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由国家主导、市场和社会均积极响应的乡村振兴发展战略，急需一场从乡村本土出发，即由内而外的激活与赋能。面对外部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格局，以及乡村内部固有和突生的问题，笔者提出需在乡村主体激活、空间激活和文化激活的基础上进行“脱域式赋能”，并在治理理念和实践的全方位导入下，通过持续的、线上线下的多方培力，来应对和弥补村民的主体性和能力不足。同时“让一部分人先赋能起来”，通过激发本土的深层和有效参与，才有机会与外部力量汇合，由内外通融的扎根式乡村治理通往真正意义上的乡村振兴。
【关键词】激活；脱域式赋能；乡村治理；乡村振兴
来自国家统计局历年城镇化率的统计数字显示，自2011年全国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51.27%，即首次过半以来，按照每年超过1%的递增率，直至2019年城镇化率已达到60.60%，这一路走来近9亿中国人踏入了城市，向千年农业社会告别，但仍有近5亿人滞留乡村，依赖乡村过活，而乡村被逐渐边缘化已成不争的事实。不仅如此，在这一不可逆转的进程中，以城市生活优于乡村生活、城市经济远超乡村经济、城市文明取代农业文明的城市中心主义价值观正成为社会整体的首选。除了少数相对发达地区的乡村凭借乡镇企业、乡村旅游或地方农副特产等还能维系与城市较均衡的发展水准，大部分乡村无论从空间治理、经济社会发展，到乡风乡情的重塑等方面都急需举全国之策、之力来激活。
近年来，国家每年投入数万亿资金到农村，从新农村建设、农业税费取消、农村土地流转、美丽乡村建设、村委会干部的直选和行政化，到乡村治理体系建设及乡村振兴的规划等无不面面俱到，希望尽快找寻乡村的出路。市场与社会也都意识到必须回望乡村、及时止住乡村的衰败才能守住所有国人的根基，但并非仅仅是改革开放后城市化高速发展的40年，而是百年来城市不停地向乡村抽血，以牺牲乡村来赢得城市的发展，至少到目前为止，即便是努力寻找，始终没有找到一条真正的城市反哺乡村之路，更何况来到21世纪20年代，人类从未遭遇的信息化、全球化场景，也包括仍未远去的新冠疫情等，都为乡村的崛起增加了新的变数。近日正在征询意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草案）》在其第一章第四条，也提出要“促进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乡村振兴总目标。如何迎来各方期许的乡村振兴?如何杜绝以往大多数时候“政府干，农民看”的现象?笔者认为对于积郁许久的乡村问题，单纯靠振臂高呼难以吸引全社会的瞩目和多方资源倾斜，还需从根本的治理体系和村民的主体性入手，通过激活和赋能，迂回撬动乡村振兴。
一、城乡关系变迁中的乡村治理及其演化
正如梁启超所言，“欧洲国家积市而成，中国国家积乡而成”，作为以千年农业文明为基础的中国社会，如果从实践层面来回溯乡村治理，几乎与整部中国历史相交融，但如果以城乡关系变迁为视角，其实可以以是否受到大规模城市化的挤压为基准，来判断乡村治理的逻辑、模式和演化趋势。而1978年前无论是帝制时期还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因经济社会发展或历史原因，中国的城市化一直处于超级低迷状态，城市化率几乎在10%以下徘徊，有学者曾据史料判断，南北宋时期的城市化率超过20%，但更多的史学学者通过精算推测即便是发达的太湖流域，其宋朝时期的农村城市率也仅为10%左右。也就是说20世纪改革开放前的乡村治理是不受城市挤兑的、完全内生性的，并且是中国社会整体发展的一个缩影。
