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鼠疫是我国法定传染病中的甲类传染病，在39种法定传染病中位居第一位。
这种病的致死率很高，腺鼠疫的致死率是30%——70%，肺鼠疫的致死率达到恐怖的90%，在公共卫生不发达的古代，感染上就几乎没活路，除非自身抵抗力非常强。
世界上曾经发生过3次大规模鼠疫，每次都造成数千万人死亡，比如改变欧洲生态的“黑死病。”
在中国历史上，明末流行的鼠疫更是影响天下兴亡。
事情要从嘉靖年间说起。
大概在1533年左右，大同的军队发动兵变，失败后残部逃往塞外，在如今的内蒙古中部住下来。
既然是汉人，肯定不可能和蒙古人一样打猎，只能用祖传技能开荒种地，于是这些汉人就把草场翻开，撒上种子等待丰收。
他们除了自己种地，还不断给山西老乡写信，说塞外人少地多，特别适合开垦，省的在大明被老爷们欺负。
开荒的汉人以为找到一片世外桃源，其实土地下的细菌已经蠢蠢欲动。
鼠疫细菌以跳蚤为媒介，通过跳蚤吸血的动作，进而寄居在老鼠、沙鼠、旱獭等啮齿动物身上，形成草原的局部生态循环。
本来它们都是生活在地广人稀的草原，蒙古人也不定居，所以很难形成大规模的鼠疫传播。
可开荒的汉人到来，给了鼠疫传播的机会。
这些汉人在开荒种地的同时，破坏了草原的固定生态，而农业文明又是定居的，就造成人和啮齿动物的频繁接触。
除了定居生活，这些汉人还喜欢掏沙鼠洞，把沙鼠私藏的粮食挖出来吃掉，甚至直接用沙鼠当口粮，包括自然死亡的沙鼠。
其实这些粮食和沙鼠，都是带有细菌的。
我们生活的城市清洁工作不错，大部分人很难见到鼠类，倒是宠物店里很多。但是在几百年前的农村，人和鼠类接触的很频繁。
甚至仅仅十几年前，我在农村睡觉的时候，每天都能听到老鼠打洞的声音，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跑出来从身上经过。
明朝就是如此恶劣的卫生条件。
当老鼠和汉人有了亲密接触，那些跳蚤就有机会跑到人身上吸血，不知不觉，鼠疫细菌开始在人类之间传播。
除了人鼠近距离接触以外，还有一部分鼠类跑到人类的粮仓偷吃，进而通过粮食把细菌传播给人类。
那场灭亡明朝的鼠疫，在100年前就开始了。
二、
明末正是小冰河时期，北方的气候特别干旱，温度又低，特别适合各种病毒和细菌发育，尤其是鼠疫细菌。
鼠疫爆发是从山西开始的，而且就在大同，当年搞兵变并且向塞外移民的地方。
1580年，大同爆发大规模鼠疫，由于腺鼠疫的潜伏期只有一周左右，肺鼠疫甚至只有数小时到3天，而且传播速度极快，所以大同在这场鼠疫中死亡10%——20%的人口。
那时候还没有封城的说法，大同人分两路向外跑。
一路向南跑到太原，结果沿路的朔州、忻州纷纷爆发鼠疫，带走一波人，太原又是人群密集的地方，直接成为亡灵之城。
从此以后，鼠疫细菌就不是塞外的隔绝生态了，而是通过汉人之间的流窜，潜伏在中原的角角落落。
只要什么时候大旱、大饥荒，鼠疫就出来作妖。
凡是天气大旱，必然造成大饥荒，人在大饥荒的时候营养不良，免疫系统的功能很差，只要碰上鼠疫基本扛不住，所以大旱和集体死亡是划等号的。
另一路向东跑，经过宣府进入河北，造成大规模的人口死亡，“三日即死，亲友不敢吊，吊遂传染，甚至有死绝其门者。”
只要离的近就会传染，大明恐慌的一塌糊涂。
差不多两年以后，这波鼠疫经过山西、河北传入河南和山东，所到之地又是一片死伤。
大明朝廷和民间束手无策。
我们用上帝视角来看，起码能得出三点教训：
第一是不要欺负野生动物。人家生活的好好的，人类不要去抢占对方的生活空间，更不要把野生动物当粮食。
不然的话，说不定什么细菌就会转移宿主，进而实现人传人的大规模疾病。
第二是要封城，说句马后炮的话，明朝要是能在大同封城，肯定不会造成华北四省的传播，估计也就没有以后那么多糟烂事。
第三是要隔离，感染疾病别乱跑，千万不要人传人。
这三点教训，在我们看来是有效的常识经验，但明朝前辈不懂，终于引发王朝崩溃的灭国鼠疫。
