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陈超老师参加2019年政治学人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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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超，河北石家庄人，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学博士（2015），北京大学管理学硕士（2010），现任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曾任职于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研究兴趣包括比较政治经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台湾政治。2018年出版专著Toleration: Group Governance in A Chinese Third Line Enterprise。研究成果发表于New Media & Society、Labor History、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Evelopment、《公共管理学报》、《公共管理评论》、《台湾研究集刊》等国内外学术期刊。曾获第十一届全国台湾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厦门大学教学技能大赛一等奖、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研究生全额奖学金等奖励与荣誉。
如果说学术研究是一场个人的冒险与修行，那么好的研究方法则不仅是学者们探索复杂现实世界的工具，更是彼此之间交流思想、凝聚共识的重要手段。什么是案例导向型研究？案例导向型研究在建构、检验理论方面扮演了什么角色？如何理解不同的案例选择策略与因果关系的本体认知之间的关系？本期学人专访有幸邀请到上海交通大学陈超副教授，他将与我们分享自己对于案例导向型研究的本质和方法，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的关系以及不同学科的借鉴意义等问题的诸多思考，希望能引起更多政治学人对于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许多重要问题的反思。政治学人：陈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政治学人的专访。您从北大毕业后远赴新加坡求学，又在四川完成博士论文的田野，同时还研究台湾问题。跨越地域和文化的学术经历对您个人有什么影响吗？
这个影响可以说是非常大的。如今，一个人在国内外多个地方求学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多元的教育背景与生活经历对每个人的成长一定带来了良多助益，所以这方面我就不多说什么了。我想主要谈一谈自己研究主题的切换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自己的一些感受。
我相信，你们在梳理我个人的简介时，一定会有一个困惑：陈超的研究领域应该怎么概括呢？要不然，你们也不会上来就问我这个问题。其实这不仅是你们的困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自己都处在迷茫的过程中。出现这个困境我觉得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是因为自己内生性的研究动机不足。不瞒你们说，走上这条科研的道路，对于我而言多少是有一些意外的。于是，当我开始博士学习的时候，我并没有一个自己真正清晰的问题意识。这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导师的偏好就变成了我自己的偏好。在导师的兴趣之下，我的博士论文集中关注了三线工厂内部的生产政治问题。当我逐渐对生产政治产生了兴趣之后，由于工作的原因，又使我必须调整自己的研究方向。2015年正式毕业以后，我开始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工作。显然自己博士期间的研究方向与学院的特色是不大匹配的。因此，我需要一边满足考核要求，一边努力调整自己的研究方向。这真的不是一个很轻松的过程。我努力的方向是，在不丢掉自己学科基础的前提下，尽量找到与涉台研究相结合的一些部分。坦率地说，这方面我做得并不好。一方面，我并没有成为台湾研究领域的专家，另一方面，在基础学科领域也没有什么太专深的研究。
我不是一个特别聪明的人，倒还算有一股锲而不舍的劲头。所以，一时找不到，就慢慢找呗。大概从2018年以后吧，我逐渐找到了自己研究的一些定位。我从关注台湾企业开始，拓展到思考外资与地方发展等问题，兜兜转转又回到了硕士阶段政治经济学的方向。如果非要从这些繁乱的线索中厘出一些头绪的话，它们都是围绕政府与企业关系展开的。
所以，我个人的经验教训就是：第一，做研究要有内生的动力，这种动力的关键是自己因为兴趣而引起的问题意识；第二，要有自己明确的研究特色，当然它可以是多于一个的。政治学人：的确，兴趣永远是学术研究的内在动力之一。另一方面，研究者经常需要从细微、甚至琐碎的日常观察出发，尝试与宏大、抽象的理论对话。您在自己的研究中是如何处理这种张力的？学术研究是一个始于感性，终于理性的过程。这话别人也说过。其实它跟你们问的这个问题是一致的，套过来就是，学术研究是一个始于日常观察，终于抽象理论对话的过程。我们都是从对现实的观察中获得问题意识，在现实与理论的对话中寻找答案，最终渴望从这些“细枝末节”中挖掘出“非同小可”的理论意义。这其实是一种“以小见大”的能力，也是一种抽象思维的能力。所以，这正是一个从学生到学者身份角色转换的过程。对我自己来说，这是一项可能需要终我一生来提高的能力，因为这种能力直接决定了一个研究者思想的洞察力与穿透力。当然这一切都离不开持续积累的阅读、思考与写作。
