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政治学研究》2023年第2期
作者：刘伟、肖舒婷，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武汉大学地方政治研究中心（湖北省武汉市，430072）
内容提要：作为从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实践中总结凝练的执政模式与标志性政治话语，“民心政治”缘起于传统中国民本思想，却又与民本政治、民意政治相区别。通过解析中国国家治理场景中的“民心政治”，可以发现，民心是中国民众政治心理各要素的总括性概念，是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的话语表述。在政治现实中，党和政府通过实践“民心政治”赢得民心，从而持续生产政治合法性。“民心政治”的研究视角，能够帮助我们更全面地测量与呈现当代中国民众的政治心理，更准确地理解当代中国政治中某些政府行为的内在意涵，进而为政治心理学基础理论和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创新作出贡献。
关键词：民心政治政治心理 中国政治 政治话语 合法性
一、引言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在当代中国政治文件及领导人的讲话中，经常能发现与民心相关的话语表述。如“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人民拥护和支持是党执政最牢固的根基”。作为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的话语表述，民心是民众的主观政治取向，是中国民众政治心理各要素的总括性概念，民心向背是直接关乎执政者合法地位是否稳固的“晴雨表”。自诞生以来，中国共产党将“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执政理念，将“民心所向”作为执政目标，在政治实践的发展中逐渐形成了“民心政治”的执政模式与政治话语表述。中国共产党追求的“民心政治”主要围绕赢得民心而展开，其实质是党和政府在治国理政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那么，民心是什么？民心向背是如何发生的？自古以来，这些问题就是中外政治学者和政治家关注的焦点。学者一般认为民心可以转化为政治信任这一现代政治学话语，在现代民意调查中，学者们将政治信任度、政府满意度等指标视为民心向背的程度。那么，中国共产党所追求的民心是否等同于现代政治心理学的“政治信任”“政治支持”“政治认同”等概念？作为党和政府治国理政实践中形成的标志性话语，民心在政治心理学研究中应如何呈现与测量？“民心政治”的实践及其话语对当代中国政治心理学研究会带来怎样的启发？对于这些问题，或许我们可以通过剖析当代中国“民心政治”的政治实践来寻求答案。中国共产党具有强大的标志性话语生产能力，在其治国理政实践中形成的政治话语，对于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有着重要意义。因而，中国政治研究者有必要回应和解析这些话语，进而把政治学的学术表达与政治现实相互衔接。“民心政治”可能构成了解析中国民众政治心理的话语契机与分析视角。将“民心政治”作为理解中国民众政治心理结构与变迁的总体性视角，是从传统中国的政治历史与当代中国的政治实践出发，全面地理解包括态度、认知、情感、期待、评价等要素在内的当代中国民众政治心理的构成要素及其变迁原因。在古今中西比较的基础上，本文尝试解析中国国家治理场景中的“民心政治”，进而为理解中国民众的政治心理提供基础视角，为政治心理学基础理论和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发展作出贡献。从传统中国到当代中国，民心一直受到执政者的高度重视。然而，在中国主流政治话语中时常出现的民心，是对传统中国民本政治思想的传承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逻辑延展，更是对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政治经验的凝练与总结。通过对传统中国政治思想进行梳理，对当代中国政治思想源流及其实践进行归纳总结，可以呈现“民心政治”的“源”与“流”。“民心政治”可溯源至传统中国政治思想的核心，即民本思想。民本思想的核心内容是民为邦本，强调普通民众关系政权存立。在《尚书》中就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的论述。可见，民本思想非常重视民众在国家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例如，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孟子·尽心下》），其中，“贵”强调的是民在政权存立中的重要性，得民心者方能成为君主，孟子还提出“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孟子·离娄上》），“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孟子·梁惠王上》），只有得到民众的支持，才能得到民心，进而成为君王。因而，君王合法性的获得与维系主要取决于其执政行为是否符合民众的要求。民本政治思想强调要重视民心，战国竹简《厚父》篇提出：“民心惟本，厥作惟叶”，“民心惟本”意为民心是政治的根本。就民心与政治统治之间的关系而言，民心向背决定了政权的兴替。《管子·牧民》指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管子·牧民》），即顺应民心能保持政权的兴盛，而与民心相逆则会导致政权的更替。由是观之，在传统中国的治世哲学中，民心是政治之本，决定了政权存亡；在传统中国的政治话语中，民心一直被用于论证政权的合法性。传统中国国家权力的合法性来源于以民心为基础的天命。“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泰誓中》），中国古代思想家认为，虽然统治者的权力源自“天命”，但民意是天意的具体呈现内容。