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本兼治是来自中医的一个名词，是指不但要消除表面的病征，而且要根除引发疾病的原因。一种病可能有多种表征，不同的病可能有相通的表征，同一个人可能有一种以上的病，要从表征上准确判断病的本质，从现象看到本质，这乃是优秀医者诊治病情的精髓所在。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医学研究结果表明，心血管疾病，尤其是发病率高的动脉粥样硬化疾病，是可以预防、治疗与康复的，因此，上医治未病，就应该是心血管医生追求的最高境界。
然而目前中国三甲大医院的主要临床工作，仍集中在疾病的终末期抢救或管理，即治已病之病，而对疾病的早期预防却做的很少。因此防止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从上游来控制心血管疾病的发病与发展，依旧任重而道远。
人们关于动脉粥样硬化性疾病的认识非常缓慢，直到病理学的进展及病理学家的努力，尤其在动脉粥样硬化研究的早期阶段，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04年，德国莱比锡病理学家Marchand正式提出“atherosclerosis”这一概念；1913年俄国病理学家Nikolai Anitschkow使用富含胆固醇的葵花油喂养兔（139天内喂食家兔82.7g），成功诱导出动脉粥样硬化病变。
当前动脉粥样硬化的研究，已形成三大主要学说：血栓形成学说、脂质浸润学说、炎症学说。
动脉粥样硬化的血栓形成学说，于1841年由Carl Von Rokitansky提出。他认为动脉壁内层的沉积物，是源于纤维素和其他的血液成分，而不是化脓的结果。后来，由纤维素和其它血液中的蛋白质变性产生了粥瘤，最后这些沉积物被一种包含有胆固醇结晶和脂质颗粒的果肉样物质所修饰。1981年James T Willerson提出了更为完整的动脉粥样硬化性血栓形成机制。
动脉粥样硬化的脂质浸润学说，是由德国病理学家Virchow于1863年所提出。这一理论认为，动脉粥样硬化病变主要是因血浆脂质水平增高所引起，但具体是哪种血脂成分，当时人们并不清楚。
关于胆固醇在人类动脉粥样硬化中的作用的机制研究，在20世纪40年代才真正开始，因为之前人们普遍认为斑块是衰老的必然后果，无法预防。经过百余年的发展，胆固醇理论已成为动脉粥样硬化心血管疾病的研究的核心理论之一。
动脉粥样硬化的炎症学说最早也可以追溯到Virchow，他不仅是脂质浸润学说的创始人，也在1856年指出动脉粥样硬化是动脉内膜的一种炎症反应。1999年，R.Ross综合论述了炎症在动脉粥样硬化中的作用，使动脉粥样硬化的炎症理论得到普遍接受。但是动脉粥样硬化病变不同于普通炎症，是以动脉内膜局部修饰的低密度脂蛋白沉积和内皮细胞激活为前提而发生的动脉炎症。
这一学说，也是目前各类药物研究中，重要的观察点之一。如他汀和PCSK9抑制剂，都提示在降低胆固醇之外，还有一定的抗炎作用。
除此之外，关于动脉粥样硬化的学说，还包括损伤反应学说、氧化学说、同型半胱氨酸学说、精氨酸学说、剪切应力学说等。但关于动脉粥样硬化的病因学方面，人们至今未能确定始动病因。
自从1961年William Kannel在Framingham研究中首次提出危险因素的概念后，严谨的大规模心血管流行病学研究发现了众多的危险因素，目前有文献报道达到上百种。
20世纪初，特别是“二战”后，西方国家的传染病和营养不良性疾病发病率下降,人均寿命不断延长，疾病模式也发生了明显变化，高血压、冠心病逐渐上升，跃居心脏病的前列，成为防治的主要疾病。因此，寻求致病因素，便成了先决任务。
1914年美国心脏病学家Richard Cabot首次在其论文“心脏病的四种常见类型600例分析”中，强调了心脏病病因的重要性。1931年 Paul Dudley White 在《心脏疾病》一书中，首先以病因为基础来阐述心脏病。
目前对于动脉粥状硬化缺血性心脏病（冠心病）的危险因素认知，都来自于美国麻州佛明翰（Framingham）流行病学研究。
上世纪五十年代美国心血管病的发病率达到顶峰，心血管疾病已是造成全美50%死亡的致死原因，而发病的原因久久困扰着相关领域的专家们。最终，1948年美国国立心肺及血液研究所（NHLBI）选择在波士顿附近的人口流动性小的Framingham小镇，启动一项临床研究，这就是心血管疾病研究历史上著名的佛明翰心脏研究（Framingham Heart Study）。
