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恩格斯是谁？对于我们而言，恩格斯是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人。说熟悉，是因为他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而深入人心，似乎不必费劲就能理解他；说陌生，是因为长期以来对他的思想的诸多研究，从不同维度和视角揭示了一个更为立体和全面的恩格斯。为了真切的理解恩格斯，在他诞辰200周年之际，《马克思主义哲学评论》非同名公众号“紫竹评论”将推送系列关于恩格斯思想的研究作品。这些作品涉及近三十年来国内外的恩格斯研究，包括经济、政治、历史、宗教、文学等方面，以供读者参阅。为了推送的方便，我们不再具体联络各个作者和杂志，文章信息将按原稿刊发，如您有异议，烦请告知我们以便协商解决。值此，向恩格斯和研究恩格斯的作品致敬！
摘要:“恩格斯问题”是一个长期困扰马克思主义哲学解读的难题。本文认为,该问题是传播史的形象建构的结果。在第二国际以来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中,形象问题一直是工人政党和理论内部的政治争论的风向标,恩格斯形象的沉浮见证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西方的危机。首先是在第二国际时代教条主义与“修正主义”的对垒中,由伯恩斯坦撕裂了恩格斯的形象;其次是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那里产生了惊人一跃:从“党的首脑”到“教唆犯”。由此,恩格斯开始成为马克思主义内部毁坏的“替罪羊”。后来的西方马克思学只是以公开而赤裸的方式坚持了这一点。同时,由于斯大林主义问题,西方马克思学把“无产阶级世界观”这种描述方式的首倡者与“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等同起来,试图以马克思的早期文本来阻击苏联的马克思主义,从而彻底地把恩格斯建构为歪曲马克思思想的“阴谋家”。
恩格斯的形象不是一个一般性学术问题,而是一个特殊的政治问题,其与德国社会民主党以来工人阶级政党周期性出现的教条主义问题直接相关,又是反马克思主义者攻击马克思主义的利器。在直接意义上,恩格斯的形象问题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中的“恩格斯问题”的结果,而是后者得以成立的实际支撑之一,也就是说,是政治内化到理论之中的表现。
一、恩格斯形象变得异常重要
教条主义征兆的出现尽管第二国际的发展使恩格斯获得了越来越高的地位,但是,正如他在与普列汉诺夫的通信中所表明的那样,他本人却有意压抑自己的名分。只是在1895年,问题有点儿变化。在这一年,不仅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在与他通信的过程中频繁地表示他是受党尊重的导师,而且产生了他对考茨基的不满。这些征兆的产生,其直接原因是后来被称为其“政治遗嘱”的《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简称《阶级斗争·导言》)在发表过程中由修改而引起的争论。
一个有趣的细节是,倍倍尔得知恩格斯对社会民主党的修改不满后致信于他(1895年3月11日),称“你写的东西我们都认真加以阅读,并且受到了我们给予党的首脑应有的重视”,并对修改的原则作了辩护和解释。《前进报》于1895年3月30日发表《阶级斗争·导言》摘录时,称恩格斯为“老先锋战士”和“老大师”。这些称呼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是相当流行的,但倍倍尔等人的刻意强调具有通过后来事件发展才能够看清的独特意味。因为,围绕恩格斯文本修订而产生的倍倍尔的“道歉”,既不是一个粗心的编辑对作者的尊重,也不是一个犯错的孩子向父亲的辩解,《前进报》在发表摘录时对恩格斯身份的刻意强调已经表明了某种裂隙的形成——恩格斯的形象无疑能够加强报纸编辑部观点的权威性,而恩格斯感到愤怒的正是这一点。
恩格斯在晚年重视自己的公开形象,虽然这是他本人无法控制的(在直接意义上,这是工人阶级运动急剧发展与德国社会民主党逐步僵化这种裂隙的必然副产品)。一方面,在一般意义上,他不止一次在与他人的通信中表明了对自己的著作被滥用或过度诠释的担心。例如,在致考茨基(1894年11月22日)的信中,恩格斯说:“谁也不能保险不受咬文嚼字的人的挑剔;我和我的文章可能将遭到同样的命运。”另一方面,在特殊意义上,他十分注意收集马克思和他本人的文献及社会主义史资料,反对滥用二手文献,准备出版《全集》,以给社会主义运动提供完整准确的历史文献。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恩格斯已经做了他能够做的,只是他不能预先阻止后来发生的一切。
这是因为,现实的发展与社会民主党在理论上的薄弱,这种对立逐步使迅速发展的社会民主党逐步产生了对领袖的依赖。在恩格斯逝世后,在社会民主党内因为策略分歧而引发的原则争论日益加速了对其文本的滥用,这一事实充分说明了该问题的严重性。我们已经看到,正是在考茨基与包括伯恩斯坦在内的其他人的争论中,文本成为“手雷”,并且渐成党内争论的习惯。实际上,当领袖遗训成为仲裁政治分歧的依据时,它直接征兆了一个政党的僵化,而教条主义是其典型形象。
二、伯恩斯坦与恩格斯形象建构的历史转折