“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尚书·泰誓上》），不能脱离民意来理解天命，天命天意主要通过具备表征性的民心和具体的天象来呈现。因而，中国古代民本政治的实践与维系，关键在于统治者施行“仁政”，从而避免失去天命与民心。儒家一直主张“仁政”，孔子提倡统治者应该“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也就是说，统治者如能广施德政，便会得到民众的拥护，从而赢得民心。孟子也认为，统治者与民同忧乐，才能得到民众的认可与支持，“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孟子·梁惠王下》）。虽然传统中国政治主要采取君主世袭制，但统治者如果不能满足民众的需求，就会失去天命和民心。因而，在中国历史长河中，上天的启示——包括祥瑞和灾异——都同样受到统治者和普通民众的重视。祥瑞之兆被认为是上天给统治者良好德行的奖励，秋日丰收、久旱甘霖、冬日瑞雪、枯木逢春、五彩祥云等都被视为明君在世的吉兆；而灾异则被认为是上天因统治者失德而降下的惩罚，如洪水、干旱、地震、瘟疫等都被视为治国不当的不祥之兆。因而，这些灾异在鞭策统治者为政以德的同时也会激发被统治者的反抗。因此，统治者必须重视民心所向，回应民生需求，为民谋求福祉，从而赢得民心。总而言之，民本思想强调民心对政权的重要作用，主张统治集团应当体察民情、把握民意、回应民心需求并广施德政，从而维护政权的合法性地位，但并不鼓励民众为个体利益而进行政治表达。因而，民本政治追求的是全体民众集体利益的公平与公正，反对普通民众出于个体利益向统治者提出要求。作为传统中国的核心政治思想之一，民本思想深刻影响了传统中国与当代中国的政治实践，并塑造了中国民众的政治心理，“进而成为评判中国民主实践的合法性的重要依据之一”。中国共产党所追求的“民心政治”不仅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且遵循了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基本原理。在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看来，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进步、发展与变革的主体性力量。因此，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倾听人民群众的意见诉求，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重视政党的群众基础。“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中国共产党强调将群众路线作为基本遵循与根本工作方法，在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等各个历史时期，重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推动了中国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由此观之，与传统中国民本政治思想不同的是，当代中国“民心政治”中的“民”是具有政治主体性的人民群众，是能够不断发挥能动性与创造性，不断推动社会历史进步、发展与变革的人民群众。因而，“民心政治”重视发挥民众的主体性作用，鼓励民众参与政治生活，行使政治权利。经由前述分析可知，“民心政治”在传统中国民本政治思想的影响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中生成。作为一个诞生于政治实践的概念，在将其运用到政治学研究之前，我们首先应理解其构成成分，从其实践内容来看，民心政治主要由以下三部分构成：1.民心的维度与特质；2.民心政治的主体对象；3.民心政治的运作特质。1.民心的维度与特质。在“民心政治”的实践中，党和政府不只关注民众的行为，更关注在心理层面与民众的沟通与互动，且非常重视人民群众的利益、意见和期待。这就使得党和政府关注的民心具备多重维度，从本质上来说，党和政府对于民心的关注体现的是其从总体上把握民众政治心理要素的追求。因而，民心是一个包含多维度与多层次的总括性概念，其至少应该包含三个层次：一是政治认知，二是政治情感，三是政治评价。具体来看，政治认知涵盖了民众对于政治体系及其人员、政治活动的理解与想象；政治情感主要涉及民众对于政治体系及其人员、政治活动的正向情感与负向情感；政治评价主要包括民众对于政治体系及其人员、政治活动的判断，以及形成这种判断的价值基础。这三个层次实际上存在一个过程性的逻辑递进关系，政治认知是政治情感和政治评价的基础。相比较于民意，“民心政治”中的民心相对稳定，其稳定性主要体现在民心是民众总体的、长远的、全局的、稳定的愿望和需求。民心是民众共性心理的公开或潜隐表露，从表面上看，民心的公开表露可以具体体现为易于流动与演变的民意或舆论。实际上，民心包括但又不仅限于民意。相对于民心来说，民意是民心的表征性维度，二者之间存在区别。民意主要由民众个体的碎片化意见构成，且会根据具体情况与时间变化，因而具有流动性。民心则不会轻易流动或演变，也难以全面测知，其突出特点是相对稳定性，不是民众随意表达的诉求。但是民心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例如，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经济发展水平之下，民众的普遍需求是吃饱穿暖等基础性生存需求。而在经济发展水平提升之后，民众的其他需求开始凸显，比如，对食品安全、大病医疗、个人数据隐私保护等方面的需求增长。因此，相较于民众的诉求与偏好，民心的形成更为长久和稳定。2.民心政治的主体对象。由前文的梳理可知，“民心政治”虽继承了传统中国民本政治思想的内核，却在当代中国治国理政的实践中不断发展完善，并呈现出与传统中国民本政治思想不同的特质。历朝历代思想家提出的民本思想，即使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照顾到普通民众进行政治表达的权利，也并不鼓励民众个体进行政治表达，更不主张民众参与政治。其根本目的是维护封建政权的合法性，通过施民以利来赢得民心，从而统治广土众民，这与现代政治中对民众主体性的重视有着显著差异。从子民、臣民、庶民到现代的公民，“民”的内涵是嬗变的。从传统中国到当代中国，“民”不再是一个被动的被治理者的概念，而是一个具备主体性的治理参与者；“民”也不再被动接受政府的政策，而是主动参与并表达意见和诉求。