夺门复辟后，石亨、曹吉祥等人以再造之功恃宠跋扈、强预朝政，他们招权纳贿、迫害异己、堵塞言路、祸乱军政，使天顺初年政局陷于极度混乱之中。曹、石的种种行为引起了文官集团的强烈不满，以徐有贞为首的内阁势力及以杨暄、张鹏为代表的言官系统先后都与之进行了不屈不饶的斗争。
一：“曹石乱政”概况
作为“夺门之变”的主要功臣，石亨以首功晋爵国公，食禄三千石，曹吉祥进掌司礼监，提督三大营。二人可谓势焰熏灼、炙手可热，时人并称为“曹石’，他们表里为奸，全面地干预朝政，使当时的政局鸟烟瘴气，极度混乱。
首先，恃宠专权，擅操进退之柄。复辟当月，石、曹诸人就借着英宗眷顾大肆清理内阁和六部，他们借谋立外藩之名对景泰旧臣或杀戮，或滴戍，或削籍为民，或勒逼致仕，阁部为之一空。随后又任意罗织、广为株连，坐于谦、王文党者数目甚众。二月，石亨又借口南北二京尚书都御史员多，强求予以裁处，结果多人被外调或致仕。在窜斥朝臣的同时，曹石又趁机安插私人，以达到控制阁部、操纵朝局的目的。如与石亨相交甚密的前右都御史沈固，因石亨推荐复召为户部尚书，户部郎中陈汝言因媚事石亨逐步升至兵部尚书，钦天监正汤序也因为石亨私党而升为礼部右侍郎。据统计，仅在天顺元年，经由石亨、曹吉样等人奏保推荐得升尚书者就有三人，升调侍郎者十数人，侍郎以下难以数计。然而曹石所荐举之人多为无才无德之辈，如孙弘因为石亨乡里被荐为吏部侍郎，粗鄙无籍，士林甚鄙之。陈汝言在天顺二年（1458）正月就因“赃贿狼藉”而下狱论死。石亨等人还试图控制内阁，他屡屡保荐阁员，先是举荐了素与之交密的许彬入阁预机务，待排挤出徐有贞、李贤后，又多次推荐声名狼藉的贵州左参议卢彬和南京太常少卿王谦入阁办事，只是由于英宗的抵制而未能得逞。除此之外，他们还疯狂地为亲属和私党请功封职，石亨“其弟侄家人冒功锦衣者五十余人，部曲亲故窜名‘夺门’籍得官者四千余人。”（《明史》卷173《石亨传》）曹吉祥“嗣子钦，从子铉等，皆官都督，门下厮养冒官者多至千百人。”（《明史》卷304《宦官一·曹吉祥》）石、曹的恃宠跋扈甚至使明英宗都感到无奈，一次他对李贤谈道：“但依之则悦，不从则佛然见于辞色”、“此辈干政，四方奏事者先造其门，为之奈何！”（（明）李贤：《天顺日录》，（明）邓士龙辑《国朝典故》卷55）可见曹、石的权势已危及到了皇权，他们这些恃宠专权、冒滥官爵的行为，严重地破坏了正常的任官程序，使原有的锉选制度几成具文，一时文武大臣多出其门，对天顺年间政局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
其次，挟私报复，大肆迫害异己。复辟后曹、石诸人构造的“谋立外藩案”本属捕风捉影，一时“诛戮者多非其罪”（（明）李贤：《天顺日录》，（明）邓士龙辑《国朝典故》卷55），他们不过是想以此为借口报复往日的私仇旧怨而已。于谦冤案就是最典型的代表，据记载，“于少保忠义清正，不避中御，景帝倚任之。亨恃功骄横，于少保又时时裁抑亨，亨畏于少保不敢发，然积恨之。”（（明）焦兹：《国朝献征录》卷10《武靖伯石亨》）尤其是击退瓦刺之后，石亨奏请官于谦之子，于谦上书固辞曰：“纵臣欲为子求官，自当乞恩于君父，何必假手于石亨！”（（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未》卷35《南宫复辟》）这更使石亨恼羞积恨。那些平时与于谦共事的太监、总兵，也颇怀恨他，“谦与中贵曹吉祥等共兵事，气陵之，故小人无不憾谦。”（（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未》卷35《南宫复辟》）所以他们合力一处，酿成此等巨冤。范广之死也是如此，景泰初，于谦推荐范广为副总兵协助石亨创建团营，“亨所为多不法，其部曲复贪纵，广数以为言，亨衔之，潜罢广止领毅勇一营。广又与张軏不相能，徒以谦在，未发也。”（（清）夏燮：《明通鉴》27《英宗睿皇帝后记》，天顺元年）所以复辟后，石亨、张軏等人诬陷范广附于谦谋逆罪，为了旧怨置他于死地。至于太监王诚、舒良等人之死也因早年与曹吉祥结怨而致。再如昌平侯杨俊之死，乃因他素与张軏不和。杨俊在景泰初年镇守边关时，听说也先将奉还太上皇，他告诫将士不要轻开城门迎纳。英宗返京后，他又说此事将是祸根。英宗复辟后，他的政敌张軏便将这些言行上告，于是杨俊很快被处于斩刑，其子发广西充军。