政治学人：您对案例导向型研究有许多深入的思考。可否先请您简要介绍一下，案例导向型研究与我们平常谈到的“质性（定性）研究”、“量化（定量）研究”有何区别？“案例导向的研究”一词由查尔斯·拉金（Charles C. Ragin）首先提出。与之相对的是“变量导向的研究”。这种区分与传统意义上“质性”与“量化”的区分不尽相同。一般来说，质性研究包括科学与人文两大传统。前者受实证主义的深刻影响，以“解释”为目的，寻求具有一定普世性的“规律”；后者则受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以“阐释”（interpretation）为目的，寻求在一定背景中的“意义”。在拉金那里，“案例导向的研究”指的是科学传统下的案例研究，主要包括以建构理论为目的个案研究、少案例比较研究与定性比较分析、模糊集分析。
政治学人：从某种意义上看，学术研究就是不断创造理论、检验理论，然后用理论去解释现实的知识生产过程。在您看来，案例导向性研究可以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何种作用？我觉得案例导向的研究，从方法的角度上来说，无论是对建构理论还是对检验理论，都是可以做出重要贡献的。常常有人反驳，案例导向的研究由于在变量控制上的缺陷，所以是存在严重不足的。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三点值得我们注意。第一，无论是案例导向的研究，还是现在的实验设计、传统的定量研究，至少从最终写作的呈现来看，它们都是遵循的波普尔提倡的演绎逻辑的。也就是说，在文章的理论写作的那一章节，研究者并不是从具体经验命题归纳出一般理论命题，而是从一般理论假设演绎出具体经验命题，而后再用经验资料去验证。所以，如果我们仅从文章的写作来看，在理论建构的部分定量与案例导向的研究，并没有区别。他们的区别仅仅在于，在用经验资料去验证前述演绎出的具体的经验命题时，到底是用了少案例归纳的方式去检验的，还是用了大样本归纳的方式去检验的（统计说到底也是归纳嘛）。第二，并不是所有的变量都需要控制，这一点在很多有关研究方法探讨的文章中都有提到，比如耿曙老师就有文章讨论过这一问题。大家可以去阅读，我就不赘述了。第三，我们在对案例进行挑选比较之前，需要非常清晰地界定清楚研究边界。这也就是约翰·安德森（John Anderson）在1938年所说的“因果域”（causal field）这一概念，它指的是使某种因果关系得以精确建立的范围。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它直接决定了属于我们研究对象的集合大小。如果经过一番精确界定之后，研究对象的集合本来就不大（例如：斯考切波定义下的社会革命），那么变量控制的问题也就不难解决了。政治学人：谈到研究的因果域，您曾经撰文指出，案例选择的策略取决于研究者对因果关系的认识。如何理解您在这里强调的“因果关系”的涵义？这里说的“对因果关系的认识”，其实主要想强调的是从本体论意义上来说，对因果关系的不同认知。对因果关系本体论上的认识不同，决定了后续方法上的选择差异。到现在为止，对因果关系本体论认识的差异，主要就是两大阵营：“量化相关”与“逻辑因果”。前者遵循线性代数法则，而后者遵循布尔代数法则。这一本体上的根本不同带来了两个具体的差异：第一，在布尔代数中，只有不同类型的因果关系，而没有不同程度的因果效应，因此在不同算数法则之下，如何对案例进行分类也有着不同的逻辑；第二，在布尔代数中，不同类型的条件（或条件组合）对结果产生的是“完全影响”，而在线性代数中，不同原因对结果产生的都是“部分效应”（partial effect）。政治学人：既然本体论“两大阵营”对因果关系的不同认识决定了他们不同的研究策略，那是否可以认为，不同策略对于解决某个具体问题在理论上都是可行的？研究本身的问题意识与本体论差异的产生是否有关？当然是可以的。我们做个类比就很容易明白了。比如前面咱们提到的，科学与人文是我们进行研究的两大传统，这两个传统在本体论、认识论上都是有着重大区别的。但是，它们都可以对某一个具体问题进行研究。同样的，不管是从量化相关出发，还是从逻辑因果出发，在具体的研究问题上，都是可行的。最近几年，使用QCA或者模糊集的研究越来越多了，这些研究的主题包括社会抗争、网络舆情等等，而针对这些主题的量化研究、个案研究也比比皆是。所以，策略的差异，不会影响对问题研究的可行性。对于你提出的第二个问题，研究本身的问题意识是否与本体论差异的产生有关，我觉得和你的第一个问题是一体两面。既然不同策略都可以用来帮助我们解决同样的问题，那也就是说，其实问题意识本身不会天然地指向某一种因果关系的本体认知。政治学人：不同学科对于研究材料的处理方式不尽相同，比如主流经济学、政治学更偏向统计模型的精准建构，而社会学似乎更注重对材料细节叙述与挖掘，但同时我们又能观察到学科内部的方法也在日益多元化。那么，不同学科在相互借鉴的同时能否保持其独特性？我个人的观察与你的有些不同。在我看来，时至今日，无论是政治学还是社会学，都是既有大数据、实验、统计，又有案例、叙事等不同路数的研究。比如在政治学里面，最近几年国外政治人类学的这一分支也是很有趣的。只不过，由于各种原因，确实让其中一部分方法成为了所谓的“主流”，但是这并不是某一学科独有的特色。至于你说学科相互借鉴的问题，从方法上来说，我觉得方法本身没有学科门派，作为一种工具，凡是研究问题所需，均可以拿来使用。所以，对于“公共管理研究方法”、“政治学研究方法”这些提法，我就常常会很困惑。如果从研究的对象、观察的视角等方面来说，学科之间的相互借鉴确实让学科边界变得有些模糊，不过我不觉得这是什么问题，既然学科的分化也只是一个历史的现象，那么学科的独特性也就不具有天然的正当性。总之，我感觉就是，做研究最怕的是想象力匮乏，既然如此，就不要强加太多束缚了吧。政治学人：据了解您目前在上海交大开设了《专题学术实践：研究设计与论文写作》的课程，未来也会为本科生开设定性研究方法类的课程。在访谈的最后，可否请您与我们分享一下您对于这类方法课程学习的期许及具体建议？谢谢。我觉得方法课程学习，做好的方式就是learning by doing。比如现在如果我们学习研究设计与论文写作，那最好就是能够配合着自己正在着手进行的研究边学边实践。另外，现在方法培训班很多，我觉得这些学习班本身是很好的，为大家提供了丰富的学习资源和平台。但是，要真正透彻地明白如何正确使用方法，在学习班之外，自己还要下更多的功夫去看相关的文章与书籍。友情提示：2019年12月27日，首届政治学人全国学术年会暨“世界政治的秩序”学术研讨会在上海举办。点击即可查看陈老师的年会发言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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