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祥胡同——厚生火柴厂

厚生火柴厂就是113中位置，当时大门口砖造匾额尚在，楷书厚生火柴厂5个字。火柴厂迁走后，建设3层红砖楼做总政幼儿园，后为113中教学楼，现在还存在。

张厚庵，祖籍河北省苍州，1890年出生在北京一个十分贫寒的家庭，8岁（虚岁）就走街串巷卖花生贴补家用，12岁进北京丹风火柴厂学徒，童年十分悲惨，16岁一个偶然的机会去日本学习火柴制造。1911年回国，回国后先后受聘于天津丹华、山东振业火柴厂，任技师、工程师。后来，他先后受聘天津、济南、青岛和济宁四家公司的总技师。

1933年，张厚庵回到北平，住在西直门内永祥寺（今永祥胡同及永祥东巷）11号。此时张厚庵产生了在北平办厂的想法，并决定厂址建在他家南边的黄旗马圈，占地50亩。经过一年多的运作，1935年3月工厂投入生产，成为京城第二家民族火柴工业的工厂，生产虎猴牌火柴（因老板夫妇一个属虎一个属猴，故称虎猴牌，后来又有狮猴、豹猴、虎王等商标)。

1937年至1945年日寇统治北平时期，日本人为了控制火柴的生产，掌握着火柴原材料的供应，原材料供应不足经常停产。日寇投降后，公司恢复生产，增加了制盒、制梗的生产工序，添置制盒机2台、旋梗机1台、切割机1台，都是电动的。木制手工切盒机1台、磨刀机1台。职工发展到300多名。每天生产火柴几十箱，每箱240包（每包10小盒），年产量约2万箱。1951年根据政务院的指示，凡在北京市内的易燃易爆企业，都要迁往永定门外。厚生火柴公司1951年变卖了黄旗马圈的厂地和厂房，将所有设备迁往永定门外安乐林南里，并在那里重新建厂，并于1952年恢复生产。至1956年并入北京市火柴厂前，厚生火柴厂的产量达到8万件（每件100包）。1956年公私合营后，任北京火柴厂厂长，1968年文革中去世。

傅继忠老先生在博客《追忆厚生火柴厂》中是这样介绍厚生火柴厂使用童工的。

旧社会，西直门一带因为居住的多是穷人，被称为“穷西北套”。1935年3月，“穷西北套”诞生了一家民族工业工厂——厚生火柴公司，公司厂址建在西直门内黄旗马圈（位于永祥寺南侧），占地约50余亩，有工人几十名，生产的是虎猴牌火柴。工厂设备简陋，仅有手摇排梗机8台、手摇卸梗机3台、木制手摇理梗机2台，和药、配药、筛药、晒梗等工序都是人工操作，劳动强度非常大。

厚生火柴公司创办人张厚庵在丹凤火柴厂学徒时掌握了工厂管理以及火柴配药技术。后来，他先后受聘天津、济南、青岛和济宁四家公司的总技师。

1933年，张厚庵回到北平，住在西直门内永祥寺（今永祥胡同及永祥东巷）11号。此时张厚庵产生了在北平办厂的想法，并决定厂址建在他家南边的黄旗马圈。经过一年多的运作，1935年3月工厂投入生产，成为京城第二家民族火柴工业的工厂，另一家是金鱼池的丹凤火柴厂。

1937年至1945年日寇统治北平时期，日本人为了控制火柴的生产，掌握着火柴原材料的供应，原材料供应不足经常停产。日寇投降后，公司恢复生产，增加了制盒、制梗的生产工序，添置制盒机2台、旋梗机1台、切割机1台，都是电动的。木制手工切盒机1台、磨刀机1台。职工发展到200多名。每天生产火柴几十箱，每箱240包（每包10小盒），年产量约2万箱。
北平和平解放后，按照政府要求工厂迁往永定门外。