因而，虽然传统中国民本政治与当代中国“民心政治”均重视以民为本，但“民心政治”更重视民众的主动表达与参与，更强调党和政府主动理解并引导民心。当代中国政治中的“民心政治”实践主要体现在党和政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重视民众的主体性作用，在治国理政实践中全面地、即时地、持续地关注并引导中国民众的政治心理。因此，在“民心政治”的治理模式中，民众并不是被动卷入治理过程中，而是可以主动发挥其主体性作用并参与到政治过程中。故而，要理解“民心政治”及其中的民心就需要从中国共产党、普通民众以及两者之间的互动视角分别展开分析。换言之，“民心政治”并不是一个静态的概念，“民心政治”的实践过程实际上呈现了国家与社会、政党与民众的互动过程。3.民心政治的运作特质。“民心政治”的核心是党和政府对于民心的重视，强调在治国理政中“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充分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全面、即时、持续地关注并引导民心；民众也并不是被动地卷入治理过程中，而是充分发挥主动性与创造性，积极参与到治国理政的过程中来。因而，在党和政府治国理政的过程与实践、话语与表达中处处体现着“民心政治”的治理思维与目标。总的来看，作为一种政治形态的民心政治，具备全面性、时效性、可调控性、互动性以及文化性等运作特质。第一，“民心政治”具有全面性。在传统中国民本思想影响下，当代中国“民心政治”的首要特质体现在中国政治实践中的总体主义倾向上。这种总体主义倾向可以归纳为两方面：一是重视全体民众的心理和倾向，二是重视民众生活的大小事项。所谓重视全体民众的心理和倾向，即关注民众个体的意志、想法和需求。虽然中国共产党追求的“民心政治”要求其基于人民群众的立场对民心进行总体把握，但在其政治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对民众个体的意志、想法和需求都给予了相当的关注与回应。例如，党和政府举全国之力开展的精准扶贫工程，其主要目标即是为了保障群众中每一个人的物质生活，与此对应的是，不少地方政府提出了类似“精准扶贫，不掉一村，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的口号与目标。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这也是“民心政治”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中的体现，意义重大。从民心信息的识别、吸纳与回应的过程来看，中国共产党尽量做到全覆盖。无论是制度内的信息反馈渠道，如信访制度、市长信箱、信息公开制度；还是制度外的渠道，如民众在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中的表达与评论，都能够得到党和政府的关注。其次，重视民众生活的大小事项，则体现在政府关心民众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无论是民众生活的衣食住行，还是柴米油盐酱醋茶等细小的问题都能够得到关注。因而，“民心政治”体现了关注民众生活中每件“小事”的治理理念，因为每一件看起来微小的事情都可能会影响到民心。民心无小事，党和政府通过做好这些“小事”，向民众传递了其强大的治理能力与治理决心。第二，“民心政治”注重时效性。党和政府不仅注重回应的全面性，更强调回应的效率。这主要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和各级政府紧跟民意、舆情与热点，强调民心所向。整体来看，党和政府对民众诉求有着极快的反应速度与极高的回应性，且体现出问题导向式回应的特征。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注重时效性主要体现为政府对民意的回应效率，比如对民众举报、信访的高度回应性，对舆情舆论的快速反应。如前所述，民众日常生活的“小事”往往承载着民心，如果这些“小事”迟迟得不到党和政府的关注，就可能会成为影响一个群体的“大事”。因此，中国共产党所追求的“民心政治”强调对民意、舆情与热点问题关注的即时性，将民众心系的事情一件件办好，细水长流地赢得民心。第三，“民心政治”具有可调控性。这种可调控性主要体现在中国共产党既体察民意、回应民心，又宣传引导、塑造共识，不是被动地受民意支配或左右。本质上，民心是一种政治心理，虽然其具备的多种维度使得其难以测量，但仍可以通过其表征性维度，如政治信任、政治支持、政治认同等来反映其发展与变化。民心是社会稳定的晴雨表，党和政府可以通过其表征性维度来准确把握民意，从而研判应如何回应民众并赢得民心。由于当前处于社会转型期，当代中国民众的意愿和偏好也在不断流动与变迁，这就需要党和政府在此过程中对“真假民心”予以判定。与此同时，由于信息的碎片化和质量良莠不齐的自媒体的不断涌现，新闻反转事件也在不断地影响着民众舆论的反转。因而，党和政府在治理过程中，并不是完全跟随流动的民意与舆论来决策，而是，一方面，在流动的民意与舆论中了解民情、把握民心，另一方面，则通过政治宣讲、官方媒体平台等多种政治沟通方式引导民心，进而塑造政治共识，而不是试图“治理民心”。第四，“民心政治”具有互动性。其具体的互动主要体现在治理过程中党与民众之间的对接、互动与依赖。从党和政府的视角来看，一方面，在治国理政过程中，党和政府既重视自上而下的信息传播，又强调在主动理解民心的基础上作出决策，而不是被动地受民意支配。譬如，调研、巡察均是党和政府主动了解民情民意的工作方式与工作制度。另一方面，党和政府也鼓励民众个体自下而上进行政治表达、参与社会治理，重视收集民众的意见建议与情感反馈。从普通民众的视角来看，这种互动性主要体现于民众的主动表达与参与。在当代中国政治情境中，民众主动参与治理过程的渠道与途径不断增加。尤其是新媒体时代的到来，让更多普通民众得以通过互联网获知更多的信息，运用更便利的渠道发声。因此，要全面理解民心与民心政治不仅应从中国共产党与民众的视角分别展开分析，也应该重视党与民众的互动过程。第五，“民心政治”具有文化性。这主要表现在对于民心的理解不能仅基于主观政治取向的视角，也需要从整体宏观政治社会文化的视角来展开分析。在传统中国民本政治思想的影响下，在党和政府长期累积的执政绩效与民众美好生活的建设中，中国政治社会已经形成了一种“恒常”的社会政治心理文化。在这种文化取向的影响下，民众相应有着这样一种文化心理观念，即对于执政者应有效治理、执政者应德才兼备、执政者应为民请命、执政者应取信于民、执政者应亲民爱民等的期待与认可。因而，在宏观政治文化的影响下，普通中国民众存在的这种政治观念，实际上会影响其对于党和政府的评价标准。在此基础上，“民心政治”具备一定的文化象征意蕴。综合上文的论述，我们可以将民心政治理解为一种“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形态，也是中国共产党建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而言，党和政府在治国理政实践中重视民众的主体性作用，强调全面地、及时地、持续地关注并引导中国民众的政治心理；而普通民众则主动表达其意见与诉求并参与到社会治理中，从而实现与党和政府的良性互动。三、“民心政治”与政治合法性
