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林、邢羿飞 | 社区治理研究方法百年：议题变化下的理论主轴与实证增进
摘 要：自“芝加哥学派”开启现代社区研究以来，社区治理研究已走过百年历程。方法服务于主题，研究方法对理论研究与创新起着重要支撑作用。对百年来社区治理研究的历史梳理和比较分析发现:其一，国外研究经历了从社区类型、社区结构、社区发展到社区意识等的主题转变，理论分析长期占据方法主流，20世纪80年代后实证研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并且日益“微观化”；其二，国内研究经历了早期乡村社区和现代社区服务、社区建设、社区治理的主题转换，研究方法以理论分析为主，实证研究得到快速发展；其三，受议题、学科和主观认知三重因素影响，中外社区治理研究方法各有不同，凸显出“方法论关怀”和“偏重本体论”的认知差异，中国的理论分析比例较高。未来的社区治理研究既要关注微观过程又要连接宏观结构，坚持“结构-过程”范式，做好跨域区域案例比较研究，以国家与居民的“双重需求”为端口做好“量质融合”的实证研究。
关键词：社区；社区治理；研究方法；治理结构
不少研究者将滕尼斯关于“社区与社会”的二元划分视为社区研究的起点。然而，英文学界的学者多溯及麦克弗尔（Maclver）。1917年，麦克弗尔将社区界定为“一个共同生活的区域”，这成为英文学界较多对话的基础。在麦克弗尔与同时代的芝加哥学派的努力下，社区研究逐渐取代社会调查成为基层治理研究的主要路径。迄今，社区（治理）研究已经有超过百年的历史。在中国，进入20世纪30年代，费孝通、吴文藻等将“社区”作为一种方法论引入中国，试图“从社区着眼，来观察社会、了解社会”。与此同时，以晏阳初、梁漱溟等为代表的行动派在中国各地发起了乡村建设运动，当时，从事乡村建设工作的团体和机构达到600多个，先后设立的各种试验区有1000多处。日军侵华后，我国本土的社区建设中断。改革开放之后，社区得到实务界重视，相关研究也得到恢复与发展。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社区建设的开展，中国的社区治理研究迈入高速增长阶段（见表1），研究方法也得到发展。社区治理实践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也牵联着研究方法的发展。社区治理百年，社区治理研究百年，研究方法也因时而变。然而，学界对社区治理研究方法的跟踪仍然偏少，且多隐匿于研究综述之中，难以聚焦。那么，百年来社区治理研究方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服务于什么样的研究主题？其变化受什么因素影响？本文就将跨越百年，分析不同时空条件下的研究方法，挖掘其变迁背后的影响因素，并以之为镜探索基于中国场景的社区治理研究方法。表1 中国知网收录的以“社区”为题的论文
根据对现有数据库的查询，英文学界中以“社区”为题的文章最早可以追溯到1829年，最初的文章多是统计报告，少有严谨的研究方法。此后，伴随社区研究的增长，学者们偶有关注研究方法，但是相应的探讨不多且不集中、不持续。这里对政治学、社会学和公共管理领域关于“社区”的研究进行回顾，并且提出本文的研究方法。在19世纪末，就有学者指出社区研究应该将历史分析与经验调查方法结合起来使用。20世20年代，施泰纳（Steiner）将先前的社区研究划分为社会调查运动时期和芝加哥学派两个阶段，认为芝加哥学派的生态学研究方法相对于传统社会调查在社区功能分析上更具优势。还有学者将文献研究和数据统计两种方式进行比较，认为单纯依赖调查数据的社区研究很容易忽略“社区活动”等无形现象。在西方社会学人类学的影响下，中国的社区研究最早是将其作为一种方法论引进的，首先体现为研究方法的变革。1935年，在对滕尼斯“自然社会”与“人为社会”理论界定、马林诺夫斯基的功能主义研究方法等理论介绍的基础上，吴文藻将20世纪30年代前的社区研究划分为：社会调查、文化人类学、人文区位学、地域调查运动和文化社会学5种研究进路，认为以马林诺夫斯基和布朗为代表的人类学功能学派“理论方法兼擅且富有独到见解”，主张将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引入中国的社区研究。费孝通等将社区视为了解社会的方法论和认识论单位，通过描写一地方人民所赖以生活的社会结构来发现中国社会，试图创立以“社区方法论”为主体的“中国社会学派”，诞生了《江村经济》《禄村农田》等调查研究作品。“二战”后，伴随社区治理研究的快速发展，陆续有学者对研究方法进行了探讨。有学者引入历史视角划分了不同时期的研究方法。