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史并非历史研究的主流。但是，在后现代主义，特别是新社会文化史的推动下，历史研究的视角不断扩大和向下，身体叙事也开始进入了史学研究领域，并逐渐成为近些年来的显学之一。目前，身体史(History of the Body)还没有非常明确或者说学界达成统一共识的定义，但是，总体而言，它是以“身体”为视角来考察社会、文化与政治变迁，以及“身体”自身演变的历史。身体史研究首先在西方史学界兴起，随后引入中国。其在西方的兴起大致有以下几个动因：首先是西方哲学研究的“身体转向”。在西方哲学传统中，中世纪以后的基督教传统和启蒙理性都对身体采取了压制的态度，分别从道德伦理和真理知识的角度对身体进行贬斥与诘难。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哲学思考导致灵肉两元对立，抽掉了身体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内涵。直到尼采出现，身体才重新解放出来，以酒神的狂欢喊出了“一切从身体出发” 的口号。其次是后现代主义的兴起。虽然福柯本人终其一生从未承认自己是后现代主义者，但由他所发展的后结构主义理论以及对西方现代社会、文化的深刻批判，使其成为了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启蒙者之一。他的后现代主义理论不仅推动了史学研究的变革，而且有关身体的研究本身也成为身体史研究的起点。他以身体为视角，以“规训权力”为主轴，对隐含在人类社会中的身体规训机制进行了全面揭露, 尤其是各种日常微观权力对身体的规范与锻造，将对身体的研究引向了“自身处境”，即解构覆盖于身体之上，掩盖个体身体经验的知识、道德和权力，从而超越现代性的普遍性，实现向身体经验的个体关注回归。此外，后现代主义史学的目光向下和注重微观，也使长期被宏大叙事所掩蔽的身体进入了史学研究的新视野。第三是新社会文化史的推动。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消费主义的发展和女权主义的兴起，也使“身体”作为一种极具象征性的符号逐渐获得了史学界的高度关注。一方面。随着后工业社会休闲与消费理念的改变，昔日“劳动的身体”变成了“欲望的身体”，人们对身体产生了强烈的商业与消费主义的兴趣。另一方面，随着现代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女性主义理论家在对父权制社会展开批判的进程中逐渐开始质疑男女身体差异的本质，引发对身体，尤其是过去被忽视的女性身体的重新“发现”。英国著名史学家彼得·伯克就将“身体史”列为新文化史研究中的一种，认为它是与性态史、性别史相联系的。就海外目前已有的研究而言，身体史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方面内容：一是对身体器官、生理及其与社会、文化的关系研究。二是身体与政治和权力结构的关系研究。三是由身体延伸出的医疗史、疾病史、福利救济史、药物史等相关生命关怀研究。对身体器官、生理及其与社会、文化的关系研究，是海外身体史研究的重点之一，这个领域出版了大量的相关著作。例如，近年来翻译过来的就有《头发的历史》、《接吻的历史》、《哭泣：眼泪的自然史和文化史》、《尴尬的气味: 人类排气的文化史》、《疼痛的历史》，等等。在福柯的《性史》出版以后, 性观念和与性有关的疾病成为身体史研究的重要对象。例如，英国学者帕斯特专门研究人体的体液，认为体液不仅是一种生理现象，而且还是一种道德观念。在《尴尬的身体：前现代英格兰的戏剧和羞耻的戒律》一书中，她从体液视角切入，罗列了莎士比亚及其同时代戏剧对身体的描述，并阐释了前现代社会中身体在 “文明化进程 ”中所产生的身体部位的高下之分。亚里斯多德曾说过，“人依其本性是政治的动物”。自福柯开启身体与权力的关系研究以来，身体成为运用后现代主义书写政治史的重要内容。英国历史学家埃文斯在德国死刑史专著《仪式与惩罚》中专门剖析了死刑所蕴涵的身体政治含义。他以死刑为线索，描绘出德国所经历的历史巨变和国内各政治力量的较量，以及德国社会从等级社会到阶级社会的转变。