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人不疑”与“疑人不用”总是孟不离焦，看似选贤任能的不二法门，深究之，却不尽然。“人是一种善变的动物”，在与环境的互动中，人改变环境，环境也改变人。真正做到“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世有几人？
有时，“疑人亦用”甚至是“不得不用”。清廷不但起用汉人曾国藩、李鸿章，而且重用，“老佛爷”心无芥蒂、胸无疑虑？曾、李文以经天、武以纬地，不能不用，换了别人干不好。疑照疑、用照用、防照防，时常念念“紧箍咒”，敲打敲打。在当今“人治”环境中，面对执掌生杀大权的上司的“招呼”或“提示”，你敢不“领会”？无论是遵从、服从、屈从，总之要“从”。哪怕“地球人都知道”上司钦定的人很“可疑”、“不行”，但是，上司“说他行”，那么“他就行，不行也行”，否则，就是你“不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不服不行”。退一万步讲，用谁不是用？上司打瞌睡，恰好送枕头，求之不得呢，何必“冒上司之大不韪”的风险？否则，领导很生气，后果很严重。“疑人不用”谬否？更何况，“疑”与“信”“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转变”，岂能因一时之疑而久废？
有时，“用人亦疑”甚至是“不得不疑”。变化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处于不断变化、良莠混杂的大千世界中的人，由于外界影响与主观反应的交互作用，有的崇尚真善美，引领时代进步；有的变得假恶丑，背离天理人伦。当初，提拔使用文强、曾锦春、黄胜之流时，他们哪个不是英雄好汉？他们上任之初，恪尽职守，廉洁奉公，然随着居官日久、职务升高、环境变化、诱惑增多、改造疏懈等等，渐生骄惰之心，沾染腐朽之气，就变得十分“可疑”了，案例无须赘述。“用人不疑”谬否？既然“疑”与“信”“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转变的”，岂能因用时放心而永不怀疑？
危难之际、用人之秋，但凡能为我所用，则是有用必用、能用必用；太平之时，则要“挑挑拣拣”。刘皇叔“不惜”掷摔亲生骨肉，口中念念有词“差点折我一员大将”，令属下感动不已；刘邦自谓“征战不如韩信、计谋不如张良、筹粮不如萧何”，皆一任委之，用之不疑。坐稳江山之后，猜忌萧何，疑杀韩信；陈桥之时，赵匡胤多么感念属下拥戴他“黄袍加身”，功成后，决然对当初“不疑”之人“杯酒释兵权”。
当下，有的领导明察“身边人”“圈内人”“追随者”的“问题”，但顾念他们的“功劳”“苦劳”“疲劳”，或出于“共同体”“情未了”“不得不”等原因，明明存“疑”，但仍照用不误，甚至委以要职；有的领导担心退下来后“说话不好使”，抓紧安排“办事人”，不管疑不疑，只在乎忠不忠。可见，问题的本质不在于“疑不疑”与“用不用”，关键是“谁疑、疑谁”和“谁用、用谁”。
真的疑人不用，那么多的投敌卖国、杀人越货、贪污腐化的官吏，从何而来？若真的用人不疑，那么多的金科玉律、党纪国法、制度规章，用来作甚？所以说，“用人不疑”与“疑人不用”在多数时空里是个伪命题。所以，企望以行之有效的道德教化、科学合理的制度体系、周彻严密的监督惩治体系，使得用人之“疑”可解、疑人之“用”可控，以发挥人的最大功用。
《领导文萃》2013年第19期作者：吴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