三、
万历年间的鼠疫很严重，但是控制下来了。
道理其实也简单。
万历年间算是太平时节，老百姓过的不好，起码能活下去，没有大规模的流民和农民起义。
在没有防疫措施的古代，感染类似的传染病只能等死，什么时候人死的差不多了，细菌没有传播的宿主，基本就消停了。
但是消停不是消失，细菌依然在中原的角落徘徊，一旦有合适的机会，更大规模的鼠疫便会兴起。
直到崇祯年间，小冰河造成大规模干旱，大家都活不下去了。
最重要的是土地兼并和吏治崩坏。
一般来说，地方遭受大灾必然要救助，可钱和粮食都在藩王和豪绅家里，朝廷和官府没钱也没粮食，根本没有办法施行救助。
明朝的税收制度也很坑爹，朝廷把10户编为一甲，110户编为一里，规定好应该缴纳的税粮，时间到了交上去就行。
有的人土地被兼并了，根本没有能力缴纳税粮，但是官府不管，没粮食就往死里打，直到把所有余粮逼出来为止。
老百姓实在活不下去，只能跑路......于是他应该交的税粮就摊到其他9户头上，其他人无形之中加重负担。
这就造成另一种恶性循环，编入里甲的老百姓接二连三的跑路，如果只剩下1户人的话，他必须承担10户人的税粮。
这日子根本没法过，索性反他娘的吧。
这就是李自成等农民起义的背景。
大家注意一下其中的连带关系，因为小冰河造成干旱，导致农民没有收成，因为土地兼并和吏治崩坏，造成农民逃亡和起义，直接形成两股流动性人群：
流民和农民军。
最后是干旱导致鼠疫细菌活跃，老百姓在吃草根树皮的时候，不可避免和细菌近距离接触，最终通过流民和农民军传播向四面八方。
崇祯年间鼠疫的爆发点，还是在山西。
1630年，陕北农民军快被打散了，赶紧向东边的山西转移，重点活动在太原、临汾、长治一带。
山西本来就是细菌潜伏的重灾区，经不起任何风吹草动，而战争恰恰是诱发细菌的大杀器。
和后期李自成纪律严明的军队不一样，此时的农民军处于草创阶段，基本不讲纪律和目标，只讲究吃肉喝酒和杀人。
每次破城之后，农民军做的第一件事是吃大户，毕竟没后勤补给，只能抢地主家的余粮，离开之后留下成百上千的尸体。
1632年，曹文诏等猛人把农民军赶出山西，太原、临汾在第二年就爆发鼠疫，很多地方成为空城，当地老百姓害怕鼠疫，开始跑路，和农民军一起扩散细菌。
此后12年，中原没有消停的时候。
山西、河南、河北的鼠疫此起彼伏，各地方志中“阖室俱毙”、“野无人烟”、“瘟疫大作”的记载比比皆是。
当时的人留下一句话：
东死鼠，西死鼠，人见死鼠如见虎。
四、
1640年以后，华北出现几百年难遇的旱灾，本就千疮百孔的农业生态进一步破坏，河南、陕西赤地千里。
大明王朝的根基已经烂透了，军队为了邀功请赏，直接砍下老百姓的头充数，号称“借老乡脑袋立功。”
被打的只剩下18骑的李自成进入河南，提出“剿兵安民”和“不纳粮”的口号，迅速发展到几十万大军。
李自成变成风口上的猪。
当然，这个大风口有三个来源：土地兼并、吏治崩坏、鼠疫......这三股风共同形成大风口，吹起李自成。
土地兼并和吏治崩坏之前说过，我们重点说说鼠疫。
根据后人研究，万历和崇祯初年的鼠疫是腺鼠疫，通过跳蚤和啮齿动物传播，而1640年后转变为致死率90%的肺鼠疫。
肺鼠疫可以通过空气传播，人和人即便不接触，也可以在飞沫的嫁接下完成传染，然后迅速死亡，毕竟潜伏期只有数小时到3天。
史料中记载了几个故事。
有两个人骑马在路上走，正聊的开心，突然一个人不说话了，另一人回头看的时候已经死了。
有的人在家门口聊天，也是说着说着，其中一个人大吐西瓜水，然后倒头身亡，说是西瓜水，其实就是吐血么。
还有一个乡绅，他的仆人感染鼠疫死去，就派侍女到棺材铺里买一副棺材，等了半天还不见回来，心想别把我也感染了。于是他去棺材铺里看，结果乡绅一进棺材铺，发现侍女死在棺材边了。
类似的事情，在河南、山西、河北随处可见。
李自成崛起，伴随的是华北鼠疫大爆发。
所以土地兼并和吏治崩坏是遍地干柴，鼠疫是干柴上的一点火星，直接掀翻明朝的铁王座。