霍林斯黑德（Hollingshead）梳理了1895年后50年的社区研究方法，将其划分为3个阶段：在芝加哥学派之前是规范主义研究视角下的社会问题调查为主；在1915—1930年以“人类生态学”视角下的区域调查与案例分析为主；在1929年之后，社会结构研究视角下的田野调查逐渐增多。[12]阿伦斯伯格（Arensberg）探讨了“中镇研究”之后的社区研究，认为20世纪30—50年代，学者们的关注重点从“对现象的初步定义转向对现象之间的结构分析，再到机构间不同功能的识别，再到对他们之间复杂的文化整合的探索”，基于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案例分析是其中的主要研究方法。有学者结合社区权力结构等议题探究方法的演变过程。在回顾20世纪50年代关于社区权力结构的研究时，罗西（Rossi）通过对决策者、决策环境、决策过程3种评估进路的探讨，指出前者更多是基于历史文本与统计材料的规范分析，后两者则是来自实地调查与访谈的实证研究。福克斯（Fox）认为20世纪60年代的研究呈现出由个案分析向比较研究转换，基于大样本调查的比较研究显著增加。克拉克（Clark）对达尔之后的社区权力结构研究方法进行梳理，认为到20世纪70年代初，在比较研究扩大之外，量化分析也显著增加。另有学者对案例研究方法的发展进行了讨论。20世纪40年代的学者大多将社区视为一个孤立的因果系统，他们关注的重点在于如何对某一社区开展田野调查。进入20世纪50年代，受结构-功能主义的影响，在对过往“静态的”“基于价值判断”的社区研究进行批判的基础上，有学者主张回到生态学研究的方法论传统，将社区行动者的社会背景纳入案例分析中。与此相反，还有学者认为，建立在单一案例基础上的因果推论会影响结论的普遍适用性，强调比较研究对社区行为解释的优势。20世纪60年代末，有学者强调了基于过程视角多案例比较研究的重要性。伴随国外社区研究的日益多元，学者们对于社区研究方法的讨论热情有所下降，更多从方法使用的原则与研究伦理的角度进行探讨。类似的探讨最早始于20世纪70年代，学者们认识到从事社区研究的调查人员不仅要对学术和研究机构的同行负责，而且还要对进行研究的社区居民负责。进入20世纪90年代，有学者提出了社区研究应该秉持10条价值原则，认为应充分考虑研究参与者对研究的接受程度，强调研究方法的可复制性和对环境度量的准确性。进入21世纪以来，一些学者进一步强调在社区研究中参与者的“知情原则”，并将研究对象进一步转化为“合作参与者”（Cooperative Participants）。社区参与性研究（Community-Based Participatory Research）就是其中的代表。从原则上看，社区参与性研究包含以下几方面：一是社区制定并推进研究议程；二是社区参与研究的各个阶段，确保知识、技能的共同学习；三是研究成果应惠及各方，促进社会的公平与公正。也正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学者对于社区研究的兴趣开始迸发出来。一些学者从方法的角度对国外社区治理研究的发展进行了探讨。笔者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外社区治理的研究认为，英文学界社区治理研究主要有“政策网络、国家与社会关系、社会资本理论等视角，呈现出以质性研究为主的研究图景”。有学者指出，国外社区治理的研究更侧重实证分析，体现在案例分析和访谈等分析上，同时注重问卷调查和扎根理论的使用。个别学者从方法论或视角层面把握研究方法，指出中国社区研究方法难以照搬西方的经验，“只有采用人文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和具体方法……才能更接近中国社区中社会现象的真实和实质”。笔者通过对21世纪头10年国内社区建设研究的梳理，指出中国的社区研究在范式上以“结构-制度”为主，在方法上呈现“从宏观理论推演到微观事实研究的趋向，个案分析成为主要的研究方法”。一项对1998年以来2049篇文献的分析指出，中国社区治理研究方法以定性研究为主，逐步向定量研究方法靠拢。总体来看，学者们对研究方法的讨论留下了不同时代的社区研究线索，为本文的研究创造了良好的基础。但既有研究存在3个方面不足：首先，既有研究大多是对某一时段或某一研究主题的方法关怀，缺乏基于中外百年社区研究方法的全时段、宽领域的研究，忽视了时代背景与议题变迁给研究方法带来的影响；其次，社区治理研究方法的分析视角相对单一、分析相对较粗疏，存在缺乏比较坐标与精细分析的缺憾；最后，既有研究往往将方法和范式、方法论、视角等混为一谈，缺乏统一的分析框架，也就难以超越时空进行比较。为此，本文将总体回顾百年来社区治理研究，从JSTOR数据库、Web of Science(WOS）、中国知网和CSSCI期刊数据库中抽取名为“社区”的政治学、社会学、公共管理领域的相关文献。