千百年来中国乡村的发展理路并非都能冠以治理一词，常常在管理、管治，甚至是控制与治理之间模糊切换，治理的意涵时有时无。不过早在先秦时期出现的“乡、党、朋、间、族、邑、邻、里、什、伍”等有关乡村基层组织的概念，北宋时期涵盖“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和“患难相恤”的《吕氏乡约》，以及明朝中叶王阳明为达成知行合一，推出的“立乡约”、“建乡政”、“办乡学”和“恤乡民”的乡村治理体系，足以彰显中国古代从顶层到民间即有的乡村治理理念及智慧，当然也因此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出现过乡村繁盛的场景。与帝制下的“士绅模式”、“地方精英模式”或“宗族治理模式”不同，民国时期由知识分子发动并主导的乡建运动，与其说是乡村治理不如用乡村实验更为贴切，1926年起晏阳初、李景汉等扎根十年的定县实验，1928年起由吴文藻先生所在的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引领的清河实验，以及1931年起梁漱溟在邹平县推动的乡村建设等均试图探索多元合作、团体自治、由教及治和由文及理的乡建模式。新中国成立之后一改“皇权不下县”的惯习，土地改革、人民公社制、上山下乡运动等将乡村从空间到政治，从生活到生产无一疏漏纳入国家统合之下，表面上城乡二元绝对分隔的格局中，相当多的人力资源、政治资源下沉到了农村，而且人民公社似乎也暗合共治的理念，但高度政治化再加上去市场化的计划经济和去精英化的运动型、压力型管治模式，支撑千年农业大国的乡村彻底失去了活力。而同一时期的邻国日本彼时已完成60%以上的城市化，导致城乡差距不断扩大，为应对城市的“过密化”和乡村的“过疏化”开启了“工农协调”、“以工补农”、“以工促农”的系列政策。20世纪中期之后基本完成城市化的欧美国家也都开始回望乡村，并以包括政府、农民协会、乡村精英、企业、金融机构等多元主体共同嵌入的方式开启乡村治理新模式，例如德国的村庄更新、荷兰的农地整理、瑞士的乡村建设、法国的农村改革、美国乡村小城镇建设和加拿大农村计划等。
1978年经济和政治双轮驱动下的改革开放大幕拉开，此时的中国乡村仍拥有80%以上的常住人口，与世界城市化的差距达到50%以上，但此后的40年中国城市化一骑绝尘，将千年占据主导地位的乡村拉下马来，不仅每年有近1亿—2亿的农民进城打工，除了少部分经济发达地区的乡村步入工业化大潮外，大部分乡村从人口、文化、空间到经济社会呈现全方位凋敝的景象。伴随着城乡差距的不断拉大，中央在改革开放的40年间连发20个“中央一号文件”聚焦“三农”问题、推进乡村治理，其政策工具包括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税费改革、新农村建设、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农业生产优惠政策、农业现代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乡村振兴战略等。特别在2019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进一步强调“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并再次强调了“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这表明健全“三治融合”现代化乡村治理体系是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初始条件。但是汹涌而来的城市化大潮还是超出了农业中国各方的预期，一方面城市的大开发、大建设吸引了绝大部分农村劳力进城务工，被逐渐掏空的乡村从未想过是否需要留有余力以维系乡村的发展；另一方面在城市文明不断崛起和彰显下，传统的乡村文明成为落后的代名词，在城市光环的笼罩下，虽有顶层设计和各方努力，乡村问题旧的未去，新的还在不断生成，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城市化下的乡村人力资源匮乏。