那么李自成的武装进京上访，为什么一点抵抗都没有？
看看鼠疫情况就知道了。
山西中南部就不用说了，是鼠疫的重灾区，每一轮鼠疫都要带走相当比例的人口，地方已经相当虚弱。
李自成东征进入山西，基本是传檄而定，没经过什么战争就攻克太原。
唯一的战争是在宁武关，和总兵周遇吉打了一仗，打完以后李自成琢磨回西安修养，主意还没定呢，大同总兵姜瓖的降表已经到了。
因为8年内，大同已经被鼠疫扫荡过3次。
大明朝的卫所军队都是缺衣少食的，本身没什么战斗力，又不值得给朝廷卖命，再加上鼠疫横行更加打不动，索性投降了事。
隔壁的宣府、通州、北京也是鼠疫重灾区，肺鼠疫在1643年传入北京，不到一年的时间造成20万人死亡。
不想打、不值打、打不过的心理，机缘巧合之下，各路封疆大吏、总兵、士绅纷纷投降李自成。
1644年3月19日，李自成进京，崇祯上吊。
五、
据学者葛剑雄考证，山西、河北、河南在鼠疫中死去780万人，再加上战争和灾荒，明清交替时华北人口下降50%。
可以说，北方的生态已经很脆弱了。
这种脆弱的生态，想锻炼出百战百胜的铁军是瞎扯，饭都吃不饱，身体还有病，可想而知明军和闯军的战斗力都不强。
大家都是菜鸡，但是相对明军来说，闯军的纪律和组织性都要好很多，所以明朝灭亡了。
但也仅仅是相对，组织性更强、受鼠疫危害更少的八旗入关以后，就像狼入羊群一样砍瓜切菜。
关内争了半天，结果谁都不是最后的黄雀。
六、
明朝就是吃了没文化的亏。
但是也不能怪明朝，毕竟处在时间线的前列，没有太多经验和知识积累，清朝末年爆发的鼠疫，就没有造成大面积扩散。
1910年10月，东北爆发鼠疫。
东北鼠疫的症状也是发烧、吐血、呼吸困难，紧接着快速死亡，基本没什么药物治疗。
到第二年初，东北疫情扩散，每月有1万人死亡，无数家庭灭门，和清朝立国之前的局面几乎一模一样。
要不说清朝是bug呢。
摄政王开国，摄政王失国......太后和小皇帝入关，太后和小皇帝退位......因为鼠疫得国，差点因为鼠疫失国。
唯一不同的是，明朝末年没有控制疫情，清朝末年出了国士无双的伍连德。
伍连德判断，东北鼠疫是通过空气和飞沫传播的，于是在朝廷的支持下，开始鼠疫救治工作。
首先是阻断交通，把疫情控制在东北，尽量不向关内蔓延。
其次是划分隔离区，病人和医生只能在固定地方活动，不允许到处乱跑，减少人传人的现象。一旦发现患者，病人立刻送往医院，家属也被隔离。
然后是戴口罩，虽然当时的口罩很简陋，但可以最大程度减少空气和呼吸之间的传播。
最后是焚尸，伍连德向朝廷申请，把哈尔滨外的几千尸体焚烧，彻底断绝细菌滋生的环境。类似李自成杀人之后爆发鼠疫的情况，在东北并没有出现。
就这么简简单单的几项措施，1911年3月1日的哈尔滨实现零死亡，此后再也没有出现过新的死亡报告。
伍连德在东北控制住了鼠疫。
相比明末崇祯年间死亡780万人的鼠疫，东北鼠疫仅仅死亡6万人，堪称巨大的胜利。
很多传染病没有特效药，一旦感染全靠自己的免疫功能，然后躺在床上听天由命，但是只要简单的封城、隔离、口罩就可以实现损失最小化。
不过，清朝战胜鼠疫也没增加多少国运，仅仅1年后，隆裕太后就带着溥仪退位了。
说到底，鼠疫不能决定国家的兴亡。
真正影响国运的，依然是国家的内在根基，大家有饭吃，生活有希望，什么困难都不怕。可如果要啥啥没有，一场传染病就能决定国运走向。
比如明朝，老百姓生活的不好，朝廷又不能治病，直接完蛋了。
比如清朝，老百姓生活的不好，朝廷控制住东北鼠疫，依然完蛋了。
再说现在的疫情。
前段时间写过一篇文章，用的是明朝朱瞻基的例子，说我们处于有希望的上升期，生活在最好的时代，
所以我们国家的根基是很牢固的。
只要做好隔离、不要人传人，疫情范围基本可控，过几个月又是活蹦乱跳的好汉。
世间哪有过不去的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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