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平认为，对现代性的所有批判都不能使我们在根本上不再认同理性社会的目标。在当今的历史条件之下，我们依然可以做一个黑格尔主义者，继续追问黑格尔所提出来的那些问题。本报特邀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张双利副教授访谈皮平教授，请他谈谈黑格尔的思想形象、历史观以及对艺术的态度。
§ 黑格尔关于自由的思想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模型，让我们去理解各种社会和政治问题
文汇报：您对黑格尔哲学有着独特的解读，特别强调它与康德哲学之间的内在关联、它的亚里士多德主义的维度，以及行动的逻辑在其中的核心地位。您能否简单地勾勒一下您心目中的黑格尔哲学？
皮平：这个问题刚好与我本人对黑格尔哲学的研究历程的早期、中期和晚期相对应。在早期阶段，我写了《黑格尔的观念论：自我意识的满足》，着重阐发了康德哲学和黑格尔哲学之间的内在关联。我认为，在西方哲学史上，康德是自柏拉图以来最重要的一位哲学家。他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他提出的问题极端重要：为什么迄今为止，我们在哲学的领域未曾有任何重大的进展？康德清醒地看到，与科学相比较，哲学的状况令人尴尬。康德因此提出要对我们进行哲学思考的那种能力本身进行批判，即，对我们的理性进行考察和批判。初版于1781年的《纯粹理性批判》在哲学史上是一本具有分水岭意义的经典著作。在该著作中康德明确指出，我们的理性认识能力在无任何外在帮助的情况下（即，纯粹理性）无法达到对事情的本性的认识。更进一步说，就是我们完全没有办法凭借自己的理性认识能力来把握那超越了人的感性经验的“真正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康德的哲学带来了之前的整个形而上学传统的终结。
回到黑格尔的哲学，当时引起我注意的是，那些对黑格尔哲学的权威的、传统的解读都彻底忽视了康德所做出的这一重要贡献。他们在对黑格尔哲学进行解读的时候，就好似黑格尔根本不顾或不懂康德所做的努力，直接又重新回到了笛卡尔、莱布尼兹、斯宾诺莎等人所代表的形而上学传统。但我认为这种解读显然是错误的，我们在黑格尔的著作中能够找到许多段落都表明，黑格尔完全领会了康德的意图。例如：黑格尔曾经这样说过：康德使我们彻底走出了那种观念，该观念把精神、灵魂等看作是某种东西。
我的这种观点极易引起争论，人们会认为我忽视了康德哲学与黑格尔哲学之间的重要区别。实际上我同时强调它们之间有着深刻的差别。康德认为我们只能认识到现实是如何通过我们的感官向我们显现的，我们永远都无法达到对现实本身的认识。黑格尔则认为，为我们所认识到的现实就是所有的现实。
如果这种理解是正确的，它就必然会影响对另一个问题的回答，即我们究竟该怎样理解人的行为。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经典的哲学问题，它所涉及的是人的行为与纯粹的事件之间的根本区别。借用维特根斯坦所举的例子，即“我举起胳膊”和“我的胳膊举起来了”之间的区别。根据传统的解释，人的行为是由一个内在的精神的原因（我的意图）所导致的我的身体的运动。但黑格尔认为我们根本无法达到那些所谓的内在的精神的事件。我的《黑格尔的实践哲学》就是阐发这方面思想的。黑格尔认为没有所谓的内在意图与外在行动上的表现之间的二分。实际上，在真正被实现为人的行动之前，你并不知道这些所谓的意图是否真的就是你的行动的意图。它们之间是一种辩证的关联。这就是我在对黑格尔的研究历程中所达到的第三步。
在这两部著作之间，还有一个中间阶段。我一直认为，黑格尔是第一个对现代哲学传统本身的原则进行理论化的哲学家。这个原则就是人的自由。我在这一阶段的研究集中体现在《唯心主义作为现代主义：黑格尔主义的变体》一书中。我试图把黑格尔的哲学置于整个近代思想的学术地理中进行考察。对于黑格尔来说，现代性是关于自由和自由的实现的故事。他指出，人总是同时隐约地知道自己的行动是有理由的，是可解释的。我认为德国观念论的唯一贡献就在于它在理性和自由之间建立起了这种关联。落实到对人的自由的理解，这一关联意味着自由的三方面的规定性。首先，自由意味着不受外在的阻碍。其次，自由还意味着你的决定没有受到外在的宣传、意识形态的影响。最后，自由也还要求有一个社会的世界为它提供客观基础，即要有那些社会机制，它们事实上允许我们去做我们自由决定要做的事情。