此处不仅指乡村青壮年劳力的缺失，还包括乡村人口整体受教育水平的偏低，甚至下滑。来自江苏省农业农村厅的数字显示，“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仍呈净流出状态，2018年从农村转移到城镇和二、三产业就业的新增人口就达25.53万人。2019年江苏农业从业人员中小学及未上学的占比超过40%，高层次人才、高技能人才所占比重低，特别是创新创业能力强的“头雁人才”更为短缺。如全省乡镇农技推广人员中具有研究生学历的占2.5%，具有副高级以上职称的占10.5%，35岁以下的仅占11%”。二是市场化下的集体经济乏力。改革开放初期在产权不清晰的情形下，凭借市场的放量扩张和地方创新驱动，类似像苏南的乡镇企业模式确实为乡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提高起到了提振作用，但随着国内经济上行趋势放缓及农村对“三资”管理的明晰要求，乡村集体经济普遍疲软。同时农民虽获得土地流转权，但是在集体产权上缺乏有效的保障，农民通过集体经济获益仍属少数。三是行政化下的干群矛盾突生。2000年各地陆续推行村干部拿工资的职业化政策，也即乡村治理也纳入“吃皇粮”的行政化轨道上，特别是一些财力或人力吃紧的乡村通过大规模的“撤村并村”才得以勉强满足村干部的工资发放，这直接将原来乡里乡亲的熟人、半熟人关系推入上下级的、科层式的陌生干群关系。再加上取消农业税后，村干部的工作重心不再是收粮派款，而是分配自上而下的各项国家政策资源，厚此薄彼时有发生，公开公正难以维系，也加剧了干群紧张关系。四是现代化下的乡村文化衰退。现代化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而来，也是两者杂糅的化学反应，也就是说现代化的源发就是远离乡村文明，它们互相的抵触包括耕耘劳作、日常起居、礼仪交往、邻里关系、婚姻仪式和祭祀活动等方方面面，而代表传统的乡村文化即使至今仍支撑着大多数国人的祖辈甚至父辈的精神生活。事实上，原生态的乡村文化并非都不能随现代化而与时俱进，但有的因历史原因未能完整保留下来，显得残缺不全，有的则不免夹杂着封建、迷信、庸俗和低级趣味的东西，需要改造扬弃。五是碎片化下的乡村公共空间萎缩。村落的公共空间既指物理的，也包括网络的和精神的，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和城市人口聚集在相当程度上肢解了乡村空间，大多数村落在城市化大潮中被动失守，表现为村庄的公共活动、公共场所和公共资源都在急剧减少。近几年国家也通过各种政策在拓展乡村的公共空间，从有形的广场、活动室、图书室，到推动村民参与村庄公共事务，制定村规民约，希望通过村民自我管理完善村庄治理。但是在许多地区，效果并不明显。
如果说刚刚过去的40年改革开放是城市一路高歌猛进，乡村逐渐被抽血、被疏离的过程，那么在国家、市场和社会均意识到振兴乡村的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并已开启一系列的政策供给、资源输入和参与行动后，接下来城乡之间将不可避免地进入拉锯状态，一方面城市还要走完它没有走完的城市化之路，另一方面乡村不能再等待，需要全面激活，进入新的与城市互补共荣的可持续发展阶段。
二、激活乡村治理何以可能
激活乡村治理存在一系列不同的视角，首先从理论视角而言，乡村治理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兴起的治理理论与中国漫长的乡村发展历史相结合的产物，它既需要嵌入“法治、透明、责任、参与、公正、回应、有效”等与治理相关的关键理念，更需要面向中国的乡村发展现实和时代背景，形成中国本土的激活模式；其次是现代国家治理视角，中国乡村治理是由乡镇党政机关、村民自治组织等多元化的组织，依据政策法规、乡规民约、资源禀赋，为乡村居民提供现代意义上的物质和文化公共产品，促进乡村和谐有序发展。