围绕《阶级斗争·导言》的争论打开了恩格斯形象分裂的大门。在这个起点上,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处理理论与实践关系上的无能开始内化到对待经典作家的态度之中,形成了在指导思想上的教条主义与修正主义冲突。这种冲突最后在伯恩斯坦对恩格斯的公开指责中达到高潮。因此,在恩格斯形象建构史上,真正的转折点在伯恩斯坦。他以恩格斯遗嘱执行人的身份,粗暴地利用与经典作家的关系为自己原则上的背叛进行辩护,这使得后来的诸多回应都成为这个事件的效果史。
第一,他把恩格斯与他的私人友谊以及对他的信任作为证据,为自己反马克思主义辩护,从而把公开形象与背后事实的对立强行植入马克思主义理解和解释史之中。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按照他自己的说法,这本书是其对相关问题的总答复)第一版序言中的那个著名辩白中,伯恩斯坦一方面直接表明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并非一朝之事,而是长期如此,这也就否定了他在致倍倍尔等人的信中关于自己如何在1880年就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辩白,实质上承认了关于其为机会主义者的指控;另一方面,他强调恩格斯知晓一切并容忍了他,从而把恩格斯描述成一个“两面派”。这是否是事实,可以进一步讨论。然而,这个问题的狡黠之处在于,一旦进入证明程序,我们将因为在理论上存在着那种可能性却在事实上无法证明而陷入无尽止的争论之中。伯恩斯坦知道该问题的性质,所以以更进一步的说明保护了它。他接着强调:“无论如何,从上面所说的可以理解,为什么我过去一直尽可能避免把我的背离的观点以对马克思、恩格斯学说的批评的形式表述出来。况且就所涉及的实际问题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显著地改变了自己的见解,因此过去要避免这样做也就更加容易了。”在这里,伯恩斯坦运用了一个在全部解释史上并未得到认真回应的逻辑:他通过证明自己长期持有某种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同时恩格斯“宽容地”地对待了它,从而证明自己是对的,由此把问题转向所谓的“对于恩格斯来说并不是秘密”而对于我们来说才是的“秘密”。
第二,他指认了马克思、恩格斯著述前后期的不一致问题。客观地说,这是一个值得赞赏的态度(尽管可能伯恩斯坦运用它时具有其他动机),因为这是事实。因此,当他说“任何在今天打算应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人应当依据恩格斯在他的一些最后的著作中所提出的成熟和经过仔细推敲的形式”,这在表面上是对的,并在某种意义上能够构成对考茨基所代表的正统派的回应。但问题偏偏不只是如此。这里所说的“最后的著作中所提出的成熟和经过仔细推敲的形式”,如果落实到《前进报》上的《阶级斗争·导言》摘要,将又是一种灾难。因此,伯恩斯坦在论战过程中的这种机智并不能说明他自己的问题,并且在实质上暗含了教条主义的另一种形式(即只认同自己能够认同的东西并且将其绝对化)。
第三,最重要的是,在全面攻击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他以猜测的方式把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差异作为证据。这一猜测是因《阶级斗争·导言》而起的。在《阶级斗争·导言》中,恩格斯确实谈到了这个历史文本所蕴涵的错误(即马克思的错误)。利用这一点,伯恩斯坦抬高恩格斯这一文本的意义,同时又贬低恩格斯本人。他说:“不过这篇序言既不是从如此坦率的自白中作出一切结论的地方,人们也根本不可能指望恩格斯自己会对理论作出因此成为必要的修正。如果他了修正,那么他即使不明白地说出来,但实际上一定会无条件地对黑格尔辩证法进行清算了。黑格尔辩证法是马克思学说的叛卖性因素,是妨碍对事物进行任何推理正确的考察的陷阱。恩格斯不能或者说不愿超越它。”“恩格斯不能或者说不愿超越它”,由于这个论据,伯恩斯坦终于摆脱了其《社会主义问题》以来社会民主党对他的批评,一方面把辩证法作为马克思(包括恩格斯)“一生都没有彻底摆脱的”“历史的自我欺骗”给打发掉了,另一方面可以得意洋洋地把自己美化为恩格斯“政治遗嘱”的执行者和实现者(后来的斯大林同出一辙)。
在恩格斯形象建构的转折点上,伯恩斯坦不仅拉开了其后政治解读的序幕,而且为学术挖了一道通达马克思主义的堑壕。它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的早期便证明恩格斯是任何马克思主义解读绕不过去的,不同的是,其对某此人来说是捷径,对另一些人来说则是陷阱。尽管伯恩斯坦的论述中甚至存在着低级的逻辑问题,但他也把问题推到了表面,因此,在这个粗糙的起点上包含了后来所争论的大多数问题。
三、马克思主义“败坏”的替罪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惊人一跃