明朝常设文人巡抚以节制边关武将，景泰年间石亨等人曾深受巡抚的掣肘而不得满足其私欲。时任大同巡抚的年富就因此和石亨叔侄结下了仇怨。据记载：
武清侯石亨等令家人入领官库银帛，朵米入边，多所干没，富首请按治，招宵亨等，抵家人罪。亨所遣卒越关抵大同，富复劾亨专擅，亨输罪。已，又劾参将石彪罪，彪衔之。至是富以罢巡抚归，未几，彪修前憾，遂劾富，亨左右之，下富招狱。（（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未》卷35《南宫复辟》）
毫无疑问，这是复辟后石亨叔侄为旧怨而报复年富，幸好英宗在李贤的开导下明白了真相，年富才幸免于难，但仍被迫致仕。于是“亨因此与张軏等固请，尽罢各边各省巡抚及提督军务等官。”（（明）陈建：《皇明通纪》卷17，丁丑天顺元年，第751页）不仅如此，曹石还对内阁中的异己力量进行打击和迫害，徐有贞、岳正先后因此落难。夺门后执掌内阁的徐有贞对曹石招权纳贿的行为很是不齿，于是双方的矛盾越来越深，曹石集团为迫害徐有贞而不择手段。据记载，都御史罗绮外除为官，曾求石亨、曹吉祥帮助转为京职，曹吉祥说，“此易事，但欲汝阴索徐有贞事来告，不患不得也”（（明）陆釴：《病逸漫记》，（明）邓士龙辑《国朝典故》卷67），而一旦时机到来，他们便对这位曾经的盟友痛下狠手，先是天顺元年六月借“杨暄弹劾案”诬陷徐有贞下狱，后谪广东参政，七月又奏徐有贞毁谤朝政等事，复下其诏狱，后被赦免发往云南金齿为民，徐有贞的政治生涯就这样结束了。岳正是天顺元年六月徐有贞第一次下狱后入阁的，但很快因“负气敢言”得罪了曹石，先是被贬为钦州同知，后再次受其诬害“逮正系诏狱，杖百，戍肃州”（（清）夏燮：《明通鉴》卷27《英宗睿皇帝后记》，天顺元年），在行至涿州时因为枷锁太紧，差点被折磨致死。此外还有礼部侍郎章纶，也因“与石亨、杨善不协，数短于上”而被调往南京。可见曹石等人为了专权，无论是旧仇还是新怨，但有不攀附他们的官员，几乎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排挤和迫害。
再次，受贿鬻爵，败坏吏治士风。以曹、石为代表的夺门之人本就是为了获取巨大利益才冒险进行政治投机活动的，因此复辟后他们在政治地位上得到满足的同时，必然要求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而收受贿赂无疑是最便捷、最常见的获利方式。以自己手中的权换别人手中的钱，他们玩得乐此不彼。据记载当时权钱交易成风，行贿受贿公行。朝臣争先恐后奔走于曹、石之门，他们以“货之多寡为授职美恶，入之先后为得官迟早”（（清）夏燮：《明通鉴》卷28《英宗睿皇帝后记》，天顺二年），完全抛开了正常的官员取舍标准。如前文提到的都御使罗绮就曾“以银千两赂吉祥，求转京职”，南京太常少卿王谦因考满入京，以重金谄求，屡得石亨保举，虽未能如愿入阁，却得以留为京官。还有本因贪赃被黯为民的卢彬，也因为石亨的同乡而官复原职。据《明史》记载：
（石亨）纳私人重贿，引用太仆丞孙弘，郎中陈汝言、萧瑰、张用瀚、郝磺、龙文、朱铨，员外郎刘本道为侍郎。时有语曰“朱三千，龙八百”势焰熏灼，嗜进者竞走其门。（《明史》卷173《石亨传》）
在英宗复辟之初，因贿赂而升迁好像成为当时的一种风气。据《皇明通纪》记载，跟随石亨夺门的人其实只有几百个，但后来冒功升迁者却达到四千余人，这其中绝大多数都是靠贿赂得逞的。曹石等人这种大肆受贿、公开卖官鬻爵的恶劣行径，导致了“政以贿成，奔竞成风”的局面，使得人心浮躁、道德沦丧，“士大夫不知廉耻节义为何物”（（明）李贤：《天顺日录》，（明）邓士龙辑《国朝典故》卷55）。这严重败坏了当时的吏治士风，给投机小人和无能庸才以窃据高位的机会，一时鸡鸣狗盗之辈占据朝堂，正直人士有怨不得声张，使得天顺初年政局呈现出一片鸟烟瘴气、极度混乱且黑暗的局面。
