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研究的两层目的
笔者一向认为，案例研究是实证研究的一部分，不能只把量化研究当成实证研究，更不能认为只有量化研究才讲方法。
案例研究也遵循问题、理论、方法、验证、结论等研究程序。要做好案例研究，需要遵循一套严格的程序和方法。
与其他量化研究相比，案例研究的目的大致有二：一是揭示一种新发现，或者贡献一种新知识；二是提出一种新的理论假设，提供新的理论对话基础。
前者是本体论层面的贡献，就事论事，发现或总结之前没有人提出的“新现象”；后者是方法论层面的贡献，“小切口入手，回应或纠正既有的理论”。前者是所有研究都要追求的层次，没有新的发现，即使写出了论文也只能是“废纸一堆”，好的论文绝对不是重复别人的工作，重复别人的结论，重述已有的现象，如果连这个也做不到，论文是不可能发表的；后者是较高的理论追求，相对的是量化研究方法，量化研究更多是验证假设，讲究普遍性的认知检验，而案例研究更多着眼于“关系性整体”的认知解释，即“解剖麻雀”，特别是对“反常态事务”的一种内在机制的解释。这样一来，案例研究提出的假设就为量化研究提供了基础。
完成第一层次是案例研究的第一步和起码的要求，如果说连第一个层次都达不到，案例研究就是失败的，达到第二个层次是理想的追求，学术研究一般不能自说自话，要有对话乃至批判和创新。
案例研究的关联要素
一项好的案例研究首先是“目的导向”的，而后结合这个目的进场调查，动用各种力量迫近真实的世界，对研究对象既要用显微镜——细致入微地察看各类因素的联系，也要用望远镜——引入宏观的结构关怀和历史关怀，纵向和横向地探讨根源性的结构关系。整个案例研究过程包含“目的选择”、“过程实证”与“理论生成”三个部分。
1. 案例研究的目的——理论指向的目标选取
一个案例研究的展开，实际上是结果导向的。笔者将有目的的案例研究和无目的的案例研究称为“就锅下菜”和“就菜下锅”。前者，因为有目的（理论目的），有问题（这里的问题不是problem而是puzzle）意识，到最后一定是回应相关理论，至少是验证因果关系假设的，这就叫“就锅下菜”；后者是一些调查研究经常犯的错误，大多是横向课题式的操作，为了完成一个课题，就去调研了，调研回来觉得素材挺好、问题也不错，就写案例研究，就着手头“杂乱无序”的素材写文章，找来找去，实在没什么理论涵养，只能造一些时髦的词来掩饰理论问题的苍白。有的索性就不找了，通过“问题—原因—对策”三段论来写文章，这个叫无奈的“就菜下锅”，无论菜好不好、对不对胃口，只能凑合着做。
那么，怎样才能做到“就锅下菜”？这个案例要呈现出什么样的结果？描述一个事实，还是回应一个理论、提出一种解释？一个合格的案例研究大凡也是在“因果关系”里做文章的。由此，仍然要有理论预设，仍然要去找对话的理论基础。这样，整个调研过程会跟着自己的框架走，而非被带跑带偏。
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本身是复杂的，相应的解释可以是多维的、多侧面的（这不意味着得出相互对立的答案）。对于案例研究来讲，选择了理论对话基础或框架，就类似于定量研究的“变量控制”，一个案例解释可以找准对话对象，把解释和讨论限定在可控范围以内，而非无限扩大。如果不能很好地找到理论框架，那样的研究往往大而不当、空泛无物。
例如，有一年笔者受委托去调研“临武瓜农事件”。2013年7月，湖南省临武县发生了一起“瓜农与城管发生摩擦倒地身亡”的事件。拿到这个主题后，一般人会想到要去调查这个事情发生的始末，查出这个事情发生的原因，至少去调查为什么“流动摊贩会与城管发生摩擦”。其实，这样想，是事实的层次，是公安要做的，我们是学者，必须调研出深层次的东西。这个深层次必须是理论指向的、原理性的。所以，笔者最终将调查的目的定位为与冲突理论对话，而且将重点放到舆情处置过程中，目标是解决“为什么冲突都处置完了，舆情还是波涛汹涌？”
有了目标，首先梳理冲突理论，根据冲突处置的三个阶段——“冲突控制、冲突化解与冲突转化”，决定分析“为什么临武官方在冲突管理过程中的行为可圈可点，甚至认为冲突管理的经验可以向全国推广，而全国范围内的舆论却并不认同，反之对其做法形成了舆论围剿？”
