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每当母亲将挂在阳台上的干粽叶摘下来，我就知道端午节快到了，会数着日子等母亲将这些粽叶包成香甜的粽子。
那是上一年吃粽子后留下的相对完好的粽叶。母亲细心地将它们洗净，扎好，沥干水分，再捆成一把一把晒在阳台上。第二年用的时候先要在木盆里泡，还要在开水里煮，使之恢复韧性。
我家不远处的苇塘长着密密的芦苇，母亲带着我们去采苇叶。采来的叶子大多较窄，包粽子并不合适，母亲便将这些新鲜的苇叶与用过的粽叶插在一起用，为取它的清香。那时商场里买不到粽叶，但每到端午前夕，有时也会有三三两两的农民守在街边，从麻袋里掏出一捆捆扎好的粽叶叫卖。母亲很内行地挑选厚实宽大的粽叶，而端午节也就在这样的准备中一天天临近了。
出生在南方的母亲，到了北京还守着家乡的饮食习惯，每年端午要包三种粽子：肉粽、枣粽、红豆粽。开始包粽子了。这在母亲似乎是一种享受。若是红豆粽，她会把江米和红小豆混合在一起；若是肉粽，则要将五花肉切成红烧肉那样大的块，用酱油腌上，待肉充分入味后再和江米包在一起；而枣粽就简单了，包时先放些米，再放几粒枣，最后用江米将粽面抹平。在母亲灵巧的手中，那些散乱的粽叶和江米瞬间变成一个个结实饱满的粽子，棱是棱，角是角，个个都显得精神十足。母亲包粽子的“本事”是从小练就的，还是小姑娘时，她就和小伙伴们一起采了河塘里的苇叶用泥练着包粽子。
粽子包好了，母亲会分别做出记号。枣粽是单个的，而肉粽是两个两个系在一起的，红豆粽呢，母亲在包的时候故意不剪掉多余的叶尖，这样，留着小“尾巴”的就是红豆粽了。在儿时我的眼里，母亲每次包的粽子都像小山一样多，用熬稀饭的大锅要足足煮上好几锅。那时没有高压锅，一锅粽子往往要在火上焖四五个小时。到了屋里飘满粽香的时候，母亲掀开了第一锅。但这还不是孩子们解馋的时候，母亲会准备几只大碗，三样粽子各放一些，让孩子们先给邻里的阿姨叔叔们送去尝鲜。记得每次拿着空碗回来的时候，母亲会显得不经意地问一句，阿姨叔叔说什么啦？我说，阿姨说谢谢。母亲往往还会跟一句，还说什么啦？我说，阿姨说妈妈包的粽子特别漂亮。而这才是母亲真正想听的话。
之后的几天里，每天早晨起床后，母亲会问几个孩子想吃几个粽子，各要什么口味的。于是有的说要红豆的，有的说要肉的，有的说要枣的。母亲一一从锅里挑拣出来，放在各自的碗里，然后坐在桌边看我们狼吞虎咽，脸上带着满足的笑意。
看到母亲年纪渐渐大了，我多次劝她不必再费神自己包粽子。母亲不语，然而每年端午仍要包很多粽子。我们回去时，她仍会从冰箱里拿出特意留好的口味不同的粽子。这样一直到了她去世的前一年。记得那年端午节我去看她，母亲脸上带着些许歉意，说：今年没包粽子，妈妈觉得力气不够了。我笑着安慰道：想吃粽子，超市里随时可以买，各种口味的都有。母亲慈祥地叹道：外面卖的总不如自己包的好吃。
母亲去世以后，我很少吃粽子。每逢端午，会有朋友送一些，但无论何种口味，都远不如母亲的粽子香甜。
我对端午的记忆永远属于母亲。那是母亲的端午节。 （来源：《渤海早报》6月10日）
六月有个父亲节
记得刚上小学时，我比较嘴馋，除了一天三顿饱饭还惦记着零食。父亲中午下班后，把军装挂在门后边，我趁着没人，就从那宽大的口袋中掏1分或2分钱，实在没有零碎的，我也拿过5分的。那种状况下很紧张，名副其实的做贼心虚。那时父亲在部队，每月工资80元，算高薪了，可是要管一家六口人的生活还是紧张。父亲抽的是丰收烟，8分钱一包。
有一年秋天，那天是我的生日。父亲给我两块钱，让我去排队买卤鸭子。两块钱买了一饭盒，味道奇香。父亲把肉多骨头少的夹给我，说我正在长身体，得增加营养。
最后只剩下几块了，父亲又夹给我，可我更看中饭盒里的卤鸭汁，我把鸭肉分给了大家，用卤汁泡饭。父亲说，这孩子真好!不贪心。这句话一下触动了我，那一年我已经懂事了。原来，我平时的所为父亲都是知道的，只是没有说穿过。父亲的怜爱与宽容既令我感动又让我羞愧。
从那以后，我一改过去嘴馋的毛病，再没有动过父亲的口袋。哥哥姐姐当兵后，我尽量为家里多做事，好让父亲有更多的时间放在业余爱好养盆景上。那时养盆景不花钱，只要有力气上山挖，当然是需要眼光的。
有时，父亲在我的桌子上放一两毛钱，可我从来不乱花，夹在书里，一学期下来，那书变厚了许多，我用这钱在书店买了一本盆景图册给父亲。父亲双手捧着书，高兴得眼圈都红了，却埋怨我说，你这个孩子!犹太人说：父亲给儿子东西时，儿子笑了；儿子给父亲东西时，父亲哭了。后来我也做了父亲，对此我有深刻的感悟。
六月有个父亲节。这天来得总是平淡，很容易让人忽略而过，就连精明的商家都不看好这一天，不做相关的促销活动。我提前下乡，定做了布鞋，麻线绳纳的千层底，父亲穿了一定舒服。父亲爱养花，他不喜欢穿皮鞋，也没有时间做家务。因此，我告诉自己，不仅要记住父亲节，每个礼拜还要回趟家，帮他刷一次布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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