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崖石刻中的生命品质?(钱叶全)

枞阳的怀抱里有一座坚硬的浮山。说其“坚硬”，是因为浮山是一座火山，国家地质博物馆里有一尺厚的浮山地质资料，开卷称其为“国内极其稀少的古火山标本，其火山形态、溶岩流向、龟裂纹路和断层裂隙，均为全国罕见。”据考证，浮山的古火山地貌成形于一亿四千万年前，其后数度喷发，多次岩浆侵入，形成奇岩幽洞之貌。浮山从亿万年前走到今天我们的脚下，我们用什么样的语言去感受这时光的绵韧，我想，只能用“坚硬”二字。

在时光面前，时间维度的无限与人生情态的有限，始终是一对无法破解的哲学命题。面临默默行走的浮山，每一个生命形态都显得那么短促，于是在时光的追问中，浮山对生命有了一种特殊的承载形式———摩崖石刻，天人合一。在浮山摩崖石刻中，表达“天”字的石刻就有几十处之多，如“雨花天”、“天河坠玉”、“一线天”、“别有天”、“天台幻境”、“天地枢机”“天生月窟”等。可以想象，当时来浮山的古人，面对这样的奇壑幽洞，无法不对自身的生命作一番反思和省悟，哪怕是驻足式的停顿和歇息，生命究竟从哪里来，又往哪里去?他们在滴水洞抬头看天的时候，当雨花似玉从天而降，溅湿脸颊，心身沁凉，一定真切地感受到了生命的沐浴，生命的庄严。在一缕天光的照耀下，“洗心处”三字显得隐秘而神圣，心何以洗?“洗心处”又何以在这方洞口?古人的目光一定从“天河坠玉”中再回归到自己的脚下，他一定会知道，我从哪里来?是什么遮蔽了我生命的灵光和真谛?于是，朗目和尚拿起了凿头，朱作鼎拿起了凿头，黄琰拿起了凿头，黎道熠拿起了凿头……面壁，也许是数月，也许是数年，浮山的角落响起了叮当叮当凿石声。经年累月，他们用生命与石头对话，用有限向无限皈依，在浮山的石“纸”上留下了他们的印痕———浮山摩崖石刻。是石刻吗?不是石刻，而是生命。

石刻对于文化的意义起始于原始的文化描述。对于“文化”一词，信息时代的描述可谓千姿百态，打开电脑搜索引擎，对“文化”解释的辞条就达百余种之多。还是复旦大学一位教授对“文化”的解释形象生动，他说，一块自然石，许多人从石头旁边走来走去，这块自然石不产生文化意义，突然有一天有个人在石头上划下一道痕，或者刻了一个字，后来的人就好奇了，研究的人就多了，好奇和研究就产生了“文化”。当然，这是一个形象的比拟，真正的文化也不会就在一块石头上产生，人类文明的诞生从古老的陶罐和今天的芯片，文化承载的多样性已层出不穷，可石头与古文化的关系仍是文明演进的主体线路。石头(摩崖石刻)不仅承载了古文明丰富的信息，而且传递着古文明深刻的文化精神，中国的丘山大壑存在着大量的石刻文化，泰山是，黄山是，嵩山是，浮山亦是。

石刻作为一种语言，折射出不同的文化情态。泰山石刻彰显的是帝王封禅文化，黄山石刻彰显的是山水奇秀文化，嵩山石刻显现的是少林禅宗文化，而浮山石刻恰恰不在于文化的彰显和宣扬，而在于“隐而秘”的丘壑思想内涵。如钟惺诗“古人负奇情，题岩必幽独”；林古度诗“片语若不磨，知必具岩气”；程胤兆诗“不信有此石，未尝宣此义”；雷鲤诗“金鸡解鸣石龙舞，一啸空谷生云烟”等，都体现了这些智者藏智寓石的大心胸，构建了特定历史境况的思想语言，这些语言与浮山特殊地理位置相适应，与浮山的奇幽山体相适应，与来者的处境心况相适应。在悬崖峭壁，在幽洞深处，在中国历史的断面上，浮山记载了一部以思想藏壑为内容的“石史”。从林古度的“明烛备梯”到姚鼐的“明烛天南”，浮山的文人似乎都置身在一个“漫漫夜色”的背景下。尽管烛光如豆，尽管苍山负雪，但他们的生命把天地照得通明。

让我们来到浮山，在亿万年火山前，虔诚地仰望一下这摩崖石壁上的生命印痕吧。

因棋说法，说什么“法”?欧阳修不可谓不是个大智者，滁州的山水并没有使他清醒，使他真正清醒的是浮山远禄公手中的“棋子”。“一着落在什么处?”远禄公并没有解答他，但从此以后欧阳修转变了对佛教的歧误，心智重获新生。是浮山挽救了他。“因棋说法”作为一个佛教故事，体现了佛教智慧和文人智慧一次碰撞的通变过程，欧阳修作为一个顶级文人，在体制的桎梏下，他的灵魂照样没有出路，他不知道他的人生还有更高的智慧在等着他。那年，上浮山，他遇到了远禄。