其中，JS-TOR(Journal Storage）数据库是以政治学、经济学、哲学、历史等人文社会学科主题为中心的电子文献库，有些过刊可回溯至1665年。研究的抽样方法为：在每一年度抽取最有影响的10篇以上文章，共析出中英文文献1518份，其中英文文献823篇、中文文献695篇。在此基础上，辅之以相应著作进行分析。在本文中，笔者将研究方法划分为规范与实证研究两类，并将其细分为不同的具体方法。方法服务于研究主题，为了使整个社区治理研究历史相接，在阅读既有文献的基础上，我们将国外的社区治理研究划分为20世纪初、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和社区复兴运动以来4个阶段；国内的研究则被划分为早期社区研究、社区服务研究、社区建设研究、社区治理研究4个阶段，以此展开系统梳理。
总体来看，国外的社区研究方法以理论分析居多，占总体抽样的51.5%。20世纪80年代以来，实证研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达到抽样样本的61.9%，定量研究也有所增加。在20世纪初，社区多作为社会调查的单位而存在，历史研究为主流方法，伴随零星的调查统计。19世纪末，英美国家发起了睦邻运动（Social Settlement Movement）和社会调查运动（Social Survey Movement），实务工作者们结合自身经验强调学校、教会等“社区中心”（Community Center）在基层治理中的重要地位。1901年，布什内尔（Bushnell）对石头场（Stockyard）社区的分析标志着基于实证案例的社区分析出现。威尔森（Wilson）则通过对伊利诺伊州一个乡村社会的历史演变分析，强调乡村社会组织在维系传统社区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华盛顿（Washington）结合南北战争以来阿拉巴马州黑人社区的建设情况强调了社区学校的重要意义。个别研究者借助量化统计的描述来把握社区情况。瓦特（Walter）依据20世纪初美国城市人口增长情况的分析，强调社区教堂的重要地位。还有学者结合人口普查材料，强调在乡村社区重建教堂等社区组织的重要意义。另一项研究则通过对乡村社区787户农民的调查描述，强调建设社区社会组织的必要性。“一战”结束后到“二战”结束，对社区的类型学分析与结构分析成为较为显著的研究视角，理论分析仍然占据研究主流，但是社会调查和田野调查开展研究的比重有所增加。在反思“进步时代”社会调查的基础上，帕克等人认为社会调查应更多关注不同社区背景给个体带来的影响。帕克将生物学的生态框架引入城市研究中，认为在竞争和共生这两个因素的支配下，城市会分化成为功能各异的商业圈、居住区、平民窟等社区。伯吉斯则以树木年轮来比喻城市的扩张和衰落，通过对芝加哥的调查分析，构建了涵盖中心商业区、过渡区、工人住宅区、良好住宅区、通勤区等5个圈层的“同心圆模型”。麦肯齐（Mc Kenzie）进一步将经济因素作为社区划分的主要标准，将社区划分为基本服务社区、商业社区、工业社区和缺乏经济基础的政治和教育中心等4类社区。芝加哥学派特别重视统计数字在社区研究中的作用。伯吉斯等人类生态学范式的倡导者本身就是人口统计学专家，他们将统计数据视为案例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绘制地图等方式描述社区人口、组织乃至社会问题的分布情况。一些研究者甚至尝试运用人口统计数据构建城市社区评价指标体系。1937年，弗莱（Fry）就基于伯吉斯的“城市同心地带假说”，得出了一个涵盖家庭救济、青少年犯罪、儿童照料等指标维度的“社会综合指数”（Composite of Social Indices），以图形的方式展示了每个人口普查区域在适宜范围内的相对位置。进入20世纪30年代，基于田野调查方法的社区社会结构分析的占比不断上升。在林德夫妇《中镇研究》的影响下，社区社会结构逐渐成为案例分析的重要对象。研究者试图探寻人们的日常生活、组织机构与社区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以此出发考察个体行为的社会根源，从社会互动和地方生活实践中理解社区系统。华纳（Warner）通过对新巴瑞（Newburryport）社区的分析，指出经济地位并非社会结构界定的唯一影响因素，并阐述了基于打分评价基础上的结构划分方式。霍林斯黑德（Hollingshead）看到社会地位对于收入的影响，他将社区内的家庭划分为5个阶层，认为社区内不同阶层的分配占有情况受到其自身文化特征的影响。一些学者通过长时间的参与式观察开展社区研究。雷德菲尔德（Redfield）通过在尤卡坦地区前后16年的田野调查研究，阐述了现代化进程中“民俗文化”的变迁。