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03-13 21:18:30 来自: 三秦老虎
视野的评论 5 ○顾颉刚学问渊博,善写文章,乃“疑古学派”之大家。作为名教授,顾颉刚长于研究,却拙于教学。在北大上课时,顾颉刚总是穿宽大长袍,戴一副白色金边眼镜,微驼着背,显得不苟言笑。虽然旅居北京多年,却仍然脱不了一口浓重的苏州口音,再加上有点口吃,所以讲课时常常词不达意,意多而言语跟不上,一般学生不易听懂。因此他便扬长避短,很少侃侃而谈,除了发给学生大量资料外,大部分时间都在拿起粉笔在黑板上疾书,通常写满三四黑板,下课的铃声也就响了。钱穆曾说:“颉刚长于文,而拙于口语,下笔千言,汩汩不休,对宾客则讷讷如不能吐一辞。闻其在讲台亦惟多写黑板。”虽然顾不善讲课,但他的板书内容却是精心准备的读书心得,很有见解,对学生很有启发,所以时间一久,大家也就认可了他这种独特的教学方法,觉得货真价实,别具一格。
○顾颉刚考试也与众不同,他不要求学生死记硬背,而是要求学生学会找资料,进行独立的研究和思考,并鼓励他们创新。考试时通常采用开卷的方式,让学生把试卷带回去做,但不许抄他的观点,凡抄袭他观点的试卷分数都极低,凡是提出自己见解的,即使是与他唱反调,只要能自圆其说,往往能得高分。
○杨向奎曾比较钱穆、顾颉刚、傅斯年讲课的不同特点:“钱先生是长江大河,滔滔不绝;而顾先生口吃不能多言,只写黑板;傅先生总是坐在讲桌后面,议论不休。”
○明清史专家孟森在北大任教时,永远穿着一件旧棉布长衫,面部沉闷,毫无表情。讲课出奇的沉闷。他编有讲义,学生人手一编。每次上课必是拇指插在讲义中间,走上讲台。他讲课从来不向讲台下看,照本宣读,与讲义上一字不差。下课时,讲义合上,拇指依然插于讲义中间,转身走去,依然不向讲台下看。下一课仍旧如此。
○孟森心气和易,不擅讲课,江苏口音较重,加之讲课内容与讲义完全一致,学生缺席者便多。于是孟便常点名,但每次点名,只有少数人在堂上轮流应到。孟点完名后便说:“今天讲堂座上人不多,但点名却都到了。”然后继续讲课。孟对考试要求十分严格,如到时间仍不交卷,则严厉批评。他在课堂上从未谈过反对白话文,但用文言答卷的同学往往得高分,用白话答题的得低分。
○朱希祖在北大任教时,操一口海盐话。有的北方同学听到毕业,也没听懂几句。一次朱讲文学史,讲到周朝,反复说孔子是“厌世思想”,同学们都很奇怪,黑板所引孔子的话都是积极的,怎么是厌世呢?过了许久,同学们才解开此谜,原来朱所谈为“现世”而非“厌世”。
○1947—1948学年,已经担任多年辅仁大学校长的陈垣第二次被聘请到北大史学系兼课,讲授“史学名著评论”和“中国佛教史籍概论”两门课,很受学生欢迎。据张守常回忆:当时陈“已接近70岁了,但精神矍铄,按时上课,从不迟到或早退。天冷时穿长袍,围一暗色围巾。后来天气渐暖,穿蓝布大褂。朴素而整洁,美髯飘拂,举止从容,真使人有望之若神仙之感。随手打开携来的布包,取出讲稿,……都是用毛笔写在毛边格子纸上的。但开讲之后,他不念讲稿,也不大看讲稿,那讲稿对他似乎不是为了备忘,似乎是为了引申发挥起来防止离题太远。”陈讲课“清清楚楚,话不多,板书也不多,要言不烦,而又很有条理。极富‘可听性’,笔记不难。……为了说明前几种书打乱了再写成后一种书,他说这是‘化学的’;另有一种情况,是前几种书凑成后一种书,他说这是‘物理的’,设喻恰当,使人易解。写罢板书,他又加上一句:陈援庵生平第一次这样用‘的’字,引得大家微微一笑。他的课堂上是非常安静的,但也偶尔有这样的引人一笑,安静中又有温馨,使人如沐春风”。陈讲课时尤其注意前人的错误:“在他眼里,前人的错误不知怎么那么多,就像他是一架显微镜,没有一点纤尘逃得过他的眼睛。不,他竟是一架特制的显微镜,专挑错误的。……他的嘴相当厉害,对于错误的学者批评得一点也不留情。”他经常告诉学生:“著书要提笔三行不错才行。”
○伦哲如(明)在北大开设的课程是目录学。他不仅连上下课有钟声都不清楚,每每需要人提醒,而且连课程的内容、数量、讲授时间长短,也一并不知,学生偶尔问及,他照例回答:不知道!