国家层面对乡村治理的美好期许与现实中被城市化裹挟下的乡村一直难以突围形成鲜明的对比，急需找到类似一键启动的“核按钮”；再者是省域和市域治理视角，对乡村而言，来自省域或市域的各种政策扶持、评优创新，哪怕是资本下乡、人才下乡，其实都是外部力量，它可能在一定时期内、在一定程度上会对乡村治理有所激活，但太多的实践证明由外而内的激活难以唤起村民的更多参与、难以维系长久的利益供给、难以带来持续的治理效应；最后即是乡村本土视角，被“空心化”、“老龄化”笼罩下的乡村何以自我激活?人力资源流失、资本流失、土地流失，也包括信心流失的情形下，难以想象纯粹的乡村本土激活如何撬动，笔者尝试以调研和实践为基础，分析探讨乡村治理中可能的主体激活、空间激活和文化激活模式。
所谓乡村治理的主体激活模式，最关键的就是通过乡村本土人士围绕乡村公共利益的提升及最大化，以本土化的经济活动、社会活动和文化活动开展为主轴，引导、启发并激活乡村人财物等各类公共资源，为乡村振兴提供一条可持续的创新之路。笔者于2019年4月因南京市栖霞区“社区微幸福”项目进入八卦洲街道外沙村进行调研，作为紧邻长江的省级“水美乡村”，外沙一直没有找到专属于自己的乡村治理模式，经济上也仍属薄弱村。笔者和团队在多场访谈后发现外沙村的老书记为了寻找外沙文化、外沙独有的品牌已经前后邀请全国多所大学的专家为其把脉，全村现有的3635人也希望在这一轮乡村振兴中能从和周边村的竞争中找到自己的定位和发展之路，我们进入时也被这一强烈的发展欲求所打动。经与老书记、第一书记、村社工、村民和长期服务于外沙村的社会组织成员的多场头脑风暴，并基于外沙的人口结构和“长寿村”美誉，为其度身创制了“外婆桥文化”，团队虽然为其大致勾画了这一文化品牌的核心要点、拓展方向及未来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可能营收，但实际上笔者当时对外沙村能否找到村里有余热、有激情、有潜力的这群外婆们并加以持续培育还是心存疑虑。自2019年7月通过“外婆桥”纳凉晚会启动后，被线上线下层层遴选出来的24位50—65岁的外婆们，以超出预期的热情开放心态、好学乐善的行动，逐渐成为外沙村的代言人和新乡贤，近一年来外婆们创建了“外婆私房菜”和“外婆手伴礼”，开展了“外婆社区邻里节”、“外婆的手工坊”、“外婆的公益集市”、“外婆的菜篮子”、“外婆的文化沙龙”、“外婆的光影时代”等一系列密集活动，2020年疫情期间外婆们还成为外沙村芦蒿等农家菜的在线销售直播。一个以滩涂文化为主的落后村，这一年中因被“点燃”的外婆们而被激活，现在村里不仅有了正式命名的“外婆桥”，村中心广场还专门请雕塑家设计建造了大型外婆雕塑，各地有关“外婆”活动的邀约需要排队，村里想加入“外婆家”团队的村民们也越来越多，未来三五年“外婆桥”品牌的持续打造和拓展也已为成为外沙村工作的重中之重。笔者及团队虽然在早期为其进行了理念设计和未来规划，中期为其进行了几场培训并持续跟进外婆队伍的发展，但从外婆队伍的组成、系列产品的产出、各类村里村外活动的开展到“外婆桥”品牌的宣传推广几乎都是本村上下齐心协力而为，这期间以外婆为代表的外沙村民的主体性得到了极大张扬，虽然目前还不能完全肯定这一借助外脑的主体激活模式能走多远，但乡村期待一场由内而外的全方位振兴已由来许久，村民们的自主激活急需因地制宜、量身定做的个性化治理模式。
乡村空间治理是近几年兴起的，以激活“沉睡”的乡村公共空间为出发点，通过对非私人拥有的乡村土地、道路、湖泊、河道、鱼塘、花坛、广场、活动中心和基础设施等公共空间资源进行清产核资、修缮修复、统筹规划和特色打造，形成乡村振兴的空间治理模式。从空间出发激活和治理乡村主要源于公共资源被私人侵占、集体资产发包不规范和公共空间管理缺位等大多数村庄存在的公共空间顽疾，通过空间整治既营造乡村治理中的公平公正氛围，也盘活集体资产，为提振集体经济和打造美丽乡村打下基础。