厚生火柴公司在1946年恢复正常生产，增加了制盒制梗工序。工人由原来的百余人增加到300人，其中三分之二是童工，大多在10岁左右。朱桂荣1947年到火柴厂做工时才9岁，那时厂里还有比她小三四岁的孩子，工作案台又挤又高，她们只好坐在案台下的地上干活儿。
虽然当时已经有了简单规模的机械化生产线，但是资本家为了省钱还是使用人工手摇机器。如摇排梗机和摇卸梗机的工人，他们劳动强度大，俩人一台机器，完全是手工操作，每天需要做六七千个上下重复动作，累得膀子酸疼，为了养家糊口，却又不得不干。旋梗机旋下来的木片需要码板的是童工，装火柴的是童工，每天装三、四十盘，每盘180盒，机器房干杂活是童工。锯木、晒梗是在露天干的工作，冬天，工人没有防寒用品，冻得伸不出手；夏天，热得没地方躲，顶着太阳干活，汗流浃背。

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北平，工人的待遇低，童工的待遇更低。当时物价飞涨，每周开支的钱只能买几斤棒子面。装火柴盒的童工，装一盘（180盒）的工钱只有4分钱。童工每天都踩着小板凳站在案台前不停地装火柴，一天能装5400多盒，可一周下来挣的工钱只够自己一个人吃窝头、白薯。

火柴盒上的玻璃砂（即划火柴棍用的）是涂砂工人刷完胶后将很细微的玻璃粉用手扬上去的，由于玻璃粉在飞扬过程中被吸入了工人的肺中，几年后，工人们就会患上矽肺病。为了保证火柴的抗潮性，和药时必须加入少量的黄磷，因黄磷属块状易燃物体，并且有毒有臭味，还必须在装着水的缸里研磨，研黄磷的工人就会严重损坏牙齿，以致牙齿脱落。因硫化磷火柴易燃，童工在装盒时，不小心火柴头磨到盒上的玻璃砂，一盒火柴连手一块烧着了，工厂也不备烧伤药，每天都有烧伤手的童工，甚至头发、眉毛都烧了。赵玉兰和王淑仪都是1947年13岁时进厂的，她们说，“那时车间里常有烧肉味儿，不是因为有肉吃，而是因为童工的手心常被烧着。那时的火柴不是安全火柴，装盒时一摩擦很容易着火烧手。为了能继续干活，我们就用火柴盒上的砂子磨伤口，直到麻木为止，时间长了满手都是茧子，苦死了。”童工有时互相说话，干活慢了点，就要挨资本家和工头的毒打。装完一盘火柴，交到工头手里检查，如果发现装的不整齐，童工就要挨打受骂。

晚上下班时，工头在厂门口检查和搜身。特别是冬天，工头都要摸一摸工人穿的破棉衣，怕里面夹着火柴。冬天上班时天还没亮，晚上点灯以后才下班。天天披星戴月地上下班，有时甚至能加班到晚上11点，还常常拿不到加班工资。下班晚了，在城外住的工人们就得跑着出西直门，如果城门关了，工人就出不了城，那么他们既没地方住，也没地方吃饭。旧社会，工人家里没有钟表，就点一根香，老人还得看着。香点完了，把孩子叫醒上班。工人们吃不饱穿不暖，吃的是白薯须子（手指粗的白薯，价钱低），身上穿的是漏着棉花的破棉衣，脚上穿是漏着脚后跟的棉鞋，工人的生活苦不堪言。

当时有的工人一家五口，有四人在火柴厂做工，老头儿在厂子洗磷、晒磷（每天和药的药水澄清之后，把沉下的磷再洗净晒干，还可以利用），劳保用品只是一个口罩、一个围裙，因硫化磷有毒，老人的手和脸都脱皮；家里老大摇排梗机，老二摇卸梗机，老三年纪小，装火柴盒，老太太在家做老虎活（就是用破旧的布给人缝补衣服）。五口人只租住在8平方米的一间砖头房，屋内土坑上是破炕席，炕上是破旧的棉被，唯一的家具是一个破火炉子，老太太还要捡煤核。平时一家五口经常吃白薯须子，吃顿窝头就是改善生活。老二有时下班后还到护城河去拉冰赚钱。还有一家六口（老人带着两儿仨女）都在火柴厂做工，家住在西直门城根的破砖头房。

由于生活的贫困，很多三四十岁的男工都过着单身生活。在旧社会工人是没有任何保障的，他们为了活着，只有拚命地干活。

解放前，工人身处社会最低层，受尽了资本家的剥削压迫，但是工人们都很团结，他们相互帮助、关心和照顾。童工杨秀兰见到街坊姐俩上街要饭，就主动介绍她们到厂里来工作，姐俩解决了吃饭难题。有个姓倪的残疾工人，走路困难，每天上下班都有工友背着他，而且一背就是几年，直到解放后厂子迁到永定门外沙子口。