伴随这样的问题以及冲突管理的三个环节，笔者一步一步地梳理和调查，每个环节临武官方是如何处置的，舆情是如何反应的？实际上，临武官方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前两个阶段：第一，在冲突控制部分，连夜“转移了死者尸体”，以避免冲突继续扩大；第二，在冲突化解部分，通过各种渠道做家属工作，尽管瓜农死因还未查出（甚至后来的尸检结果也没有表明瓜农是被打死的），仍然按照《国家赔偿法》的标准赔偿死者家属87万元。但是，临武官方在冲突转化环节迟迟没有动作，即怎样从制度上规避类似事件的发生。
通过调查研究和分析，我们发现在整个冲突处理的环节中，临武官方存在“以传统的媒体应对结构应对新媒体、冲突转化环节与冲突处置环节脱节”两个“漏洞”（吴晓林、汤明磊，2016），因而整个处理过程舆情汹涌。这样的研究，可能比一般的过程描述要更深入一些。
2. 案例研究的过程——结构化视野下的多主体“证实”
案例研究一般是以一手资料和经验的获取为前提的，这就要做好案例的调查。而现实世界往往是复杂的，流行的做法是将微观的因果关系解释清楚。前几年流行事件分析、微观分析，实际上，这种精巧的研究很容易遮蔽大问题、大结构、大理论。这就要求“小处着眼、关怀结构”。
从组织学的角度出发，任何案例生发在一个系统之内，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关联的。因而，案例的调查要引入结构化视野，做好多主体的调查，如果只听一面之词，只听少数人讲，只看少部分材料，就很容易犯“偏听偏信”的错误。
例如，在做“临武瓜农事件”研究的时候，笔者不但抓取了网络舆情的发展信息，还对当地官员进行了访谈，为了保证多主体互相印证事实，笔者排除困难，联系上了死者家属，进行了很好的访谈。
还有一个小故事让笔者印象深刻。笔者在研究台湾地区的社区治理时（吴晓林，2015），既访谈了台湾地区社区营造政策的推手及社区营造的主官，还访谈了社会组织、里办公处社区协会的诸多负责人。在访谈一位里长的时候，里长说自己牵头申请了一个一亿新台币的项目。如果只听从他的讲法，那么可能就会得出，台湾地区的里长能力很大。在访谈邻近里长的时候，笔者提到了这位里长的说法，却被否定了。那位里长就讲得更加到位——哪里是他一个人申请的，是多位里长联合起来一起申请下来的，而且那一个亿的项目申请下来，也不由里长支配。
同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不但有否定的，也有肯定的。例如，在做国家级新区行政体制研究的时候（吴晓林，2017b），我们到了几个乡镇，在第一个乡镇问到的问题，到了其他乡镇都要再问一遍，目的就是检验真实性。
3. 案例研究的理论贡献——分析的展开与结论的生成
案例研究的铺排，实际上也是一个“因果关系”的实证展开。与量化研究相比，案例研究的长处在于能够引入相对丰富的想象力，可以联想多重“致果”的因素，但是也不能随意联想，前面已经讲到，相应的调查和分析一定是在理论框架内进行的。
从案例研究的组成部分来看，在问题提出之后，紧接着就是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继而在理论指导下明确分析单元，这是第一个大的部分；第二个大的部分是展开案例，这个部分大多是作为结果变量出现的，也就是介绍案例背景，或者以事件史的形式，或者以横断面的形式将案例描述出来；第三个部分最为重要，就是在理论指导下进行案例的分析；第四个部分是结论与讨论。
一些好的案例研究大多是这样组成的，至于说结构如何铺排，是形式问题。但是，从审稿过程来看，一些案例研究往往止于“描述”，以为把一个事件描述清楚就行了，最后简简单单收尾，干干巴巴，无血无肉。当然，案例研究的难处和见功夫之处也恰恰在此。人们经常面临的问题是，素材不少，却很难找到对话的理论，由此也很难进行理论分析。
记得在投稿《模糊行政：国家级新区管理体制的一种解释》的时候，笔者自认为是中英文学界里第一个实证研究国家级新区行政体制的，而且提出了“模糊行政”的概念。但仍然觉得这是一个本体论的概括，在理论上没有深入下去，审稿人的意思也是，这个讨论到底是在哪个理论框架下展开的，与什么理论对话？
笔者想来想去，与谁对话？要用任务型组织？仿佛这个提法并不新了，很容易看出来，国家级新区行政体制就是任务型的。“企业家政府”“统合性政府”也已经有人用在开发区研究上了。
最后，仍然是回到公共组织领域，从组织的“工具性”与“价值性”争论入手来讨论因果机制，也最终溯源到公共行政的经典之争——西蒙的效率导向与沃尔多的价值派。后来，在分析中发现，公共行政的经典论争，对标的对象都是正式组织，而国家级新区的组织形态是非正式组织。
