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勇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本次宪法修改，完善了我国的根本任务，修改为“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诠释了中国梦的内涵，也是未来一段时间的奋斗目标。
在这里，我想结合在德国观察的一些情况讨论一下如何实现的问题。
中国社会有两种争论由来已久：一种观点认为贫穷是社会不和谐、不文明、不公平的源头，因此，万事要考虑中国自己的家底，本土的情况，努力把经济搞上去，走向极端的认为发达国家的东西不符合中国实际，我们学不来也不必学；一种观点认为权力不受监督才是问题产生的原因，因此，监督权力、控制权力是根本办法，走向极端的认为全面学习西方可以解决所有问题。
我们在这里简单回顾一下历史，看看到底是什么影响了人们的幸福、社会的稳定以及国家的繁荣。
我们的祖先很早就发现了一条规律：贫穷的时候，人们很难顾及文明礼仪，重视自身荣誉，维护个人尊严。而且历史一遍又一遍地告诉我们，人们物质的极端匮乏往往是造成社会动荡的重要原因。可以想见，如果能够吃饱饭，显然恶性事件就会少很多。因此，我们很容易得出结论，物质的稀缺是社会不稳、人心不静的根源。
随着人类社会每一次巨大变革，生产力都发生一次飞跃，都带来物质的不断丰富。从每时每刻要打猎才能填饱肚子到生产工具的广泛运用，人类有更多的闲暇，特别是进入现代社会后，认识到市场经济的规律，并让人们自主地进行生产，社会产品更加丰富。
我们知道，基于人的属性，资源完全满足人的欲望是不可能的。但多数人、普遍意义上在物质充裕后会更倾向于减少社会动荡。这正是中国实行市场经济后所形成的社会状态。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物质的不断丰富，资源供给的大幅度提升，中产阶级的增加，“有鞋穿的”越来越多，对社会稳定是好事。不过我们也看到，当前还没有达到理想的社会状态。“我们面对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虽然仓廪实，没有带来全面的知礼节，焦躁争抢一定范围存在，活得舒心还没有普遍实现，还有什么原因影响了人民的外部和内心世界呢？
显然，物质匮乏是万恶之源！但不是唯一的原因。
从人类古代开始，权力就在有意地创造稀缺性，这是影响社会繁荣稳定的另一个原因。在古代社会，权力几乎意味着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权力本身就是稀缺资源，从争抢权力开始，几乎所有的资源分配都不是公平的。
即便资源够用，历史上权力也有很多办法故意创造稀缺性，加重自己的话语权。只有创造出稀缺性，才能够寻租，才能够拿权力交换到现实的利益。
创造稀缺性，对国家和社会，造成的最大损害不是经济上的而是人心，当然对于经济的损害是不言自明的。
正当获得资源是非常态，因此不择手段地追逐权力，苦心孤诣地营造“人脉”，千方百计地争夺资源就特别地重要。人们发现没权没钱不争不抢得不到应该拥有的资源，或者说，不正常的手段可能得到不该拥有的资源。
后果是人们都变成了“聪明人”，排队多傻，维护自身利益哪需管别人的死活，那些鸟兽花草甚至人都是手段和工具，不要指望对自然有什么敬畏之心，对他人和社会的利益有什么考虑之意。
顺便提及的是，这不是哪个国家特有的，18世纪康德提出“人是目的”的论断在当时的欧洲有很强的针对性。社会分配不公的后果是，一旦某些人存在着特殊地权利，就会像石子扔进池塘，不安不满层层传导，近而加剧“官”“民”矛盾，而这正是不文明不和谐的源头。
党的十八大以来，权力的笼子日益扎紧，有权不能滥用渐渐成为社会通识并应用在实践中，过去那种“简单粗暴”地创造稀缺并把资源分给利益关系人的方式已不多见。但由于惯性依然还存在着各种各样不易察觉的、间接地缔造稀缺性的方式，而这些方式仍然阻碍“中国梦”的实现。
其中之一是把本来不太充裕又十分重要的资源评比、评优并依据经济或政治优势赋予给某些特殊阶层，分为三六九等，比如医院、学校、幼儿园，等等。这就使优质资源更加稀缺。
这种办法在过去给管理者带来了不少好处，想要上好学校、好幼儿园……钱和权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也造成了虚荣与社会攀比、不安和不满。
还有生活中从高校到小学，从机关到企业的各种评审，并非说不能评审，只是给权力创造了太多的机会，还加重了人与人之间的敌视。如果以小政治的格局，或许认为不是坏事；如果用大政治的胸襟，对社会正常发展不是好事。
当然时至今日，可以寻租交换的空间越来越小，但这些制度依然存在，结果人心还是不能淡定下来。为什么孩子要找一个比别人差的学校或幼儿园，产生低人一等的心理，很多家长仍然想方设法谋求改变。
