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宇宙中的
脆弱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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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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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1月25日下午，复旦大学哲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姜宇辉受邀与深圳大学人文学院师生齐聚线上，带来题为“元宇宙中的脆弱主体”的学术讲座，内容丰富，观念前沿，极具思辨性。本场讲座由深圳大学人文学院江玉琴教授主持。
（讲座同名论文《元宇宙中的脆弱主体》刊发于《贵州大学学报》）
1
如何理解元宇宙
讲座伊始，姜宇辉教授从游戏《地平线4》引入。这部具有元宇宙特色的游戏让玩家沉浸体验汽车驾驶，有优秀的物理引擎和逼真的风景，这在封控期间给他带来了心理安慰。然而当他想要试探游戏地图的真实大小时，却发现无论他怎么前进，都接触不到边界，在这个空间里接触到的一切事物都是由数字无限生成的。这让姜教授突然感觉到自己被关在巨大的数字监狱里，由此发问：元宇宙是给人们带来安慰和拯救，还是带来更大的困境，让所有人都深陷其中？
姜教授的思考与许多作品产生了强烈共鸣。村上春树的《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描述了一种世界性的、冷酷的体验；罗伊·阿斯科特的《未来就是现在：艺术，技术和意识》让姜教授思考：如果“未来就是现在”这句口号是真的，那么是否意味着未来再也没有其他的可能性？英国虚拟乐队Gorillaz的歌曲《Tomorrow Comes Today》呈现数字即是未来的主要形式，让姜教授提出质疑：难道数字就是世界的全部？难道这就是未来？由此姜教授提出：总体而言，元宇宙不是我们对未来的唯一想象。
村上春树的《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左）
英国虚拟乐队Gorillaz（下）
姜教授将universe（宇宙）、metaverse（元宇宙）、multiverse（多元宇宙）三个词语并列进行阐释，并提出他的期望：当元宇宙变成唯一、整体的时候，真正的人文学者应该思考：元宇宙是否有另一种可能性？姜教授认为，我们应当打开元宇宙的终极面貌，把元宇宙内在包含的可能性释放出来，让各种相互交织的场域和力量显现。
姜教授认为，研究元宇宙有两种进路，一种是实证的进路，一种是哲学的进路。实证的进路描绘蓝图，而哲学的进路将其视作基本哲学概念，用观望的、批判的眼光，将“元宇宙”与时间、生命等人们最关心的概念结合起来思考，把它当作跟人类命运息息相关的终极问题。我们应当从哲学的角度打开实时性、打开可能性，思考未来包含什么样的可能性，有哪些危险，又有哪些契机。不同学科的学者应当携手、对话，把元宇宙落到实处，同时进行理论上的提升。
姜宇辉教授接下来以独到的视野对“元宇宙”进行多方位的解题。首先，姜教授认为要想研究元宇宙，必须阅读小说《雪崩》，游览游戏second life（第二人生），认真观察元宇宙第一次出现在这个宇宙中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形态。他认为，如今对元宇宙的研究尚未超出《雪崩》文本范围，研究者应当回到源头之处，探索哪些可能性被遗忘、被遮蔽了。同时，姜教授认为，“超元域”这一原始译法比“元宇宙”更为准确，他认为西方“metaverse”是“彼岸”（beyond）之意，更强调二者之间的分离；中国的“元宇宙”是“天下”，更强调二者的融合交织。
《雪崩》（上） 游戏人生（下）
其次，姜教授指出，《雪崩》的问世并未直接引起“元宇宙”概念的大热，而是2006-2021年期间技术上的准备以及政治上的准备，使得“元宇宙”进入人们的视野。技术上的准备指的是大数据技术的发展，政治上的准备指的是反恐和新冠等事件，这些事件也都加速了大数据技术的发展。
再次，姜教授依次阐释了元宇宙如何作为知识的事件、作为话语-权力的事件以及作为媒介的事件，介入21世纪的讨论。元宇宙亦可作为虚拟剧场，人们沉浸其中、投射其中、与之交互。人类历史早期就有类似的想象，人们在岩洞壁画上绘下狩猎的场景，就是在构想现实之外的元宇宙的世界。
姜教授认为，人与未来有两种关系，一种是连续的、肯定的、进化的，另一种是断裂的、否定的、创伤的。当我们在讨论未来时，这两个方面都应当纳入考虑之中。姜教授希望破除关于元宇宙的两大“迷执”，一是不应将元宇宙视为连续性的，二则不应将元宇宙游戏化，这会削弱元宇宙的可能性。
2
如何理解或关怀人的脆弱性？
姜教授紧接着从哲学的角度探讨如何在元宇宙这个阵痛期中理解人的脆弱性。姜教授指出，我们应当关注随着技术发展，生活其中的人是什么样的体验，如老年人、边缘社会群体从中是否仅仅获得痛苦、伤害而非希望。我们应当给予足够的关怀，更公正地对待每一个生存个体。
