。
万分危急之中，江防司令陈策和叶剑英等人一起，冒着枪林弹雨，护卫着化装成一名医生的孙中山，直奔驻长堤天字码头的“宝壁”舰，然后改乘“永丰”舰（后改名“中山”舰），前往黄埔避难。
为讨伐陈炯明，6月17日下午，海军陆战队官兵在营长叶剑英率领下，登乘“宝壁”舰，紧随孙中山所乘的“永丰”舰，会同“豫章”、“楚豫”、“广玉”等舰，由黄埔港出发，顶潮浩浩荡荡地向广州市区附近的白鹅潭方向直驶。可是，当舰队前进到白鹅潭附近时，由于卫戍司令魏帮平未能如期率部策应海军行动，致使舰队突然遭到叛军的伏击。
密集的炮火中，孙中山所乘“永丰”舰被打穿了几个洞，“宝壁”舰也中了炮弹。在这生死攸关之际，叶剑英沉着地指挥海军陆战队队员作战。他手握机枪，同陆战队员们一起向叛军猛烈地还击。“宝壁”吸引了叛军的火力，为避免更大的伤亡，孙中山乘机率舰队撤回了黄埔。
七月初，由于时局的变化，加上舰队没有一个安全可靠的锚泊之地，孙中山便决定率舰队冲入省河，进驻白鹅潭。后来由于孤军无援，孙中山不得已于8月9日离开广州，前往上海，另谋进取。叶剑英也被迫暂避香港。
孙中山在广州蒙难的55天时间里，叶剑英一直率部守护着他。
叶剑英去苏联学习
1925年，身为东征军第二师参谋长的叶剑英率部进攻梅县县城，之后奉命任梅县县长。
叶剑英在梅县忙于公务，挤点时间回雁洋探望母亲，后又接母亲到县城，亲自照料生活尽孝心。不久，因第二师师长张民达落水遇难，叶剑英又不得不返回部队。直到1927年冬，广州起义前才得以回到母亲身边小住几天，给阿母一点安慰。这时他已经是中共地下党员了。
广州起义失败后，叶剑英装扮成铁路工人潜入香港。敌人在广州和梅县到处搜捕他的亲友，母亲在小儿子叶道英陪同下，秘密转移到香港。
唯恐为照顾母亲，全家搬到香港大埔墟一个住处暂时安顿下来。母亲虽不知儿子从事党的秘密工作，但看他日出夜宿、东躲西藏的，暗暗求佛保佑他平安……
1928年秋，党组织派叶剑英去苏联学习。叶剑英与母亲难舍难分，母亲也在暗暗流泪，但她反倒让儿子早点启程：“阿伟，住在香港提心吊胆，还是早点走吧。到外面事事多加小心，常捎个信来，我也就放心了……”
孙中山的首任卫兵长是个苏联元帅
1923年，孙中山在桂林建立了一支强悍的卫队，首任卫兵长竟是苏联红军的元帅加伦将军。
在中国国民党“一大”之前，孙中山就努力发展与苏联的关系。布尔什维克党及政府为了支持中国革命，便派遣红军B．K．布留赫尔元帅率红军军官代表团前来中国，帮助孙中山建立国民革命军。这位元帅，人称“加伦将军”，是苏俄国内战争中的著名英雄，苏联红军第一批元帅之一。20世纪30年代末，他曾担任苏联远东特别红军司令员，在指挥对日作战中功勋卓著。 1924年5月，孙中山出席黄埔军校开学典礼
加伦将军及其代表团一到桂林孙中山的大本营，便晋谒孙大元帅。他俩谈话进入正题后，就谈到了警卫武装问题。
加伦说：“大元帅的警卫是自己挑选训练的吗？”
孙中山回答：“不是，是军务部门派来的。”
加伦将军随即谈到布尔什维克建立自己的武装工农红军的情况，并高度评价了这支军队在革命战争中的作用。
孙中山听了加伦将军的话后，很受启发，当即表示，要使北伐革命成功，一定要有一支强大的党军。接着，加伦将军建议说：“要建立党军，应从你的卫队开始。从今天起，我便是你的卫兵长，我们代表团的红军都是你的卫兵，我率领他们给你站岗警卫。然后，我亲自挑选500名卫兵加以训练，练成之后再来接替我们的岗位。”
加伦将军说干就干，当天便做了孙大元帅的卫兵长。后来，他在拥护孙大元帅的各军中挑选了多名精干的士兵，并亲自任教官，直到这支卫队与他们代表团接岗时为止。
孙中山的三位传奇保镖
孙中山的一生曾多次历险，但每次在保镖的护卫下都化险为夷。其中有三位保镖最引人注目，他们是号称“革命女侠”的尹锐志、尹维峻姐妹及英籍加拿大人“双枪将”马坤。
哈同花园击灯救驾
尹氏姐妹是光复会成员、秋瑾的战友。武昌起义爆发时，孙中山正在欧洲进行革命宣传和筹集捐款，听到起义爆发的消息后，立即兼程回国，于1911年12月25日到达上海。孙中山抵达上海的消息传到南京后，独立的各省代表一致推举他出任临时大总统，组建中国临时政府，与清廷对抗。
孙中山到达上海后，沪军都督陈其美立即下令军警加强警戒。1911年12月25日下午，陈其美获悉有人要行刺孙中山，他马上告诉孙中山的两名保镖尹锐志、尹维峻姐妹严加防范。