弗姆（Form）基于对格林贝尔特（Greenbelt)1937—1945年间的调研指出，居民的收入分化和职业差异不可避免地造成社区内部的阶层分化。“二战”后，实证研究方法得到重视，学界陆续关注了社区权力结构、社区组织等主题。20世纪30年代末，林德对中镇“X家族”的研究被视为社区权力结构分析的源起，但由于缺乏对权力结构的准确测量方式，这一主题没有引起更多学者的重视与讨论。进入20世纪50年代，亨特（Hunt）通过对40位经过挑选的社区精英进行访谈，发现亚特兰大市的城市权力呈现金字塔式的情况，这也启发了后来学者们对社区权力结构的个案剖析。舒尔茨（Schulze）通过对1823—1954年西波拉（Cibola）经济和社会的分析，发现社区权力掌握在“一群中产阶级商人和专业人士”手中；还有学者通过对密西西比河社区的个案分析，指出社区内的领导者往往是具有专业化特征的。与此同时，学者们认识到个案分析在解释因果关系中的局限，比较研究在分析中的占比不断增加。有学者通过对两个美国小镇1052位受访者调查结果的比较指出，经济支配者对社区权力结构的控制与否，将影响不同党派对领导职务的得失。米勒（Miller）借助10位专家对590名有权者的打分评价，对英美国家两个社区的权力分布进行了比较，认为英国社区的权力结构受单一精英阶层的影响较小。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对社区权力结构的研究向行为分析转换，定量方法陆续得到运用。学者们批判以往研究过于重视威望、声誉等指标，强调调查“真实”权力过程的必要性。达尔运用在纽黑文（New Haven）进行的抽样调查来研究选举过程产生的权力结构多元性。班菲尔德（Banfield）通过对芝加哥6个社区决策案例调研，破除了传统观点中将社区权力大小与经济地位“挂钩”的情况。艾肯（Aiken）结合31个美国社区案例的研究，构建了基于公共住房、城市更新、模范城市等项目相关的社区权力扩散量表，发现在内部权力分散的地区，参与各种联邦自助方案的比率更高。还有学者结合北卡罗来纳州人均公共福利义务和人均公共援助案件数，运用统计检验的方式指出“社区内的权力集中会对集体行动产生负面影响”。“二战”后，社区发展在全球扩展，相应的实践也得到了学界的关注。对社区发展的研究呈现出“案例分析为主、比较研究为辅”的特点。有学者结合1952—1956年菲律宾社区发展的方案与规划，强调社区发展在于实现“社区参与和自力更生”的哲学。另有学者则结合印度社区发展的失败历程，强调无知、人员缺乏意愿、组织原则有缺陷等因素是社区发展失败的重要原因。还有学者结合具体社区的剖析，认为社区发展应该重点聚焦2～3个项目执行中，以提升公民参与程度。20世纪50年代后期，跨区域乃至跨国的比较研究有所增加。怀特（White）通过对印度、菲律宾、埃及、伊朗和泰国5国实践的比较分析，强调了国家在社区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一项对菲律宾等4个亚洲国家的研究，强调社区发展应建立在经济的稳定与增长之上。有学者通过对加拿大曼尼托巴省和印度社区发展项目的比较，指出加拿大的社区发展主要关注经济发展和社会组织，而印度则更多倾向健康、福利、教育、宗教等方面。范恩（Fann）结合危地马拉的农村、哥斯达黎加的工厂和美国乡村的比较，考察了个人价值观对社区地位的影响。研究者们反思单案例社区分析的孤立性与不可推广的特点，主张通过多案例比较来归纳社区发展的总体特征。“二战”后，社区组织运动及其研究再度兴起。在相关研究中，理论分析仍占主流，案例分析较快增长。在理论分析层面，学者们受结构功能主义的影响，把社区视为一个动态的、相互作用的社会系统。不同于20世纪初的研究者关注社区组织对社区“病态”（Pathological）问题的解决，结构功能主义引导下的社区分析强调从组织功能与过程的角度来认识社区。有学者运用帕森斯的分析框架，从适应、目标实现、整合、潜在模式维持4个方面来分析社区组织承担的不同功能。还有学者将社区视为承载一定职能的“功能性社区”，认为内部的社区慈善组织只是满足一部分人需要的产物，而并非面向整体地域的。对社区组织的案例分析是较主流的实证方法。学者们通过对社区组织的经验调查而不是先验的价值判断来开展研究。贝克（Beck）结合纽约市反贫困理事会的运转经验，反思了是否应该按照地域来划分和帮扶“贫困社区”的方式。伍德（Wood）将社区组织的运转与社区社会结构结合起来考量，发现律师相比其他社会群体更容易参与卫生与社会福利活动。普特南（Putnam）结合美国社区组织建设运动的经验指出，一旦专家与项目领导人退出，社区组织建设就会陷入无人领导的状态。