作为当代中国政治实践中形成的标志性话语，“民心政治”能够总括性地概括中国政治与治理过程的逻辑。“民心政治”的逻辑起点源于对政治合法性（legitimacy）的追求，民心源自民众对政权体系的认同、支持与信任等心理要素，是一个认知性概念。通过比较“民心”与西方政治合法性话语的“民意”，我们可以进一步理解“民心政治”与“民意政治”的区别，以及“民心政治”如何通过群众路线、政治沟通、政治回应、民生政治等一系列“民心所向”的政治实践赢得民心，从而持续生产政治合法性。不同的政治形态有着不同的政治合法性话语。如前所述，传统中国的合法性建构主要依赖“天”与“民”。“天是形而上的，是合法性的终极来源；民是形而下的，是合法性的最终实现对象”。因此，传统中国建构的合法性基础可以概括为以民心为基础的天命政治。在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话语体系中，民心是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实质上，当代中国治国理政的核心逻辑就是“民心政治”。因而，党和政府工作的落脚点是以人民为中心，具体的工作方式与工作内容则围绕赢得民心展开。为何是围绕赢得民心展开？这就需要回归到政治哲学中的一个原初问题，即政治合法性问题。政治合法性概念与理论的奠基人马克斯·韦伯（Max Weber）认为，“任何统治都企图唤起并维持对它的'合法性’的信仰”。也就是说，任何政权体系的存在都必须获得民众对其合法性的认可。当代中国民众对党和政府合法性的认可即可以概括为民心所向。也即是说，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和来源就是民心，民心是衡量民众政治认同、政治信任、政治支持等政治心理的尺度与标准。作为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话语体系中的核心概念，民心是党和政府想要获得的政治合法性来源（魅力、绩效、程序等）的总括。“民心政治”即是其为“唤起并维持”民众的合法性信念而进行的一系列合法化活动或者说合法化实践。中国共产党坚持把“民心政治”作为获得并不断生产执政合法性的基础，在政治实践中形成了更适切于当代中国的政治合法性理论和话语。在西方代议制政府的政治话语体系中，民意是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从权力的来源与程序来看，西方民主政治的权力来源于公民在竞争性选举中的授权，其制度基础是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上的政治家与公民之间的“社会契约”，即通过周期性的选举，公民将权力委托给政治家，政治家代表公民行使权力。因此，传统民主理论认为，代议制民主建立在被统治者同意的基础上，而这种同意主要取决于民众诉求能够通过代表性程序表达并得以满足。民众投票选举出政治家的过程也是个体民意汇聚的过程，“选票是民意的表达，多数选票意味着多数人的意见，决定着最后的输赢。通过定期的公开选举，社会根据票数来计算民意倾向，决定谁能获得胜利，获得执掌公共权力的资格”。因而，选举政治主要通过选票来汇集分散的民意，形成多数人的共识性意见和共同偏好。政治家当选后理应将选民委托的权力用于回应与满足民意，并根据选民的需求和意见制定政策。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Robert Alan Dahl）认为，“民主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政府不断地对公民的选择作出响应，公民在政治上被一视同仁”。由此可知，民意政治的重点之一是政府对民众偏好的回应性。虽然西方民主政治的初衷是通过选举政治来代表与回应民众的需求和诉求，但是竞争性选举政治中也可能会存在偏误，使其未必可以达到理想效果。一方面，政治家在选举过程中，会通过各种政治承诺与政治方案来吸引有着共同利益的选民。另一方面，在当选之后，政治家并不会回应全部民意，相反，他们只会回应少数人的意见与偏好，或者说，政治家只会回应对自己有利的那部分人的需求。与此同时，在竞争性选举的政治实践中，民意主要被视为基于民意调查收集的个体意见的集合，在此基础上，民意的一个特点是基于多数民众个体意见而形成。虽然民意调查能在一定程度上呈现民意，但是基于民意调查收集的意见往往会受到个人经历、访谈环境、题项的措辞与排列等因素的影响。换言之，民意调查中公众舆论的形成不可避免地受到人为与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从而易于波动与变化。总而言之，在选举政治基础上汇聚的民意实质上并非是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所说的建基于公共利益之上的“公意”，而是建基于个体利益之上的“众意”。从本质上来看，西方选举政治的正当性本身建立在汇聚多数人而不是全部人的民意基础上，建立在回应个体利益偏好而不是共同利益偏好的基础上，这与当代中国“民心政治”追求全体民众满意的目标是截然不同的。作为人民整体意志的民心，建基于人民稳定的公共利益追求之上，是个体民意中共同呈现的部分。因而，民心与民意的区别，在某种程度上与卢梭所说的“公意”与“众意”的区别是一致的。由此，建基于西方政治制度之上的政治合法性理论，并不能完全适用于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的理论与实践。为赢得民心，实现政治合法性的持续生产，党和政府的政治实践围绕“民心政治”展开。