北平和平解放后，工人阶级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当家做了主人。军管会派军代表马建文同志来厂，向资本家提出有关保护工人利益的条件，保障8小时工作制，不能加班加点，提高工人的待遇，保证职工身体健康，成立医务室。后来区委、区工会都派干部来给工人讲政治课，帮助工人提高阶级觉悟和对党的认识。经过教育，工人们的思想觉悟都有了很大的提高，他们积极要求加入党组织，并涌现了赵振邦、赵玉香、姬顺才等积极分子，这些同志都参加了党的组织，建立了厂党支部、团支部、工会。为了提高工人们的文化水平，在区工会的大力帮助下，工人利用业余时间去北大工学院上文化课。为了活跃工人的文化生活，厂里成立了秧歌队、腰鼓队、歌咏队、话剧团、乒乓球队等文艺团体。每天下班后，工人们开展各项活动，到处都洋溢着工人们的欢乐场面，有开会的，有学习的，有排演夫妻识字的，排练腰鼓的，还有扭秧歌的。由于阶级觉悟、文化水平和生活水平的的提高，工人们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很多单身工人也都结了婚，这在解放前是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为了迎接开国大典，工人们兴高采烈，每天加紧练习腰鼓、秧歌，并且都做了新的蓝制服。9月30日晚上，工人们兴奋得不得了，一夜没睡觉，天还不亮，就排着队向天安门广场进发。当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此时万众欢腾，所有的人都情不自禁的高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欢呼声响彻云霄。工人大军游行开始了，火柴厂工人的腰鼓队走在游行队伍前面，到天安门前时，毛主席在天安门上向工人队伍挥手致意“工人同志们万岁！”工人大军齐声高呼“毛主席万岁！”由于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站在天安门上向我们挥手，工人们更是兴奋得睡不着觉。

1951年根据政务院的指示，凡在北京市内的易燃易爆企业，都要迁往永定门外。厚生火柴公司1951年变卖了黄旗马圈的厂地和厂房，将所有设备迁往永定门外安乐林南里，并在那里重新建厂，并于1952年恢复生产。至1956年并入北京市火柴厂前，厚生火柴厂的产量达到8万件（每件100包）。

张厚庵之长孙张凯军先生看到此文后，给原文发的评论，本博也一并转载。本博认为：民族资本家在中国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是有目共睹的，如果没有他们，中国经济要糟糕许多，也许是殖民地了（而不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民族资本家对工人的态度也不能脱离当时的客观经济和社会环境。

读“追忆厚生火柴厂”一文有感

我张凯军，原厚生火柴厂总经理张厚庵之长孙，拜读付老先生《追忆》一文有感如下：在我谈论我的读阅感想之前我有必要简单介绍一下我祖父张厚庵的生平。

张厚庵于1890年出生在北京一个十分贫寒的家庭，父亲双目失明，母亲靠卖绒花养家，张厚庵由于生活的压力，8岁（虚岁）就走街串巷卖花生贴补家用，12岁进北京丹风火柴厂学徒，童年十分悲惨，16岁一个偶然的机会去日本学习火柴制造。1911年回国，回国后先后受聘于天津丹华、山东振业火柴厂，任技师、工程师，1993年回北京创办北京厚生火柴公司，直至公私合营后，任北京火柴厂厂长，1968年文革中去世。

拜读了付老先生《追忆》一文后，首先感谢付老先生，较为客观地追忆了张厚庵，追忆了厚生火柴厂，隐约感到付老先生对张厚庵及厚生火柴厂有一些感情，但我做为张厚庵的长孙，做为一民族资本家的后代，我想说几点观点。很多人只要提到张厚庵或提到资本家，就必须用批判的眼光去审视，把民族资产阶级的缺点扩大化，不敢正视民族资产阶级对社会所做贡献，或者就颠倒黑白，对资本家心怀敌意似乎才是革命的，文章中提到我祖父雇佣童工200人，剥削童工，打骂工人，其实我祖父张厚庵出身贫寒，他见到流浪儿、苦孩子有一种本能的恻隐之心，所以收留了众多儿童在厂里干活，给他们一个生存的机会，如果我祖父不收留他们，他们的命运可想而知，只有去流浪、去乞讨。从文章中得知那时有工作的人才能吃上“白薯须子”，如果我祖父不给他们一个工作的机会，他们连要饭都要不到，另外据我祖父讲，有很多孩子都是由家长带着，找到我祖父要求给他们个工作，给他们口饭吃，收留这些孩子是我祖父尽其所能地帮助了那些苦孩子。