进入20世纪80年代，实证方法成为社区治理研究的主流，定量分析大幅增长。在“社区复兴运动”的背景下，结合不同国家的权力下放和社区振兴实践，学者们从治理结构角度对社区治理进行了研究，对社区领导人、基金会和非政府组织以及政府等主体开展了实证分析。其中，案例分析仍是相关研究的最主要方法，占到同期文献的38.9%。普渡（Purdue）在研究英国社区更新战略中发现，通过领导赋权（Empowerment）的形式，能够构建一个开放性的政治机会结构，社区领导人可以作为政府社区再生倡议和居民之间的节点发挥重要作用。一项对美国社区治理的案例研究表明，政府、社区发展公司和基金会在社区复兴中均扮演着重要作用，但是如果因缺乏支持而导致社会资本不足则难以实现发展。马伦南（Mulrennan）结合加拿大社区的保护战略经历，指出在社区环境建设中应该平衡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作用。还有学者对准个体参与和认同，评估社区复兴项目的境况。一项对南加利福尼亚州复兴项目的研究表明，强调居民的自我效能感和大局思维等要素对社区全面复兴具有重要作用。还有的案例研究则指出社会参与和社会网络于社区对森林火灾风险治理、社区重建的重要意义。20世纪80年代以后，社区意识、社区归属感等议题受到重视。结构方程模型、层次回归模型、方差分析等多种定量手段被纳入社区研究中，占比达23%。有学者就结合爱荷华州27个社区4627份样本数据，运用三类指标构建的系统模型对社区归属感进行了测量。有学者根据在密歇根州51916份随机电话调查的结果，采用分层线性和逻辑回归分析的方法分析了个体社会参与与社区美化项目之间的关系。费特兹（Fitz）通过对26个社区的多层次建模，考察了总体满意度、社会生活满意度和基础设施满意度等社区满意度研究的3个维度。伯纳德（Bernard）运用多层次回归模型分析了在捷克农村社区所获得的1000份样本，探寻社区满意度指标体系。另有学者通过对华盛顿州6个社区收集的数据，运用网络分析和负二项式回归分析来研究个人网络和社区网络对社区依恋和满意度的影响，指出居住年限、个体关系对于个体社区归属感具有重要影响，而社区网络结构的作用则有待深入观察。一项对6个城乡的数据分析发现，社区赋权与社区项目的可持续性呈正相关，居民的社区意识在其中发挥调节效应。
中国的现代社区研究兴起于20世纪30年代，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再次掀起研究热潮。社区治理研究以理论分析为主（占总样本的70%），近年来案例分析和定量分析等实证方法得到较快增长。20世纪30年代的社区研究以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为主。早期的社区研究学者借助田野民族志等方式，通过长时间的参与者观察、访谈、人物传记、家谱研读等方式来分析社会问题，并以此为基础认识乡土社会。例如费孝通利用在江村的农民经济活动调查资料，描述了当时中国农村的生产与交易体系，并以此为基础，探寻中国农村经济变化的动力。林耀华将历史视野引入社区研究之中，通过对闽江中游农村近30年的调查与分析，对传统中国的乡土社会文化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在“云南三村”为代表的研究中，费孝通还重视比较方法的应用，他在剖析不同社区基本结构及特征的基础上，逐步扩大实地观察的范围，进而识别中国农村社区的各种基本类型。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当时的社区研究体现出鲜明的实践导向。以费孝通为代表的早期学者怀着“志在富民”的理想投入中国乡村的调查与研究中。以梁漱溟、晏阳初等为代表的行动派都带有社会改造的强烈意愿。在马林诺夫斯基看来，通过乡村建设的实践，中国社会学界已开始了对文化变迁和应用人类学的学术攻关。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区研究再度兴起，并且聚焦当时社区服务的实践主题。理论引介与规范分析占绝对主导地位，占同期抽样文献的87.5%和80.9%。科学的社会调查相对较少，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对北京市椿树胡同开展的社会调查是新时期社区调查研究的开端标志。进入20世纪90年代，理论研究仍是主导研究方法，占同期文献的80.9%；案例研究的比重有所增加，相对于20世纪80年代上升了7.6%，达到15.9%。学者们对国外社区的相关理论进行了整体性引介，对社区整合、社区照顾、社区非政府组织等理论与经验进行了介绍。在案例研究方面，有学者通过对南京市260余名老年人的调查，认为老年社区服务应该坚持产业化、实体化的方向。还有学者对武汉受表彰的社区服务组织开展为期60天的社会调查，分析了社区服务在福利化与产业化两条道路之间面临的难题。但是，案例研究更多停留在典型经验介绍，对理论建构的关照相对不足，科学的抽样与分析方法的使用较少。