第二国际的破产,特别是“十月革命”的胜利与列宁主义的兴起,使得人们可以历史地清算考茨基、伯恩斯坦等人的马克思主义理解之误。然而,分裂一旦形成,就不会仅仅作为一段已经逝去的历史陈列在供人观光的地方,而是反复地侵蚀被称为“现在”的那个时刻,因此,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已经出现的裂口不仅未能弥合,反而扩大了。柯尔施和卢卡奇本来是带着弥合分裂的意图工作的,最终却被迫沿着另一个方向突围,走出一条被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道路。在这条道路上,恩格斯成为马克思主义内部“败坏”的替罪羊。即便是在试图阻击这条道路的阿尔都塞那里,恩格斯仍然是一位不称职的“导师”。在总体上,恩格斯被西方马克思主义排除在马克思主义之外,一种没有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成为资本主义批判的旗帜。受西方马克思主义影响,但比其抱负更大的是西方马克思学,其杰出代表吕贝尔逆反性地把恩格斯建构成“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从而向苏联官方马克思主义体系提出了颠覆性的挑战。至此,恩格斯问题的全部破坏力得以彰显。在其后,以理论为目标的学术在多数时候便是在这种效果史中进行拾遗补缺的工作:以马克思主义内部分裂(首先是第二国际内部,其次是第二国际与列宁主义,再次是苏联马克思主义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等等)或自我毁坏(斯大林主义问题等)作为事实支撑的恩格斯问题由此死死地扼住了全部马克思主义解读之喉。
西方马克思主义如何因为第二国际的背叛而以相反的方式延续了它对恩格斯的抱怨,这在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可以清晰地看出。在开篇关于“什么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讨论中,卢卡奇正面强调“唯物主义辩证法是一种革命的辩证法”,其要旨在于主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随后他又从反面强调:“这一点极其重要,由于忽略了它,在辩证方法的讨论中已造成了许多混乱。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的论述对于后来理论的作用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这个论断对其后全部的反恩格斯论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全部的反恩格斯论都是其延宕的回应。
之所以如此,并不只是因为卢卡奇非常明确地指认恩格斯是站在伯恩斯坦背后的教唆犯。卢卡奇的转折地位与他以及柯尔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开端者这种独特身份联系在一起。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动态源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复杂政治冲突的建构,但其一旦获得人们的认可,便成为反苏联教条主义的旗帜,从而其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批评成为各种马克思主义批判的出发点。必须承认,在第二国际时代,尽管马克思主义理论也获得了各种发展,但在马克思主义学理基础认知上少有建树,卢卡奇、柯尔施等人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他们具有很深的理论根基,这使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分析在理论上更加精致。如果说卢卡奇激烈的反恩格斯立场表现出某种可识别的情绪化的东西,那么,在葛兰西那里,我们惊奇地看到一种重大的转折:从梅林开始的基于工人阶级充分认识马克思主义的需要而展开的更全面的文献整理和出版工作,在他那里已经上升到为全面认识马克思主义而必须深入的文本及其解释工作了。在《狱中札记》中,基于第二国际以来由于实践策略而产生的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认识的争论,他深思熟虑地提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即他所言的“实践哲学”)认识的方法论问题,包括不同文本的文献学价值评估、经典作家的思想与实践之间的关系、全集及其历史分期、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关系等重大问题。这些也都是我们今天解读所面临的基本问题。在葛兰西这里,我们看到,由于经典作家的创作过程的复杂性而产生的解释学理论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和发展中至少在1920年代就成为一种迫切需要了。遗憾的是,以苏联官方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主流一直没有正面解决这个问题(尽管梁赞诺夫的MEGA1以及后来的MEGA2以某种方式回应了该问题),这使得以《德意志意识形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代表的文献的出版成为官方马克思主义受攻击的契机,并为西方马克思学在1970年代占据争论焦点提供了基础。
在直接的意义上,卢卡奇、柯尔施和葛兰西把第二国际在实践中遭遇的问题内化到理论之中,试图在理论上给予一种回答,从而提出了经典作家的解释问题,为后来的学术争论打开了空间。西方马克思学正是逆反性地借助理论上的和纯粹的马克思思想,而试图把全部马克思主义实践以及其中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排除出科学研究的范围。