另外今天的评论者不能用现在的标准去衡量过去，童工在几十年前的出现是极正常的，因为在那时，未成年人能当皇帝、能参军、凭什么就不能做工？这是他自身的需求，也是不同社会时代的产物。剥削不剥削我看有争议。

企业要发展，资本家要利润，工人要生存，大家共同创造的财富，共同分割，资本家与工人是水和鱼的关系。无论过去的资本家，还是现在的新贵，都面临着劳资双方的分配问题，就是任何一个人处在这个位置你都得这么做。

希望大家对资本家有一个客观的评价，肯定他们对社会的贡献，提出他们不足，使社会更和谐，不要人与人相互仇视，相互攻击。

2006年3月28日中午，位于永定门外沙子口斜街的富莱因物业餐厅接待了91位七八十岁的老人他们都是当年火柴厂雇佣的“童工”，很多人已阔别了半个多世纪。

聚会的组织者任志先生拿出了自己写的一份“火柴厂回忆”，他说他家是“火柴世家”，他和老伴、儿子、儿媳、女儿都是火柴厂的工人。“半年前，我在公园偶然碰见了几位老工友，聊得很开心，于是就琢磨着搞次聚会。”

见到昔日的工友，老人们拥抱、握手，问寒问暖，情不自禁地聊起了当年的童工生活，恨不得把攒了半个多世纪的话都倒出来。北京火柴厂的前身厚生火柴厂建于1935年，当时有员工300人，其中三分之二是童工，大都在10岁左右。“1947年，我9岁，没钱念书，邻居就介绍我到火柴厂做工，在包装车间装火柴。”今年68岁的朱桂荣老人回忆说，那时厂里还有比她小三四岁的孩子，工作案台又挤又高，她们只好坐在案台下的地上干活儿。

赵玉兰和王淑仪老人都是1947年13岁时进厂装火柴的。她们说，那时车间里常有烧肉味儿，不是因为有肉吃，而是因为童工的手心常被烧着。“那时的火柴不是安全火柴，装盒时一摩擦很容易着火烧手。为了能继续干活，我们就用火柴盒上的砂子磨伤口，直到麻木为止，时间长了满手都是茧子，苦死了。”

两位老人说，她们每天都踩着小板凳站在案台前不停地装火柴，一天能装5400多盒，可一周下来只能挣相当于现在10元钱的工资，这点钱只够自己一个人吃窝头、白薯。

付文才和胡河泉老人当年在一个车间，负责摇机器，虽然当年已经有了简单规模的机械化生产线，但是资本家为了省钱还是使用人工手摇机器，他们天天累得膀子酸疼，为了养家糊口，却又不得不干。“天天披星戴月地上下班，有时甚至能加班到晚上11时，还常常拿不到加班工资，实在熬不下去时，大家就一起嚷嚷罢工。”胡河泉老人说。

“我和老伴都是火柴厂的童工，当年我们在一个车间，小时候是'娃娃好’，18岁那年就开始谈恋爱了。”72岁的赫金环老人说，“是我主动追求她的，她劳动好、人品好、身体好、家庭也好，火柴厂是我们的'大媒人’。”后来当过北京火柴厂厂长的金启瑞介绍说，有十多对夫妇都是在火柴厂认识后成婚的。

北京火柴厂是由厚生火柴厂、丹凤火柴厂合并而成，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当年的童工，不论男孩女孩，吃尽了各种苦、受尽了各种累。

下图为1951年北京火柴厂部分人员合影，第三排左数第四人任志亦是厚生火柴厂童工。

现如今当年的童工如今都已进入耄耋之年，享受着政府给予的各项优惠政策，欢度着幸福的晚年，这些老人经常在天坛公园双亭处会面。上图为2011年部分健在老人合影，照片提供者李旭东（左一）是解放前厚生火柴厂童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