○沈兼士和从清华来北大兼课的陈寅恪上课一样,讲课时,总是闭着眼睛讲,到下课时,才睁开眼,走出教室。沈兼士的考试最让学生害怕,他教的是文字学,常考生僻字,对学生要求又严格,所以学生往往有得零分的危险。
○刘半农在北大讲古声律学,经常运用西方试验方法来分析问题,不易听懂,所以选课人不多。最多的时候有十几个人,最少的一次只有张中行一人。因此,刘考试出题便出得尽量简单,学生如果还不会,他便在一旁指点一二。结果,高分不多,太低的分数也不会有。大家皆大欢喜。
○钱玄同在北大主讲文字学时,上课从来不带书本,粉笔之外,身无长物,口讲指画,滔滔不绝。一个字的含义,往往要解释好几个小时,随口引证《说文解字》、《尔雅》,原原本本,绝无差错。而且经常会发一些惊人之论,曾对学生发议论说:《说文解字》是一部集伪古字、伪古义、伪古礼、伪古制和伪古说大成的书籍。
○毛子水早年留学德国,专攻科学史和数学,回国后,受傅斯年之聘,在北大历史系讲授“科学方法论”等课程。平日上课穿一件旧长衫,衣着不整,很有名士派头。他讲课时,经常引用很多数学公式,加上口才不佳,因此选课者寥寥无几。但由于毛为人厚道,判分比较宽松。常常是各系的高年级同学临毕业时,为了凑足学分才慕名来选毛的课,因此每年来上课的学生总能维持在三、五个。
○北大在30年代开始开设“国民党党义”课,是全校一年级的共同必修课。此课颇受学生冷落。但教党义的教师王宣,却很有办法。据当年的学生回忆:党义课在备有二三百人座位的二院大礼堂上,但听课人寥寥无几。经常去听讲的只有一个人,据说是先生的同乡,不好不去捧场。但王宣很有涵养,只要有人在,不管多少,他就可以对着空空的大礼堂开讲;如果连一个学生也没有,他就坐在讲台上等下课终生敲响后才走。他又一本点名册,照例上堂点名。一个学生可以代十个、二十个学生答“到”,凡有应“到”之声,即以“到”论,无应声者才算缺课。 期末考试,学生蜂拥而至,坐满课堂,成绩按“到”多少增减分数,不过凡有答卷的最少也有60分。
○蔡元培在北大提倡军国民教育,聘白雄远为军事训练课教员。白早年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挂有少将军衔。他身材魁梧,双目有神,身着军服,扎皮带,蹬皮靴,一身戎装,十分威武。然而“军事训练课”虽为学生必修课,但常常不被学生们所重视。白对付学生很有一套,愣是把这课上了下来。他第一次上课就首先宣布:“只要大家按时上课,到学期考试就是一百分;如果试卷答得好,就是一百二十分!”话音一落,学生哄堂大笑。他却仍旧板紧面孔,继续说:“那个二十分嘛,给你们留到下个学期!”学生又一次哄堂。白记性极好,二三百受训的学生,他几乎都认识。虽在课上煞有介事,立正,看齐,报数,一丝不苟。但课下总很亲近学生,遇见学生称某先生,表示非常尊重。有时还会说学生学的是真学问,前途无量,他学得这一行简直不足道。因此大家都很喜欢他。考试时,他常是高抬贵手。一次,期末考试,他将试题出于黑板上,便有学生要他解释题意,他便根据答案要求原原本本地解释起来,学生们边听边答卷,还不时地说:先生,慢些说。就这样大家高高兴兴地交了卷。蔡元培对白的评价很高,他说:“白君勤恳而有恒,历十年如一日,实为难得的军人”。
○西南联大时,金岳霖发表演讲,主讲小说与哲学的关系,讲到最后,结论却是:小说和哲学没有关系。有人问:那么《红楼梦》呢?金答:《红楼梦》里的哲学不是哲学。
○西南联大时,金岳霖曾开设一门选修课:符号逻辑。对很多人来说,去听课就如去听天书。因而每次上课,教室中只有零星几人。其中有一名叫王浩的学生却是例外,能够懂得此门学问的奥妙。金经常会在讲授过程中停下来,问:“王浩,你以为如何?”于是这堂课就成了他们师生二人的对话。
○金岳霖授课时,常把学生也看作学者,以学者对学者的态度研究问题。他讲课常常是“不带书本,不带讲稿,走进课堂只带一支粉笔,这支粉笔并不使用,经常一堂课下来一个字也不写。”
○当年,金岳霖讲授的逻辑学是西南联大文学院一年级学生的必修课。大一的学生在中学时没有听说有逻辑这门学问,都对金的课很有兴趣,所以一个大教室经常坐的很满。金上课要提问,学生太多,又没有点名册,因而他经常一上课就宣布:“今天,穿红毛衣的女同学回答问题。”于是所有穿红衣的女同学就既紧张又兴奋。学生回答问题时,金就很注意地听着,完了,便说:“Yes!请坐!”
○学生喜欢向金岳霖提问题,金不论问题难易深浅,总是有问必答。有一华侨学生,名叫林国达,操广东普通话,最爱提问题,问题大都奇怪异常。有一次他又站起来提了一个怪问题,金想了一想,说:“林国达同学,我问你一个问题: Mr.Lin Guo Da is perpendicular to the blackboard(意谓林国达君垂直于黑板),这什么意思?”林国达当时就被问住。因为林国达当然无法垂直于黑板,但这句话在逻辑上没有错误。后来,林国达因游泳被淹死。金岳霖知道此事后,上课说:“林国达死了,很不幸。”在这一堂课上,金一直没有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