在江苏省民革“乡村治理”大调研中发现苏北的邳州市、宿迁市和徐州市在空间激活方面都做了有益尝试，至2020年上半年邳州市已清理出集体土地45.29万亩，房屋资产67.75万平方米，进入产权交易平台成交总额11.93亿元，2019年全市村集体经营性收入村均近80万元，115个村集体经营性收入超百万元，所有经济薄弱村一举摘帽；宿迁市收回土地33.3万亩、集体资产67.2万平方米，1289个村居通过空间治理村均增收11.2万元，推动建成“美丽宜居村庄”312个；2020年徐州市2042个村已全部完成清产核资和成员界定工作，共核实村级集体资产总额151.6亿元，进入产权交易平台交易9353笔，交易总额达到130亿元。不仅如此，在集体资产清理完成后各地均会邀请规划专家、乡土专家和村民代表共同根据资源禀赋、产业形态等，在不挖山、不填塘、不毁林的基础上，分类打造“产业带动型”、“城郊旅游型”、“文化保护型”、“水乡风情型”、“山村风貌型”、“田园风光型”等不同类型村庄，凸显青山绿水、印刻美好乡愁。目前空间激活的主要发力点仍在政府，仍然存在主体参与不够积极、村庄规划不够专业、资金投入不够多元等问题和难点，但与以往各类乡村扶持政策、评优政策不同的是，乡村公共空间与村民的利益休戚相关，一旦被公开合法激活，真正受惠的是大多数村民，也因此许多村庄在空间激活之初即以村民的诉求为首要参照，有通过张榜公示的方式、也有通过乡贤协商的方式，或通过村民大会投票的方式，在乡村公共资源普遍稀缺的情形下，空间激活也即意味着村民的利益回归，甚至变现和增值。
在乡村激活的多股力量中，还有一批来自多学科、多行业的文人雅士，他们或被乡愁牵引，或厌倦了城市冷漠理性的文化氛围，可怀抱重建乡村的理想，通过设计下乡、艺术下乡或文化下乡的方式，既重拾民国时期知识分子乡建运动的遗风，又将现代文明带入乡村，希冀乡村在文化力量的激活下能内外融合、共同升华。欧宁的“碧山计划”是其中早期的典型。2011年起欧宁团队邀约国内外的艺术家、建筑师、乡建专家、作家、导演、设计师、音乐人，与致力于乡土文化研究的当地学者、民间手工艺人和民间戏曲艺人在碧山进行两个月的协作实验，对该地区的历史遗迹、乡土建筑、聚落文化、民间戏曲和手工艺进行普查和采访。在此基础上，团队邀请当地人一起合作，进行激活和再生设计，试图将工作成果转化为当地的生产力，以此唤起社会公众对乡土文化的关注，恢复和重建乡村公共生活，并赋予其新的内涵，其后的“碧山书局”和“碧山丰年祭”等为当地乡村发展留下了文化遗产，虽然“碧山计划”因后期与政府互动之间出现裂痕、其文化影响力超过了经济带动力等原因未能持续，但其文化激活模式仍然给其他乡建带来了启发。2018年至2019年间，在艺术活动家兼策展人梁克刚的带领下，携同3位建筑师、6位设计师、40多位艺术家、30多位诗人、20多位音乐人、近百位文化艺术界人士，通过策划戏剧、音乐、诗歌、公共艺术创作、精品民宿、装置与雕塑、迷你美术馆、稻舞台、稻剧场、荷塘图书馆等一系列活动，在安徽铜陵西联镇犁桥村举办了首届中国田原艺术季，整个艺术季活动中，政府是先期引导者、村民既是参与者，也是受益者，与艺术家们一起共同将犁桥这个没有名胜古迹，没有百年老屋，没有非遗传承的普通江南小村庄，打造成了全安徽曝光率最高的村庄。
无论是触发内核的主体激活、还是政府引领的空间激活，或是政府、社会与村民共同打造的文化激活模式，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它们过去或现在所能呈现的仅仅是短暂的、外表绚烂的场景，未来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并不清晰。显然仅有激活是不够的，若想真正迎来长久的乡村振兴局面，需要在新的城乡历史条件、政策条件、科技和人文条件下，进行多主体、全方位的赋能，并引入治理内涵和行动力，才有机会满足各方的期许。
三、脱域式赋能：以乡村治理撬动乡村振兴