先简单总结一下：黑格尔不认为哲学是关于某种特殊的对象（灵魂、精神、观念、宇宙、无限等等）的。相反，他认为哲学所思考的是这个普通的世界和它的可理解性。它所涉及的问题是，为了能够弄懂在生活中所发生的这些事情（使之对我们来说有意义），我们需要一些什么样的原则。比如说，我们怎样才能读懂人的行动、政治、甚至是人的思想本身？
这些问题又都涉及我现在正在进行的一项新的研究，或许这也是我关于黑格尔哲学的最后一项大的研究，它主要集中于黑格尔的《逻辑学》。他在《逻辑学》中所处理的问题恰好就是关于我们怎样才能弄懂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事情的。他认为，要真正回答这些问题，我们还需要解释我们在生活中是怎样给出所有那些不同层次的解释的，为此他建立起了所有这些不同的解释之间的关系，并认为这些解释是相互关联的，并不是互不协调的。但我本人并不认为它们最终是可以在同一个体系中得到说明的。
所以，我眼中的黑格尔，总结起来一共是三点：首先他不是“神学家”，他所关心的对象不是上帝而是我们。其次，他是关于现代性的理论家，他对现代性的最本质的价值（即自由）进行了充分地阐发。最后，他的哲学还能更进一步地帮助我们理解究竟何所谓理解一件事情。所以，我眼中的黑格尔是一个理性主义者，是一位伟大的现代思想家。他既不是一个关于实体的形而上学家，也不相信历史是命定的。
文汇报：黑格尔对历史的看法是怎样的？
皮平：关于历史，人们一直对黑格尔的哲学有一个重大的误解，以为黑格尔相信历史必须以某种方式展开，因为上帝必然要以这种方式在历史中启示自身。我坚决反对这种观点，我认为黑格尔真正要说明的是，历史对于我们所具有的全部意义就在于当我们回首迄今为止的所有历史过程时能够从这一过程中领会出来的那些意义。最简单地说，黑格尔的历史叙事是，在最初，只有一个人是自由的，即国王；后来，有一些人是自由的，即贵族；最后，在现代，所有人都是自由的。怎样理解这个历史叙事？黑格尔并不是说有某种背后的东西在决定着历史只能这样展开。他的意思是，站在历史的今天，当我们回溯整个历史过程中，我们体会到历史可以这样被理解。再比如说，自1970年代以来，我们正在经历一种持续了万年之久的劳动分工方式，即以性别为基础的分工的终结。对黑格尔来说，这绝对不可能是因为有人在1970年代发现了某种关于劳动分工的隐秘真理。而是说，此时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之下，以性别为基础的劳动分工已经无法再被证明为是合理的。我们不可能在另一个历史条件之下，去“发现”这个真理。
很多人认为，黑格尔把历史上所发生过的一切都证明为合理的。这种观点并不正确，黑格尔没有为历史上所发生过的一切辩护。真正重要的是，他对于历史的最基本的进步性有很好的领会。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历史已经是世界历史，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实际上已很难再有严格的东方和西方之分。所以，黑格尔所说的那些在现代性的条件下得到实现的价值现要在世界历史的范围内被实现。历史的这个过程与艺术的发展史内在相关，我最近的一本著作将集中研究黑格尔关于艺术的思想，书中关注的核心问题是，艺术的整个历史发展过程如何是具有意义的。也就是说，艺术史不简单地只是一种艺术形式接着另一种艺术形式相继出现，在艺术史中人们所经历的是那同一个实现和认识自由的过程。该过程在艺术作品中得到了本质性的展开，这种展开对于人们达到关于自由的自我意识是必不可少的。
文汇报：您特别注重黑格尔的实践哲学，但同时，我也知道您对黑格尔的实践哲学的具体内容持明确的批判态度。那么，如何才能把您对黑格尔的实践哲学这两方面的判断内在地统一起来？
皮平：关于黑格尔的实践哲学，我要强调的是，他提出了正确的问题，即关于人的自由的问题，但他所给出的关于这个最根本的问题的答案却是仓促的。
首先，是关于“民族-国家”的发展趋势的错误判断。黑格尔当时看到“民族-国家”正在形成，他对于其发展趋势过于乐观，认为国家最终可以不再需要通过人们对民族的忠诚来维系——而这是他所反对的。这一判断显然有问题，在整个20世纪我们看到的是“民族-国家”持续存在，即便美国在某种程度上可说是一个例外。