25日下午4时，孙中山准时到达哈同花园，身边跟着一名文静的女秘书（尹锐志），女秘书身后跟着一侍女装束的小姑娘（尹维峻）。宴会在和谐喜庆的气氛中结束。宾主稍事休息后即步入演出厅看戏，孙中山和陈其美并肩在前排就坐。尹锐志在孙中山身后就坐；尹维峻像个欢快的小鸟到处跑，与人交谈。当演出进入高潮时，演员来了个武打的特技动作，引起全场观众的热烈掌声。在喝彩声中，尹锐志突然拔出手枪，将舞台上的两盏大吊灯击灭，这时只见尹维峻飞身蹿上舞台，擒住了扮作演员的刺客。
夫子庙擒“水鬼”
1912年1月1日上午，孙中山在南京通电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下午他带领一名文职秘书信步走出总统府，沿街体察南京城中的民俗风情，不知不觉便随着人流到达了南京城中的繁华区夫子庙。在夫子庙的商肆群中，孙中山登上了一张椅子，发表了他出任首届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的首次讲演。
此时尹锐志、尹维峻姐妹也正在秦淮河畔浏览南京市貌，听到街谈巷议皆是孙大总统只身一人正在夫子庙演讲......怕发生意外事件，她们也当即赶往夫子庙。
尹氏姐妹是着洋装的女士，又正值芳龄，漫步南京街市很是显眼。三名清军水营的散兵（南京市民称之为“水鬼”），一直尾随其后。色狼们虽然不怀好意，也不敢放肆行事。这三个家伙官阶最高的是个哨官（连长），身上藏着一支左轮手枪；第二把手是个老棚长（排长），善使状元梅花笔，有点武术根基；年纪最轻的是个“骁勇”，是个亡命之徒，会点手脚，绑腿中总是插着把匕首。三个色狼正犯“色眩”，突然见街头人流拥向夫子庙，又听说孙大总统正在街头演讲，于是由“色眩”变成了“官眩”，认为若是能刺杀孙中山，清廷一定会论功行赏，加官晋爵，说不定能戴上红顶子，穿上黄马褂。接着三人便对刺杀行动进行了计划和分工。
这三个“水鬼”是广东人，自认为用广东方言在南京街头交谈无人听得懂。没想到尹氏姐妹听得一清二楚。她们互相使了个眼色后，尹维峻赶紧尾随“骁勇”而去。尹锐志绕了个圈迎着哨官和棚长走过去。两人正在为行刺的先后谈不拢，突然见尾随多时的“洋美人”迎面走来，不由得又犯了“色眩”。就在这一刹那，洋美人突然双手齐出，猛地夺下了哨官的六响炮和棚长的状元梅花笔，仅交手几个回合，便将这两个家伙击败。
尹维峻紧跟在“骁勇”后面，见这位亡命徒慌不择路，在人群中东推西撞，打量其身后，确是个身大力不亏的壮汉，像个练家。她便在心里暗暗盘算，还是智取为上策，于是乘其不备，把这位“骁勇”绊倒在地。这家伙已被红顶子、黄马褂“眩”得昏头涨脑了，爬起来又往前窜，大有顾前不顾后之势。尹维峻到达夫子庙后，见孙中山演说已经结束。这时“骁勇”突然窜出人群，但看见孙中山后却又转头就跑，像失了魂一样。尹维峻紧随其后追了下去。原来二小姐绊倒这个“骁勇”时，就取下了他的匕首。当他昏头涨脑地挤进人群，冲到孙中山面前准备动手行刺时，才发现绑腿中的匕首早已不翼而飞，于是魂飞魄散，调头就跑。尹维峻不动声色地跟了下来，这位“骁勇”看来真是有勇无谋，竟然直接跑回自己的窝藏地江源货栈。
后被尹氏姐妹带军警来了个一窝端。黄兴此时正任临时政府陆军总长，得知尹氏姐妹的事迹后，称二女士为“革命女侠，民国功臣”。
“洋保镖”马坤
英籍加拿大人马坤（英文名是莫里斯．科恩），是20世纪初站在中国人一边的为数不多的白种人之一，也是孙中山保镖中的佼佼者。
1922年12月13日，科恩如约来到孙中山家中，向孙作了自我推荐。科恩凭借着他优异的推销员的魅力，抓住了这份他想得到的工作。那就是给这位他敬畏的中国领袖担任保镖。孙中山任命他为副官，并采纳了科恩这个洋名字。后来科恩又被唤作马坤，这个名字叫起来更像中文发音。
到孙中山家里拜访的人会经常发现，孙在屋里常穿一件传统长袍。主客落座后，孙中山会叫人上一些中国烟草和纸烟，一些水果和一壶茶。而在外面的过道里，马坤持枪而坐，准备处理任何麻烦。
随着时光的流逝，马坤已熟悉了他的工作，了解不同的访客，倾听他们在孙中山书房中的动静。不论什么时候，只要有客人来（有时一天会来几十位客人），他就开始观察他们的脸和穿着以及他们的行为举止，以便这些人下次来访时能认出他们。
马坤被孙夫人所深深吸引，他像注意孙先生那样仔细地看护她。宋女士对他的尽职尽责很欣赏，她逐渐信任并喜欢他。1923年，孙中山和部下在赫纳岛上挑选了一栋水泥石大楼来住。马坤总是穿着他那套惯常的浅色西服、领带，戴上太阳帽，坐在柳条编的扶手椅上。