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代表人物来说,卢卡奇、柯尔施等人在起点上对恩格斯的批评只是他们建构自己马克思主义理论之合法性的反面证据,因为恩格斯的毁坏(当然更直接的是苏联官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马克思主义才需要重建。这也就产生了20世纪50-70年代欧洲范围内非官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独特景观:并不需要本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前提来证实自己研究合法性的法兰克福学派(马尔库塞早期是例外)对于包括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对立在内的解释学问题并不感兴趣(他们独立发展了批判理论的历史哲学纲领及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为核心的对资本主义现实的研究);而对正统马克思主义耿耿于怀的法国人不论立场差异,在阐述马克思主义“本体论”的基础上都对恩格斯颇有微词;旨在以本土经验发展异于苏联官方理论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如爱德华·汤普森等,则在具体历史问题上对阶级、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元理论提出挑战,并由此涉及恩格斯问题(如爱德华·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对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回应)。
这样,我们将不难理解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在恩格斯问题的研究倾向上与后来者之间的差异。例如,柯尔施认为,由于各种原因,恩格斯在后期犯了有时以一种不正确的和非辩证的方式来对待辩证唯物主义科学方法的错误,这主要集中在《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以及晚年书信中。在这些文本中,“恩格斯趋于犯黑格尔在他的《哲学全书》第156节中描述为`真正缺乏思想的程序'那种错误”。这种代表性意见说明,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提出恩格斯的问题,是在追究恩格斯必须为第二国际失误负责的原因。在这里,他们仍然对马克思主义的有效性深信不已,而到了后来,这种信仰已经破裂了。萨特以月球与潮汐之间关系的比喻描述过这种破裂及其原因,它与苏联共产党及其主宰的共产国际的失误直接联系在一起。在此背景下,正如梅洛-庞蒂所指出的,哲学家在遭遇马克思主义时,如果一上来认为它是后来有效的真理,就没有必要的那种企图正是一种人本主义的表现,在根本上则是意识形态的),在这样做的时候,恩格斯似乎对他更为有利。不过,阿尔都塞不仅假设了马克思的学说与马克思主义的同一,而且认为恩格斯的论证方式是经验主义的,基于这两个原因,他对恩格斯有关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解释提出了批评。基于独特的理论形态史理论,阿尔都塞把恩格斯打发到意识形态中去了,即说恩格斯不够科学。在此意义上,阿尔都塞指控恩格斯是“名不副实的导师”,批评他为萨特等人开辟了道路。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那里,相互对立的立场却在言说过程中产生了共同的排斥恩格斯的做法,并且都把马克思窃为己有而把恩格斯斥为相反立场的开路人,这个事件的暗示绝不能小看。在直接的意义上,它见证了恩格斯正是矗立于任何一种试图通往马克思或以马克思为全部依据的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上的巨大路标,如果不搬开它,就不可能为马克思的学说或马克思主义指明未来方向。当然,这并不是说,恩格斯是全部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解释者,而是说,他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之一。这正是全部试图在苏联马克思主义之外以马克思的名义来拯救马克思主义的做法所否定的。在这一点上,后来的西方马克思学学者尽管提出了各种惊世骇俗的观点,但实际建树都不大。
四、恩格斯形象的沉浮与马克思主义危机
上述恩格斯形象变迁的简史蕴涵着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某些一般特征,它说明,恩格斯的形象始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西方实践中浮沉的标志之一,并一直见证着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危机。马克思主义的危机不是今天才被识别的。实际上,在第二国际早期,这就成为一个需要工人运动领袖们予以解决的历史问题。例如,卡尔·考茨基于1903年发表了《马克思主义的三次危机》一文,借纪念马克思的契机对修正主义进行谴责。在该文中,他把修正要对其本体论作一系列的探询了。当然,与他和主义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第三次危机。在他看来,这次萨特坚持这种探询的时候,恩格斯只是横在他们通向“生成辩证法”道路上的一个障碍。尽管恩格斯在其一系列与“自然辩证法”相关的表述中肯定了自然是一个变化的过程,但是与卢卡奇等人一样,萨特和梅洛-庞蒂都对自然颇为不屑,因而试图把恩格斯作为实在论撇在一边。对于阿尔都塞来说,问题更为复杂。阿尔都塞试图以科学史原理彻底压抑从本体论角度阐述马克思主义的企图(在他看来,以卢卡奇、萨特等人代表危机并不涉及实践,而主要是理论上的,即修正主义问题。当然,他乐观地认为,这场危机很快将结束。