“脱域”（Disembeding）一词最早由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在其1990年出版的《现代性的后果》中提出，吉登斯在现代化变迁中关注社会内在多样化的进步过程，并发现“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这一脱域机制包含两种类型，一种是象征标志的产生，另一种是专家系统的建立，前者意味着现代化进程带来的时空转换会产生一些象征物，如资本主义早期文明时出现的货币；后者意味着在时空延伸的过程中，外行对专家系统的信任为其提供了预期保障。吉登斯关于现代性后果之一的“脱域”的描述恰恰反映了中国乡村发展的现状：一方面目前中国GDP已跃居世界第二，而处于城市边缘的乡村基本还处于传统经济和文化的包裹中，时空已呈现相当程度的分离；另一方面，在近三分之二的中国人常住城市的同时，人们并没有遗忘乡村，凭借国策国力、各级各类专家的群策群力，以及日新月异的类似脱域象征物的互联网技术等，都希望助乡村振兴一臂之力，但是乡村主体能动性不高，主体性缺失的问题一直困扰外部力量，许多看似轰轰烈烈的乡村振兴运动，都因来自本土的行动力没有跟上而搁浅，因此中国乡村的各类主体，无论是长期定居未曾进城的老一代村民，还是进城后候鸟式返乡的新一代农民工，甚至包括立志乡村建设的外乡人或经济能人，都需要在点状激活的基础上，进行全方位“脱域式赋能”以提升乡村整体的治理能力，并在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架构下，才有可能实施真正彻底的乡村振兴。
所谓“脱域式赋能”，即面对经济社会发展现实，正视城乡变迁中的差异化定位，在治理理念的全方位导入下，利用最新的、可操作性强的互联网或物联网等“脱域式”技术，通过持续的、线上线下的多方培力，以及还权赋能或增权赋能，来应对和弥补乡村各类主体的能力不足，激发乡村的多维潜能，为乡村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打下人力基础。与其他视角的赋能不同的是，首先，“脱域式赋能”以乡村治理理念为支撑，提倡多元参与、协商协同及赋权赋能；其次，“脱域式赋能”正视城乡差异，并在赋能中考虑城乡的时空互补定位；再者，“脱域式赋能”以信息社会的象征物——互联网和物联网为承载，并利用科技下乡的契机更多强调穿越时空的线上赋能；最后，“脱域式赋能”既强调乡村主体的自主性和无限潜能，也强调对外部专家的信任，希冀通过内外联通及融合获得能力提升上的化学反应。
具体而言，以乡村多维发展为大框架下的村民，而不是仅以农业生产为主导下的农民，急需进行“脱域式赋能”，其内涵包括：（1）互联技术应用能力。有两组数字显示乡村的互联网技术应用远不及城市。截至2019年6月，中国网民总数达到8.54亿人，农村网民规模达2.25亿人，占网民总数的20.9%，占农村人口40.79%，而城市网民占城市人口之比达到74.14%；同时农民的学历层次普遍较低，农业生产经营人员中初中及以下学历占比高达91.8%，伴随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农村的人口结构以妇女、儿童和老人为主，进一步导致了农村整体知识能力水平的低下。在较低的受教育水准下还要获得较高的互联网技术应用能力，看似是一种矛盾的苛求，但就笔者团队在外沙村培植外婆们的小组工作中发现，其实只要形成一种互学互用、不得不用的场景，即便是农村的老人，他们习得一般性的互联网平台使用能力并非难事，只需激发他们强烈的意愿，而一旦掌握基本信息浏览方式，和文字、图片及视频的处理方法，其对村民们的观念、学习性和行动方式的改变都有弯道超车的促进作用，有时甚至是颠覆性的。（2）文化反哺和吸纳能力。在各种城市文化、现代文化等外部文化的冲击下，村民们常常无所适从，此时最需要的就是让村民们能习惯文化反哺，拥有吸纳和包容多元文化的能力。文化是经年累月的积淀，对祖祖辈辈在农耕文化中浸泡的村民而言，除了在互联网应用中有可能获得信息增长和观念改变外，其脱域或突变的可能性更多来自外力的推动，例如那些外出打工回来的年轻人、一直跟随经济社会变化的乡贤、有学识有文化的村官、参与乡建的文人志士们，通常他们相对于一般村民更年轻、更有活力，他们对留守村民的文化反哺，若加上村民们开放的心态，以及各类各级文化交流平台的支撑，乡村的持久发展才具备文化根基。（3）公共参与和协商能力。