此外，达到一定级别的领导同志可以享受不同的医疗服务，孩子可以接受特别的学校教育，甚至食品、水等生活用品来源不同。一方面，使他们很难了解民众的诉求，缺乏改革的动力；另一方面，使人们产生畸形的追求和弥补不平等的虚荣心。
我们注意到，德国人明显淡定很多。我的体会之所以如此，在于与民生相关的各个领域没有明显的差别，更没有特权的医院和学校。虽不能保证强人有多好，但可以保证底层不会太差。
垄断或者企业依附于权力是经济领域里制造稀缺的一种重要方式。
不仅造成经济领域的无效率、创造力差，更重要的是排斥了其他更有能力和创造性并能提供更好服务的企业进入这一领域。近来鸿茅药酒使用公器抓捕质疑者，乡镇干部威胁调查污染的央视记者等，也是制造或维护稀缺性的方式。
还有更为常见的层层繁复的审查制。
以坐火车为例，过去人们生活不富裕，加之火车等交通工具供给不足，不能完全满足人们的交通需求，逃票者众，对于逃票的审查环节也比较多。我们都知道，日常乘坐的火车，进站查一次，上火车前查一次，在火车上查一次，下火车依然要拿出来票再查一次。这或许能够解决铁路公司人员有事干的问题，但既增加了乘坐火车的成本，又带来了消费者的不便，更影响了社会的效率。
当下依然延续了这种审查制，记得一次出北京南站，找火车票嫌麻烦，嘟囔了一句，“一路查了三四回还不放心呐？”当时查票人呵斥的倨傲神态仍然历历在目。赶火车我们至少要提前一小时到火车站；而在德国，你只需要提前五分钟。火车上查一次票，如果逃票或者上车买票，会被处以重罚。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当然，每个问题的解决方案都各有利弊，但哪种方式利大是显而易见的。
事前审查制是古代社会权力制造稀缺的一个变种，事前审查很多时候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却造成了更多的问题，比如效率的浪费，更该进入市场的企业或产品被卡住进不去，责任不清等。当然，关于是否进行事前审查的争议很大，有必要对现行的所有事前审查进行一次全面或抽样评估，看看到底解决了多少问题，带来了多少问题。
我们注意到，去年上海取消房屋建筑工程施工图审查抽取选定制度，改由建筑单位自己选择审图公司并自行负责质量。业内人士曾揭露这种审查制度的弊端，“破坏行业竞争，为质差企业保驾护航，审查师并不一定审查得更好，反而使施工企业逃避责任，怠于管理和监督等”。
其实，事前审查可以考虑改为进入市场后的随机性抽查、可追溯机制加上更为严格的追责机制，既确保违法无处可逃，又保证形成有效的震慑。德国的食品安全性高于中国，但他们的把关更多强调的是自己要对自己的企业负责，政府随机抽检，中立机构预防和监督，出了事不藏着掖着的透明沟通机制，以及让人长记性的惩罚机制。
谁也不能保证没问题，但让自己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是一条基本的原则。有个德国非常有名的面包公司因质量丑闻被曝光，最后被迫破产。这给整个社会食品安全质量保障都敲了警钟。
防止创造稀缺与去特权的道路其实是完全一致的。
生活中维护或创造稀缺性的现象还有很多，不胜枚举。如，利用不公开透明的制度漏洞选择性审批，选择性执法，有人可以提前知道信息逃避惩罚，有人则不能。制造稀缺性的不仅仅是权力机构，我们每个人也在不自觉地制造着稀缺，这与整个社会没有形成普遍的去特权和防止创造稀缺性的社会环境与有效制度有关。
而这也正是本文的目的，当前我们的改革力度很大，方向正确，解决这些细节问题，将为我们成功转型升级，突破发展瓶颈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举个例子，我们在超市里会看到各种“进口食品”，他们独特的展柜、高昂的价格给人一种质量保证的“错觉”。当然我们进口的食品可能多数是考虑质量的，所以平心而论并不太差，但中国比他们质量好价格低的产品仍然很多，但似乎我们的东西不够“高大上”。
在德国，大部分食品均是进口的，他们只区分哪些是生态的(Bio)，哪些不是，决定产品价格的主要因素不是产地而是是否生态。尽量不人为地制造地域、人种、肤色、性别、年龄等领域的任何歧视或者稀缺，这是国家繁荣、社会稳定、公民幸福的基石。
中国的两种争论，都只看到了事物的一面。稀缺性以及创造稀缺性是人心不淡定的根源。资源稀缺，特别是创造的稀缺越多，离文明就会越远。
在现代社会，打破审查制的壁垒，减少或杜绝民生领域的评级，取消特权，把资源更加公平合理地分配，人们不再活在差异、攀比和歧视中是当下发展的当务之急。而又因其与既得利益及特权意识密切勾连，也将成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的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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