如果能够搞清楚非正式组织在效率与价值（合体制性）之间的光谱位置，引入时间序列来解释新区行政组织“小政府架构”的合理性与历史性，继而解释清楚其背后的原因，那就是案例分析、理论对话的最重要内容，也将会是这个研究最重要的贡献。由此，理论分析和对话就得到提升了。
笔者最终得出了一个解释——模糊行政的形成是“国家实验下的任务性组织”、“法律地位模糊的非正式组织”、“快速发展的绩效型目标”、单兵突进的“错位改革思维”共同作用的结果。作为一种探索性的试验体制, 降低交易费用是其取胜的法宝, 效率本身压倒“合体制性”成为政府的价值选择, 也为国家试验保留了“试错回旋”的余地。但是, 模糊行政的“精简”追求忽略了环境的复杂性, 不得不接受既有体制的重重约束。模糊行政的提出有助于理解各类新区行政组织的运行、发掘“效率”与“合体制性”之间的张力与趋向, 对降低新区发展阻力、推动新区行政改革具有参考意义。
结构性的案例研究才具有理论解释价值
案例研究的一个优势, 是系统展现因果机制和过程，零散多样的独立案例能够有意义, 原因在于它们产出的知识在相关知识体系中具有累进性位置（张静，2018）。
也就是说，一个案例研究，既要有圆满的故事展现，也要挖掘背后的因果机制，二者缺一不可。笔者在之前的一篇文章中已经讲过“结构—过程”分析范式的重要性——结构负责将行动主体的关系抽象出来, 过程负责连接结构与具体的经验, 以此避免过于抽象的宏大理论与滑向小因果关系的理论自缚。结构—过程分析范式一方面切入实际运行的过程, 寻求政治社会实践的操作主体、运行逻辑、运行效果以及主体关系, 观察更加贴近实际的、用政策文本和静态结构难以描述的实际过程;另一方面, 在实践中观察行动过程与结构的互相影响, 透视过程背后千丝万缕的结构关系, 以此来窥探政治社会运行的深层逻辑（吴晓林，2017a）。
因此，案例研究必须引入结构式的关怀才具有理论解释的价值，具体如下。
第一，任何案例都是关系性的，如果局限于微观的“小因果关系”的解释，就会得出碎片化的解释，应当力图在案例本身内部首先挖掘出“整体关系”的轮廓，就是“解剖麻雀”，把其物质结构讲清楚，同时把软件系统（体制机制）搞清楚，否则就不是一个完整的“麻雀”，或者是“木乃伊麻雀、骨头架麻雀”。
第二，任何案例都是连续性的，案例的发生不是孤立的，而是一个连续统、结构洞，是历史演进、大结构的一个环节、一个节点。案例研究需抹去外在的浮尘，挖掘“黑箱”，挂入理论演进的线条之上，这样才能有延续不断的理论发现。
第三，任何案例都是一般性的，做案例研究的时候，会强调案例本身的特殊性或者代表性，特殊性讲的是“为何例外”，代表性讲的是“概莫例外”，其实二者是解释统一问题的两个侧面，第一个貌似在讲例外，实际上也是在回应“如何不例外”。那么，案例研究本身提出了假设性的理论解释，留给量化研究的就是大量的量化检验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案例研究与量化研究是相辅相成的。
· 吴晓林、汤明磊，2016，《新媒体情境下冲突议题传播的“双重结构因素”——基于临武瓜农事件的分析》，《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第1期。
· 吴晓林，2017a，《结构依然有效：迈向政治社会研究的“结构-过程”分析范式》，《政治学研究》第2期。
· 吴晓林，2017b，《模糊行政：国家级新区管理体制的一种解释》，《公共管理学报》第4期。
· 吴晓林，2015，《台湾城市社区的治理结构及其“去代理化”逻辑——一个来自台北市的调查》，《公共管理学报》第1期。
· 张静，2018，《案例分析的目标：从故事到知识》，《中国社会科学》第8期。
《地方治理评论》由苏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主办，坚持学术性至上的基本原则，以知名学者为主要作者群，以集科学性、原创性、前沿性于一体的学术成果为主要内容，以地方治理的前沿问题为主要研究领域，以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的相关方法并重为基本的方法论旨归，一以贯之地强调真问题和新问题、真方法和新方法、真观点和新观点，将高质量的研究成果转化为学界和实践界的公共文化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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