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上成就最大的状元是谁？

中国文学史上成就最大的状元是谁？

 

 

康海（1475～1540），字德涵，号对山、自号“沜（音畔）东渔父”，武功浒西庄人。康海出身书香仕宦世家，祖上四代为官，显赫朝野。父亲康镛举进士，任平阳府知事。祖父康键，英宗时做过通政司知事。曾祖父康爵为仁宗时南京太常寺少卿。高祖父康汝楫，洪武初举明经，为县学训导，得明成祖朱棣重用，任刑部左侍郎，死后赠工部尚书。

　　康海从小受家庭的严格教育，他的祖父“日日躬身督课”，父亲“授之业”，临死遗言，希望康海“广志竞成，心报先公，亦当必举士”，像他上祖康汝楫那样，作高官，光宗耀祖。在他祖父的熏陶下，康海和封建社会所有的知识分子一样，热衷于功名。

康海天资聪颖，敏而好学，过目成诵，出口成章。相传有一天他去上学，见一村姑在河边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原来前几日发过洪水，小桥被洪水冲断，姑娘有急事却过不了河。他上前问清原由，挽起裤腿背姑娘过了河。好事的同学把这事告知了先生，先生大怒，把他训斥了一顿。他心中不服，便在当天写的大楷字行间套了一首诗，表白自己：

 

　　美女临江恨波流，对山暂作寄人舟；

　　聊将桂手攀纤手，携着龙头并凤头。

　　一支鲜花插背上，十分春色满河洲；

轻轻落下尘埃地，默默无语各自羞。

 

　　先生读了他的过河诗，对他背姑娘过河的作为虽然耿耿于怀，却在心里由衷地感叹他的才华出众。

一日，先生带弟子出游，并出一题《秋望农家》，让弟子各填词一首。大家都抓耳挠腮，苦思冥想。康海看见一位村妇正在推碾碾米，信口吟道：

 

　　闲散步，过村庄，见一妇人碾黄粱；

　　玉笋杆头稳，金莲足下忙；

　　汗流粉面花含露，尘落蛾眉柳带霜；

轻着扫，慢簸扬，站立一旁整容妆。

 

如此才速，甚为罕见。先生十分惊喜，私下对朋友说：“浒西康海，才华过人，日后必成大器。”

弘治十五年（1502），27岁的康海进京参加会试时，就发誓要夺得第一名，可惜的是，第一名还是被鲁铎夺去了，他仅仅得了第四名，康海不服气，对众人说：“会试时让了鲁铎，殿试时决不再让他人！”殿试时，康海果然发挥出色，他以一篇《廷对策》令主考官拍案叫绝，轰动朝野。四朝元老大学士刘健评曰：“词意高古，娴于政理。不惟三百人不及，自有制策以来，鲜见其比。”明孝宗朱祐樘阅后，亦谓百官曰：“我明百五十年，无此文体，是可以变今追古矣！”遂朱批康海为状元，授翰林院修撰。

当初会试时康海不服鲁铎的气，这次自然有人不服他的气，第二名孙清便是一个。他对众人说自己的文章比康海的强多了。待到他看到康海及第时的文章，叹服。跑到康海家里，对着他拜了半天，称自己甘愿为徒。皇上、首辅和同年的赞誉，使康海名扬天下，朝野景慕，争一睹其风采。能与康海家沾上点边的，都引以为自豪。康海的祖父曾在南京做过官，南京人便声称：“康状元乃南京风水所出。”康海的文章如此令人推崇，可惜的是，我们无法看到那篇变今绝古的奇文了。

康海入朝后，与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王九思、王廷相号称“七才子”，亦即文学史上的明代“前七子”。

康海性情耿直，善恶分明，凡做过有益朝廷百姓善事的人，即是庶民，他也大加赞扬；反之，不论公卿显宦，也要追查其咎。太监刘瑾是兴平人，人呼九千岁，权倾朝野，许多人想巴结还巴结不上，但是康海却与刘瑾素无来往。刘瑾慕康海才名，又是乡里乡亲，便多次相邀过府一叙，康海不领情，一次也没去。

户部郎中李梦阳因弹劾刘瑾身陷囹圄，密出片纸求援：“对山救我。”康海是个讲义气、重交情的人，和李梦阳又是好朋友，便违心去谒见刘瑾。刘瑾听说康海求见，惊喜之极，怕慢待状元郎，鞋穿反了也顾不得倒正，慌忙降阶欢迎，并迎之上座。刘瑾恭维历届状元才智远不如康海，说康海不仅是武功人的骄傲，而且为关中增辉。康海说：“海何德何能，敢劳公公如此抬举。要说奇才，当数庆阳李梦阳。”刘瑾明知康海为李梦阳而来，他不点透，沉下脸道：“李梦阳罪当斩首。”康海一惊，说：“梦阳乃国家精英，请公公网开一面。昔日高力士不杀李太白，天下称贤，请公鉴之。”刘瑾哈哈大笑，十分得意：“有状元公为其缓颊，敢不从命。”遂释放李梦阳。几年后，刘瑾势败，康海竟因此事受牵连削职为民。这时李梦阳又被朝廷起用，没有为康海辩解，触怒恩师马中锡，写出寓言小说《中山狼传》，讽刺李梦阳忘恩负义。康海读后慨叹不已，作诗道：

 

平生爱物未筹量，

那计当年救此狼！

笑我救狼狼噬我，

物情人意各无妨。

 