1961年Framingham 的研究报告中第一次使用了“危险因素”这一词，与此同时美国及其他国家的前瞻性研究一致证实，血胆固醇升高、血压升高和吸烟是冠心病的三大危险因素。“危险因素”这一重要概念的提出和明确，极大地推动了心血管病流行病学的发展。此后，研究各种危险因素的致病作用、预报价值和预报方法一直是心血管病流行病学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从此，一个小镇的研究，开启了心血管领域的研究历史。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该研究在权威医学杂志上共发表了约1,200篇文章，“危险因素“的概念也成为现代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佛明翰心脏研究（Framingham Heart Study）为一纵向观察性研究，研究对象包含了5,209名年龄介于30至62岁的小镇居民，研究观察与探讨患有心血管疾病的人与其他人有何不同。这些小镇居民每年都接受包括血压、心电图异常、胆固醇、抽烟与体重等医学检查，研究者便能将这些指标变化，与冠状动脉心脏病的发展进行连接。
Framingham Heart Study的重要意义，在于找出预测疾病发生的危险因素，透过早期干预，达到预防的目标。
基于佛明翰心脏研究成果，为强调预防，美国特意建立了“健康国民2020（Healthy People 2020）”计划，这是一项以健康促进与疾病预防目标的十年计划。
美国佛明翰研究发现，个体同时具有高血压、血脂异常和吸烟这三个危险因素，冠心病发病的危险比只有一个危险因素的患者增加十倍以上，多重心血管病危险因素，导致心血管病程加快，病情加重，容易引起多器官衰竭而导致死亡。这是临床上最棘手和难处理的问题。
根据多种危险因素的概念，心血管疾病除了要标本兼治以外，还要有全局观点。在发现一种危险因素的时候，要主动寻求有无其他危险因素。对于并存的危险因素，必须要特别关注，给予更积极的治疗，才能取得最佳的防治效果。
例如，一位收缩压大于160mmHg的人，同时血胆固醇高于250mg/dl，且每天抽超过一包烟的人，其罹患冠状动脉心脏病的风险，相较于仅有一项危险因子的人，高出6倍。重要是的危险因子间的交互作用会进一步提高整体罹患的疾病风险，这观念对于疾病的预防与治疗有其应用性。也就是说，建议一位高血压病人戒掉吸烟习惯，可能比给予降血压药物来的有效果。另外，即使是有吸烟习惯与高血压的人，规律的身体活动也能降低罹病几率。
动脉粥样硬化主要影响身体内的大中动脉，如冠状动脉、颈动脉、脑动脉、肾动脉等，其斑块形成过程所用的时间，因人因病而异。例如，通常一个人颈动脉的粥样硬化斑块大约从青春期（15岁左右）就开始隐隐发育，至40岁左右变得明显，而到60岁左右，查遍颈动脉没有发现一枚动脉硬化斑块的人就屈指可数了。
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后期发生了许多实质性的改变，逆转后期斑块非常困难，所以研究动脉粥样硬化的逆转，尤其是早期快速逆转是非常必要的。
因此，了解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以及心血管疾病形成的危险因素、病理生理机制，尽早从源头控制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发生、发展，就有着非常重要的临床意义。
上述的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及冠心病等心血管慢病形成的危险因素的研究历程表明，评估个体心血管疾病发病的危险因素，并进行危险分层，是预防心脏病学的重要工作。个体心血管疾病发病危险（发病倾向和机率的估计），对心血管疾病防治，尤其是早期预防与治疗，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从人和自然的关系上来看，危险因素可以分为几个类型，例如遗传（基因或生物学因素）、生活方式、环境因素以及社会等因素。
其中年龄、性别和家族史，这些因素是不可改变的，但是其它的危险因素像高血压、血脂异常、吸烟饮酒、糖尿病、缺少运动、不健康饮食、精神压力等这些因素和生活方式密切相关，都是可以通过认知行为治疗，逐渐控制与改变的。因此，动脉粥样硬化疾病，是可以预防、治疗与康复的。
2004年，全球52个国家参与的国际健康研究（interheart）研究结果公布，再次证明，个体未来心肌梗死的90%发病率危险，可以由目前已知的九种可以改变的传统心血管危险因素预测：
血脂代谢紊乱
吸烟
高血压
坐式生活、缺乏运动
糖尿病前期／糖尿病
腹型肥胖
饮食缺少蔬菜水果
大量饮酒
精神紧张
美国佛明翰研究提出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这个概念以后，心血管病研究，特别是心血管流行病学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除了对传统（经典）危险因素，继续进入深入研究，近年来陆续发现一些新的危险因素。