通过不同形式的“民心政治”实践，党和政府能够全面把握民意并及时作出回应，从而基于人民群众的总体立场把握民心，进而实现有效的政民互动，并持续生产政治合法性。1.执政党建设与群众路线。开展“民心政治”的基础是党持续进行执政党建设与坚持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其一，作为使命型政党和群众型政党，中国共产党一直十分注重自身的执政党建设，“并以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作为政党组织的内驱力和每个党员的首要激励因素”。在加强执政党建设的过程中，党开展了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等活动。从思想上加强党员干部的群众观念，坚定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使得党员干部保持百姓情怀，鼓励党员干部主动而不是被动联系人民群众，从而真正为人民群众做实事。因此，“民心政治”要求党和政府深入人民群众中间，实现与民众的有效互动，从而了解民情民意。其二，自诞生以来，中国共产党就将群众路线作为其重要的思想路线和工作方法，开展“民心政治”实践。因而，群众路线不仅有利于通过政民互动实现对民情民意的整合，更有利于中国共产党基于人民群众的总体立场把握民心，是建构政民互动机制的本土化资源，也是“民心政治”的重要实践方式。群众路线的具体内容体现了“民心政治”的实践逻辑，从价值导向来看，“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强调一切工作的出发点都是人民，一切工作的终极目标都是让人民满意。从具体工作方法来看，“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强调要深入群众了解民意，并回应民意。相比较于西方国家选举政治中政治家对选举承诺的回应，群众路线的实践不是为了迎合选民偏好或维护利益集团的利益，而是要求党员干部在决策之前充分地主动地了解民众的真正需求和建议。实际上，群众路线有助于决策者更多地了解基层群众的情况，更多地听取基层群众的诉求，从而能够更全面地回应民众，进而赢得民心。更为重要的是，群众路线“承认人民群众具有价值或智识上的优先性”，注重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性作用。因而，群众路线的实践十分重视汲取民智，并通过调研、视察、巡察等多种方式来了解与关注民情民意。与此同时，党和政府也会通过“到群众中去”开展“三下乡”活动、宣讲活动等来进行宣传引导，以塑造共识、凝聚民心。2.政治沟通与聚民心。“民心政治”的实践首先需要在将民意作为基础的前提下开展政治沟通，而党和政府与民众持续进行政治沟通的过程即是民心持续供给的过程。由前述分析也可知，党和政府开展“民心政治”的实践前提是吸纳民意与汲取民智，这样才能在具备充分信息的基础上回应民众需求。因而，在“民心政治”的实践过程中，通常需要党和政府不断与民众进行沟通，把握民众的心理诉求、分析与引导民众需求，从而及时调节群众情绪并化解矛盾。从具体的沟通实践来看，可以分为制度性沟通、媒介沟通和其他沟通方式。一是制度性沟通，主要是指党和政府通过人大、政协、信访等制度来实现与民众的沟通与互动。比如，民众可以将自己的需求和期盼通过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传递给党和政府。在了解民意民情的基础上，党和政府再通过这种沟通方式回应民意、为民众办实事并促进民众利益的实现。二是媒介沟通，主要表现为党和政府通过电视、广播、报纸（比如《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媒体）、政务新媒体（如微信、微博、抖音等新媒体平台的官方账号）等向民众传递信息。一方面，通过媒介向民众传递基础性信息，这种基础性信息包括与民众密切相关的法律、制度、政策、公告等；另一方面，通过媒介向民众传递信息的过程，也是政治社会化的过程。实际上，“民心政治”能够通过全国范围内的政治沟通来实现全民政治教育，使得中国民众对“国家政治”有着基本意识，从而有利于对民心进行引导和调节，促进共识的达成。此外，宣讲、标语、口号、海报等也都是当代中国比较常见的政治沟通方式。3.政治回应与守民心。“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论衡·书解》），“民心政治”的基础目标就是要了解和回应民众的诉求。当代中国“民心政治”强调的回应民心，主要着眼于政府制定的政策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满足民众的诉求与需求，而中国政府一向对民众的诉求与需求有着较强的回应性。这种较强的回应性主要体现在对民意的全面回应与主动回应上。一方面，相较于西方选举政治中政治家对选民偏好的回应，党和政府重视对民意的普遍回应；另一方面，强调党员干部应主动去体察民情民意，而不是仅仅等待民众的主动诉求与主动参与。这种回应民意的动力和约束，主要来自群众路线等政治价值观对于党员干部的培养与要求，来自政治体系内自上而下对回应民意诉求的政绩考核，来自民众对执政党和政府绩效的检验和监督。因而，随着政治参与和政治表达的方式与渠道不断增多，中国民众进行政治参与和政治表达的热情也不断高涨。在回应民意的压力下，除了通过已有的信访制度、市长信箱、领导留言板等方式和渠道来回应民众，中国共产党及各级政府拓展了一系列新的工作方式，来促进对民意的回应，如北京市12345接诉即办平台、武汉市“民有所呼、我必有应”工作机制等。这些回应民意的工作方式分别从不同维度和不同层次对民意进行吸纳与回应，不仅有利于促进民主决策，也有利于疏导不满情绪、化解社会矛盾，进而稳定社会秩序。4.民生政治与暖民心。“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淮南子·氾论训》）。民生问题涉及民众的基础生存权利，关乎民众每日生活中的吃穿住行等基础性问题。因而，“民生政治与每一个人的生活相关，是一种关乎人民日常生活细节的生活政治”。为了实现民生改善的目标和完成民生建设的任务，一直以来，中国各级党政官员也从政治和国家的层面高度重视民生问题，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相继推出了各种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政策制度以及社会保障规划，并建设了一系列的民生工程。无论是三大攻坚战还是关系民众日常生活的早餐工程，都受到政府关注。当代中国的民生工程实际上涉及养老、扶贫、教育、医疗、就业、住房等关乎民众生存、发展、权益的方方面面。由此可见，党和政府重视解决民众急难愁盼的问题，将民生问题看作重大的政治问题。与此同时，民生改善和民生福利的满足是促进政治认同和社会稳定的基础，是当代中国绩效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如果作为绩效合法性重要来源的民生问题处理不好，可能会催生出不稳定因素，进而威胁到政权稳定性与合法性。因而，中国共产党始终将民生问题看作重大的政治问题，将民众的认可与认同贯穿于民生建设之中，将“持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求的国家实力的持续增长”作为建构“民心政治”的基础。四、当代中国政治心理学研究中的“民心政治”