姜宇辉教授借助abandoned（被抛）和exposed（暴露）二词阐释何为“脆弱性”。“被抛”指的是人是被出生的，人无法控制这个过程；“暴露”指的是人被暴露在令人恐惧的力量前，无法回应。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会被提出，因为人与人被脆弱性连接在一起，去应对个体无法抵抗的困境。
在过去的哲学讨论中，“脆弱性”从未成为哲学主题，因为以往的思想家们认为“脆弱性”并非人类的本质，脆弱性是起点，而非人的归宿，人们不应满足于此，应当运用理智和情感从脆弱性中挣脱出来。西方哲学家由古至今的思考，陷入了一种困境中，他们认为人可以通过理性思考，把自己跟外部的社会分离开来。于是玛莎·费尔曼（Martha Fineman）在THE AUTONOMY MYTH一书中提出对这个“自律主体”的质疑，他把这个自律主体视为一个敌托邦式的幻想，如果我们把人想象成凌驾于万物之上的主宰，将会把整个世界推往敌托邦而非乌托邦的境地。
在VULNER-ABILITY AND HUMAN RIGHTS一书中，布莱恩·特纳（Bryan S. Turner）从脆弱性的角度对人性进行界定。这本书首次将脆弱性当作是人类普遍共同的本质，把脆弱性当作是本体论的前提，我们对人类的所有思考都应该围绕脆弱性去展开。
特纳对脆弱性的根源有两种解释，一是具身性，二是机构。人类的肉体直接暴露在各种事件中，以身体直接介入世界，必然受到各种力量施以作用。机构本身也具有不稳定性。Turner提出三个命题：“我具身，故我脆弱”，“我脆弱，故我需要社会的保护”，“但保护我的社会机构同样脆弱”，因此人的脆弱性是具有双重性的，这构成了人没有办法最终克服脆弱性的局面。
特纳在书中的阐释并非完美。姜宇辉教授引出两个对本书内容的根本性的质疑：如何以脆弱为前提和基础重建另一种不同的主体性之自律，以及如何防止社会机构的霸权式的“病态（pathogenic）”保护的危险。为了回应这个问题，麦肯齐等人提出“关系性自律（relational autonomy）”，认为自律不意味着脱离社会，自律能够也应该在关系中实现。对于“什么样的能力能够实现关系性自律”，这一问题，麦肯齐提出了“能力假说”，霍耐特提出“承认理论”，科德提出辩护理论，巴特勒提出具身和基础设施的双重脆弱性。
霍耐特在《承认》一书中梳理了西方思想史上三个不同的脉络，分别是法国启蒙运动（本真自我），英国经验论（共情），德国观念论（自我规定）。姜宇辉教授认为，在元宇宙中，理性、共情、自爱都无法建构脆弱的关系性自律。
姜宇辉教授在尾声中提问，元宇宙何去何从，成为平台还是基础设施？我们生活的物质世界，保护我们的机构，本身具有脆弱性。我们今天都把元宇宙当作一个平台，而没有看到元宇宙背后需要非常多物质性的依托。譬如数字空间的建构需要真实世界的信息中心的支持。因此元宇宙既是连接的平台，又是非常脆弱的基础设施。因此，姜宇辉教授提醒大家接下来研究元宇宙时，可以通过这两种角度去思考。当我们从平台的角度去理解元宇宙的时候，把它当成连接、融合的网络；当我们从基础设施的角度去理解的时候，我们关注的是它的断裂、它的脆弱性。
- 对话与交流 -
讲座结束后，姜教授一一对留言区的听众留言作出回应。江玉琴教授对讲座进行简要回顾，并指出讲座体现出强烈的现实关怀性，以及姜教授对脆弱性的阐释带来的启发。江玉琴教授提出疑问，信息技术的发展在创造数字空间的同时，也在创造人工生命，又因为生物技术的发展，人和机器的交互产生生命也并不是不可能的，未来可能产生硅基和碳基的结合甚至是纯硅基的生命体，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来看待脆弱的主体性？当我们不是一个单纯的独立的主体性去思考它的时候，我们变成主体间性的时候，我们如何来面对主体的脆弱性？
姜宇辉教授回应道，海勒书写《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是将其作为一个备忘录，备忘的是当我们对整个世界进行信息化和数据化的时候，我们遗忘的什么东西，即人脆弱的生命肉体。
人通过技术和身体的结合可以展望一个美好的未来，这没有什么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人的肉身和技术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也会造成各种各样否定的结果。这是姜教授把元宇宙叫成“阵痛期”的一个原因，它既是进化，也是一种伤害。我们应当关注元宇宙是现在正在进行的，在这个过渡期，很多人会产生错综复杂的感觉。在这样一个没有办法改变的未来叙事中，每个人的感受、每个人的生存境况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真正处在这个转变期，我们就应该对所有人抱有一种公正的态度。
姜宇辉教授强调，他使用“脆弱性”是为了提醒人们在研究人在技术环境中的具身性时，人的身体是被暴露的，得到的反馈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现在人们对积极的方面谈得太多了，应当同时把积极和消极的方面结合在一起。这也就是他所说的“care（关怀）”。
编辑排版 | 黄李悦
审核 | 江玉琴
图片 | 讲座截图、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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