常常在乡村振兴的案例中看到因外力的簇拥和激活，乡村会有一段发展高潮，但往往无疾而终，其根本原因是没有本土力量卷入的参与和协商，而这正是乡村治理的核心要义，也就是说绕过治理直接谈振兴，其持续发力的根基就没有筑牢。当村民打开互联网的大门，并拥有俯身学习的心态，进一步推进其习得公共参与和协商的能力也就相对容易。以往村里不是没有公共参与和民主议事，像江苏溧阳牛马塘的“议事堂”、宿迁耿车的“为民协商”等，但线下参与议事要求常住人口，只能面向不外出打工的村民，而“脱域式赋能”更提倡线上线下广泛的参与和协商，针对村里的公共事务，在村的就参与线下，不在村的可在同一时间进行线上表达，这就为村里的自治提供了更大的平台，也因参与者众多或代表性较强而更具合法性。笔者调研中也发现有些村已建有村民共在的微信群，村里有什么需要大家商议，甚至需要投票的公共事务发到群里，群里很快会激起热议。针对村民们因文化水平的问题更愿意用语音，不习惯打字，可以定期为其做些培训，像这样日常的即时参与对村民的赋权意识、公共意识和相互学习意识的培育远胜过一年一度、甚至几年一度的村民大会。（4）新一技之长的获得能力。长期以来农民所拥有的大部分农耕技能在城市化、现代化及乡村土地政策变迁和乡村产业发展的冲击下，或使用价值锐减，或几乎无用武之地，除了常态化的第一产业外，乡村淘宝、民宿文旅、休闲农业、养生养老、传统艺术、特色手工，以及IP村镇等，涉及第二、第三甚至第四产业，扎根乡村的村民若不能与时俱进获得“脱域式”新技能、成为新农民、嵌入新产业、发展新农村，那其个体及村庄都很难在乡村振兴中捧得一杯羹。当然新技能并非想象中复杂高端，就像笔者参与式调研的外沙村，为了能入选外婆团队，外婆们跟随可能要推出的“外婆特色菜”、“外婆手工包”、“外婆光影时代”等学做红烧肉、学做手工、学剪视频，只要抱有学习心态、投入少许时间即可。在城乡融合的大背景、乡村发展的新格局下，对每个村民、每个村庄而言，“一技傍身”、“技多不压身”仍是可追随的进阶逻辑。
“脱域式赋能”看似需要村民们行动起来，抛开旧有的农耕观念，与现代社会融为一体，实则是对现实的最大关照。40多年来被城市化甩下的乡村，急需一场由内而外、由外而内共同的激发和赋能，这一过程与中国乡村变迁任何时候所面临的场景不同，也与早发国家的乡村发展规律不同，需要从顶层到基层、从政府到百姓、从市场到社会多方贡献集体智慧、调用集体资源，而这样的多元参与协商、共建共治共享的路径即是乡村治理理念的真正践行。当然这场行动的主体必须是依附于乡村大地的村民，无论年迈抑或年幼、无论男性抑或女性、无论进城返乡抑或扎根乡土，只要希望乡村振兴，就应将自己首先嵌入乡村治理中，成为乡村治理的推动者或参与者。同样对乡村本土以外所有的政策供给、资本输入、科技支撑或人力支援而言，从出发点到行动方略都应围绕村民们自身的激发和赋能，而不是大包大揽、倾其所有来解决乡村问题，只有这样乡村治理的合法性、有效性和持久性才可预期。
如果说改革开放初期“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激发了所有国人对市场经济的认同，也顺势打开了国门、反思了千年抑商文化，并进而掀起了持续40多年的城市化和现代化热浪，那么面对城乡差异和乡村困境，又面临信息社会及全球格局的复杂多变，“让一部分人先赋能起来”应成为由乡村治理撬动乡村振兴的重要选项，这一选项在个体层面尊重人的发展权和每个个体的潜能，在治理层面激发的是多元深层参与和持久有效参与。这一部分先赋能起来的村民们首先带动的是邻里和周遭，其次影响的是乡情和乡风，最后才有机会与外部力量汇合共同推动真正意义上的乡村振兴。
原载于：《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20年第6期，第45-52页
作者简介：闵学勤，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期编辑：王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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