其次，是对市民社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过于乐观。黑格尔认为，国家只是一个内在于市民社会中的、对市民社会进行规范和管理的组成部分，对经济的发展进行规范和控制。如果没有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这种关系，结果就会是灾难性：市民社会中的人们会因为各自不同的经济利益而分化，在市民社会中就永远不会形成那样一个视角，沿着这个视角人们可以作为共同体中的公民来想问题。在这一点上，黑格尔又是错误的，事实上我们没能同时守住市民社会和国家这两个领域。
第三，是对性别的实际涵义的错误理解。黑格尔认为，在核心家庭的内部应该有以性别为基础的角色划分。他认为男性的任务是参与公共的事物，女性的任务是照顾家庭。他在这一点上是完全错误的。
最后，是对一些现在已经不再存在的社会机制的错误判断，如“职业团体”。黑格尔主张，人们不是以单个的公民的身份来进行选举，而是以团体方式进行选举，选票分别分配给不同的职业团体，如农民、工人、教师、公务员等。这一点又是错误的。
所以，我们真正要做的是继续追问黑格尔所提出来的那些问题，并要能够给出关于现代社会中那些机制的历史性的、现象学意义上的说明，以分析哪些机制对于实现这种自由的概念是极其必要的。
文汇报：比方说？
皮平：例如，自柏拉图一直到黑格尔，如何教育我们的孩子一直是个极其困难、又极端重要的公共问题。但我们对于这样的一个具体问题却未能提出什么新想法，未能真正回应我们在生活中所遇到的新的挑战。自19世纪以来，我们的公共教育体制就没再经历过什么真正的变化，但在教育中我们却不断遭遇新问题。随着互联网的普及，我们立即遇到了一个麻烦，那就是色情图片和色情网站。在互联网上，孩子们每天都在遇到这些图片，它对孩子们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它会对以后的两性关系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应该怎样应对？法兰克福学派有一批学者正沿着这个方向努力，但直到现在，我们对于这些具体问题所能够贡献的思想还是极其有限，只能是尽量避免、杜绝孩子们接触，但这不是简单的“控制”或“杜绝”就能解决的。
在今天，我们如果要做一个黑格尔主义者，就必须重新思考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在当今的历史条件之下，市民社会的首要含义是全球化了的金融资本主义经济。这样的一种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所带来的是经济的“自律”，它似乎完全由自身所决定，彻底不受政治力量的控制和管理。在各个不同的国家可以有各种不同的政治结构，但无论你具有怎样的政治结构，其结果依然是经济的发展一定不受政治的控制。可以说，这是一个“非政治化”的时代，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对于公共问题的共同思考、对于共同做出的决策的执行）在今天似乎都已经不再可能，经济方面的考虑已经介入和主导了所有的公共话语。面对着这样的现实，我们还有没有进行抵抗的可能？有没有出现一些新的抵抗形式？我本人还没有看到。
§ 艺术能够生动地向我们呈现现代道德生活是怎样实际展开的，而这是哲学所不能做到的
文汇报：您在演讲中，明确指出我们依然应当对于现代的艺术、文学等保有浓厚的哲学兴趣，因为正是在这些艺术作品中我们可以直面现代世界的问题，可以进一步反思这些问题的真实涵义和可能的解决道路。
皮平：的确像你所说的这样。在我本人对黑格尔的研究过程中，我一般每连续研究5-10年后，就会暂时停一停，转而去研究尼采和海德格尔。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尼采和海德格尔的哲学刚好是对黑格尔哲学的直接批判和否定，它们代表着否定的、批判的和悲观主义的方面。