进入21世纪，社区治理研究呈现出从宏观理论推演到微观事实分析的趋向。理论分析仍占据主流但下降明显，占抽样文献的69%；案例分析和调查研究增加较快，占比达到24.2%，比上一个10年提升了8.3%，比较方法和定量研究分别占同期样本的2.5%和6.5%。在理论分析方面，学者们以社区建设为切口，形成了“国家中心论”与“社会中心论”的争论。前者认为社区是“国家构建出来的政治-社会空间”，国家正努力把社区转化为国家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的积极资源；后者则认为社区建设就是要在分离国家的基础上，将社区建设视为“打造中国城市公民社会的先导”，是“公民社会发育的过程”。不少学者把实现居民自治视为城市社区的建设目标，希望由此出发构建一个“守望相助、尊老爱幼、知理立德的现代文明社会”。还有学者对城市社区治理的模式进行了讨论，将1949年以来的中国基层治理划分为“单位制”“街居制”和“社区制”3个阶段，指出中国的城市社区正在由行政型社区（政府主导）向合作型社区（政府推动与社区自治的合作）和自治型社区（社区主导与政府支持）发展。案例分析成为这个时期增长最快的方法，体现出中国学者的方法自觉。何艳玲通过对广东省“乐街”的个案研究，发现在国家主导的变革过程中，居委会的组织变革走向了“内卷化”的困境。耿曙通过对两个上海社区抗击“非典”疫情期间的社会调查，佐证了基层治理中“国强社弱”的制度格局。同期，研究者还通过案例分析的方式呈现了社区建设的江汉模式、沈阳模式、上海模式，介绍了美国、英国、新加坡、日本等国的社区建设经验。部分学者开始运用量化研究的方式进行分析。孙柏瑛基于北京市8个城区分层随机抽样的527份样本，分析了北京市居民参与社区决策的情况，强调公民社团、社区公共设施对提升居民社区归属感进而推动社区自治的作用。闵学勤结合南京市10个街道居民的抽样调查数据，对社区自治主体的“二元区隔”现象进行了实证研究。整体看，实证方法的使用存在样本来源集中于少数地区、材料分析重个案叙事和描述性研究、轻比较分析和定量研究等问题，缺少在案例比较的基础上对全国社区建设情况的总体把握，造成了“各说各话”的困境。党的十八大以后，社区建设的话语体系逐渐被社区治理取代。学者们的研究方法也随之更趋于多样化。其一，理论分析仍然占据重要地位，占抽样文献的65%。学者们从理论上界定社区是巩固国家治理之基，认为中国现有的社区治理模式仍是“国家传统社区管理体制的延续、巩固和强化”，打破西方“社会共同体”迷思，从理论上界定了中国社区集政治、服务（行政）、社会3种功能于一体的复合体结构。这一时期，分析社会资本对增强社区治理创新制度依赖性的作用、合作治理结构、综合比较多类型社区治理谱系、建构古今社区治理的关联、技术治理等，成为较为典型的理论分析工作。其二，案例研究上升较快，达到抽样文献的19.4%。有研究者通过案例分析，指出社会组织与国家在基层治理中“双向嵌入”、国家治理与社会成长相互建构。在案例研究的基础上，熊易寒提出国家“助推”对城市邻里再造的推动作用，吴晓林等则力图破除“国家社会二元分析框架”，提出“国家创制社会”的本土逻辑。一些学者开始尝试运用多案例比较的方式进行研究（占比达到同期文献的6%），散见于政策扩散、治理创新、党建引领等主题。其三，量化研究的比例达到了同期文献的15.7%。学者们运用社会网络分析、线性回归、结构方程模型等对社区参与、治理结构等老问题进行了分析。李强等对5种不同类型小区659个样本的调查，描述了社区在空间结构、利益关系和治理架构等方面出现的“碎片化”状态。张红等运用AMOS软件对居民的社区参与行为进行了分析，构建了基于主观规范、参与态度和知觉行为控制等因素的居民社区参与模型。蔡禾等采用多层线性模型对CGSS数据库6098个样本进行分析，发现居民的社会参与和社区公共空间的供给会显著地增加居民邻里关系水平。一项对全国9大城市的大样本调查表明，社区物业纠纷具有普遍性，业主维权冲突总体温和可控，但具有从社区冲突升级为街头冲突的可能。
社区治理研究方法的选择，受到社会情境、学科交叉和主观认知等三重因素影响。社区治理研究方法的选用，受社会议题的影响。20世纪前半叶的国外研究更多关注传统社区在现代社会中的存续与重建，不论是早期的“社会调查”还是芝加哥学派的“人类生态学”都体现出了恢复邻里传统的“价值判断”色彩，理论分析和社会调查成为重要研究方法。20世纪50年代—70年代，西方国家的社区仍需回应国家干预与社会自主的结构问题，对社区政治过程与社会行为的调查和案例分析得到重视，基于定量方法的研究较多。20世纪80年代“社区复兴运动”以来，基于对个体社会的关心，西方学界对社区归属感、社区赋权等议题青睐有加，尽管仍有学者讨论新自由主义与社区治理的关系，但是理论分析权重大幅下降，实证化、微观化研究快速增长，并且开始压倒理论分析。