英国历史学者奥斯伯恩的《魏玛共和国时期的身体政治：妇女生产的权利和责任》一书则指出，德国魏玛共和国为应对人口出生率下降而采取了一系列相应的生育政策，引发了妇女社会政治地位的深刻变化。中国台湾地区学者黄金麟的身体史力作《历史、身体、国家——近代中国的身体形成( 1895—1937)》立足于近代中国社会，将身体置于历史变迁中加以考察。全书围绕三个主要问题，即我们的身体究竟经历了什么样的历史变化才有现今的样子？这种身体的发展状态隐含了什么样的历史特性与危险？它能否被视为是一种普遍的、永恒的身体模式来看待？他依次将身体在近代中国所经历的变化概括为身体的国家化、身体的法权化、身体的时间化和身体的空间化。此外，澳大利亚华人学者黎志刚的《想像与营造国族：近代中国的发型问题》等也都涉及身体与政治权力。由身体研究延伸到生命关怀史的研究，也是身体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趋向，其中，医疗史的研究比较充分。新医疗史较之传统医疗史，更加注重病人，特别是女病人的个人体验与感受。杜登的《肤下的女人：一位18世纪德国医生的病人们》，通过1816份女性病人的陈述，展现了前现代西方社会中的妇女通过感觉理解自己身体的过程，并指出她们才是解释自己身体状态，如是否怀孕或是否生病的权威。美国学者费侠莉的《繁盛之阴：中国医学史中的性（960 —1665）》将医疗史和女性主义两个视角紧密地结合起来加以思考，通过大量的中医典籍、医案、秘方和手册式文献，不仅考察了中医妇科学的内容和历史，而且从社会与文化等角度，着力探讨了中国古代女性作为一种特殊性别，在中医学中所承当的文化角色。西方身体史研究还与后殖民史学相互影响，主要集中于殖民医学史。其中影响较大的有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的《身体的殖民》。有关中国医学史的研究也大多采用了殖民医学史的路径，如美国学者罗芙芸的《卫生的现代性：中国通商口岸卫生与疾病的含义》、台湾学者李尚仁的《帝国与现代医学》以及日本学者饭岛涉、福士由纪等的研究都关注到了现代西方医学进入中国之后如何促使中国社会重新界定身体、疾病与卫生等观念，以及帝国势力如何通过医学进行政治统治或者殖民侵略的。自魏晋玄学之后，由于受到外来唯识主义佛学的形而上影响，中国哲学逐渐偏离了传统“身体—主体”取向，到了宋明理学时，更是脱离身体抽象地谈论“理”、“性”和“心”，这也一度影响到了中国史学对身体史研究的独立展开。因此，中国大陆身体史的研究是近年来借鉴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的产物，并受到港台相关研究旨趣的影响，但同时又注意发挥自身的研究特长，在身体与政治、社会及文化关系和医疗史这两个方面的研究成果尤为集中和突出。前者的议题主要围绕宦官制度、清初的剃发与易衣冠、清末民初剪发易服、“辫子问题”、“蓄发问题”、女性缠足问题以及中山装、女性发型等加以讨论，后者则围绕历史上的瘟疫、传染病、通商口岸和租界的医疗卫生史、产科和生育史、教会医院、西医教育、中西医关系以及药物、医药史等主题展开。身体史逐渐进入中国历史学界的视野并得到发展，对中国历史研究的丰富和发展有重要价值，但是，从研究方法等方面来看也存在一些新问题，而这些问题不仅仅体现在身体史上，某种程度上说也体现在其他领域的历史研究上。中国大陆的身体史研究与海外身体史的总体研究趋向一样，不仅有待于进一步确定研究范畴，克服越来越宽泛和重叠的现象，而且特别要避免碎片化和空洞化，努力将研究议题置于宏大背景之中去探索两者之间的联系，而不是变得日益狭窄和支离。从当前的现实生活中来看，人们之所以会对身体史感兴趣，不仅仅与国内的史学热有关，而且从更深层面来看，也与当下人们对自己身体、对个体和自我等兴趣的日渐浓厚有关。而当下出现的一些新的与身体有关的文化社会现象，如减肥、纹身、自拍、整容等，也或多或少可以从身体史的视角得出一些更加科学和有价值的观点。除了学术上的价值外，身体史的发展也对人的关怀和理解向前推进了一步。作者：王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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