在党和政府的倡导下，在学术界的自觉努力下，政治学的本土化与话语体系重构的工作一直在进行中。学者们呼吁“中国政治学研究需要回归中国实践和中国经验研究，加快构建主体性体系”。“民心政治”作为当代中国重要的政治实践，或许是政治学者从学术立场回应和解析中国政治实践及其话语的契机。民心是中国民众各种政治心理的总括性概念，是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的重要话语表述，既有政治心理学研究为理解中国民众的政治心理与行为作出了重要贡献，从微观层面和中观层面测量和呈现了民众的政治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了民心。（一）政治态度研究：民心在当代中国政治心理学研究中的主要呈现在当代中国政治心理学实证研究中，学者们通常用政治认同、政治信任、政治支持等民众的主观政治取向来呈现民心。然而，根据前述对于“民心政治”内涵与特质的梳理，政治认同、政治信任、政治支持等民众的政治主观取向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民心，但却难以完全等同于民心，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对民众政治态度难以做出整体、全面的把握和判断。”民心是具有多维度多层次的复合概念，不仅指可测度的民意信息，也包括潜隐的态度、期待、情感等信息。因而，研究者在进行概念的操作化过程中，问卷设计的题项往往难以全面、准确地反映民心的真正意涵。也就是说，民心这一多维度的复合概念可能会在问卷设计的过程中被简化。即使实证测量政治认同、政治信任、政治支持等政治心理学概念的结果能够准确地反映这些概念本身的内涵，也仅能反映民心的部分维度。从政治态度的实证测量来看，在目前较为权威的各大调查中，其测量题项的设计未能有效地根据中国政治文化与政治实践的特征进行相应的调适。在西方政治实践与政治文化背景中设计的题项，可能存在语言的模糊性与难以理解性，且难以给当代中国的受访民众提供足够的理解情境。这就会使得受访者在并未完全理解题项的基础上回答问题，或造成问卷敏感用语带来的测量误差。因而，中国政治心理学研究“不能忽视中国文化和中国特性”。由于中西政治制度与政治文化的差异，研究者将产生于西方政治背景中的概念与理论，运用于当代中国政治研究中时需要谨慎。尤其是政治心理与政治文化研究领域中概念与理论的运用，更需要关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政治现实的影响。政治文化与政治心理研究者在直接使用西方现有的概念来解释当代中国民众的政治心理时，可能会出现水土不服的问题。最终导致难以呈现当代中国民众的政治心理全貌，进而难以准确解释在其影响下的政治行为，以及未来中国政治的发展趋势。因而，根据当代中国的政治现实进行概念创新，或是对传统中国政治历史中的话语进行再阐释与再改造就显得极为必要。作为传统中国治世哲学及当代中国政治实践中的重要话语，民心涵盖了民众的态度、情感、期待、认知、价值观等多种政治心理要素，或许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启发当代中国政治心理学研究。总而言之，从传统中国政治文化与当代中国政治实践中发展而来的“民心政治”的研究视角，也许能启示我们进一步评估与调试西方政治心理学实证研究中的概念和理论框架，进而推动当代中国政治心理学实证研究的发展。（二）微观个体数据：民心在当代中国政治心理学研究中的测量从当代中国政治心理学的具体研究来看，研究者在微观层面致思颇多，譬如世界价值观调查、亚洲晴雨表调查、中国综合社会调查、中国民众政治心态调查、网民社会意识调查等均对当代中国民众的政治认同、政治信任、政治参与等方面有着较为细致的测量，但相对缺乏从宏观和中观层面来理解与建构当代中国民众政治心理的研究。由这些调查数据可知，中国政府在民众中有着较高的支持度和信任度，但学者研究发现，这种信任与支持的持续性和稳定性不强。“支持率一旦下降，在中国马上就可能会转换为政治不稳定。总之，民调支持率反映的是民众对时下政府绩效的态度”。由是观之，常用数据库调查的当代中国民众政治心理数据也许更多反映的是短期的、不稳定的民众政治态度，而党和政府追求的民心包含的是民众总体的、长期的、稳定的政治态度。因此，在对微观个体民众的测量中呈现的民众政治态度，与党和政府追求的民心难以完全等同。当代中国政治心理学实证研究普遍采用问卷调查的研究方法，以精准测量民众的政治态度、政治价值观等。这实际上是运用以阿尔蒙德（Gabriel A. Almond）为代表的政治文化研究范式，即用微观个体数据来测量宏观的政治文化。“政治文化研究的特征之一就是具有丰富多样的政治态度研究”。的确，要想更深层次地解释中国民众政治认同、政治信任、政治支持等程度较高的原因，就必须考虑政治文化的因素。作为政治文化实证研究的创始人，阿尔蒙德和维巴（Sidney Verba）认为政治文化的定义非常广泛，而他们研究中的政治文化指的是“特定的政治取向”，也即是民众“对于整个政治体系及其各个部分的态度，对于在该系统中自我角色的态度”。虽然阿尔蒙德等人研究的重点实际上是为了维持西方自由民主政体的持续存在与运作，但他们开创了通过民意调查与微观截面数据来分析政治文化与政治心理的研究传统。直至目前为止，微观个体层面的数据仍旧是政治心理研究及政治文化研究的重点。然而，学者们也曾经批评与反思政治心理学研究过度使用截面数据，比如有学者认为，阿尔蒙德与维巴虽然通过对微观个体态度的分析来探索五个国家的政治文化，但他们对政治文化概念的探究仅仅停留在表面。当代中国“民心政治”旨在从宏观和整体层面来全面理解民心。