任命贺龙为旅长
贺龙在1916年，曾与孙中山组织的中华革命党人有接触，并参加革命活动。1922年夏，他出任川东边防军警备旅长，驻兵涪州。就在这年秋冬，他派出周参谋持信来上海与孙中山联系，并表示愿间竭力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
当时，陈炯明发动的反对孙中山的反革命叛乱尚未平息，处在困难中的孙中山，见到从千里以外来到的贺龙的使者和书信非常高兴，便给贺龙写了回信。信中说：
“边徼久戌，艰苦逾恒，而壮志不逾，忠诚自矢，此真可为干城之寄，当勉望于无穷者也。......我驻闽各军实力充裕，稍事休息，即须出讨。驻桂之张、朱各军，现已下迫梧州，西江震动，陈逆料难久逭。切望秣厉待时，共勘大难。”
1923年孙中山决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并积极筹备北伐。11月25日，孙中山以“大元帅令”，任命贺龙为四川讨贼军(即北伐军)第一混成旅长。贺龙接受了孙中山的任命。并在北伐战争开始后，率部出川，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
一只金怀表
中国国民革命的斗争正在紧张地进行着，孙中山为使亲密战友廖仲恺工作方便，将一块怀表赠给他。廖仲恺为让其子继承革命事业，不久又将它留给了廖承志作纪念。廖承志视如珍宝，一直把它带在身边。
1932年廖承志不幸被捕，与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中共党员郑思群一起关在上海监狱。在共同的斗争中，他们结下了浓厚的革命友谊。郑思群经党组织的营救，不久获释。廖承志不知自己有无获释的可能，便将这块怀表转赠给郑思群，并说明它的来历，勉励他坚持革命斗争。
郑思群带着这块怀表经过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浴血奋战，身负重伤。在任何艰苦的斗争中，这块怀表一直陪着他，鼓励着他。
九十年代，郑思群(原重庆大学校长)的爱人吴耕书献给了重庆市博物馆。
一元钱学费
有一次，戴季陶有意去欧美留学，而行囊羞涩。他请求孙中山资助他出国深造。孙中山立即应允，从兜里掏出一块银元递给戴季陶：“收下吧，做个学费。”
戴季陶以为对他开玩笑，说：“太少了，你还是大方一些，多资助一点。”
孙中山笑道：“这就足够了。你拿这一块钱去虹口看一场外国电影，不和走马观花去外国留学一趟差不多吗？”
至此，戴季陶方明白中山先生的一片苦心。
中山装的设计及寓意
1911年底，辛亥革命胜利，孙中山归国，曾在荣昌祥定制过几套西服，穿着满意。
位于上海南京路西藏路上的荣昌祥呢绒西服号，是上海第一家男式西服店，创设于1910年，业主是出身于裁缝世家的浙江奉化人王才运。
有一天，孙中山带来一套日本陆军士官服，要求以士官服为基础，依照他的意图，做一套直翻领有袋盖的四帖袋服装。
接受这一任务的是越南华侨巨商黄隆生先生。
辛亥革命胜利后，国民革命面临着新生政权的建制问题，对衣冠服饰也要制定有关穿着的规定。黄隆生根据孙中山的指示，在士官服的基础上设计而成，取名中山装。由荣昌祥缝制出了第一套中山装。
中山装因其造型大方朴实，结构严谨持重，在1929年被定为政府官员的礼服。当时在宪法中明确规定，凡特、简、荐、委四级文官宣誓就职时，一律要穿中山装，春、秋、冬三季用黑色，夏季用白色。中山装之所以成为行政官员的礼服，除了与孙中山的倡导有关之外，还与中山装特有的形制及寓意有关。
从形制上来看，中山装收紧颈部的衣领是一种压力与危机的象征；前襟的四只口袋标志着礼、义、廉、耻的儒教思想，袋盖做成倒山形笔架式，称为笔架盖；门禁有五粒钮扣，象征五权宪法（五权即“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权”）；袖口的三粒钮扣则寓示着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原则。
中山装从整体上看，严谨、平实、端庄，给人以信心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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