在研究手段上，现在已经达到分子水平。至今为止已知的心血管病主要病因，导致动脉粥样硬化形成的危险因素有多达上百多种，而且专家共识度高的也有十几种。
而且，既往研究表明，传统的危险因素已不能完全解释和预测心血管病发病和转归的规律，探索新危险因素及其作用已成为近20年新的研究热点。
这方面研究得最多的是同型半胱氨酸及其有关代谢物（如叶酸和亚甲基四氢叶酸还原酶等）、炎症因子（主要是C-反应蛋白）、凝血因子（如纤维蛋白元）和一些血管内皮因子。另外，对血脂的深入研究发现一些亚成分，例如小而密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脂蛋白（a）在致动脉粥样硬化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些亚成分的研究也是过去传统因素研究中没有涉及的。
所谓疾病谱，是指一定时期（通常以一年为单位）一个国家或地区人群发病情况的总和，它反映各类疾病在总发病例中所占的比重和位次，由疾病构成比和疾病顺位两个指标组成。
随着医学科学的发展，现代生活方式的转变，急性传染病少了，慢性病多了，中国的疾病谱已经从传染病转变到慢性病。相关数据显示，25年来，我国的主要死因已转变为心脑血管疾病、肿瘤和慢性阻塞性肺病。2019年中国心血管病患者已达2.9亿，患病率仍处在持续上升阶段，每年死亡数约350万例，已占全国死亡的42.8%，居中国各类疾病之首。
医学模式是指对医学的认知以及临床医学路径，应该与疾病谱的发展相对应。现代医学起源于生物医学模式，从纯生物学角度研究宿主、环境和病因三大因素的动态平衡。但是，这一模式也使心身二元论和以“还原论”为主导的机械唯物论的哲学观，成为主导，使人们忽视了疾病与健康的相对性以及人的生物、心理、社会诸因素间的联系及相互影响。因此这一模式本身也存在着内在的缺陷，并在医疗实践中会带来一些消极影响。
1977年美国医生恩格尔在“科学”杂志上发表文章“需要新的医学模式—对生物医学模式的挑战”，批评了生物医学模式“还原论”和“心身二元论”的局限，并提出了“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概念。
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并不排斥生物医学的研究，而是要求生物医学以系统论为概念框架、以身心一元论为基本的指导思想，既要考虑到病人发病的生物学因素，还要充分考虑到有关的心理因素及环境和社会因素的影响，将所有这些因素看作是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为医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指导思想，也是医学心理学发展的重要依据。
1）危险因素的缘由、定义与临床意义
关于冠心病危险因素的认识是逐步发展而来的。直到50年代随着 Minnesota 和 Framingham 研究发现，才提出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可能是冠心病的易患因素，并提醒应重视血胆固醇升高、血压升高和吸烟三个因素，注意超重和早发心血管病的家族史。1961年Framingham 的研究报告中第一次使用了“危险因素”这一词。
危险因素这一重要概念的提出和明确，极大地推动了心血管病流行病学的发展。此后，研究各种危险因素的致病作用、预报价值和预报方法一直是心血管病流行病学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危险因素（Risk factor）是指个体固有的生理、心理因素或生活环境中的其他因素。它们的存在可促使疾病发生，去掉之后可减缓甚至阻止疾病的发生。
2）从危险因素，到危险分层
20世纪90年代起，人们认识到预防冠心病的重点，并不仅仅在于控制单个危险因素，如高脂血症或高血压，更应当对个人存在的多个危险因素进行综合干预，并提出了“总体危险评估”的概念。
心血管疾病的预防从关注个体单个的危险因素水平，向关注个体所有危险因素协同产生的总体危险的新阶段发展。各主要危险因素的防治指南，也以此为基础更新,引入了“危险分层”的概念，并以此指导预防和治疗决策。
我国2019年发布的高血压防治指南，已经推荐了危险分层的方案，和依据心血管疾病风险指导治疗决策的原则。心血管疾病总体危险的概念，极大的改变了心血管疾病的防治实践。
根据个体未来心血管疾病风险高低，决定临床治疗干预强度和方式，是目前心血管疾病一级预防和二级预防的核心策略。
评估发生的心血管疾病总体风险，不仅有助于临床医师关注患者的多重危险因素状况，并制定个体化的综合治疗策略，最大程度地降低患者心血管疾病发生的总体危险，同时也有助于对患者进行健康教育，提高患者的治疗依从性及自我健康管理能力。
3）心血管疾病的残余风险
