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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译制配音 的艺术缘》 刘广宁 三联书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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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难忘 的声音》 张稼峰 三联书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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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80年代上译厂配音演员合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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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棚内棚外》 潘争 三联书店 |
沈 沣
上译厂历史上搬过三次家，或许可以看做译制片史的三个时间节点。上译的前身是上海电影制片厂翻译片组，1950年从位于上海江西路福州路拐角的汉弥尔登大楼迁至万航渡路，中国译制片从无到有，开始探索自己的声音表达。当年上译厂的第一代演员，从1949年组建到1960年初吸收培养，他们来自天南地北，出身各异。比如邱岳峰、毕克、尚华来自私营剧团，刘广宁是社会公开招聘过来的高中生，戴学庐来自上海市公安局消防处，伍经纬之前是河北唐山的工人，卫禹平则是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大提琴专业的高才生。“文革”期间，内参片让上译成为“一片编外的天空”，也让上译演员们在动乱的年代仍然得以进行创作。到了1976年，上海电影译制厂由万航渡路迁到永嘉路，开启上译厂的黄金时代，当时第一代配音演员正值盛年，技艺炉火纯青，而第二代配音演员经过磨砺渐成中流砥柱，用老厂长陈叙一的话说：“生旦净末丑，就像水泊梁山的一百零八将，谁上阵都能抵挡一阵。”《望乡》、《佐罗》、《追捕》、《虎口脱险》、《简·爱》等译制片成为国人耳熟能详的经典佳作。1978年上译厂译制的《尼罗河上的惨案》，堪称全明星阵容之作。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老一代上译人退休的退休，去世的去世。1992年老厂长陈叙一去世，他是上译的创始人和引路人，有人说陈叙一走了，译制片死了。到了2003年，上译厂迁至虹桥西路上海广电大厦。无法挽回的是，译制片的辉煌逐渐落幕了。老上译留下的这些经典，既是财富，亦是包袱。人们或许感慨于老上译人的“工匠精神”，却也不得不承认这种模式已经无法复制或重建。
大家说上译厂的译制片配音，是“中国好声音”，其实好声音未必是配音演员的追求。比如上个世纪80年代，上译厂为日本电影《啊，野麦岭》配音时，导演苏秀就要求张广宁在这部影片里“不要用好听的声音说话”。因为野麦岭的女工处境凄凉，她们的角色不能用“好声音”去塑造。
永嘉路的上译厂旧址是译制片影迷的朝圣地。因为这里曾经是一扇国人观看世界的窗口。最重要的，还是该记住大致经历了三代传承的上译人在艺术追求上的“好精神”。那一代的上译人是把译制片当作“作品”而非“商品”，把自己的事业当作“创作”而非“工作”。电影译制片在当年是创举，无先例可循。上印厂的第一代配音演员一直追求把“外国译制片中国化”，更推崇直译。比如苏秀很忌讳让外国角色在影片中说中国成语，也就是陈叙一提出的“还原原片”的创作原则。上译厂俄文翻译叶琼在翻译苏联电影《雁南飞》时把一句台词译成“大雁有时候排成一字形，有时候排成人字形”，后来一直耿耿于怀，因为俄文里根本就没有什么“一”字和“人”字。原文直译应该是“大雁有时候排成一横排，有时候排成舰队形”。在几代上译人的努力下，配音被提升到一门语言艺术的高度。在今天的环境里，那样的字斟句酌、惜言如金，不惜代价磨出一部译制片的客观条件已经不复存在。
对于译制片的怀念亦是对过往历史的怀念，刻骨铭心。陈丹青去美国，看原版《简·爱》，表示“简直不能忍受《简·爱》中罗切斯特的扮演者乔治·斯科特的声音”，因为他的耳朵里都是邱岳峰的声音。
抑或能成为一种信仰的坚守。上海复旦大学教授严峰写过一篇《好音》的文章，纪念自己热爱的上译演员邱岳峰。“对过去的那些坚实的、饱满的、精雕细刻的金石之音，我们中的许多人都曾经有过一些堪称刻骨铭心的记忆，而那些记忆正在慢慢地、无可奈何地被现实锈蚀。从配音到字幕，从重语音到重音效，这是我们这个世界的发展方向吗？也许在全球化的未来，大家连翻译都不要了，那译制厂还不该关门？也许有一天电影会发展到一句对话也没有，全靠乒拎乓啷的音响效果，让大家爽到认不得回家的路。也许有一天我们发现电影只剩下动作片这一种样式，大家一见面就开打，或上床，懒得多废话。 我们哀叹过文字的凋零，我们再哀叹语音的凋零。可我还是想守着我那些记忆中的美好的声音，做一个过气的语音中心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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