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每当母亲将挂在阳台上的干粽叶摘下来,我就知道端午节快到了,会数着日子等母亲将这些粽叶包成香甜的粽子。
那是上一年吃粽子后留下的相对完好的粽叶。母亲细心地将它们洗净,扎好,沥干水分,再捆成一把一把晒在阳台上。第二年用的时候先要在木盆里泡,还要在开水里煮,使之恢复韧性。
我家不远处的苇塘长着密密的芦苇,母亲带着我们去采苇叶。采来的叶子大多较窄,包粽子并不合适,母亲便将这些新鲜的苇叶与用过的粽叶插在一起用,为取它的清香。那时商场里买不到粽叶,但每到端午前夕,有时也会有三三两两的农民守在街边,从麻袋里掏出一捆捆扎好的粽叶叫卖。母亲很内行地挑选厚实宽大的粽叶,而端午节也就在这样的准备中一天天临近了。
出生在南方的母亲,到了北京还守着家乡的饮食习惯,每年端午要包三种粽子:肉粽、枣粽、红豆粽。开始包粽子了。这在母亲似乎是一种享受。若是红豆粽,她会把江米和红小豆混合在一起;若是肉粽,则要将五花肉切成红烧肉那样大的块,用酱油腌上,待肉充分入味后再和江米包在一起;而枣粽就简单了,包时先放些米,再放几粒枣,最后用江米将粽面抹平。在母亲灵巧的手中,那些散乱的粽叶和江米瞬间变成一个个结实饱满的粽子,棱是棱,角是角,个个都显得精神十足。母亲包粽子的“本事”是从小练就的,还是小姑娘时,她就和小伙伴们一起采了河塘里的苇叶用泥练着包粽子。
粽子包好了,母亲会分别做出记号。枣粽是单个的,而肉粽是两个两个系在一起的,红豆粽呢,母亲在包的时候故意不剪掉多余的叶尖,这样,留着小“尾巴”的就是红豆粽了。在儿时我的眼里,母亲每次包的粽子都像小山一样多,用熬稀饭的大锅要足足煮上好几锅。那时没有高压锅,一锅粽子往往要在火上焖四五个小时。到了屋里飘满粽香的时候,母亲掀开了第一锅。但这还不是孩子们解馋的时候,母亲会准备几只大碗,三样粽子各放一些,让孩子们先给邻里的阿姨叔叔们送去尝鲜。记得每次拿着空碗回来的时候,母亲会显得不经意地问一句,阿姨叔叔说什么啦?我说,阿姨说谢谢。母亲往往还会跟一句,还说什么啦?我说,阿姨说妈妈包的粽子特别漂亮。而这才是母亲真正想听的话。
之后的几天里,每天早晨起床后,母亲会问几个孩子想吃几个粽子,各要什么口味的。于是有的说要红豆的,有的说要肉的,有的说要枣的。母亲一一从锅里挑拣出来,放在各自的碗里,然后坐在桌边看我们狼吞虎咽,脸上带着满足的笑意。
看到母亲年纪渐渐大了,我多次劝她不必再费神自己包粽子。母亲不语,然而每年端午仍要包很多粽子。我们回去时,她仍会从冰箱里拿出特意留好的口味不同的粽子。这样一直到了她去世的前一年。记得那年端午节我去看她,母亲脸上带着些许歉意,说:今年没包粽子,妈妈觉得力气不够了。我笑着安慰道:想吃粽子,超市里随时可以买,各种口味的都有。母亲慈祥地叹道:外面卖的总不如自己包的好吃。
母亲去世以后,我很少吃粽子。每逢端午,会有朋友送一些,但无论何种口味,都远不如母亲的粽子香甜。
我对端午的记忆永远属于母亲。那是母亲的端午节。 (来源:《渤海早报》6月10日)
六月有个父亲节
记得刚上小学时,我比较嘴馋,除了一天三顿饱饭还惦记着零食。父亲中午下班后,把军装挂在门后边,我趁着没人,就从那宽大的口袋中掏1分或2分钱,实在没有零碎的,我也拿过5分的。那种状况下很紧张,名副其实的做贼心虚。那时父亲在部队,每月工资80元,算高薪了,可是要管一家六口人的生活还是紧张。父亲抽的是丰收烟,8分钱一包。
有一年秋天,那天是我的生日。父亲给我两块钱,让我去排队买卤鸭子。两块钱买了一饭盒,味道奇香。父亲把肉多骨头少的夹给我,说我正在长身体,得增加营养。
最后只剩下几块了,父亲又夹给我,可我更看中饭盒里的卤鸭汁,我把鸭肉分给了大家,用卤汁泡饭。父亲说,这孩子真好!不贪心。这句话一下触动了我,那一年我已经懂事了。原来,我平时的所为父亲都是知道的,只是没有说穿过。父亲的怜爱与宽容既令我感动又让我羞愧。
从那以后,我一改过去嘴馋的毛病,再没有动过父亲的口袋。哥哥姐姐当兵后,我尽量为家里多做事,好让父亲有更多的时间放在业余爱好养盆景上。那时养盆景不花钱,只要有力气上山挖,当然是需要眼光的。
有时,父亲在我的桌子上放一两毛钱,可我从来不乱花,夹在书里,一学期下来,那书变厚了许多,我用这钱在书店买了一本盆景图册给父亲。父亲双手捧着书,高兴得眼圈都红了,却埋怨我说,你这个孩子!犹太人说:父亲给儿子东西时,儿子笑了;儿子给父亲东西时,父亲哭了。后来我也做了父亲,对此我有深刻的感悟。
六月有个父亲节。这天来得总是平淡,很容易让人忽略而过,就连精明的商家都不看好这一天,不做相关的促销活动。我提前下乡,定做了布鞋,麻线绳纳的千层底,父亲穿了一定舒服。父亲爱养花,他不喜欢穿皮鞋,也没有时间做家务。因此,我告诉自己,不仅要记住父亲节,每个礼拜还要回趟家,帮他刷一次布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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