早期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的大量知识和理论，促进了治疗药物的研发，并通过大量临床试验研究，提供了充分的有效性和安全性的证据。这些研究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转化为全世界心血管疾病的防治实践。吸烟、高血压和胆固醇等主要危险因素的广泛治疗和控制，已经使西方发达国家心血管疾病死亡率出现了持续下降的趋势。
但这些危险因素的控制并未真正阻止心血管疾病的流行。一些国家心血管疾病死亡率的下降趋势亦停止甚至回升。这一方面，是因为人群中以肥胖、多重血脂异常和糖尿病为主的代谢危险因素明显上升。另一方面，传统的危险因素并不能完全解释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接受传统危险因素常规干预且达标的人群也依然具有一定的心血管疾病发病死亡风险，这部分风险被称为心血管疾病的残余危险。
心血管疾病残余危险的存在激发和促进着新的危险的探索研究。生物学技术快速进步带来了研究方法的不断更新，极大的促进了多种新的血脂成分、炎症因子、促血栓因子和多种代谢因素和遗传因素，与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发病风险的关联研究、机制研究和新型药物的临床试验研究。
对于心血管疾病残余危险的认识和评价，也促使了对传统危险因素正常值和干预目标的研究和更新。
4）从传统危险因素，到新的预测指标
近20余年来，各国研究人员除了利用不同的研究队列，建立适合本国人群特点的预测模型外，还对许多“非传统危险因素”的生物学指标，在冠心病事件发生中的预测作用，进行了大量研究。
随着分子生物学、分子遗传学、血管生物学和内分泌学等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已成功地应用于心血管病研究。另外生物芯片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快速发展，促成了心血管病学和流行病学的更紧密的结合。一门新的边缘学科─分子心血管流行病学已经形成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心血管病的病因包括遗传和环境两个大方面。从分子和基因水平研究心血管病的流行规律对揭示心血管病病因和寻找有效的防治方法有着不可估量的前景。目前有关血压、血脂和血糖的基因型和表型相互关系的研究十分活跃，并已取得了不少突破性进展。
其中生物学指标，包括血清学指标，如高敏C反应蛋白、脂蛋白（a）、B型利钠肽、纤维蛋白原、纤溶酶激活物、同型半胱氨酸、肾素、1型凝血酶原激活物抑制剂、D二聚体、尿白蛋白／肌酐比值、糖化血红蛋白A1C等。
影像学指标，如电子束CT或多排CT测定的冠状动脉钙化积分、超声测量的颈动脉内膜厚度，基因检测指标如N5，N10亚甲基四氢叶酸还原酶（MTHFR）基因突变，载脂蛋白E（APoE）、间隙连接蛋白基因4（GJA4）、氧化酶CYBA、血浆纤溶酶原激活物抑制物（PAI－1）及基质金属蛋白酶3 （MMP3）等基因多态性，以及其他一些无创检查指标，如踝－肱动脉指数等。
5）从遗传、生物及环境因素，到心理、社会因素
A型行为（type A behaviour ）是美国加州心脏病专家Meyer Friedman和Rosenman RH于1970年提出，其基本行为特征为竞争意识强，对他人敌意，过分抱负，易紧张和冲动等。从20世纪60-70年代开始，A型行为模式，在预测冠心病发病率方面取得巨大成功，并被认为是冠心病发展的一个强有力的独立危险因素。
这些概念，在佛明翰心脏研究之后，变得更为重要和广为人知。许多研究表明，有一组特定行为（例如A型行为），增加冠心病发作的可能性，而且这种“冠心病易患行为模式”，与其他已知的传统危险因素叠加在一起，是预测冠心病的强有力的危险因素。
著名的国际健康研究（interheart）研究的发表，其中引用了大致相同的心理社会风险因素，第一次将心理社会因素可能归因于冠状动脉危险约30%。由于国际健康研究研究包括代表超过50个国家大约16 000名CVD患者和相同数量的对照，结果非常稳定且显著。另外确定了其他危险因素，包括低社会经济状况、来自工作和家庭的情绪压力、缺乏社会支持和社会隔离以及伴随的负面情绪（抑郁、疲惫、绝望、愤怒和敌意），均确定基于冠状动脉危险因素。
长期以来，人们直观认识到社交活动不足和社会支持不足对健康的影响。社会支持，一方面分为纯粹的社交活动定量评估，另一方面则是社会支持的定性和功能评估。这两个方面构成了人类社会交往和亲密关系的基本需求。
20世纪70年代，社会关系的重要性才首次在加州阿拉米达县研究中得以证明。最近几项基于人群的前瞻性研究得出相似结论：社交网络和社会支持的缺失使总体死亡率和心血管死亡率升高。