　　康海生活的时代，已不是明初太祖盛世，也不是永乐中兴，而是明王朝趋衰败之时。弘治、正德年间，皇帝昏聩，宦官专权；文臣贪赃枉法，争权夺利，相互倾轧；武将沉溺酒色，坑害人民，朝野正直人士受到排挤迫害。对于初涉仕途，欲承祖德，施展才华的康海无疑是沉重的打击。他不愿同流合污，被罢官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宦海三年，康海看透了人生，再也无意仕途，赋闲在家，作文吟诗，写戏谱曲，从事创作生涯，终于在中国文学史上占了辉煌的一页。

　　康海的文艺创作活动，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从他成年到罢官归田。这时候，由宫廷宰辅权臣领导的“台阁体”文风弥漫，主宰文坛。康海和李梦阳、王九思、何景明等七人，号称“七才子”，掀起复古运动。他们倡导“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与“台阁体”相抗衡，改变了当时文坛无病呻呤、粉饰太平、华靡浮躁、脱离现实的文风。他们的文学主张及其创作实践，给文坛吹进了一股强大春风，带来勃勃生机，也因此遭到权奸佞臣和国老们的嫉妒与反对，康海削职为民，与此事不无关系。康海这时期的作品，以诗、文为主，写诗数百首，文章数百篇，收入《对山文集》。

　　后期，从罢官归田到去世止，历时30余年，他一改写诗文而制乐府。他“倦于修辞”，不愿“以文累身”，认为“辞章小技尔，壮夫不为”，“乃制乐府，谐以身容，自操琵琶倚歌”。康海五音六羽，无所不通，擅长琵琶，酷爱打鼓。他死后，遗囊萧然，唯有大小鼓三百副。

康海在散曲创作方面著作颇丰，作品艺术品位甚高，堪称大家。北曲以康海，王九思为中心，曲坛的宗匠位置约半个世纪以上，人称康海、王九思为“曲中苏、辛”（苏轼，辛弃疾）。康海的散曲朴实自然，浑厚瑰玮，看似写得不经意，乃本色语，杂咏般圆熟。如《满庭芳·晴望》：

 

天空雾扫，云恬雨散，水涨波潮，

园林一带青如掉，山色周遭。

点玉池新荷乍小，照丹霄晴日初高。

两件儿休支调：

鸡肥酒好，宜醉浒西郊。

 

十分的本色语言，颇有味道。

　　这个时期，康海共创作小令250首，南北曲套41首（其中北曲40首，南曲1首），同收入《东乐府》。作杂剧两本：《东郭先生误救中山狼》、《王兰卿服信明贞烈》。这是康海一生艺术活动的黄金时代和丰收季节，其中最能代表他艺术思想成就的，还是他的杂剧《东郭先生误救中山狼》。

中山狼的故事，在我国民间广泛流传，来源颇为久远，明代以中山狼故事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大量涌现，当以康海的为最佳。世人以为康海写《中山狼》是为讽刺李梦阳而作，称康海为影射文学之鼻祖，开影射文学之先河。这种说法太不公平，而且极大地降低了这一剧作的社会价值和现实意义。据考，康海和李梦阳以后并未有隙，康海归田后，李梦阳去宁夏饷军。路过武功，还专程探望过故友。李梦阳离去时，康海写了《赠献吉往宁夏饷军》诗10首，其三曰：

 

相会才几时，

君去速于驶。

中夜相思君，

不断如流水。

 

说明他们之间的情谊一直深厚。

　　《东郭先生误救中山狼》是一部以“忘恩兽”为题材而具有寓言特点和童话色彩的讽刺喜剧。其思想意义在于通过鲜明的艺术形象和尖锐的戏剧冲突，深刻地揭露中山狼狡诈凶残的本性，说明了不管对狼怎样仁慈怜悯，它总是要吃人的；也辛辣嘲讽了东郭先生的迂腐懦弱，批判了他温情、仁慈、不辩善恶的“兼爱”思想。这个故事今天仍然活在人民群众口中和各种各样的文学作品里，给人以启迪、教育和美的享受。

　　《中山狼》剧情跌宕起伏，张弛有致，结构紧凑。日本青木正二评价道：“四折均排场紧张、宾白无寸隙，曲词语本色，直摩元人之垒。”剧作语言诙谐幽默，生动自然，畅快流利，富有很强的表现力，一本四折。一人唱到底的元杂剧形式，到明代已经衰落，由于康海艺术造诣颇深，他用来自然恰切，无生硬感，很好地表现了作品的主题。使杂剧这种古老形式，在他笔下放出光彩。《东郭先生误救中山狼》被选入《中国十大古典喜剧集》。

康海与友人王九思一起创作“康王腔”，使秦腔流传全国。

康海撰写的《武功县志》文简（有文才、文字简约）、事核（叙事深刻）、训词尔雅（词语考究准确），详人所不详，略人所不略，自成一家之言，历来为文人骚客推崇。清代编撰的《四库全书》收录县志仅两部，《武功县志》便是其中的一部，美国国家图书馆藏有中国的四部县志，《武功县志》为其中之一。《武功县志》品位之高，影响之大，流传之远由此可见一斑。

自有科举制度以来，状元一直是人民心目中最有学问的人，可能因为大都为官场所累，在这些最有学问的人中，鲜有文学大家出现，而康海，堪称是中国文学史上成就最大的状元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