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10月，我和西南联大复员北上的同学一道，从昆明辗转来到北京大学报到，注册为历史系四年级学生，住在北大的西斋宿舍，距今恰好整整60年。
“学生吃饭大都享受公费 自己不掏钱”
当年北大的学生食堂是由学校庶务科管理的，学生吃饭大都享受公费，自己不掏钱。事实上同学们也没有钱，经过8年抗日战争，已经民穷财尽，国民党又发动内战，更是民不聊生。食堂一日三餐，早上馒头、稀饭、咸菜；午晚餐也吃馒头，有时搭点玉米面丝糕。吃米饭的时候很少。菜一般是4中碗，有1个带点肉丝，其余3个是素菜，但都有盐少油。当时，我们都是20岁上下的小伙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在食堂吃饭，尽管主食不限量，但副食差，没有油水，营养不够，容易饿。
（北大红楼）
“问题解决 黄白之争不复存在了”
我们住进西斋宿舍不久，就发现一个矛盾。上面说的伙食标准，是从昆明西南联大来的学生享受的待遇。而原来在北平上大学的同学却在另外的食堂吃饭，顿顿只有棒子面窝窝头和棒子渣粥。这就发生了所谓“黄白之争”。因为馒头是白的，而窝窝头是黄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原来这是北大训导长、三青团中央的头头陈雪屏一手造成的。当时国民党政府极端腐败，民怨沸腾。陈雪屏惟恐北大学生像西南联大学生一样，团结起来反内战、争民主，所以用“黄白之争”离间来自南北两地同学的关系。同学们识破了这一点，就选举代表，专门跑到东厂胡同胡适校长家里向他请愿，要求提高北方同学的伙食标准，让大家都吃的一样。胡适答应同有关方面交涉。不久问题解决，黄白之争也就不复存在了。
“炒饼里加几片肉罐头是绝顶的美味”
说到当时的饮食状况，还有个小插曲。我们在上海等待乘船北上的时候，清华大学校友会从联合国救济总署为我们申请到一批救济物资，分给每人一罐5磅重的咸肉和一桶5磅重的奶粉或冰激凌粉。初到北平时，由于伙食差，有时就三两个人一起到西斋附近的小饭馆要几份素炒饼，并请大师傅把我们带去的咸肉罐头夹几片出来加在炒饼里。那可是当时我们能尝到的绝顶的美味。用四川话说就是大大地打一顿牙祭了。但这种好事情维持不了多长时间，因为咸肉就只有那么多。不久冬天到了，小杂货店里卖冻柿子，价钱很便宜。聪明的同学买来放在凉水里浸一下，使它表层软化。然后揭开柿子上头的那个蒂，用小勺子点奶粉合上，那就是自制的冰激凌，其美味比“哈根达斯”不知要高多少倍。虽然这也可以补充一些营养，但一桶奶粉岂能吃一辈子？很快吃完之后，这点补充也就没有了。幸亏大家在8年抗战期间过惯了穷日子，伙食差一点，也还能够接受。
“当时北大附近很少有饭馆、小吃店”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北大附近很少有饭馆、小吃店或卖零食的摊贩。记得西斋宿舍所在的景山东街上（今为沙滩后街），仅有1家卖烧饼、豆浆的早点铺，1家卖炒饼、面条和小炒的饭馆，还有1家由一位四川籍老厨师开的川味小饭馆，小杂货店卖点香烟、白酒、花生、瓜子、心里美萝卜之类，此外便一无所有了。这说明包括北大学生在内的居民购买力很低，没有人买得起比较高档的食品。这就是60年前北大学生食堂及其附近环境的写照。
60年过去了，北大的学生食堂和60年前真是天壤之别。首先是规模无法比拟。60年前的北大，学生总数不过3000多人，并无统一的食堂。以我所在的西斋宿舍食堂为例，在此吃饭的不过200多人。而如今中午在北大食堂吃饭的，多达几万人。好在有12个食堂，总面积13000平米，最大的“农园食堂”就有9700平米。饭菜花色品种多，质量不错，价钱还公道。各食堂每顿供应主副食的品种，总计不少于500个。每个食堂各有特色，真是琳琅满目。食堂又都散布在校园南面的生活区，彼此相距不远，学生可以自由选择。
如今做北大学生是幸运的，且不说学习环境，单就生活条件讲，比我们当年不知高了多少。有比较才能鉴别。60年前后对比来看，一方面反映高教事业的迅速发展，另一方面更是我们整个国家经济生活水平提高的写照。这真是十分值得欣慰的事情。
（作者简介：胡邦定，1942年——1947年就读于北京大学文学院历史学系，西南联大校友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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