但我一直认为，尼采和海德格尔的批判并不能使人们在根本上不再认同理性社会的目标，不再认同自由、公正、平等的理念。我是从罗蒂那里学到这一点的。罗蒂告诉我们，你可以像那些后现代主义者们那样持悲观态度，认为生活中的一切都成为无意义的任意流动，但你却不能否认一些最基本的信条，比如人要能满足温饱，不能为了一些人的利益而使另一些人遭受痛苦等等。我认为学生们之所以会被那些极端的批判彻底吸引，是因为他们忽视了蕴含在现代事业中的一些最简单的伦理渴望。尼采认为这些最简单的伦理渴望只是资产阶级的、奴隶的道德，但人们渴望能够过上安全、和平的生活，这并不卑鄙、也不丑陋。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与一些斯特劳斯主义者有分歧，同样也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会去研究好莱坞的电影。
最近，我正在做很多关于尼古拉斯·雷的电影的研究。透过这些电影，我们会看到人们对于现代生活的那些最基本的渴望（家庭起初建立在父母之间的浪漫爱情的基础上，家庭成员之间有浓浓的亲情，这样的家庭在社会中能够有不错的前景等等）是真实的、无可厚非的。也就是说，黑格尔所提到的那些最基本的现代价值依然值得我们去追求。
文汇报：是否正是因为上述的这个原因，您才主张我们在当今的历史条件之下依然可以做一个黑格尔主义者？
皮平：确实如此。我认为黑格尔所提出的那些概念、所阐发的那些范畴对于我们理解今天的生活、分析今天的政治都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他所提出的那个关于自由的复杂的概念。黑格尔关于自由的概念远比自由主义的自由概念要复杂，比康德的自由概念要更加富有内容，我们可以沿着这个方向去思考艺术、政治、大众文化等很多重要的问题。
文汇报：在您看来，对艺术哲学、哲学与文学关系的研究具有怎样的独特意义？
皮平：关于艺术，黑格尔的最核心范畴是自我-知识，不是美、快感、对理念的表象、对神圣的表象等。艺术是我们达到自我-知识的一种集体性的努力。因此，通过艺术作品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我们自己。这是从黑格尔哲学的角度给出的一个最简单的回答。具体来说，我们对生活中的那些规范（我们在生活中真实地把它们认作价值，认为值得为之做出牺牲）无法直接给出定义。这些规范包括正直、勇敢、诚实等等。它们是所谓的“厚概念”，既不能直接定义，也不是不可定义的。我们必须通过看到它们是怎样活生生地发挥作用的才能更好地理解它们，而我们在小说、戏剧、电影、绘画等艺术中才能直接看到这些，在哲学的命题中，是看不到的。比如，我曾经专门写过一本关于亨利·詹姆斯的小说的著作（《亨利·詹姆斯与现代道德生活》）。詹姆斯笔下的人物都世故、聪明，他们生活于一个古典的道德结构正在瓦解的世界。在欧洲，传统贵族等级制及其所代表的价值正在衰落、被来自美国的金钱所瓦解；在美国，金钱又带来了新的危机，人们试图用金钱来“买”威望、“买”人与人之间的新的等级关系。詹姆斯笔下最好的人物都试图在这种传统的评价体系已经崩溃的条件之下来寻找自己的人生道路。所有这些都极富启发意义，它能够生动地向我们呈现现代道德生活是怎样实际展开的，而这是哲学所不能做到的。
文汇报：我们知道，芝加哥大学在通识教育方面有悠久的历史和成功的实践，您所在的“社会思想委员会”更是在这方面做出了杰出贡献。在通识教育的实践中，你们曾经遇到或正在面临的最重要的难题有哪些？
皮平：首先要提到的一点就是，除了美国的方式外，还有另一种方式的通识教育，即德国、法国和意大利式的通识教育。以德国为例，它的那种通识教育理念非常简单，却很难实施。他们很早就对学生进行分轨，大概在4年级后学生们就会选择进入3条不同的轨道：进入高中、职业学校，或技术性专科学校。在这个体系中，通识教育主要在高中进行。高中又分为三种：更集中于古典方面或科学方面，或介于两者之间的一种教育。无论选择哪一种，学生们都会被要求学习历史上的重要经典著作和一系列科学方面的内容。
美国的方式与此很不一样。美国学生比德国学生少上一年高中，进入大学的前两年不进专业院系，主要接受通识教育，后两年再选择专业。在芝加哥大学，学生们在前两年的通识教育中一共要修18门课，包括数学、自然科学、生命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艺术等方面的课程。
关于这样的通识教育，目前我们主要面临三个问题。一是来自就业市场的压力。特别是由于金融危机，人们普遍有一种恐慌，希望能把更多时间放在对未来工作的准备上，因此希望缩减通识教育。