在实际操作的测量上面，学者们通常用微观个体层面的数据来测量宏观层面的民心，通过将分散的个人数据进行汇总和整合来展现“民心向背”的程度。民心作为一个多维度的主观概念，较难通过标准化手段进行测量，这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一是民心作为一个多维度的复合性概念本身难以用一组题项来衡量。与此同时，作为一个政治心理学概念，民心这一概念能否被准确测量也依赖于测量题项的有效性。二是由于政治心理学研究的部分议题具有一定的敏感性，当民众被问及相关问题时，可能会选择性回避或者无法给出真实的答案。三是微观个体的偏好、意愿、态度等可能受到情境因素的影响——比如民众个体的认知能力、民众个体过往经历、民众个体的从众心理、访问人的语言表达能力、访问的环境与时机等因素——从而使得个体民众（或代表样本的民众）的回应未必能真正反映民心，或是未必能够代表民众的公共利益。从具体的研究过程来看，研究者主要通过随机抽样的方式聚集微观个体数据，并对其整体分布特征进行分析来呈现整个国家民众的政治态度。一方面，以微观个体民众的数据集合来呈现的民意，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个体民众在各种群体中的群体心理特征及其是否能够影响该群体意见的形成。另一方面，中国的政治文化与政治实践都强调集体优先于个体，而西方民主实践的基点是以个人为本位，更注重的是民众的个体价值。因而，当代中国政治心理学研究不得不思考微观个体的代表性数据，究竟能否全面呈现民心。（三）中观群体分析：不同群体政治心理的共性如何呈现为“民心”？在当代中国政治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中，关于群体政治心理学的研究较为丰富，比如研究网民政治心理、大学生政治心理、农民政治心理、公务员政治心理、工人政治心理、中产阶层政治心理，等等。这些研究均对理解和诠释当代中国民众的政治心理起到重要作用。然而，这些研究的基础假设是各个群体政治心理有其独特的特征，而其差别的根源就在于不同阶层的民众有着不同的利益需求。那么，值得政治心理学研究者思考的是，不同群体间政治心理是否具有共性？这种共性又如何呈现？在政治社会生活中，不同阶层的人对政治事件的反应是不一样的，而且人们的政治态度和政治情感也会随着个人经历等因素的影响而变化。因而，想要测量并呈现民心，需要在分析不同时期不同阶层或群体政治心理的基础上，把握其共性特征。人是群居性动物，一般来说，每一个个体都会在不同的群体或者组织中生活，并在其中发挥一定的作用，不同的群体文化或组织文化又会对群体中的个体产生一定的影响。因而，在民众个体影响群体政治心理的同时，群体的政治心理也能够影响群体中每一个个体的政治心理。在此基础上，当前群体政治心理学的研究领域主要涉及群体政治文化、政治认同、民族主义等研究议题。与此同时，不同群体中民众的政治心理也有其共性特征，这种共性主要通过民众对整个国家、民族及政权体系的认同、信任、支持、期待、情感等要素来呈现。由是观之，这些要素均是民心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群体政治心理的共性特征能够通过民心来呈现。因而，党和政府在“民心政治”的实践中，重视与民众之间的双向政治沟通，关注并回应每一群体的偏好、诉求与意愿。（四）政治心理学研究中的时代命题：如何处理政治心理的流变？作为一门实践科学，政治学不可避免地要研究当代政治实践，又将不可避免地被政治实践所影响，进而服务于政治实践。当代中国政治学是在改革开放以后重建的学科，因而，西方政治学的概念、理论和议题对改革开放后政治学的重建有着重要的影响。在此背景下，作为政治学和心理学交叉学科的政治心理学，同样诞生于维护西方自由民主体制运作的需要。因而，要推动中国政治心理学话语体系的不断发展完善，就需要从传统中国政治哲学与政治文化中寻求启示，从中国本土经验建构适切的政治心理学概念和理论，更要思考当代中国政治心理学研究应该如何嵌入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时代命题之中。一方面，时代变迁与社会转型会对民众的政治心理产生直接影响。在社会历史的长河中，民心虽稳定，但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以当代中国民众的政治心理为例，其不仅受到了传统中国历史文化的影响，更受到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的影响。譬如，伴随改革开放而来的经济社会迅速发展，使中国民众的“获得感”得到持续提高。另一方面，伴随社会发展进步而产生的新技术、新方法等也能间接影响民众的心理与行为。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的搭建与新兴社交媒体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众的政治参与和政治表达。相较于传统媒体，微博、微信、抖音等新的政治传播媒介会以更快的速度影响民众政治认知、态度与行为的变迁。因而，民众在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社交媒体等互联网平台中的政治态度、政治认知、政治表达以及政治行为等都是研究民众政治心理变迁的动态“民心”资料。的确，当前已有的政治心理学研究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了当代中国的民心。但是，具体研究多呈现微观个体层面的政治态度，不同群体政治心理的共性如何呈现民心？如何处理政治心理的流变？要回答这些问题，则需要从中观和宏观理论层面来开展政治心理学研究，“民心政治”也许可以成为拓展中国政治心理学研究的切入点。（一）将政治认知/情感/期待等纳入分析，补充政治信任/支持/认同研究在当代中国政治心理学实证研究中，政治信任、政治支持与政治认同等议题是学者们的核心研究议题，关于这些研究主题也产生了很多重要研究成果。但是，这些研究成果大多建基于西方政治文化中诞生的概念、视角与理论框架。实际上，政治信任、政治支持、政治认同等概念本就自西方舶来，在其落地生根的过程中，学者们较少考量传统中国文化与当代中国政治现实对民众政治心理的影响。因而，使得这些经典概念与理论难以全面呈现民心。与此同时，党和政府追求的民心所向不仅仅是党和政府的一种政治宣言，更是整个当代中国政治的价值取向与奋斗目标。而作为党和政府持续获得合法性的重要政治实践，“民心政治”实践中对民心的关注与重视，不仅仅是关注民众的政治信任、政治支持与政治认同程度，也关注民众的认知、情感、期待、评价等因素，强调的是党和政府基于人民群众立场对民众政治心理的总体性把握。