最后，打击言官，堵塞言路。一个王朝政治清明的主要标志就是言路的畅通，言官和臣民都敢于上书言事，才能纠弊锄奸、匡扶朝政，明朝从朱元璋开始就规定臣民布衣皆可上书言事，但复辟后曹石集团出于专权的需要，却不惜大肆地打击言官，堵塞言路。时任右副都御史的王竑便首当其冲，他在景泰初曾率众当阙击死王振党锦衣卫指挥马顺等人，此等正直之士自然为曹石所不容。天顺元年二月因“石亨辈深恶之”故旧事重提，王竑被“谪为浙江右参政，寻除名为民”（（明）陈建：《皇明通纪》卷17，丁丑天顺元年，第751页）随后石亨又“以给事中成章、御史甘泽等九人尝攻其失，贬黯之”（《明史》卷173《石亨传》），《明实录）亦有“降成章等九人俱为卫经历”的记载，因他们“尝攻其（石亨）过，以为酷暴具名以闻”（《明英宗实录》卷275，天顺元年二月戊申）。成章、甘泽等言官本职责所在，却因此受到惩处，石亨等人的“酷暴”也正好由此体现出来。
“杨暄弹劾案”更是一起曹石集团打击言官的典型事件，此案是天顺初年言官系统对曹石集团斗争中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一次。监察御史杨暄是此案的发起者，他首先“言太监吉祥、总兵石亨家人占夺民田，乞加禁约”（（明）李贤：《天顺日录》，（明）邓士龙辑《国朝典故》卷55），不料曹吉祥却在英宗面前反咬一口，随之十三道监察御史共同上奏弹劾曹石，结果反被对方诬告以致失败。杨暄、张鹏等御史皆被下狱且“榜掠备至”，随后又牵连到都御史耿九畴、罗绮，亦下狱。石亨等人至此仍意犹未尽，趁机又诬陷内阁为主谋，随即将徐有贞、李贤逮捕入狱，同时“亨等复潜诸言官。帝谕吏部，给事、御史年逾三十者留之，余悉调外。”（《明中》卷162《杨瑄传》）此案就像滚雪球一样，在曹、石的推动下越来越大。最终因为上天示警方使杨暄、张鹏捡回一条命，于是“降有贞、贤皆参政，九畴布政使，绮亦参政，御史盛额等调知县，暄、鹏俱滴戍辽东铁岭卫。”（（明）陈建：《皇明通纪》卷17，丁丑天顺元年，第755页）后来，张鹏、杨暄在去辽东的路上因承天门灾被赦还，有人告诉他们要想免祸就应该去石亨、曹吉祥府上拜访致谢，他们没有听从，果然“复谪戍南丹”。曹、石为了自身的利益不惜大肆地打击言官，李贤在谈到杨暄案时曾言道，“其都御史、御史逮之一空，朝野愕然，莫不失望，言路从此不通矣。”（（明）李贤：《天顺日录》，（明）邓士龙辑《国朝典故》卷55）可见曹石等人对言官的打击和迫害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言路由此被堵塞，朝廷上下文武官员对曹石的恶行多是敢怒而不敢言。
另外，祸乱军政，纵容边吏，致使边患内乱严重。前文提到，石亨在诬陷大同巡抚年富后，趁机与张朝奏请“尽罢各边各省巡抚及提督军务等官”（（明）陈建：《皇明通纪》卷17，丁丑天顺元年，第751页），这就更有利于他们对边关军队的控制。而武将一旦失去了监控，便骄狂态情、为所欲为。对此，当时“中外将帅半出其门”的武将首领石亨不仅没有严加整顿，反而纵容包庇。因此，天顺初年的多数武臣并没有担负起守土安民的重任，相反却成了误国害民的恶势力（庞乃明：《杨瑄弹劾案”及其对天顺初政的影响》，《史学集刊》2000年第3期）。他们霸占土地、强娶民女、走私贩运、以权谋利，更有逼抑有司、干预地方事务，甚至私役军丁、草菅人命等等，情形不一而足。由于缺乏训练，加之将领怯战，军纪不整，这一时期明朝军队的战斗力非常低弱，在内外战斗中屡遭败绩。石亨屡次巡边均无功而返，石彪冒功献捷被岳正识破，安远侯柳溥更是任虏寇抢掠，不敢出兵。两广苗族、瑶族数次叛乱，攻克州县无算，剿寇者却望风而逃，诬良为盗。据记载，“时两广盗蜂起，所至破城杀将，诸将怯不敢战，率杀平民冒功，民之从贼者益众。”（（清）夏燮：《明通鉴》卷28《英宗睿皇帝后记》，天顺三年）可见，曹石专政对军队和国防都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天顺初期的大明王朝处于危险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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