在中国，社会议题的变化同样牵动研究方法的变化。在早期，费孝通、吴文藻等学者将“社区研究”作为一种“方法论”引入中国，晏阳初、梁漱溟等人投身的“乡村建设运动”实践，首要服务于乡土中国的发展。在改革开放之初，面对社区服务的实践议题和社区政策的逐步扩展，学者们对引介国外理论、开展社区服务的理论探讨抱有很大兴趣。进入21世纪，在全面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背景下，学者们一度形成“国家中心论”与“社会中心论”的理论争论，这种争论并不妨碍一些研究从田野调查、社会统计中寻求实证依据，个案研究比重显著提升。党的十八大以来，学者们对多主体合作的社区治理形成共识，研究注意力从对治理结构的判断向具体过程转移，过程化的比较分析、定量研究显著增加。在社区治理研究的百年中，社会学、政治学、公共管理等学科先后“进场”，将本学科的范式理论代入其中，推动了研究方法的演进。社区研究首先是被纳入社会学研究领域。20世纪初的研究者通过对贫困、卫生等社区内具体问题的社会调查，开展“解决问题”式的研究。之后，在芝加哥学派的时代，生态学对于社区研究方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中镇研究”之后，人类学方法论和跨文化调查的运用显著增加。20世纪50年代，在“结构-功能”分析框架的影响下，学界对社区权力结构的社会调查有所增强。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达尔为代表的政治学家开始对社区权力结构等议题展开研究，此后，基于政策投入和输出等影响因素开展的量化研究也有所增加。20世纪60—80年代盛行的“后行为主义”思潮对社区治理研究方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运用数理统计、模拟实验等技术手段的行为研究成为典型现象。20世纪90年代以来，计算能力的提升使得研究者处理更大规模的样本成为可能，信息技术手段也让案例分析、量化分析更加便捷。相对而言，中国的社区研究涉及的学科相对较少，早期经过人类学的方法启蒙后，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学与政治学成为社区治理研究的主要学科。在经历了滕尼斯式“共同体”影响，探究其在当代中国如何“可能”的社会学与政治学思辨之后，伴随社区治理话语的定型，理论建构类型的研究逐渐降温，技术化的实证研究比例逐步上升，运用案例比较和定量分析的研究有所增加。整体来看，国外学者更多将社区视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将国家视为社区的外在变量或者无关变量，对社区本体论的研究较多，这也推动了方法的日益实证化。学者们要么选择从理论上讨论社会自主系统或有限的国家干预，要么将社区视为一种实体性的关系，对其内部的主体、行为、结构等展开微观分析。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自由主义的回归和更新，学者们的这种认知，更加促进了社区治理研究的微观化发展。而在中国，不少学者以社区治理为小切口，来透视国家与社会关系等大问题，凸显出方法论层面的认知，相对来说，理论分析的比重较高。一般的情况是，在议题转换的一段时间内，方法论的认知占据上风，在投入较大精力对国家社会关系论证之后，学者们对“社区脱离国家行为而无法自为”的判断愈加深刻，逐渐将研究议题转入对行动主体、工具、具体过程的研究，研究方法也更加多元，实证方法日渐突出。
在分析百年来社区治理研究方法的基础上，本文得出相应的结论，在此基础上探讨中国社区治理研究的方法走向。（一）社区治理研究方法以理论分析为主，实证方法得到较快发展百年来，社区治理研究方法以理论分析为主，越到最近，实证主义方法越快速增长。国外的社区研究方法以理论分析居多，但相应的比重由20世纪初的66.7%下降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38.1%；实证研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相应比重从20世纪初的33.3%提升到61.9%，定量研究占比快速上升（见表2）。近年来，学者们的研究方法更加多元，运用多层次回归和结构方程模型的研究显著增加。相应的研究主题也因时而变，20世纪前半叶的研究更多关注社区组织、社区社会结构等宏观议题，进入20世纪90年代，学者们较多地关注社区归属感、社区参与等微观议题。表2 国外社区治理研究方法的演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区治理研究在理论分析占主流的同时，实证研究快速上升。从20世纪80年代到2013年后的阶段，理论分析从样本的82.2%下降到65%；实证研究的比重从17.8%上升至35%，其中，定量分析快速上升至15.7%（见表3）。从研究主题上看，20世纪初的社区研究更多是对乡土社会的田野调查，改革开放以来学者们既对国家-社会关系等较宏大的理论问题进行了讨论，也推动了具体问题（如社区归属感、社区参与、社区养老）的具体研究。表3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区治理研究方法的演变