从已有研究来看，目前关于中国民众政治认知、政治情感等的研究还较为缺乏。因而，为全面呈现与测量党和政府所追求的民心，进而分析受此影响的政治事件与过程，当代中国政治心理学研究有必要拓展研究民众的认知、情感、期待等心理。（二）从个人生命史的角度，深度挖掘不同群体的心理历程虽然“民心政治”这一研究视角的起点，在于把握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影响下的民众政治心理共性，但关于群体中的个体心理历程研究，仍旧能够为研究群体政治心理学提供新颖的研究视角并获得意想不到的研究发现。如前文所述，关于中国的群体政治心理研究已经有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是研究多以问卷调查方式为基础开展，较少从微观个体视角开展深度访谈与文本分析的研究。实际上，通过深度访谈来关注个人的经历和感受，深度挖掘民众个人的生命史，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补充量表调查中无法测量的心理要素，从而能够更完整全面地呈现不同群体的心理历程。此外，对于微观个体生命史的研究结论也不完全是个性化的，其研究结论也许能够帮助我们更深入地解释不同群体的政治心理及其形成变迁的原因，帮助补充解释全国性抽样调查数据的结果，进而帮助我们更全面地解释和阐释当代中国民众政治心理的共性。（三）基于对不同群体政治心理的研究，形成对中国公众主流意向的判断从“民心政治”的研究视角出发，展开对不同群体政治心理的研究，意在通过整合分析不同群体政治心理的特质，进而形成对中国公众“民心”的判断。不同群体政治心理既有其共性特征，又有其差异性特质，要形成对中国公众“民心”的判断，就需要对不同群体的政治心理展开深入分析。因为单一群体的公众并不能代表全体中国公众，例如，有学者在对中国网民代表性展开研究的过程中发现，网民并不能代表全体公民，并且网民的政治态度也与全体公民有着较大的偏差。此外，政党最重要最基础的功能之一即是沟通。中国共产党在实践“民心政治”的过程中，也在不断沟通不同群体间的诉求与利益，促进群体间共识的达成。作为群众型政党，中国共产党一直致力于与不同群体中的公众进行沟通，从而在掌握不同群体政治心理特征的基础上，把握公众主流意向，并制定更符合全体公众的普遍利益而不是偏向于某一群体利益的政策。此外，在分析群体政治心理特征的基础上，不同群体的心理特质与行为对于政权体系的作用、政府组织的心理行为动机等议题，都值得学界进行深入研究。（四）基于不同时期民众政治心理的研究，把握中国民众稳定的心理倾向政治文化与政治实践对于民众政治心理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与发展，中国民众的政治心理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迁。每一阶段民众政治心理的特质实际上都值得学者们进行深入研究，只有对每一阶段民众政治心理有更好的理解，才能从中把握民众政治心理变迁的原因，以及其中稳定不变的部分，比如，中国民众对于党和政府的政治信任程度一直稳定地处于较高水平。民心具有稳定性，其稳定性主要体现在对政治制度、政权体系等对象的认知、态度、期待等心理因素上，而民众的需求与偏好等则可能会根据不同时期的特点而不断变迁。学者们可以尝试在分析不同时期民众政治心理的基础上，呈现中国民众政治心理的变迁趋势，进而从中把握和理解中国民众稳定的心理倾向。（五）围绕当代中国政治实践中的独特过程展开“过程-事件”研究政治心理学的研究内容不仅包括政治实践中的政治心理，还包括受政治心理影响的政治实践。与此同时，作为一门实践科学，其研究成果应服务并应用于政治实践的发展和政治行为研究的推进。政治心理学研究也随着政治实践过程而不断得以丰富和完善。相比较于政治学的传统学科视角，政治心理学研究更为关注政治行为背后的心理因素，强调从政治心理因素出发来解释政治行为和政治过程，主要关注的是行为产生的心理逻辑。基于“民心政治”的研究视角展开“过程-事件”研究，能够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当代中国政治过程中的某些行为——例如送温暖、“打虎拍蝇”、抗击疫情、党员下沉、对口支援、政治宣讲，等等——及其政治意涵。与此同时，也能够从政治心理的视角剖析这些政治行为产生的过程。何谓民心政治？“民心政治”是当代中国共产党在治国理政实践中形成的重要执政模式和政治话语表达方式。民心是当代中国民众政治心理各要素的总括性概念，是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的话语表述。本研究全面回顾了传统中国民本思想和当代中国治理场景中的“民心政治”，并比照了中西方政治心理学研究背景的差异。我们发现，中国政治心理学研究亟须在回应与解析中国政治实践与政治话语的基础上，反思研究的基础前提与假设。在西方政治心理学研究路径的影响下，当前中国政治心理学实证研究常使用的概念、理论与量表设计不能完全契合当代中国政治文化与政治实践的实际情况。实际上，传统中国政治哲学和当代中国政治实践，早已启示“民心”对于中国政治合法性的重要作用。因而，研究者在确定研究的概念和理论前，应尝试比较源自西方政治心理学的各既成概念与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中所追求的“民心”这一概念的共性与差异性。在此基础上，立足于当代中国“民心政治”的实践逻辑，衔接中国的政治现实与中国政治学的学术表达，梳理、总结与传承传统中国政治文化思想内核，吸收与借鉴西方政治学的概念与理论，调适与完善中国政治心理学的概念、理论和框架。进而，更全面地阐释中国民众的政治心理，并力求实现与西方政治心理学研究的对话。由是观之，“民心政治”是我们理解当代中国民众政治心理的基础性视角和理路，能够帮助我们进一步思考当代中国政治实践与当代中国民众政治心理，进而为中国政治心理学基础理论和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创新作出贡献。（注释略）注：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研究专项项目“新时代中国特色政治学基本理论问题研究”（18VXK003）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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