但这还不是最主要的问题，最主要的是怎样上好这些通识教育课程。一种观念认为，通识教育的目的在于帮助学生熟悉传统上那些伟大思想家的主要思想，或者说，教会他们对之进行概括。但问题是，所有这些思想都具有复杂性和模糊性，它们实际上无法被这样简单概括。这种教学理念和教学实践与法国的通识教育非常接近，因为在法国有统一的考试。在这种考试的压力之下，教育的主要任务变成了教给学生那些“正确”的答案。我非常反对这种教学方式，因为学生们由此学到的只是一些“教条”、“标签”，他们根本没有学到怎样进行思考。很多学校愿意采取这种教学方式还因为它在经济上非常高效，一位教授可以同时为几百个学生上课。
我认为通识教育课程的真正任务在于教会学生们进行思考，这就必须要让学生们学会直接面对文本。所有学生都必须仔细阅读原著，在此前提之下，每周至少有两次对文本进行讨论的机会。但这种通识教育的成本是很高的。每个班至多只能有15名学生，每个班都要有老师亲自上课、引导讨论，每学期学生们都要写很多论文，老师因此也必须大量地批改论文。
这也就关联到了另一个问题：由谁来上这样的通识教育课程？在芝加哥大学，我一直上社会科学类核心课程的第三部分，涉及托克维尔、穆勒、马克思、尼采、韦伯等人的著作。但如果你在研究生阶段专攻韦伯，你怎样才能上好这样一门领域广泛、又内容精细的课程呢？唯一的办法只能是你再去自学尼采、马克思、托克维尔等等。这对教师也是一项挑战。可以说，这是我们目前遇到的最困难的问题。
访谈录（2014.1.27）| 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主席、杰出教授罗伯特·皮平：现代性是关于自由和自由的实现的故事
罗伯特·皮平教授出生于1948年，1974年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师从斯坦利·罗森教授，获哲学博士学位。1975-1992年，任教于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1992年至今，任教于芝加哥大学。现任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主席、杰出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美国哲学学会成员。德国观念论、黑格尔哲学、康德哲学、当代德国哲学等领域的国际著名学者。
在国际哲学界，皮平教授对黑格尔哲学的解读独树一帜。他的博士论文以康德哲学为研究对象，他早年在康德哲学研究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功底。1989年，他推出了首部关于黑格尔哲学的力作《黑格尔的观念论——自我意识的满足》，强调康德的批判哲学代表着传统的形而上学的终结，黑格尔的哲学是对康德哲学的自觉继承，因此，黑格尔哲学不可能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形而上学。另一方面，皮平教授又同时指出，行动理论在黑格尔的哲学中处于核心的位置，为此，他在2008年推出了《黑格尔的实践哲学》，对黑格尔如何理解人的行动进行专门阐发。
皮平教授不仅是一位关于黑格尔哲学的专家，更是一位卓越的黑格尔主义者。皮平教授强调，黑格尔是一位伟大的关于现代性的思想家，他
对现代性的最本质的价值——自由进行了充分地阐发，尽管其给出的关于人的自由问题的具体答案是仓促的。在黑格尔之后，尼采、海德格尔、斯特劳斯等对现代性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所有这些批判都不能使我们在根本上不再认同理性社会的目标。在当今的历史条件之下，我们依然可以做黑格尔主义者，我们真正要做的是继续追问黑格尔所提出来的那些问题。在这条黑格尔主义的道路上，艺术哲学具有独特重要的意义。2014年初，皮平教授又推出了他的艺术哲学新著《美丽之后：黑格尔与图画现代主义哲学》。
近日，皮平教授作为复旦光华人文杰出学者访问复旦，以“德国哲学和现代性问题”为题做了系列演讲。期间，本报特邀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的张双利副教授对其进行了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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