心理社会评估显示，疲惫最符合冠状动脉粥样硬化进展模式，似乎也最符合疾病进展的多变量模型因素，涉及的具体心理生物学机制尚不清楚。然而，多变量模型评估中，标准冠状动脉风险因素部分“解释”疲惫和代谢、血流动力学、免疫学、自主神经功能紊乱对心理致病性通路的影响。
6）倡导生活方式医学，全面管理心血管危险因素
除了继续上述各类研究外，特别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改变人群不健康的行为（生活方式），在这方面临床医务人员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另外，要在更大范围人群中采用严格的设计进行干预研究（重点是多重危险因素和代谢综合征），评估各种干预措施的效果，以指导人群防治工作。
在国际上，经过四十多年的临床研究与实践，随着大量临床研究证据的积累，医学界对生活方式与疾病的关系形成了共识。生活方式医学已经逐渐在“生物－心理－社会”的新医学模式下，形成了一门医学的新专科。
1999 年 James Rippe 教授出版了第一部生活方式医学的专著。2004 年美国正式成立了生活方式医学会（American College of Lifestyle Medicine）。不久，欧洲、澳洲、亚洲生活方式医学会相继成立，并逐渐成为医学界的新专科。
2011年美国联邦医保正式纳入第一个非药物、非手术治疗、逆转心脑血管疾病的临床服务项目（Ornish Program for Reversing Heart Disease）。
2017年10月美国生活方式医学会举办第一次专科医生考试，这标志着生活方式医学正式成为美国主流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生活方式医学（Lifestyle Medicine）被美国医学院协会评为2018年新兴医学专科之一，是针对慢性疾病的成因，通过对生活方式的循证医学改良，以非药物、非手术的方式，达到疾病预防、逆转、和康复的一线治疗手段。
生活方式医学，融合营养科学、运动生理学、心理及行为科学、社会学、睡眠科学、和临床医学等，在心、身、灵三个层面，通过重建个性化的生活方式，去防治或逆转慢性疾病，对心脑血管病和代谢性疾病的总体有效率（预防、逆转、康复）超过80%。
同时，建立在系统医学理论与循证医学基础上的心血管功能医学，全面考虑动脉粥样硬化病理生理过程中的综合因素，包括炎症反应、免疫应答、代谢紊乱、氧化压力等等，也为全面逆转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治疗方向。
我们首次在国内开设《逆转斑块的认知生活方式医学治疗》，将系列讲解常见心脑血管疾病的非药物干预与治疗的整合医学方案，课程内容如下，欢迎各位感兴趣的同道们参加。
逆转动脉粥样硬化斑块（颈动脉斑块、冠心病斑块等）的整合医学方案：
1、风险评估与危险分层
2、个性化治疗方案、达标、随访
3、整合医学方案及合理用药
4、膳食营养模式治疗
5、心脏康复运动治疗
6、正念冥想治疗
7、心血管功能医学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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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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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
岳红文（中国／美国）：临床医学博士、教授。1997年医学博士毕业于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阜外心血管病医院，2000 年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完成博士后研究，师从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Peter Agre 和William Guggino，从事基因治疗及创新药物的临床研究。2004年被聘为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卫生部重点实验室、心内科临床药理中心教授及学术带头人。2019年担任中国抗衰老促进会理事及功效营养分会秘书长。2020年任海南博鳌医疗先行区一龄心血管代谢防治中心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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