与考茨基的预计相反,这场危机并未很快结束,甚至它的结束是以国际工人运动实践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部分裂为代价的,欧洲社会民主党、西方马克思主义从实践和理论上与列宁主义(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分道扬镳便是结果。在危机愈演愈烈的过程中,伯恩斯坦的公开背叛是以恩格斯为掩护的,这使恩格斯成为危机的风向标。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开山作品之一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柯尔施在其中提出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历史的反思,也是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分析基础之上的。与考茨基一样,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在1848年之前便形成了,1848年6月是马克思主义新的发展阶段的开始。不同的是,从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出发,他更关注马克思主义在不同的阶段上的表现形式,并因而认为,形成之初的总体性的革命理论最终在它的追随者那里分为对资产阶级的经济秩序、国家、教育、宗教、艺术、科学和文化的批判(这是第二国际时代理论发展的主要外部特征之一),而在元理论上则采取了机械的实证主义科学观。当然,恩格斯在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也因此,他在共产国际代表的马克思主义“重建”过程中试图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总体社会革命理论。不幸的是,在共产国际五大之后开始的欧洲各国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化”运动中,柯尔施被打压,并逆反地成为作为共产国际“内部反对派”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者之一。加之斯大林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标准定义主要援引了恩格斯,使得恩格斯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与教条主义斗争的战场之一,这个战场越是突出,就越证明马克思主义在欧洲范围的严重分裂。因此,试图为马克思主义科学进行辩护的阿尔都塞在论述过程中也不得不付出排除恩格斯的代价,这就说明分裂已经难以弥合了。至此,我们无须进一步追溯,因为问题已经达至其极。
诚然,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围绕“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对立”而运行的那些不同学术流派是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危机的折射,反映了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它们在意识形态上表现了唯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以及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矛盾。不过,真正的难题并不在此。因为,如果他们作为“山中人”无法摆脱认知过程的那些假相(培根意义上的),那么,作为局外人,我们在批驳那些论调的时候,究竟又在多大程度上摆脱了他们的意识形态?这一问题或许让很多读者感到奇怪,因为,批评对象的意识形态是我们要摆脱的,怎么会成为我们自己的问题呢?问题的奇怪性质源自学术、理论论战过程中的一种辩证法:当你抱着论战对手的意识形态框架不放,将其作为唯一的问题所在,实际上你就在为该问题付出自己的代价,因为这会使你忘记真正的问题,而它恰恰隐藏在意识形态背后。通过对恩格斯形象历史变迁的追溯,本文强调,领袖形象的分裂并非认知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的直接后果,而是政治分裂的征兆。因此,如果不弥合由于理论与实践脱节而产生的政治分裂,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释也就不可能停止争论。
作者=胡大平(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来源=《河北学刊》201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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