行窝，方以智所刻。石刻位处雪浪岩洞口，长二尺一寸，宽一尺，楷书，旁注“方潜夫氏命子智书。”浮山有了“行窝”是浮山之幸，世界有了方以智是世界之幸。明亡，崇祯自缢，所有大臣顾命南逃，唯有他抱帝痛哭。他不是愚忠，他哭的是一个中国，一个朝代的腐朽。他无力回天。而往往在一种文化腐朽的节点上，新思想的光芒就会喷薄而出。世代以《易经》传家的他，在大变大痛中找到了“义随世变而改”的智慧薪火，目光从一个悲剧朝代转向对人类普遍真理的探求。二十载“行窝”面壁，他先后完成科学著作《通雅》、《物理小识》、《医学会通》、《药地炮庄》，哲学《易馀》、《东西均》等时代巨著，成为中国明清贯通中西、打通儒释道的“第一人”。其中《物理小识》所揭示的物理现象比牛顿早20多年。在日本江户时代，他的科学思想被广泛引用和传播，而在中国却沉睡了两百年之久。“大地处处有行窝”，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他不可能决定一个国家未来的命运，他仅能做到的就是以思想与天地相接，用自己的学术体系实践《中庸》的宣示：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方以智与天地参矣。

洗墨池。“洗墨池”石刻在枞阳有两处，浮山一处，枞阳老城一处。县城为陶侃洗墨池，浮山为释超仁洗墨池。在一个县同有两处“洗墨池”，恐怕全国少见。“洗墨池”是枞阳人人格自我完善的一种象征。一是把人文之“墨”与山水之“池”联系起来，把文化皈依于大自然而成就“天人合一”；二是怎样做“人”，成就人的一生。一方面，浮山“岩洞天开，石溪地涌，海潮乍惊。浮空光荡”(方学渐语)，为“天人合一”创造了自然条件；一方面，什么样的人才真正是浮山“天人合一”中的人，“真正的人，是真人、至人、完人、圣人，是摄取宇宙的生命来充实自我的人，是宇宙和人生和谐共进直指无穷止于至善的人”(方东美语)。浮山正好承载了这两种使命，一是以“鬼斧石室”承载了人的自然人格，一是以“洗墨池”为象征承载了人的文化人格。从浮山发端，枞阳文化从一池之墨走向江河之墨。因之，唐宋以来，孟郊、白居易、王安石、欧阳修、范仲淹、陆元钧、赵盂、王阳明、袁宗道袁宗宏等都与浮山结缘，而至明清以降，本邑的钱澄之、方以智、左光斗、方苞、戴名世、刘大槲、姚鼐等则形成了枞阳浩然壮观的“诗人之窟、文章之府、气节之乡”文化气象。从钱、方文化滥觞导引，至方戴刘姚形成文化高峰，浮山发端的“桐城派”影响了中国文学二百余年之久，及至吴汝纶、李光炯、光明甫、房秩五、朱光潜、方东美，其文化教育自成一脉，主宰了本邑乃至国人的灵魂。目前浮山脚下书声朗朗，枞阳教育数年居全市之冠，向国内外输送人才数以万计，盖出浮山教育之源。

还有一块石刻是需要说一下的———“三侯继美”。明代，无名氏刻。历史上碑刻不署名的多，然这块无名氏石刻所记载的恰恰是三位县令的名字，是先后三任桐城的县令。此“三侯”，即南昌进贤的樊仿，顺天遵化的陈玉阶和直肃曲周的陈玉阶。樊仿在浮山建有石龙亭、泛槎亭、洗心亭、樯山双塔和樊公书院；曲周陈玉阶在浮山建祠立碑，彰德扬善；遵化陈玉阶修筑陈家洲江堤，保护了枞阳家园。自史以来，侯者众多，而“继美”甚难。当官的为老百姓做点事，老百姓是记在心里的。“三侯继美”、“陶母还酢”，枞阳有不少的典故与县令有关。老百姓把当官的政德刻在石头上，“三侯继美”是个先例。“三侯继美”在今天看来，其时代意义超越了他本身的文化意义。美，政德之美，是百姓心中的太阳，也是中国百姓永恒的期冀。而一个“继”字则包含了当代科学发展观的时代内容，即当官的要为百姓做好事，而且要一届接着一届干，千万不能乱折腾。所幸，枞阳当今水在变清，山在变秀，城在变靓，浮山又逢盛世开发，可谓“政通人和”，“继美”善哉!

浮山石刻，其形态气象万千。石头上的每一道痕迹，都是浮山的大美。然而，“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石刻就是石刻，历史就是历史，我们不能期望用现代的声音完全代替石刻本身的信息。事实上，浮山的许多石刻已在风雨中消失，在历史的深处，浮山或许深藏着更加宏大的声音，更加壮阔的波澜。在字迹模糊的石刻前，我们能做的，只能是仰望和沉默。对历史保持肃静。而对于保存尚好幸存在时光中的石刻，我们包括更多的人，应该想到“责任”，想到“良知”，想到浮山上的那块“石乳”。浮山是母亲，是枞阳的母亲，也是人类文化共同的母亲。

面壁，源于达摩祖师面壁十年的故事，表明做一件事决心之坚，立志之远。浮山古人在面壁创作摩崖石刻时，一定有一个坚定的文化心理动力。生命在于不朽，但不是每一块石头都成就了人的不朽。真正不朽的应当是精神，是面壁精神。浮山的古人有，枞阳的先贤有，枞阳的后来者也一定有。当我们翻开这本《浮山摩崖石刻》时，先贤的光芒不是让我们的目光流连在书本之上，也不是让我们拿起凿头再去石头上刻字，而是在面壁精神中，透过历史的背影，激励我们要永远面向未来，面向创新，面向日出东方的新世界。

阳光下，浮山森壁争霞，枞阳生机勃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