社区治理研究方法的选择既受研究议题与学科交叉“外部驱动”的影响，也反映出研究者自身对社区内涵认知“内部塑造”的作用（见图1）。从研究议题上看，面对社区治理实践所提出的新的命题，学者们往往首先从相关议题的内涵、结构关系等进行理论分析；在达成一定共识后，逐渐向微观的过程分析与个体分析转向。迄今，西方社区治理的命题基本定型，其研究“微观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同样，中国从社区服务到社区治理的实践转型，在一定阶段内总会引发学者们的理论讨论，在宏观国家社会关系认识基本确定的情况下，基于治理过程和个体行为的实证分析也显著增长。
图1 社区治理研究方法的三重影响
从学科影响上看，学科交叉一方面催生新的研究议题；另一方面，各个学科也将本学科的研究范式与方法带入研究之中。在国外，帕克等人将生态学分析框架引入社区类型学分析，社会人类学家将田野调查方法“移植”到社区调查。20世纪60年代，行为主义政治学、心理学、公共卫生等学科的介入加速了社区研究的结构化和微观化趋势。在中国，学科交叉对研究方法的影响一度体现在社区建设本质的讨论中，尽管不同学科在理论上的共识范畴有所扩大，但是，政治学研究更加侧重权力关系，社会学研究更加注重社会主体，后者比前者的研究更加微观、偏向实证。从主体认知上看，学者们对社区的不同认知影响了其方法选择。国外学者更多将社区视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关注如何“重建”衰落的社区，倾向于从微观问题出发，探寻社区之中的个体行动、主观心理。中国学者对社区的认知体现鲜明的方法论、结构化特点，社区兼具“政治整合”与“社会构建”的双重属性，在这一前提下，学者们既从理论上探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适配空间，又采取实证的方法研究具体事件和过程。在中国特殊的国家-社会关系框架内，社区治理研究要保持理论与经验的链接，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推进理论发展。其一，坚持“结构-过程”研究方法论。与西方国家对社区内涵的多元认知不同，中国对社区的定位相对明确和固定。社区概念的生成是国家塑造的结果，社区治理是在国家推动下的政治社会发展进程。中国的社区治理研究仍然需要在方法论层面保持想象力，同时紧密连接现实。因此，要在对国家与社会乃是“连续体”而非“对立体”的共识之下，引入“结构-过程”研究范式，综合规范和解释两个部分，既要推动社区治理具体过程的研究，连接社会现实，又要避免滑向小因果关系的理论自缚。在时间向度上，既要考虑现有社区治理的结构和具体过程，又要破解形成社区治理共同体的结构难题，指向马克思主义的“共同体理论”，寻求利于建构“自由人的联合体”的条件。其二，加强跨区域案例的比较分析。费孝通等老一辈社区研究者十分重视通过比较的方法来认识中国社会。在当代中国，面对不同地区的差异化情境，比较的方法既能较好地使得社区研究摆脱“脸谱化”的走向，又可避免“一篇文章一个故事、一个研究一个结论”的状态，为解决社区问题提供普遍的参考框架。社区治理政策扩散、创新等重要议题本身，亦需要案例研究、比较分析，通过对案例的充分挖掘和比较，能够超越个案研究的局限，建构起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模型。其三，推动定性与定量融合的实证研究。现有中国的社区治理政策和研究多从供给端出发，既存在“代理主义”误区，又对居民的“居住、安全、环境、交往、自治”五层次需求缺乏了解，对国家推动社区治理体系化的战略需求缺乏了解，使得社区治理体系往往失焦、失聪，产生供给与需求之间“错配”的问题。基于“供需两端”的实证研究特别是量化研究，势必得到重视。要在大规模、跨区域实证调查的基础上，引入统计分析、大数据分析、政策模拟实验等方法，对社区治理进行精细化的研究，从而萃取影响社区治理的因素，验证社区治理政策的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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